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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107(2010)04-0018-05
商业空间集聚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非常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也是区域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早在汉唐盛世时期，我国就曾经形成过像长安那样“各国商贾云集”的世界性商业集聚地。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商业空间集聚现象才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率先发起相关研究并创立了“中心地理论”，为后续商业空间集聚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国内外学者现有关于商业空间集聚的研究主要围绕商业空间集聚内涵与外延、动力来源、绩效三个方面展开。
一、商业空间集聚内涵与外延
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泰勒(1933)将商品的集散地定义为“中心地”，这是商业空间集聚的最初内涵，即商品供给在特定地理空间的集散过程。日本流通学者石原武政(2000)认为，所谓的“商业集聚”是指若干商业者集中于某个区域的状况，是那些以顾客的相关购买商品为中心，而经营品种又稍有扩展的专业店的集合。国内学者夏春玉(2002)、吴小丁(2006)则倾向于将商业集聚定义为“商业企业在地理空间上位置的相对集中”。武云亮(2003)认为，商业集聚不但指商业企业的集聚，还包括了相关行业如金融、餐饮、储运、信息咨询等服务业的关联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从而形成在一定区域内商业网点密度和专业化经营程度很高的商业经营场所。蒋三庚(2005)等借鉴了武云亮的研究给出了类似的定义。
蒋三庚(2005)把商业集聚区分为中心区、中间区和外围区(分别用ABC表示)三种类型，把企业群结构分为块状、条状和离散状(分别用abc表示)三种情况，总结出几种集聚组合状况：Aa型组合，即位于都市中心商业区的团块布局；Ab型组合，即位于都市商业中心的主要商业大街；Ba型组合，城市内地区级或社区级团块型的商业形态；Bb型组合，为专营商业街；Bc型组合，为散布在城市中街头巷尾的商店；Ca型组合，大城市外卫星城市的商业中心或郊区购物中心；Cb型组合，城市边缘地带的农贸市场；Cc型组合为郊区的零星小店。
二、商业空间集聚的动力来源
商业空间集聚研究的关键内容是集聚动力的来源问题，据此，我们将现有研究细分为商业区位理论、集聚经济理论和消费者行为决定理论等部分。下文将主要地沿该思路对商业空间集聚研究进行理论综述。
1.商业区位理论
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从朴素自然观视角出发，认为商业空间集聚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其集聚的根本动力来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本身(如人口、收入水平和交通状况等)，进而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描述商业的空间集聚过程；这类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在对特定区位条件下最优商业空间结构的求解方面。克里斯泰勒(1933)首先将商品服务的集散地定义为“中心地”，然后使用演绎的方法得出结论，认为在市场、交通与行政三个原则下中心地的最优结构分别是k=3、k=4和k=7的正六边形空间系统，最后利用德国南部的经验数据对这一结论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德国南部的中心地结构非常明显并且符合其理论假说。廖什(Losch，1954)从人口、需求状况与中心地等级与职能的非对等性等方面对克里斯泰勒的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更接近现实的“经济景观模型”。贝利和加里森(Belly & Garrison，1950)放松了克里斯泰勒的“人口有规律分布”与廖什“人口与需求均匀分布”的假设，使用“门槛人口”的概念、利用计量分析方法研究并证明了在人口与需求非均匀分布的条件下，中心地的空间等级结构也能得以形成，使中心地理论更进一步贴近现实。
商业区位理论在国外有着大量的应用研究。斯坦(Stine，1962)用中心地理论解释了集市的形成机制与动态过程，研究认为，当经济发展使消费需求增加、交通条件变好时，商人的巡回销售路线就变短，集市将逐渐由巡回型变为固定经营型。旺斯(Vance，1970)研究大西洋沿岸城市的商业历史，提出了中心地腹地与中心地的可分离模式，即城市的腹地不在本地，而在大洋对岸，但其发生发展的格局仍符合中心地理论的基本格局。Reginald和Rajagruru(2008)用美国零售商店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心地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最小差异化原则这三种古典区位理论在解释微型零售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性问题，他们的研究表明，中心地理论对微型零售企业的区位选择和竞争优势形成具有最好的解释力。