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吐蕃与粟特关系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蕃论文,唐代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08)02-005-10
7世纪中叶以后，其中心位于今拉萨的吐蕃开始向东北方向扩展，相继征服了驻牧于今青海、甘肃、四川西北一带的吐谷浑、党项、白兰等部族，占据了今青海省境内黄河以南、青海湖以西等地区。与此同时，吐蕃又进军西域，联合西突厥与唐朝争夺安西四镇，并开始进出今南疆鄯善、于阗地区，遂与来自中亚的粟特移民有了接触。
粟特人在隋唐时主要居住于“康”（今中亚撒马尔罕）及其他昭武九姓诸国。唐永徽年间（650～655年），高宗以其地置康居都督府、大宛都督府，8世纪上半叶，为大食（阿拉伯）所征服。但大食对中亚诸国的统治，仅征其贡赋而保留地方王的权力。因此，特别是被征服初期，康国还保有半独立的地位，其外交、军事权基本上不受制于大食。
粟特人的东来，可追溯到公元初，当时主要是一些商人。隋末唐初，粟特人开始成批移居我国新疆及河西走廊等地。唐贞观年间，康国首领康艳典率众来居鄯善旧城，改名典合城。高宗上元二年（675年），唐朝改典合城为石城镇，划归沙州（治今敦煌）管辖。8世纪初，吐蕃占领鄯善，这一地区的粟特移民开始受到吐蕃的统治。[1]
一、吐蕃与西域粟特人的关系
吐蕃进入西域始于唐高宗龙朔初年（约661年），其时，归属唐朝的西突厥弥射、步真可汗相继死去，西突厥“十姓无主，附于吐蕃”，吐蕃势力乘机进入西域。[2]麟德二年（665年），“疏勒、弓月两国共引吐蕃之兵，以侵于阗。诏西州都督崔知辩及左武卫将军曹继叔率兵救之”。[3]“弓月”一名见于有关唐代西域的汉文史料，相关名称还有弓月道、弓月国、弓月城等。日本学者松田寿南曾撰《弓月考》，认为“弓月”即突厥文碑铭中的Küngüt，属于西突厥弩失毕部原有五姓之一，居地在伊塞克湖至纳林河谷一带。[4]岑仲勉撰《弓月之今地及其语源》，认为弓月即突厥语之Küngüt，今伊犁河上源的巩乃斯即弓月部牧地，故弓月部当为突厥左厢五咄陆属部。[5]
王小甫对弓月的名义重新作过考证，认为汉文史料中的“弓月”一名由古突厥语Kün“日，太阳”和
rt“火，火焰”组成，意为“日火”或“太阳之火”，反映出当时已传入突厥的祆教信仰。此外，王小甫还从宗教、地理等几方面分析弓月部落的性质及其在西突厥诸部中的地位，认为“弓月属西突厥别种、别部，是一个在草原上经商、传教的粟特人部落，弓月城是他们活动的一个中心。”[6]据此，665年“疏勒、弓月两国共引吐蕃之兵，以侵于阗”，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唐代吐蕃与粟特人接触的早期记录。
如果说以上是指吐蕃与天山以北的粟特人接触的事件，那么稍后不久，出现了吐蕃与活动于今若羌一带的粟特人接触的情况。成书于676～695年的《沙州图经》谓：“萨毗城，右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其城，康艳典造。近萨毗泽……日六十里，山险，恒有吐蕃、吐谷浑来往不绝。”[7]可见自此时起，吐蕃与这一带的粟特人多少有了接触。
吐蕃对西域的进攻，迫使唐朝数次放弃安西四镇。武则天当政后，对吐蕃的攻势进行反击。长寿元年（692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一举收复四镇，使吐蕃丧失了对西域各地的控制。[8]对此，吐蕃不甘失败，组织新的进攻。《新唐书·突厥传》云：“其明年，西突厥部立阿史那俀子为可汗，与吐蕃寇，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与战冷泉、大领谷，破之”；同书《吐蕃传》载：“首领勃论赞与突厥伪可汗阿史那俀子南侵，与孝杰战冷泉，败走”；《资治通鉴》卷205载此事于延载元年（694年）二月。吐蕃这次行动的目的，很清楚是针对两年前的失败。此战中“冷泉”与“大领谷”的位置，一在今焉耆东南，一在西宁西境。[9]这次战争正好在上举粟特人所居的石城镇到鄯州以西一线进行。
