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问题研究的有关观点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转移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产业跨区域转移问题属于产业经济学和新地理经济学交叉的范畴。近年来，我国产业跨区域转移不断推进，对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对产业转移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产业转移的内涵和测度、效果评价、转移成因与影响因素、推动产业跨区域转移的思路和对策等几个方面。国际上对于产业转移问题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但国内对于产业转移问题的研究还处于探索期，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主要侧重对国内研究者有关观点的综述。
一、产业转移的内涵、类型研究
1、产业转移内涵和实现形式
产业转移现象很早就已经出现，研究者众多，赤松要、弗农、小岛清、邓宁等国际上研究产业转移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也没有对产业转移的内涵进行明确的界定。国内学者则比较重视研究产业转移的内涵，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界定：
(1)宏观层面的界定。较早给出内涵界定的是陈建军(2002)，他认为，“产业转移是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某些产业从某一地区或国家转移到另一地区或国家的一种经济过程”。这是一个非常中性的内涵界定，在目前学术界应用比较广泛(笔者对所查阅研究产业转移问题文献做了一个粗略统计，研究者有80%以上认同此定义)。但是，该定义只是一个对产业转移现象的描述，对转移的产业特性、转移的实现形式、转移的量化规定、特定空间变化都没有明确界定，给研究者产生模糊的认识，难以成为研究的基点；陈计旺(1999)重视产业转移中的产业性质和产业空间变动，认为“产业转移是衰退产业实现退出的一种重要方式；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间比较优势转化的必然结果，是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不断转移已经丧失优势的产业；产业转移是发达区域的部分企业顺应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通过跨区域的直接投资，把部分产业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区域进行，从而在产业的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该产业由发达区域向发展中区域转移的现象”。这个定义忽视了目前国内有许多产业，包括一些先进制造业甚至高技术产业出现向部分区域集中的现象，而且衰退性产业在我国也没有明确界定。另外，该定义忽视了目前中国许多产业在发达地区之间甚至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的现实，因此有一定的片面性；陈红儿(2002)进一步强调产业转移的空间含义，认为“产业转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地区的产业顺应竞争优势的变化，通过区域直接投资，把部分产业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区域进行，从而使产业表现为在空间上移动的现象”。但这个定义与陈计旺(1999)的内涵一样具有片面性；陈刚(2006)则认为，产业转移是指“一定时期内由于区域间产业竞争优势消长转换而导致的产业区位重新选择的结果，是产业发展在空间上的重构”；付保宗(2008)突出产业转移量的界定，认为“产业转移是由于某种条件的变化而引起某产业在相互联系的区域间相对规模变化的过程，产业规模相对增加和相对减少的区域分别被认为是产业区域转移中的产业转入地和产业转出地”。某个地区的某一产业自身发展以及另外其他有关联地区的产业自身发展都会导致地区间的产业相对规模的变化。陈刚(2006)和付保宗(2008)的定义可以在数量上把握产业转移是否发生，而且避免了产业转移中的区域单向性，更符合现实情况。但由于把某一区域自身发展的产业所导致的产业规模相对变化也包含在内，实际上一个区域间产业分工变化的概念，应该属于广义上的产业转移定义。当然，从发生的动因来看，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的变化具有很大程度重合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是由于比较优势的变化从而使得产业转移发生或者产业分工地位的变化。
(2)微观层面的界定。实际上就是从企业角度来探讨产业转移的内涵。魏后凯(2003)认为，产业转移的实质是企业空间扩张过程，也是企业再区位和区位调整的过程。该定义明确了产业转移主体是企业。换句话讲，产业转移的微观实现形式就是企业迁移(张玉等，2011)。企业迁移主要指企业从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转移，包括区域内迁移、跨区域迁移和国际迁移等迁移路径(Pellenbarg等，2002)。对比宏观层面的产业转移的内涵，微观层面的企业迁移更加直观。现实中的跨国公司投资大都是企业迁移的内容，许多关于跨国公司投资的文献实际上就是以企业迁移作为对象。微观层面的企业迁移的综合体就是一个狭义上的产业转移。
张公嵬等(2010)认为产业转移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产(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部分或整体迁移；二是产业区位的变化。譬如，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在沿海地区，现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份额在上升，沿海地区的产业份额下降可能是产业空间迁移的结果，也可能是企业倒闭、产业衰落的结果。同样，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份额上升，可能是承接沿海地区企业迁移，也可能是本地区的新增投资。不管怎样，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就是产业区位的变化。张公嵬等(2010)对产业转移的两种情形的区分实际上就是包括狭义和广义产业转移做出一个归纳比较。