商业区位理论在国内被广泛应用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主要侧重于针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大城市商业网点规模、等级和分布情况进行的验证性分析①。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学者将GIS技术引入到商业区位的研究中来，为商业区位分析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如马才学(2000)在理清商业地理定位的构成要素的基础上，论述了基于GIS的商业地理定位的技术路线、研究了GIS技术在商业地理定位中的应用问题。陈颖彪、千庆兰(2004)基于GIS方法建立了矢量格网矩阵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商业网点密度分析、商圈影响范围分析、商业空间查询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并以北京市商业空间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实际验证。Jerome Baray和Gerarad(2007)认为传统的关于确定商业中心②边界的理论方法、实证方法与统计方法都存在主观性的缺陷。他们基于空间形态学和GIS技术，给出了确定商业中心边界的方法和步骤：一是数据编码和变换；二是数据的过滤处理；三是数据的分割；四是商业中心边界的修磨和调整。
2.商业集聚经济理论
许多学者从商业企业“集聚经济”的视角出发，认为商业空间集聚是商业企业主动追求集聚经济的结果。Chambelin(1933)在霍特林模型③的基础上研究认为，如果两个商业企业可以自由选址，则跳跃到较大市场上以最大化他们各自市场领地的过程将会相继发生，其结果是两个企业会在这一市场的中心位置形成集聚，而不会是分散在市场的不同位置。Brown(1987)对零售集聚区的企业进行了实地问卷调查，统计发现“利润”是促使企业空间集聚的根本驱动力；Illeris(1996)研究认为，成本节约、知识与创新、品牌与社会资本、风险规避等因素使商业企业集聚在一起经营。
国内学者陆立军(2008)对浙江义乌的小商品企业集群进行了长期的跟踪研究，认为在不同区域共享一个大规模市场的条件下，由于市场不断拓展所产生的投资协同以及由此引致的规模报酬递增，导致相关区域基于各自的比较利益更容易围绕市场形成有效的分工；即分工经济、网络外部效应以及规模报酬递增是义乌商业集聚的根本原因；徐从才(2003)以南京为实证案例，研究认为都市圈带来的分工与资源重组效应、要素的聚集与扩散效应、分享效应以及新型的竞争与合作效应促成了商业专业化与商业空间集聚，并且指出都市商业结构应该包括形态结构、空间结构、业态结构和技术结构；彭继增(2006)从古诺竞争和空间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商业集聚的区位成本优势和区位经济组合优势，认为商业集聚的本质驱动力在于店铺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竞争关系所损失的利益。武云亮(2007)实证了商业集聚的成本节约效应、区位品牌效应、组合经济效应和关联效应，并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对商业集聚的演化机理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我国中小商业企业集群的三种主要演化机制，即产业互动主导机制、自然演化主导机制和政府主导机制。王艳红(2007)则从企业集聚体声誉的视角，基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四个典型的商业企业集聚体的消费者调查数据，使用相关分析法深入研究了商业集聚品牌与消费者购物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感知的集聚体声誉越高，消费者消费金额就越高，能接受的交通时间也越长。
3.消费者行为决定理论
商业经济学家们则坚持“顾客是上帝”的观点，认为商业空间集聚是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行为的结果，其根本动力来源于消费者行为的特征。贝利和加里森(Berry & Garrison，1958)等对中心地理论关于“距离是消费者选择商业中心唯一重要因素”的假设提出挑战，认为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程度、购买能力和出行能力将在商业中心选择中起决定作用，同一规模的中心地也可能出现功能上的差异；哈夫(Huff，1963)提出多个竞争性中心地消费者的多可能性选择问题，从消费行为视角量化了居民利用其中某一个商业聚集区的概率。波特(Potter，1981)完全从消费的知觉和行为的视角来探讨零售区位的分布问题，他提出信息场和利用场的区别，并认为信息场的大小与消费者的社会地位、年龄和家庭规模等直接相关；Ghosh和Rushton(1987)结合“雷利法则”，将消费者行为及其社会经济属性纳入到商业空间结构分析框架，提出了消费行为空间结构模型和重力模型等理论。Arentze，Oppewal和Timmermans(2005)实证分析了消费者多目标购买行为与商业空间集聚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国内学者吴小丁(2001)将哈夫模型应用到不同商业集聚样本的测算当中；柳思维、王娟(2007)等从外部环境、内部成长和时间三个维度分析其影响因素，构建了城市商业中心布局的三维动态模型，并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技术方法；柴彦威等(2008)分析了上海居民购物行为的时空特征，然后从居民购物消费行为特征入手，考察了其对商业空间集聚结构的影响。柳思维、吴忠才(2009)等引入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年末实有公共(汽)电车运营数三个变量，作为影响城市商业空间集聚发展的自变量系统，并证实了它们与城市商业集聚发展呈同向关系；王德(2009)对北京王府井大街消费者进行了调查，并以地块为分析单位从空间角度探讨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包括人流、停留人次、消费金额、人均消费金额等要素的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以及入口、洄游、出口各阶段的空间特征，阐述了消费行为的复杂性和影响因素的多样性。