敦煌藏文历史文书《大事纪年》第45条记载了与上举战争有关的事件：“及至马年（694年），赞普驻于墨竹潜塘。论芒辗细赞于‘苏浦’之‘寻巴’集会议盟。噶尔·达古为粟特人（
）所擒。”[10]
国内外的学者曾对上文中的一词是否指粟特人进行过讨论。1958年，美籍华人学者李方桂曾撰文，将比定为粟特。后来，德国学者霍夫曼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此处的当是指于阗的塞种人。1979年，匈牙利藏学家乌瑞发表《有关公元751年以前中亚史的藏文史料概述》一文，再次肯定了《大事纪年》694年记事中的就是指粟特人。他认为在此不十分清楚的是，这里所说的粟特人是新疆地区的移居地中的还是粟格底亚那的粟特人；霍夫曼认为若是移居地的粟特人俘虏了吐蕃大臣，就势必冒风险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吐蕃692年已失去了在西域东部的优势，694年吐蕃试图卷土重来的努力也被打败。作为唐人的盟友，西域东部的粟特人捉住了吐蕃大臣，是十分自然的。当然也不排除是粟格底亚那本土的粟特人与吐蕃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11]
笔者曾搜罗有关的汉文史料，对此作过进一步的探讨，认为《大事纪年》中的
就是指移居鄯善的粟特人。[12]因为粟特人自唐初迁来南疆等地后，其首领曾被唐任为镇使，以招西域商贾；武后时，其裔康佛耽延、康地舍拔兄弟犹于该地主事。[13]因而在唐蕃战争中，他们自然会站在唐朝一边。延载元年的战争中，他们乘吐蕃败军之际擒其大臣，是完全有可能的，故有《大事纪年》694年条记“噶尔·达古为粟特人所擒”之事。
此外，在新疆米兰发现的藏文简牍中，也见载有
一词，如M.I.0285iv.17号木简记载：“答应交与色达村之羊款：交绮穷二升粮，吉那一升，绮穷又二升，居士二升半，彭列半升，多荣保沙弥一升，五升”。又，RMF73号木简载：“处军官良田一突”。[14]
英国藏学家F.W.托马斯在1934年译注前件简牍时，即提出一词当是民族的名称。他认为，考虑到粟特人（
）在7世纪就移民到中国的新疆，因而出现在这里的当指粟特人。[15]王尧等在《吐蕃简牍综录》一书中，亦将译作粟特人。他还说，王静如曾主张译为阻卜，但根据简牍的时代来看，失之过晚。[16]笔者近年一直从事唐代中后期吐蕃进出西域的情况研究，从新疆出土的藏文写本和简牍来看，记载的民族有吐谷浑（
）、回鹘（
）、突厥（
）、于阗（
）；这样，根据《沙州伊州地志》记载的粟特人在西域活动的情况来看，一词指粟特人是没有问题的。
此后，吐蕃与西域的粟特人可能始终处于敌对的状况。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部将杜毗罗潜袭吐蕃险要，《新唐书·南蛮传》载，是役“虏大奔。于时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获甲二万首”。这些属于康国的粟特士兵如何千里迢迢来到四川西部？原来吐蕃在向中亚的发展过程中，从8世纪初到后半叶，因与大食为争夺西域而交恶，在与大食的战争中，俘获了其军队中的粟特人，然后将其充兵东调，用作进攻唐朝，这就是上述四川西部康国士兵的由来。
尽管吐蕃与西域的粟特人可能处于交恶的状况，但是吐蕃与康国之间仍然保持有使臣往来，见于今拉达克地方的德兰茨村石刻中，有这样一段粟特铭文：“二百一十年，来自撒马尔罕(samarkander)的诺斯凡作为大使，致吐蕃可汗(khagan)。”据研究，这件铭文的年代当在825年4月24日至826年4月12日之间，它反映了9世纪上半叶吐蕃与康国交使的情况。[17]
二、吐蕃与敦煌粟特人的关系
唐代的敦煌同样居住着一批粟特移民或其后裔。据敦煌文书记载，8世纪中叶，敦煌县城东面1里处有一个粟特人聚居的村落，被称作“从化乡”，为敦煌十三乡之一。“从化乡”共约300户、1400多人，其居民中以康、安、石、曹、罗、何、米、史、贺为姓的占绝大多数。[18]吐蕃攻占敦煌后，“从化乡”与敦煌其他乡皆被取消，代之以部落制。此后，在吐蕃统治敦煌的数十年间，一部分粟特人沦为身份较低的寺户，而另一些粟特人在吐蕃治下任职。
