论邓小平发展民族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经济论文,理论和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民族经济，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心内容，也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一理论，对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
邓小平以发展民族经济，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中心内容的民族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早在1950年，邓小平就深刻地指出：“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①
建国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执行共同纲领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根本改变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建立了各族人民友爱合作的新关系。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周恩来及时提出：“我们各民族必须在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新的基础上来达到新的团结”，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实现“民族繁荣”。②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新疆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在新疆，“第一，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经济工作是民族地区第一位的工作。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不可能把经济工作放在首位，同时当时也未找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有效方式和途径。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虽有发展，西部地区不合理的经济布局有所改变，但并未摆脱贫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民族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0年8月26日，邓小平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谈话时强调：“在西藏，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真正去做，也并不难。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③1981年4月，中共中央在《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议纪要》中提出：“党的民族工作的总方针是，坚定不移地关心、帮助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逐步实现事实上的平等。”④1987年邓小平指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哪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⑤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中，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作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⑥1988年邓小平在祝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时题词：“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把发展民族经济作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完全正确的。第一，这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和根本原则是民族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在政治上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邓小平指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⑦然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了。”⑧在文化上，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民族文化，但经济不发展，发展民族文化也只能是一句空话。邓小平说得好：“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⑨解决所有问题，当然包括解决民族问题。不言而喻，“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是解决好民族问题的关键。”⑩第二，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无庸讳言，少数民族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上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而这个差距现在还在扩大。如果不大力发展民族经济，逐步缩小差距，发达地区愈来愈富，少数民族地区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这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第三，它反映了时代的特征。过去党和毛泽东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或者是战争引起革命，或者是革命制止战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长期坚持“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观点，混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的界限，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十一届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深刻地分析了我们所处的时代，认识到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实现了国际战略的转变。在国内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三大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11)民族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应当反映时代的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这个问题上，经常会碰到一种观点，即认为民族团结是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诚然，1950年邓小平针对当时少数民族与汉族存在着很深的隔阂的情况，提出：“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只要不出乱子，能够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12)毫无疑问，民族团结什么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基础，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保证。任何时候对民族团结问题都不能掉以轻心。虽然要彻底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和差别，还需要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但是，现在毕竟不同于建国初期那种情况，经过40多年的工作，民族团结已有相当深厚的基础，并受了种种考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巩固民族团结，需要做的工作当然很多，但是根本的是发展民族经济，邓小平认为只有民族地区生产发展了，人民富裕起来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同时搞好民族团结的目的，也是为了发展经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两者又是统一的，互相促进的。
二
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成功地解决了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途径和政策。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民族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帮助和发达地区的支援。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是我们党一贯的政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采用抑制东部地区发展的办法，来帮助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吃“大锅饭”。结果是既延缓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又未能使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摆脱贫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带动贫穷落后的地区和个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制定先富带后富政策的同时，邓小平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指出：“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13)中央从1980年起，设立“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1987年邓小平又指出：“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14)邓小平不仅指出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对振兴中国经济的意义和作用，而且提出了发达地区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方式，不是鼓励吃“大锅饭”，而是实行互助互惠，把发达地区的资金优势、人才优势、技术优势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使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地缘优势变成经济优势。从长远的、战略的眼光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后劲和前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状况。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繁荣，只有在国家发展繁荣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同样，民族地区不发展，也会阻碍整个国家的发展。