综合国内外研究文献，产业转移宏观实现形式包括贸易和投资两个方面。赤松要(1937)的“雁行模式”认为，产业转移主要通过贸易来实现；小岛清(1973)以及弗农(1966)则把投资和贸易均作为产业转移的实现方式；陈建军(2002)也认为，产业转移常常以相关国家或地区间的投资、贸易以及技术转移活动等形式表现出来。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一个地区的产业转移更多地是表现为投资活动而不是贸易；虞锡君和钱方明(2005)具体分析我国浙商产业转移形式发现，以投资型产业转移为主，除了原有的直接投资和各种股权投资外，间接投资和非股权投资越来越多。
需要指出的是，投资是产业转移的主要实现形式，但产业转移和投资转移还是有所区别的(余斌等，2010)。根据前面关于产业转移的内涵界定，某一地区某一行业承接的投资如果不是来自于相同的行业，从狭义角度看，不能够看作是产业转移的投资行为；但从广义角度看，因为会导致不同地区产业地位和所占份额的变化，也属于产业转移的内容。
2、产业转移的类型和模式
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总结产业转移类型和模式，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从产业特性角度归纳产业转移模式。郑燕伟(2000)把产业转移分为扩张性产业转移和撤退性产业转移；郭元晞等(2010)依据产业动态演进特征的不同，将产业转移分为淘汰型转移、产能型转移、扩张型转移、配套型转移和延伸型转移五种类型，并归纳五种产业转移模式所对应的实现途径和适用的产业形式。
(2)从产业分工特性角度分析产业转移模式。汪斌(2001)从分工角度把产业转移模式分为垂直顺梯度工序型转移模式、垂直逆梯度工序型转移模式、水平工序型转移模式等；赵张耀、汪斌(2005)针对工序型国际产业转移在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一种新型的国际产业转移模式——网络型国际产业转移模式。网络型国际产业转移模式是一种复合型国际产业转移模式，其包含三种更为细分的国际产业转移模式，即垂直顺梯度工序型、水平工序型、“逆”梯度工序型国际产业转移模式。
(3)从转移动因角度总结转移模式。马子红(2009)认为，中国区域产业转移是生产要素转移和聚集的过程，受到各种要素报酬、市场容量和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并根据转移动因概括为七种区际产业转移模式：成本导向型转移、市场开拓型转移、多元化经营型转移、竞争跟进型转移、供应链衔接型转移、追求规模经济型转移和政策导向型转移模式。
(4)从转移路径角度归纳模式。曹荣庆(2001)根据产业转移具体途径把产业区域转移归纳为六种：整体迁移式、商品输出型、市场拓展型、资本输出型、产业关联型、人才联合型；陈刚、刘姗姗(2006)则把产业转移分为：区际直接投资转移模式、直接设厂转移模式、收购兼并转移模式、委托生产或生产外包转移模式、OEM转移模式、对外建立销售网点等模式。
(5)从微观企业迁移角度归纳转移模式。张玉等(2011)把企业迁移分为整体企业迁移或部分企业迁移两种方式。整体迁移指整个企业从某个区域迁移到其他区域，而部分迁移主要指企业活动的一部分从某个区域迁移到其他区域，其他活动仍保留在原来区域，如企业总部迁移、生产基地迁移、研发基地迁移等。还有人把企业迁移分为增量式转移(迁移)和存量式转移(迁移)。增量式转移是指企业坚持原址不变的情况下，为了扩大而在其他地方设点，这种企业考虑的是自身更大的发展，为了市场扩张而在其他地方设立生产基地或营销中心、研发机构等。浙江产业转移主要属于增量式转移，较少进行存量式转移，这主要是因为基于集群效应和沉没成本的产业转移粘性以及产业承接方的制度环境及其衍生的各种风险所造成的(江霈，2009)。存量式转移是指企业把原来的厂房设备等全部搬迁至其他地方进行生产，企业考虑的是基础的生存问题，或者是政府请求，或者是出于成本的考虑。一般来讲是属于成本敏感型企业为规避要素价格上升而采取的模式，这种模式运营风险较高，企业家做出此类决策难度较大。
(6)针对特定区域归纳转移模式。黄钟仪(2009)提出，重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主要模式包括要素注入式——直接投资、“企业内部一体化”模式、企业虚拟一体化模式、“新雁行模式”、产业集群转移模式和“产业转移园区”模式；陶良虎(2010)认为，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有四种比较典型的模式：低成本型产业转移模式、资源型产业转移模式、市场开拓型产业转移模式、产业链集群型产业转移模式；徐鹏、孙继琼(2010)认为，四川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模式主要有：品牌生产扩张型对接、零部件生产基地转移型对接、“销地产”型对接、委托加工型对接。
上述归纳和总结的产业转移类型和模式，由于划分的标准不同，存在交叉性，而且部分归纳出于研究需要，多个标准放在一起同时进行归纳，让人感觉有点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产业转移类型和模式的归类研究，并没有和具体行业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而实际上，不同产业类别所对应的模式应该是不一样的，从而使得产业转移的类型和模式缺乏实用性和针对性。
二、产业转移的测度和效果评价标准研究
1、国内区域产业转移的定量测度指标
由于产业转移的实现形式主要是投资和贸易，研究者往往选择以企业特别是以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水平作为国际产业转移的定量测度指标。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如果从狭义的角度看，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可能存在不一致性，跨行业投资难以说是产业转移。但是，如果从广义角度理解产业转移，促进了某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规模变化，也是可以作为选择指标。在我国，由于国家统计年鉴乃至地方统计年鉴有相应数据统计，数据比较容易获取，从而这类指标容易被研究者所采纳，如吕政(2006)、戴宏伟(2006)等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定量测度就选择外资企业数量、FDI总额等指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产业投资还只是产业转移的实现形式，不能等同于产业转移的结果。选择投资指标还不能完全反映产业转移问题。