（一）粟特人在吐蕃治下任职情况
1、都督（
）
P.T.1089号文书《吐蕃官吏呈请状》中记载当时的敦煌“从汉人中任命的官吏”，粟特族裔就有：“安本义（
）为副都督（
），从前领有黄铜告身，今因褒扬年功，圣上明鉴，升为大黄铜告身”。[19]
汉文卷子P.3774号中也记载有一个“安都督”，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P.T.1089号文书写成的时间是820年，而P.3774号卷子记载的也是821年前不久的事件，其曰：“又知己亲情与耕牛：安都督一头，赵再兴一头，张玉英一头，安恒处二齿牛二”；又称：“大兄度女平娘，于安都督处买度印一，用驴一头、牛孛牛一头。”P.2770《愿文》于圣神赞普、皇太子殿下、节儿、监军、杜公之后，也提到了一个叫“安公”的官吏，称之为“良牧”，也应是指上述“安都督”。[20]
2、副千户长（
）
同上P.T.1089号文书《吐蕃官吏呈请状》：“康塞堂（
），任命为副千户长（）。本应授予小黄铜告身，但察及年功，褒奖一级，授予大黄铜告身”。另据《沙州文录补·康再荣建宅》记载，康再荣在吐蕃时出任纥骨萨部落使。[21]
3、部落水官（
）
P.T.1089号文书《吐蕃官吏呈请状》：“曹昌季（
）为部落的水官（
）”。
4、部落营田官（
）
P.T.1089号文书《吐蕃官吏呈请状》：“安兴子（
）为部落之营田官（
）”。[22]
5、仓曹参军
敦煌莫高窟第144窟供养人题记有“……蕃任瓜州都□（督）□仓□曹参军金银间告身大虫皮康公”，康公在瓜州节度衙担任“仓曹参军”，说明吐蕃统治者对粟特人的重用。此窟西壁下有“管内释门都判官任龙兴寺上座龙藏修先代功德永为供养”。[23]龙藏名又见于P.3774《吐蕃丑年(821)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其父曾任吐蕃部落使，与敦煌康、曹家通婚。
（二）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各部落粟特人的情况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改唐代的乡里制为部落制，设有曷骨萨、悉董萨、悉宁宗、丝棉、擘三、行人、上下等部落，这些部落的居民中有相当多的是粟特人，以下详细引出。
1、曷骨萨部落（
）
出自敦煌编号为Ch.73，xv，10号(fr.12，vol.69，foll.62-3)的写本，暂定名为《曷骨萨部落中翼、孙补勒支主从40人一曹（
）之本籍表》，其中的粟特族裔就有：安再恒（
）、白空空（
）、贺朝春（
）、曹盖盖（
）、曹十德（
）等人。[24]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的Ch.73，xv5号写本是一份分配纸张的记录，其中提到曷骨萨部落各将头管理下的写经生，第一将属下的有康巴磊（
），第五将有安法藏（
），第六将手下有安塔春（
）。
2、悉董萨部落（
）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的Ch.73，xv5号写本记录的任悉董萨部落的将头，第二将名叫石宜德（
），第四将名叫安藏子（
）；而第一将手下的写经生有康赞磊（
）、石塔通（
），第二将有石燕燕（
），第四将有安翁子（
）。
S.1475背《吐蕃卯年(823)四月十八日悉董萨部落百姓翟米老便麦契》，后署“便麦人翟米老年二十六。保人弟突厥年二十。”翟为高车人，敦煌的翟姓中有汉人也有胡人，但从翟米老、弟突厥名来推测，他们是居住敦煌的西域粟特人。
3、悉宁宗部落（
）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的Ch.73，xv5号写本记载任悉宁宗部落第一将的叫康大财（
），归其管辖的写经生有康大雷（
）、康坦类（
），第四将手下有安大勒（
），第六将手下有石格贪（
）、安光勒（
），第八将手下有曹星星（
），均为粟特族裔。
4、丝棉部落