第二，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落后就不能消灭。早在1950年邓小平就指出：“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1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16)“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17)这是讲的全国的情况，对少数民族地区同样有指导意义。所不同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不能完全照搬汉族地区的一套做法，必须把中央的方针政策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他说：“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18)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少数民族地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要注意了解、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根据那里的自然条件、民族特点、经济结构、各族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生活状况，制定有关的方针、任务和政策。”“切忌主观、片面、一般化、一刀切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不要盲目地、硬性地推广内地的和汉族的工作经验。”(19)《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如何进行，尤其应充分考虑本地区的特点。”(20)
第三，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封闭状态实行对内、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一个部门。两种关门都不行。”(21)过去少数民族地区的封闭状态，比汉族地区还要严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在实行对内开放，即向经济发达地区开放的同时，又实行了对外开放。中央自沿海开放以后，又作出“三沿”（沿江、沿路、沿边）开放的决策，据不完全统计，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等9省区已经开放了上百个边贸口岸，经国务院批准内蒙古的满洲里、二连浩特、呼和浩特，广西的南宁、凭祥、东兴，云南的昆明、畹町、瑞丽、河口，新疆的乌鲁木齐、伊宁、塔城、博乐等为边境对外开放城市。对内对外开放，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第四，发展民族经济需要大批民族干部。邓小平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同样，在民族工作中，他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1952年7月10日，邓小平为西南民族学院题词：“团结各民族于祖国大家庭的中心关键之一，是在于各民族都有一批热爱祖国并能联系群众的干部。”1980年，他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谈话时又说：“当然，还要努力发展文化，培养民族干部，使民族干部知识化。为此，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民族学院都要加强。”(22)邓小平对民族干部的要求，在干部德才兼备的标准中，特别强调热爱祖国和知识化两条。
第五，提出了以是否有利于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作为判断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正确与否的标准。有人以在西藏地区汉人的多少来判断我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邓小平在同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谈话中驳斥了这种错误观点，深刻地指出：“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不仅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如果在那里的汉人多一点，有利于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不是坏事。看待这样的问题要着重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23)这个标准与邓小平后来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一致的。
三
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国家大力扶持和发达地区的支援下，经过深化改革、放宽政策以及对内对外开放，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下面运用典型分析的方法，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同全国和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一些比较研究，看一看纵向对比成就显著，横向对比差距拉大的情形。
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也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的省区之一，1990年与1949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增长1196倍；农业总产值增长11倍，其中粮食总产增加7.9倍，棉花增长近80倍，牛羊猪肉增长5.2倍；工业总产值增长140倍。8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10.6%，国民收入增长10%，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0.9%，发展速度略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10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城乡居民收入都翻了一番多，财政收入翻了两番多。国内生产总值由1980年占全国第26位，晋升到1990年占全国第24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80年占全国第16位，晋升到1990年占全国第10位。人均国民收入1990占全国第12位。民族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各项事业的振兴。
然而在80年代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开始拉大，从1992年以来，新疆经济发展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拉得更大。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全国增长12.8%，新疆为10.2%；工业全国增长20.3%，新疆为12%；农业全国增长3.7%，新疆为5.5%。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全国增长13.4%，新疆为9.5%；工业全国增长21.1%，新疆为10.9%；农业全国增长4%，新疆为4.4%。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80年新疆比上海少2333元，比广东少68元，和山东持平；1992年新疆比上海少5596元，比广东少1183元，比山东少51元。工业总产值1980年新疆与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省的差距分别为12.1倍、4.5倍、8.3倍、5.4倍；1992年扩大为13.7倍、6.9倍、10.2倍、9.9倍。而且工业的经济效益差，1992年新疆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每百元资金实现利税6.58元，比全国平均水平少7.8元，仅为1980年的37.1%，在全国的位次由1980年的17位降到27位。
再从职工和农民的收入来看。1980年新疆职工平均工资名列全国第3位，而广东排第11位，上海排第5位；1985年新疆职工年均工资排第7位，而广东名列全国第3位，上海排第4位；到1992年新疆降到第11位，广东名列第2位，上海跃居第1位。1992年上海职工年均工资高出新疆1531元，高出54.5%，广东比新疆高出1285元，高出46.9%。1980年新疆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01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9.7元，却低于广东64元，上海200.9元；到1992年，新疆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4元，低于广东567.7元，低于上海1485.9元；1993年新疆农民年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3.78元。
物价问题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1990年12月，新华社记者曾经发表一篇题为《乌鲁木齐的骄傲》的文章，称赞乌鲁木齐的“蔬菜价格全国最低”。(24)可是1992以来，新疆物价涨幅居高不下，1993年零售物价总水平上涨12.3%，1994年第一季度，新疆零售物价总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1个百分点，仅低于海南省列全国第2位，居民消费物价水平列全国第5位。这些情况，引起了新疆各级干部的焦虑，各族群众的埋怨。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这里仅就差距拉大的问题，作一些具体分析。其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过去就存在，现在差距拉大，看来还会继续扩大。因为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有一个先富和后富的过程。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25)先有一部分地区好起来，再去帮助差的地区，那就比较容易了，“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26)其二，差距是在发展过程中的差距。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也有发展而且发展速度不算慢，不过没有发达地区发展得快；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有改善，不过没有发达地区改善显著。正因如此，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办法，“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27)其三，我们必须防止两极分化。差距拉大要有一个限度。如果差距过分拉大，超过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承受能力，经济问题很可能诱发成政治问题，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最终也会影响全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的长治久安。邓小平多次强调：“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地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8)因此，对差距拉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其四，差距是可以逐步缩小的。为了逐步缩小差距，邓小平一方面提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29)另一个方面又设计了发达地区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方式：一是“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30)早在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就确定：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天津支援甘肃，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西藏，(31)二是，“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32)其五，问题在于现在是否已经到了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邓小平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33)他又说：“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34)