目前对国内产业跨区域转移研究主要还是以对这一现象的定性描述为主，对其定量测度研究还比较少。近年来，随着国内区域产业转移的不断推进，研究者也在探索用何种指标来测度产业转移规模和程度。如果选择类似研究国际产业转移的国内区域投资指标，由于国内区域投资的统计数据不完全，研究难以顺利进行下去①。为此，研究者试图用新的指标来进行产业跨区域转移规模和程度的定量测度。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建军(2007)构建区域产业竞争力系数的动态变化来评估产业区域转移的存在，但该系数的评估以全国各区域对所有产业的需求都是均匀分布的，且产出等于需求，全国市场是一个封闭的市场等假设条件为前提，因此，在衡量产业跨区域转移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有学者从产业自身规模变动角度测度产业转移的规模大小。张公嵬等(2010)根据各区域产业销售产值，运用赫芬达尔指数、区位熵与产业的绝对份额三个指标综合测度了中国产业的转移程度；刘红光等(2011)则利用投入产出表对区域间产业转移定量测度研究。
张公嵬等和刘红光等人都是在对产业转移进行明确界定基础上进行定量测度的，他们对产业转移内涵的界定属于广义的产业转移。但由于这个产业转移的范围过于宽泛，有些产业转移的问题不能够完全反映。
2、产业转移的规模和方向
目前对于产业转移规模和方向的判断，新闻媒体和部分政府官员根据直觉判断，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出现了大规模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并呈现加速趋势②。许多学者则认为，我国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规模仍然不明显，或者转移的方向并非如媒体所宣传的那样。如，贺胜兵等(2012)认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明显；罗云毅等(2010)则认为，我国工业重心还在东移。
根据前面产业转移内涵的界定，可以认为，不同的产业转移内涵一定程度影响着对产业转移的规模判断。另外，对于产业转移的方向，由于大多数学者并没有对具体产业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得出的结论也比较笼统。实际上，由于产业特性的差异，产业转移的区域方向存在很大不同，目前我国产业转移不仅发生在大的东中西区域之间，而且转移也不是单向性的趋势，各省之间、各省内部都存在产业转移现象。如傅允生(2011)研究认为，广东和江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在省区内地区间转移，而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方向，主要向江西、安徽与河南等相邻的中西部省区转移发展。
3、产业转移的效果评价
从经济学角度看，产业转移的实质是资源(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为此，产业转移的效果评价标准，应该要看相关地区(产业转移地和承接地)的经济福利是否得到改善(帕累托改善)。小岛清(1973)认为，投资国向海外转移的应是投资国国内已经失去比较优势，而在投资对象国却具有或潜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投资国企业将自己的经营资源从本国那些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的产业(即所谓的边际产业)中撤出来，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对投资国和投资对象国都是一种福利最大化的选择。根据赤松要的“雁行模式”以及小岛清等人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推进产业转移，转出国和承接国都能够获得福利最大化。由于各种因素的存在，在实践中不一定能够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推行产业转移，为此，产业转移的效果并一定能够实现福利最大化。
从具体实践来看，无论是国际产业转移还是国内产业跨区域转移发生，一方面，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大量的污染也出现转移；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或地区企业转移出去的结果，也有可能导致“产业空洞化”③问题。由此可见，产业转移既有正面作用，也存在负面效应。产业转移的效果评价应该成为研究产业转移问题的重要内容。
我国部分研究者对从定性方面分析产业转移可能导致的后果，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评价指标。魏后凯(2003)从企业和区域两个层面考察了产业区域转移的效果问题，认为，企业迁移或者产业转移最终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产业转移对转出区和转入区竞争力的影响不同，单纯从转移产业来看，转移将会导致转出区产业竞争力下降，就业机会减少，而转入区该产业竞争力提升，就业机会增加；而且，由于产业转移通常是与地区结构调整联系在一起，如果转出区能够迅速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发展新兴产业上，那么从长远发展看，产业转移同样有利于提高转出区的整体竞争力。郭丽(2008)认为，产业区域转移对后发区域可以产生积极影响：可以增加后发区域的要素供给，可以推动后发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布局合理化，可以为后发区域注入市场经济活力；产业区域转移也会导致消极影响：可能导致后发区域生态环境恶化，可能造成后发区域产业结构失衡，产业区域转移可能冲击“本土”企业。龚雪(2009)总结了产业转移的经济福利效应，包括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溢出等方面，但都没有给出相应的评价指标。
三、产业转移的动因和影响因素研究
1、产业转移的动因
关于产业转移的动因解释比较多，包括了比较优势动因、产业集聚动因、经济发展阶段动因④等。其中，基于产业分工视角的比较优势动因和基于新地理经济学的产业集聚动因，是目前解释产业转移最基本的动因。