S.2228《亥年修城夫丁使役簿》记载丝棉部落各将共领有49人，其中右三将有安佛奴、康通信，右四将有康友子，右六将有曹保德、康再兴，右八将有翟胜子、安善奴，右十将有米屯屯，左七将有翟买奴，左十将有米和和、米奴子、安保真等12人，都是粟特人。S.11454B、D-G是一组吐蕃时期的文书，计有《吐蕃戍年课左五至左十将牧羊人酥油等名目》、《吐蕃戍、亥年左六至左十将供羊历》、《吐蕃酉年至亥年左三将曹宝宝等羊籍》等，其中提到的粟特人有曹宝宝、安庭光。
P.2162《吐蕃寅年(822？)沙州左三将纳丑年突田历》，记载的左三将出于丝棉部落，其中有粟特人石藏、安恒等；S.5824《经坊供菜关系牒》记载丝棉部落的安和子，亦为粟特人。
5、擘三部落
S.2228《亥年修城夫丁使役簿》记载擘三部落8人中，石秀秀、石专专为粟特人。
6、行人部落
S.5824《经坊供菜关系牒》记载行人部落的康进建、安国子、安和子为粟特人。
7、上部落
S.1475背《吐蕃未年(827)安环清卖地契》记载上部落百姓安环清宜秋西支有地一段柒畦拾亩卖与同部落人武国子，契后署：“地主安环清年二十一；母安年五十二；师叔正灯（押），姊夫安恒子，见人张良友。”这件地契表明“上部落”中有安环清等一批粟特百姓。
8、下部落
S.1475背《吐蕃酉年(817)曹茂晟便豆种帖》记载曹茂晟乃下部落百姓，表明下部落也有粟特居民。
9、中元部落
S.1291《某年三月曹清奴便麦契》记载：“□年三月一日，中元部落百姓曹清奴为无种子，今于□□寺僧手下佛物处便麦肆硕，故豆壹斗。限至秋七月还纳。”曹清奴当是居住中元部落的粟特人。[25]
此外，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粟特人信仰佛教，在佛教教团中有很大的势力。P.2729《吐蕃辰年(788)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是吐蕃占领敦煌后于788年3月5日对敦煌诸寺僧尼清查的名单，算使论悉诺罗检牟敦煌诸寺僧尼共310人，其中粟特胡姓人有49人，占总数约近六分之一，其中安、史、米、曹、康、石等粟特姓共29人，占了近十一分之一。[26]据S.542背《吐蕃戍年(818)六月沙州诸寺丁仕车牛役簿》统计，在184笔供役记录中，属于康、安、石、曹等9姓的寺户共52笔，占全部供役户的三分之一弱。[27]黄文焕对现存于河西地区7～9世纪的唐代藏汉写本经卷（编号共317卷）的研究中，发现这些经卷虽然其外部特征完全是吐蕃式的，但在写校者的总人数中其他兄弟民族人占4/5，甚至5/6，吐蕃人只占1/5乃至1/6，其中属于粟特康姓的写校者有5人。[28]
总之，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信仰佛教，向寺院舍施财物及修窟造寺，担任佛教教团中的各级僧官，影响较大，因为这方面已有专文论及，故不赘举。[29]
三、吐蕃与粟特人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代吐蕃与粟特人的关系不仅表现在政治生活方面，也表现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方面。譬如，在佛教于唐初传入吐蕃的同时或稍后，中亚及西亚各国的其他宗教观念，也传到了吐蕃：通过粟特人、突厥人传来了摩尼教，通过波斯人传来了景教，通过大食传来了伊斯兰教。这些外来的诸种宗教给予吐蕃很大的影响，以致在吐蕃时期及其以后的民间文学中，可以看出某些特点。[30]据《智者喜宴》载，松赞干布时期，学习邻族建政经验、设官及民政，“自东方汉地及木雅获得工艺与历算之书。自南方天竺翻译了诸种佛经。自西方之胡部、泥婆罗，打开了享用食物财宝的库藏。自北方霍尔、回纥取得了法律及事业之楷模。”[31]其中，“胡部”即指粟特，这方面因有较详细的论述，故不赘引。[32]