解决这个问题也不能一刀切，也应该有先有后。就全国来说，可以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但边疆民族地区应当提前。就新疆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九五”期间就应当逐步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其理由是：第一，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提出，中国经济格局正面临东西部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和转移。沿海地区乃至所有东部发达地区都面临着劳动力成本提高、土地地价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日渐饱和的趋势，在东西部经济格局的调整和转移之际，中央应当运用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倾斜加以引导，优先考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第二，过去新疆在国家帮助下，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不仅要比解放前好，还要比苏联好，比国内汉族地区好的要求，各族人民生活在全国居于前列。现在与发达地区差距起越拉越大，而物价居高不下，现在人们心理上很不平衡，如果差距继续拉大，经济问题就会变成政治问题，势必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甚至给境内外敌对势力可乘之机，历史上的教训应当引以为戒。第三，新疆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8国毗邻，占我国周边国家的1/2强，边界线长达5400多公里，占我国内陆边境线的1/4，既是对外开放的前沿，又是边防前哨。新疆经济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边防的巩固、国家的安全，而且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形象，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竞赛，如果周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比新疆快，生活比新疆好，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第四，到1995年，兰新复线已经建成，欧亚光缆已经开通，新疆的基础设施有所改善，制约新疆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有了缓解，新疆对中亚开放的地缘优势的作用愈来愈明显，新疆已具备了加速经济发展的条件，振兴新疆经济必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四
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群众不会坐等这一天的到来，而是以更加奋发的努力，去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全面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发展民族经济的理论，密切联系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学与赶的关系。邓小平指出：“认识落后，才能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35)少数民族地区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也是一种赶超战略，需要防止求成过急，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能发展多快就发展多快，切不可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标。要真正认识落后，才能改变落后。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很多，但最大的差距还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根本的思想路线上，转变观念、换脑筋的问题解决不如发达地区好，许多传统的观念、旧的框框，诸如“等、靠、要”的依赖心理，自我封闭的意识，姓社姓资的糊涂观念等，还在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体制比内地更僵化，改革更困难。因此，少数民族地区要实现赶超战略，必须首先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
二是国家支援与自我发展的关系。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援，建国以来，国家对新疆的财政补贴共计346亿元，仅1986年以后的7年中，就达175.1亿元，相当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133.4%；国家对新疆贷款总规模已经由1980年的24.7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781.1亿元，年递增达82%。这对新疆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但要振兴新疆经济，更主要的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不断增强新疆经济自我发展的能力。新疆与发达地区差距的拉大既是严峻的挑战，又是很好的机遇，说明新疆经济发展的潜力很大，据计算，如果新疆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则一年可增加产值140亿元，相当于新疆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3强。少数民族地区的赶超战略，必须分步骤进行，先赶上全国平均水平，然后再赶上发达地区水平。
三是中央的大政方针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必须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探索一条民族地区的改革之路，在发扬优势上做文章，在改变劣势上下功夫。新疆具有很大的资源优势，但必须把资源优势变成产品优势，不能仅靠“原煤”、“原油”、“原棉”这些附加值很低的产品走向内地市场，因为运出的原材料价格很不合理，1990年国家对原油的最高限价为748元／吨，而新疆输出的原油却大部分为平价（216元／吨）或计划内高价。而且地方对原材料产品税计征也偏低，按财政部规定，原油产品税的计征全国统一税为12%，而新疆依然保持为5%的水平。因此应大力发展工业，形成支柱产业，把原材料变成产品，靠产品在内地找市场，而不是靠卖原料过日子。新疆有很好的地缘优势，从中国大陆进入中亚地区，新疆是必经之路，但要真正使地缘优势变成经济优势，还需要做许多工作。农业是新疆的优势产业，是新疆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但新疆农村经济产业结构很不合理，1992年第一产业占82.8%，其中种植业占71.8%，第二产业占13.1%，第三产业占4.1%；而全国平均水平第一产业占35.8%，第二产业为56.3%，第三产业为7.9%。因此，新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有赖于在调整产业结构上狠下功夫。新疆的所有制结构也很不合理，我们整个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新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较低层次，按理在所有制结构上应比内地放得更宽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到1992年，全国国有企业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为50.5%，乡镇企业占35.6%，三资企业占7.1%，私营企业占6.8%；新疆国有企业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为78.4%，乡镇企业占4.3%，其它占17.3%。新疆经济落后主要是工业的落后，因此必须在发展工业上下苦功夫。在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同时，放手地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搞好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的同时，更着重于走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的路子，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四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发展、改革、稳定的关系，就是党的基本路线中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保证，它们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各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稳定比内地更为重要，在一定时期可能起决定的主导作用，但从总体上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只要我们扭住这个中心不放，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一定会走上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163页。
②《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49页。
③《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5页。
④《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7页。
⑥《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第304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7页。
⑧《邓小平文选》（1938-1965），第167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页。
⑩《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第282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
(12)《邓小平文选》(1938-1965)，第164页。
(13)《邓小平文选》（1975-1882年），第142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6页。
(15)《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164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
(18)《邓小平文选》(1938-1965)，第167页。
(19)《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第35页。
(20)《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件汇编》上册，改革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65页。
(22)《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275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6-247页。
(24)《新疆日报》1990年12月10日。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5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6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5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31)《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第181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3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35)《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