(1)基于产业分工视角比较优势的动因。国内外产业转移问题的最初研究是以国际产业转移为对象，以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为背景，普遍认为产业转移的基本动因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产业比较优势发生变化。
国际上有代表性的比较优势动因论研究包括赤松要的雁行模式、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刘易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论等。赤松要(1937)提出“雁行模式”，认为发达国家随着要素价格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将逐渐丧失，相关产业将转移到要素价格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小岛清(1973)根据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在比较优势原理的基础上提出边际产业扩张论，认为产业转移是为了回避产业比较劣势，发挥潜在比较优势而实施空间移动。小岛清认为，在本国的那些已经失去或者将要失去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将会转移到具有或者潜在具有生产该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国家。“边际产业”的概念可以扩大，更一般地称之为边际性生产，包括边际性产业、边际性企业、边际性部门⑤。弗农(1966)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前提，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产品属性的变化来解释产业转移现象。企业为顺应产品从新产品阶段到成熟阶段再到标准化阶段的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在要素丰裕程度不一的地区之间转移产业，以规避生产上的比较劣势。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动，产品的要素密集性质也会发生变化，即从最初的技术密集型变为资本密集型再变为劳动密集型，这样产品就会分别在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不同的国家里进行生产；刘易斯(1977)认为，引起20世纪60年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人口的增长几乎为零，轻工业的增长速度又前所未有，引致了非熟练劳动力的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发达国家或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根本动因。遗憾的是，他只解释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对其他如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问题没有作出解释。
后来的研究者继续完善产业转移的比较优势变化动因。关满博(1993)从各国技术结构的差异性为切入点，由技术差异导致了产业分工，又由产业分工导致了产业转移。这实际上仍然没有离开比较优势的动因，只不过比较优势的因素由劳动力成本差异向技术差异转变，这是一种动态比较优势变化的动因。而且，他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对广义产业转移的动因诠释，也可以解释落后地区和国家产业向发达国家或地区转移的问题；威尔斯(1983)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1983)技术地方化理论、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1990)从局部创新的角度来解释产业的转移现象，这些理论都属于动态比较优势变化的范畴，而且这些理论对解释当前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国内产业的国际再转移现象有一定的说服力。
国内研究者在分析国内产业跨区域转移时，承袭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观点，普遍认为区域间的比较优势变化是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近年来，有学者重视具体产业的跨区域转移动因研究，如李颖等(2012)研究了我国纺织业区域转移的动力机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优势是产业转移的动力。全要素生产率是技术进步的表现。李颖等解释产业转移的动因观点比传统的比较优势动因有所进步，是一种动态比较优势的观点。传统比较优势是一种静态的比较优势，假定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禀赋不变，将技术排斥在外，但在实际中，产业发展的技术作用日益重要，而且生产要素加入技术后将出现动态化，动态比较优势比静态比较优势更加能解释现实问题。但目前关于具体行业的动因解释文献还比较,而且也是以传统的静态比较优势作为动因解释⑥。
(2)基于新地理经济学的产业集聚动因。产业转移问题不仅是一个产业经济学的范畴，也是一个地理经济学范畴。传统的以企业区位选择为中心的区位理论是关于产业区域转移研究的理论发端。韦伯(1909)认为，工业区位的选择取决于生产成本费用的大小。而影响生产成本费用的主要因素是：原料与燃料、劳动力费用、运输费、集聚、地租、固定资产的维修和折旧、借贷利息等，但起决定作用的只有运费、劳动力费用和集聚三个因素。
基于新地理经济学的产业集聚动因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产业跨区域转移解释。克鲁格曼(2000)引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因素，构建地理集聚的中心―外围模型(core-periphery structure，以下简称CP模型)来分析产业转移问题。CP模型认为，制造业集聚在某一个区位，是由“向心力”和“离心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运输成本、制造业部门的规模以及消费者对产品多样化的偏好程度是三个关键的影响其均衡的因素；运输成本的下降将导致有前向和后向联系的制造业的集聚；理论预期是不断增加的专业化、制造业集聚和锁定效应。产业集聚的形成会伴随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成熟的产业集聚平台因其具有强大的向心力而吸引更多的产业转移到该地(Klmienko，2003)。