唐代，粟特人在葱岭以东的蒲昌海（罗布泊）、播仙镇（且末）、西州（吐鲁番）、伊州（哈密）、沙州（敦煌）、肃州（酒泉）、甘州（张掖）、凉州（武威）等地均有分布。粟特人的这些居住地处在丝绸之路的要冲，与丝绸之路“青海道”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且末、敦煌与柴达木古道直接相通，武威、张掖经扁都口与青海相连。吐鲁番出土的一件粟特语文书记录了9～10世纪粟特人在欧亚大陆的经商路线，这条商路自西而东为：拂菻、占国、波斯、安国、吐火罗、石国、粟特、拔汗那、朅盘陀、佉沙、于阗、龟兹、焉耆、喀喇沙尔、高昌、萨毗、吐蕃、吐谷浑、弭药和薄骨律。它的起点“拂菻”即粟特人对罗马帝国的称谓，唐代此称谓指拜占庭（东罗马），其终点薄骨律则是鲜卑人对宁夏灵武的称谓，唐代为朔方节度使府，其间的吐蕃、吐谷浑等在青海地区。[33]
如果结合前面列举的反映吐蕃与粟特关系的史料看，在8～9世纪吐蕃统治西域及河西走廊期间，无论是在鄯善、敦煌，乃远至中亚的康及其他昭武九姓诸国，吐蕃均有从“粟特商路”获得来自中亚的粟特商品或贡品的可能性。
1982～1985年，青海省文物考占研究所在海西州都兰县的热水乡、夏日哈乡发掘了一批唐代的吐蕃墓葬。除大宗的丝织品、陶器、木器、铁器、铜器、珠饰、木简犊、皮革制品以外，还出土一批金银器，因墓葬多数被盗，完整器和大件器不多，多系残损的小件器物。其中一部分器物较特别，具有浓厚的中亚粟特银器的风格，主要有：镀金银质鹿形饰片1件；镀金银质搏饰片1件；银带饰共26件；银钉托1件；花形镀金银饰2件；残损木器上的镀金银饰：纵列式环状忍冬唐草纹饰条，共18件；横列式环状忍冬唐草纹饰条，若干残片；梯形四方连续式环状忍冬唐草饰片2件；方形立凤环状忍冬唐草饰片2件；不规则形四方连续环状忍冬唐草饰片1件；宝花形环状忍冬唐草纹饰件2件。[34]
以上都兰出土的镀金银器所具有的粟特器物的特点为：
其一，都兰的金银器无论鹿形饰片、搏饰片、带饰、忍冬花形饰片及残损木祭器上的镀金银饰片等，均系整片银片制成，普遍使用捶操技法作为金属成型的主要手段。器物表面为全部或局部镀金，绝大部分器物以镂空形式表现纹饰的浮雕效果。
其二，捶操和阴线浅刻并用在都兰也较为常见。鹿形饰片、搏饰片及祭器饰片中的凤凰身部和缘饰、捶碟纹样均具有较为平整的特点。
其三，底部饰以鱼子纹的器物见于都兰所出搏饰片。而在残木祭器饰片的缘饰上均加以斜向的条纹。连珠纹见于立凤饰片中立凤的翼部，主题纹样中有凤凰和鹿两种动物。
其四，无论主饰和辅饰，均大量使用三瓣花形两片勾叶的忍冬纹饰，并将其组合成纵列、横列、四方连续、独列等多种环状桃形图案包铁立凤和立凤饰片上亦饰有阴线浅刻的忍冬花图案。包铁玄凤身上的羽饰与粟特的有翼骆驼极相似。[35]
通过以上对比可知，都兰出土的这类金银器同中亚粟特人所使用的金属器纹样非常近似，总体风格一致。再从年代上看，通过与中亚7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前半叶的粟特器物相比较，都兰金银器类也与之大体相当。正是由于具备这些相似性，发掘者将都兰出土的这类金银器归属于粟特系统，证明唐代吐蕃王室或贵族使用了大量粟特系统的工艺品，尤其是粟特金银器。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唐代吐蕃与粟特人在经济、文化方面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贸易往来。
据统计，吐蕃在与唐朝的交往中，作为赠送的礼品中有大量的金银器，有金城、金瓮、金颇罗、金胡瓶、金盘、金碗、金鸭盘盏、金银山陵、银犀、银牛、银羊、银鹿等十几种类型，皆形制奇异，而且数量相当大。尤其是736年，吐蕃一次就赠金银器玩数百件，令人叹为观止。[36]故有学者认为从都兰吐蕃墓葬出土的粟特金银器可以推知，吐蕃向唐朝赠送的金银器中，必有相当一部分是粟特人制作的器物。[37]
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从有关的文书上也能见到来自粟特或西域的工艺品出现在寺院的施入品中，具体物品和出处如下：
同样，从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文书中也能见到具有粟特特征的“银钱”在民间流通。据粗略的统计，这方面的文书出自敦煌的有5件、新疆麻扎塔克的3件、新疆米兰吐蕃遗址的5件，详情见下表。
收稿日期 2007-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