丁建军(2011)还从新地理经济学角度归纳了产业转移的规律：产业由一个核心地区向多个外围地区转移时，一般是依次转移的。也就是说，产业会优先向具备初始优势的地区转移，只有当先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丧失优势后，产业才会向下一个具备初始优势的地区转移。关联度最弱的产业最先发生转移，但转移的速度较慢，转移过程中甚至出现交叉反复现象；关联度最强的产业虽然转移时间较晚，但由于很强的前后向联系，其转移的速度也最快。
还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产业集聚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张鑫(2009)认为，产业转出地的产业集聚可能出现不经济是推动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产业转出地的集聚经济效应又使得产业转移呈现粘性，产业集聚区的经济竞争力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会吸引其他地区的企业向产业集聚条件好、规模大水平高的新集聚地区转移。三者共同作用影响产业的区域转移；申洪源(2011)研究我国制造业部分产业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即在一个较大规模市场上市场需求份额增加将导致一个更大比例的产出份额增加，结果是众多产业在该地区集聚起来。对于那些发现强烈的“本地市场效应”的部门，把产业从高需求区向低需求区转移是很困难的，成本也很高；陈耀等(2008)根据本地关联性和外贸依存度(或外向度)两个标准的不同组合，将我国沿海地区的产业集群划分为三种类型：“高关联、高外向度”集群，“低关联、高外向度”集群和“低关联、低外向度”集群，并分析三类集群的特征、迁移性和迁移方向存在差异；张存菊和苗建军(2010)以江苏省为例，对28个制造业的科技进步、产业集群、区域人力资本积累、沉没成本和资产专用性、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制度创新、政府阻力等因素对产业转移粘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产业转移的粘性主要受沉没成本和劳动力跨区域转移的影响。进一步地看，最主要的是沉没成本而不是劳动力跨区域转移，而且实证检验表明，产业集群对产业转移的作用不是非常明显。
基于新地理经济学的产业集聚动因，其实质还是因为产业集聚能够形成集聚效应，达到节约成本(属于广义上的交易成本)的效果，从而吸引外部产业转移，或者阻碍产业转移出去(但是，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后或出现产业集聚的不经济，从而迫使产业转移到新的集聚区)。因此，产业集聚动因和比较优势动因的本质是一致的，都是产业为了节约发展成本而出现的转移活动。而且，产业集聚动因更多地是解释一个国家的区域产业转移。
2、产业转移(企业迁移)的区位选择和影响因素研究
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从微观层面看，就是企业迁移的区位选择。企业是逐利的，区位的选择要对企业自身状况及区域内劳动力、原材料、自然资源、制度、环境等在内的综合要素成本进行比较才能做出。
微观角度的企业迁移转移研究中，最著名的是邓宁(1988)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国际生产综合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三优势模式”，即产业组织决定的所有权优势、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区位优势和交易成本决定的内部化优势，“三优势”是决定企业对外投资、向哪个国家或地区投资的主要因素；Pellenbarg(1977)、Ristiansen(1978)等研究认为，企业迁移主要受发展空间、交通问题及劳动市场等因素影响。前两个因素主要引起企业在城市核心区域周围的近距离迁移，而劳动力短缺则是导致企业向其他边缘区域迁移的主要动机；Molle(1979)对1970年离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106家迁移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60%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而迁移，14%则认为交通拥挤是迁移的另一个主要动机；Brouwer等(2004)通过对21个国家的企业迁移行为的研究，指出迁移动机随着企业的规模而减弱，也可能随着企业成长寿命而减弱。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较高的沉没成本，而寿命较长的企业则更深地根植于当地的空间环境。企业迁移在各经济部门之间也存在着明显差异。从事农业、零售和大众服务、旅店与餐饮等行业的企业具有区位粘性，而从事企业服务、建筑、交通和批发活动的企业迁移的动机更强烈(Van Steen，2005)；小岛清(1966)针对不同要素的对作用差异，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分为下列几种类型：自然资源导向型、劳动力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张文忠等(2000)认为，跨国企业投资的区位行为主要有劳动力成本指向性、市场指向性、劳动力指向性、资源指向性和污染产业转移性投资。
我国学者认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促进了产业转移的区域选择。张弢(2008)假设发达地区A地的某产业向欠发达地区B地转移，依据唐纳德·博格等人提出的人口“推拉”理论，产业区域转移也存在两种力作用，一种是推力，另一种是拉力。拉力与推力可分解为四种力，而每个力量又都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合力。发达地区产业的推力由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集聚不经济、生产要素禀赋差异、经济发展政策等因素构成的；欠发达地区的拉力是由生产成本低廉、产业集聚与政府改造投资环境等因素构成的；发达地区对产业区域转移的阻力是由产业集聚的“粘性力”、制度创新、政策支持、劳动力流动等因素构成的；欠发达地区的斥力是由产业发展基础相对落后、观念更新慢、要素市场不太健全、区域间无序竞争等因素构成的。推力和拉力的共同影响形成转移的区位选择。
不同因素在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中的权重存在差异。周文良等(2008)基于米得法特—维纳克、欧曼、若丁和维纳布尔斯制造业区位决定模型，利用广东省2000年、2003年的制造业分行业数据，对广东省制造业区域转移决定因素进行的计量分析表明，临近市场和经济规模是决定广东省制造业区域转移最显著的影响因素，而工资水平的影响则不显著。
对于不同产业而言，影响区位选择因素也存在差异。多淑杰(2010)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地理(区位)差异或优势会吸引相应的产业转移，对纺织服装制造业来说，产业间关联和部门内关联影响对其产业区位选择均具有重要的显著影响；对汽车制造业来说，前后向关联效应对其产业区位选择影响比较大；对电子设备制造业来说，部门内产业关联及外部性对其产业区位选择影响比较大。
国内学者研究了导致我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产业转移缓慢的因素。王花荣(2007)认为，导致我国地区间产业转移微弱缓慢的因素包括：要素流动性的影响、劳动效率差别的影响、产业集群的极化效应、制度差异的影响；白小明(2007)认为，产业区域转移缓慢是由劳动力成本因素、行政因素、产业集群效应、文化、技术与体制等因素形成；李占国和孙久文(2011)用产业集群效应解释我国产业区域转移滞缓的原因；贺胜兵等(2012)从劳动力成本角度探索了沿海产业难以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原因，认为地区劳动力成本差异并不能成为中西部地区吸引沿海产业转移的主要优势，依靠劳动力成本差异驱动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尚难以实现。
还有学者从微观角度分析企业迁移的区位影响因素。周正柱(2011)认为，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受到企业性质、产业类型、区位特征和政府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般地讲，不同性质、不同行业的企业，其迁移所考虑的因素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比如，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其迁移决策所考虑的因素往往是不同的。处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如总部、研发、设计、制造、营销等，其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也会有所差异。处于不同区域的企业，其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也不同。因此，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般认为主要包括内部因素、区位因素和其他因素三个方面；刘力和张健(2008)基于珠三角地区企业迁移进行调研分析，成本等相关因素是企业迁移考量的第一因素，重要性超过三分之一，而各种与政府干预相关的政策因素合计占到三分之二。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有关研究，特别是国内研究，大多数是从定性角度来分析不同因素对产业转移的影响的差异性，而且考虑的因素还不全面，对于影响具体的不同行业的因素差异性缺乏深入研究。
四、推动产业有序健康转移的思路和对策研究
推动产业转移，是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推动产业转移，则是研究者和实践部门需要加强研究的内容。
1、推动产业转移的思路研究
(1)针对产业转移动因和影响因素角度提出思路。一是按照梯级推动产业转移是比较重要的思路。根据小岛清、弗农等人的产业转移理论，如果区域间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转移，可以认为产业转移是有序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比较优势的原则，国内有不少学者提出梯级转移理论(夏禹龙、冯之浚，1982；何钟秀，1983)。区域发展梯度推移理论认为，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构成了不同的经济梯度，区域经济的盛衰主要取决于它的产业结构的优劣，而产业结构的优劣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其主导专业化部门在工业生命循环中所处的阶段。笔者认为，梯度转移是一个相对概念，各区域都有一个总体的梯度，但其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具体梯度是不同的，即在总体梯度高的区域内也存在低梯度的区位，在总体梯度低的区域内也存在高梯度的区位。梯度转移应既包括区域之间的转移，也包括某一区域内不同发展梯度的区位之间的转移。但从一个区域之间产业转移的评价指标来看，为了方便研究，假定某一个区域内是同一性，采用梯度系数还是可行的。有研究者对梯度理论产生质疑，甚至提出了“反梯度理论”，但后来的学者又对此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广义梯度转移理论，把比较优势的来源包含更为广泛，比较优势也由静态向动态化转变，“反梯度理论”甚至也可以认为包含在广义梯度理论中⑦。根据梯度转移理论，戴宏伟等(2003)提出了产业梯度系数的计算方式，陈蕊和熊必琳(2007)进一步绘制全国31个省市26个行业的产业区域梯度表，从阶段特征、地域特征和转移方式三个方面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国内区域产业转移的战略构想；二是按照产业集聚原则推动产业转移是另一种重要思路。陈蕊和熊必琳(2007)认为，结合主体功能区定位，优化产业布局，发挥产业的集聚优势，推动区域产业合理分工，促进产业在四大区域间转移。在四大区域范围内，根据各自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和工业行业发展特点，进行进一步地区细分和产业细分，突出发展特色，抓住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积极推动产业创新，建立不同产业的承接策略和转移策略。转移的产业主要是基于价值链的“工序转移”，围绕产业增长极做好配套产业。
(2)从解决产业转移中的问题出发提出思路和对策。陈建军(2002)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种向西部地区转移生产加工能力，向东部地区进行市场扩张的“东扩西进”的产业转移战略，有助于浙江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蒋文军(1999)等认为，欠发达地区在吸纳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根据本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和结构特点，选择更贴近实际的产业转移样式；马涛等(2009)针对地区产业分工差距的度量问题，以我国各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能力为研究对象，以我国2001—2006年各省区的工业相关数据为例，对全国各地区工业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和全面比较；肖雁飞等(2011)认为，客观分析中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中部地区合理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前提和内在需要；刘辉煌等(1999)、何立胜等(2001)从产业分工和产业升级的角度提出了具体的承接产业转移的策略。
2、政府和市场在产业转移中的作用研究
(1)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界限。娄晓黎(2004)认为，在产业转移中，政府行为应遵循间接性调控原则、规划性指导原则、重点突出性原则和多手段综合性原则。主要思想还是产业转移中政府不要干预市场，市场失灵时政府要采取措施进行补救，并将产业转移中政府行为的功能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弥补市场失灵、促进区域经济超常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维护区域的经济安全；向晓梅(2011)认为，产业转移过程中市场外部性产生的结果是，产业转移难以实现或者产业转移的交易成本较高，因此，需要政府解决外部性问题。在市场完善的条件下，政府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在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政府解决资源配置问题，而表现出与市场完善国家不同的特征。
张可云(1997)认为，区域的梯度差异仅仅是产业转移的必要条件，仅依靠市场的自发作用不一定能完成产业转移，而且区际产业转移并不必然带来区际关系的和谐，政府的干预和协调也是不可或缺的；赵放(2007)则认为，我国国内在产业转移时，由于强力的极化效应，落后地区并没有劳动力成本和市场的优势，致使我国的产业转移难以进行或者是产业直接转向国外市场，以至于扩散效应弱化。因而，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应创造增长中心承接原增长极的产业转移，从而使产业在国内有效转移；陈蕊(2008)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产业安全角度规范分析政府的角色，并把政府在引导产业转移中的作用归纳为五种：规划引导作用、协调平衡作用、政策诱导作用、环境营造作用、适度保护作用。陈蕊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政府在产业转移中政府的利益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基于地方经济发展和利益保护，这些与西方学者研究中强调政府的服务功能有所不同。
(2)政府政策导向。丁建军(2011)从新地理经济学角度归纳了影响产业转移的政策措施：税收优惠竞争、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区域补贴等几个方面。从具体的政策导向看，目前的研究包括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王云平(2007)提出，国家要建设产业转移示范区，有助于产业转移和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结合；何龙斌(2012)提出了应从国家层面对国内产业转移进行统筹管理，对于产业的空间布局、产业转移的项目、产业承接政策及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污染进行统筹管理；彭连清(2007)认为，地方政府要建立区域间的经济利益协调机制，着力为产业区域转移搭建良好的公共服务平台，营造良好的产业区域转移环境；白小明(2007)、彭连清(2007)、李占国等(2011)认为，地方政府在产业转移中要发挥组织、指导、协调、服务的作用，搭建产业转移的平台，营造良好的产业转移环境，为产业转移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总之，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提出产业跨区域转移的思路和对策，但在如何界定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还存在一定的分歧。而且，由于对当前我国产业跨区域转移的问题还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特别是如何把产业转移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结合起来，还缺乏针对性的思路和对策。
五、小结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1、产业转移的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创新
国内产业跨区域转移是一个产业经济学和新地理经济学交叉的内容。但国内关于产业转移的研究大多偏重于理论上定性逻辑推理和描述，较少涉及量化分析，形成结论和成果往往和现实不符合。研究产业跨区域转移，需要在借鉴国外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现实，按照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和定性相结合、整体分析和典型剖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探索可行的研究框架。
2、产业转移的内涵、测度和效果评价体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产业转移的概念和内涵是研究产业转移问题的基础。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使用广义上的内涵研究产业转移，将使得许多问题被宏观数据所掩盖；使用微观狭义的产业转移内涵，由于缺乏准确的数据而使得缺乏宏观上对产业转移和布局调整的把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通过大量的抽样调查和具体案例跟踪调查数据才能对微观狭义上的产业转移问题分析得比较透彻，难度非常大，往往将研究重点放在产业转移宏观发展模式上，忽视科学客观评价产业转移的规模、方向、模式和效果，比较典型的就是对当前我国产业跨区域转移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存在很大的争议。为此，研究产业转移，需要把广义和狭义内涵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够全面把握产业转移问题。需要明确产业转移的内涵后，科学设定产业转移的测度指标和效果评价指标。通过各类实证数据(如大量抽样调查和具体案例跟踪调查数据的获得)的有效可得，将使得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更有理有据，这样才能完整地分析产业转移问题，进而更好地指导区域政策研究。
3、我国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动因、思路和对策需要进一步梳理和完善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针对我国产业转移动因的一般分析比较多，针对具体行业的研究比较少，提出的思路和对策措施由于缺乏深入分析而针对性不强。考虑到我国产业跨区域转移问题的复杂性，进一步对我国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动因和影响因素以及有关措施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根据我国产业跨区域转移的环境新变化，提出推动产业跨区域健康有序转移的战略思路和对策。
①长期以来，地方对于内资并没有相应的统计数据。尽管近年来，随着国内区域投资不断增加，地方开始重视内资数据的统计，但根据课题组对各省统计年鉴和统计网站的查询，并没有类似FDI的国内区域内资投资的详细数据，绝大多数地方只有一个国内资金总额数据。
②鼎韬：《东部沿海产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成本优势是关键》，中新网，2011-5-4。
③“产业空洞化”是指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大量地迅速地从一国(或地区)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使物质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造成国内(或地区内)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其实质是制造业资本的存量发生变化，而增量无法填补存量变化留下的产业空间。日本等发达国家在进行产业转移的时候，学术界普遍认为出现了“产业空洞化”问题。当前我国国内推行产业跨区域转移的时候，也有人担心这个问题的出现。参见郑胜利(2008)。
④邓宁(Dunning J.H，1988)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决定一个国家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外投资规模是不相同的。但仅仅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一单一指标来反映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并据此来判断各国的优势状态和国际投资规模，难免会使结论和实际产生一定程度的背离。参见陈建军(2002)和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2011)。
⑤值得注意的是，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或者边际性部门并不是按照要素密集型来进行区分的。也就是说，对于不同地区而言，要素的比较优势变化和产业的比较优势变化不一定一致。这一定程度为后来研究者提出的产业比较优势梯度系数提供了理论支撑。
⑥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产业的比较优势表现和要素的比较优势存在一定的差异。按照梯度系数分析产业比较优势差异，从而确定产业转移的重点产业更具有重要意义。
⑦广义梯度理论认为，狭义梯度将比较优势静态化所以存在许多局限，因此将梯度扩展至自然要素、经济、社会、人力资源、生态环境、制度等多维层面。在广义梯度的框架体系中，任何意义上的梯度既是梯度推移方，又是接受梯度推移方，梯度推移是多维双向的。广义梯度的内在规定，揭示了区域间梯度分布的多样性，扩充了梯度推移的内容。就经济技术方面的梯度推移而言，它不仅是经济总量和科学技术的单向运动，而且包括了多种生产要素在多个方向上的运动——人口流动、资金流动、知识流、信息流、资源流等。一个地区多种高浓(密)度要素的汇聚，将会在聚集作用下发生“化合”反应，产生出新的、为简单堆垒所不可能产生的要素。新要素的产生和梯度式分布，反过来又影响原来的诸种要素的进一步配置。现实中既有高梯级地区对低梯级地区生产力水平的绝对优势和单向推移，也有不同梯级地区间生产力要素的相对优势、双向流动和交叉影响。把多种梯度的推移及其效应加以综合考虑，系统引导，方可避免战略指导上顾此失彼的被动。参见李具恒(2004)和栾贵勤(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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