三、商业空间集聚的绩效研究
商业的空间集聚以及由此形成的商业集群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也是整个区域经济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与区域经济系统中其他方面有着频繁的能量交换。那么，商业空间集聚绩效问题的研究就必须考虑到商业集聚本身以及它对其他相关方面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商业空间集聚进行了探讨。
一是从商业空间集聚本身效率变化来评价集聚的经济绩效。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基本上从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外部效应、知识溢出等方面进行论述，而商业集聚的负效应问题也有学者涉及。柳思维(2004)论述了在商业集聚发展和市场容量扩大的过程中，规模效应使商业集聚体在与政府和消费博弈的过程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从而商业企业“集体闯红灯”——制假、售假现象不断增多，市场诚信从而市场秩序面临非常大的考验。吴小丁(2007)对零售业的空间集聚行为进行了考察，认为在许多区域存在零售业过度集聚从而带来恶性竞争的情况，提出从行业利润率、零售商促销行为、服务能力和零售组合等方面来评价零售业的过度集聚。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商业过度集聚带来的交通拥挤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二是从商业空间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就业的视角来评价集聚的经济绩效。武云亮(2006)从CD生产函数出发建立商业产出模型，以1978-2001年间的上海商业发展情况为例，对商业产业与第三产业以及商业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率进行了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商业产业与第三产业存在明显的互动发展关系，并且商业也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王晓东(2010)基于中部地区2003-2008年的数据，对商业发展与就业增长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商业集聚发展是促进中部地区就业增长的有效产业因素。
三是从商业空间集聚与低碳服务业发展关系的视角来评价集聚的生态绩效。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低碳”生活方式的提出，商业空间集聚及其带来的环境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四、研究述评
通过以上从区位、集聚与消费行为三个角度对商业空间集聚理论的简要综述和初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外围绕商业空间集聚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商业空间集聚研究比较零散，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没有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从经济发展史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经历农业文明社会与工业文明社会，而商业文明则是人类社会在工业文明之后的必经之路；因此，商业理论将是未来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从工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过渡的时期，商业经济理论的研究也应该从边缘理论逐步转换到主流理论的角色中来。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商业空间集聚这个作为商业理论最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的领域，其研究仍然处于零散和缺乏完整研究框架的状态。例如，商业空间集聚的内涵外延与边界、形成机理、运行机制、绩效评价以及治理规则等重大问题都仍然有待加强。从而，商业空间集聚的研究也还没有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
第二，商业空间集聚研究大多是对工业集聚理论的修正与移植，缺乏基础性理论。从上文可以看出，现有的商业空间集聚研究主要是复制了工业集聚理论的研究框架与方法体系。例如，克里斯泰勒和廖什的中心地理论是在杜能的农业区位论与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等理论基础上修正得来的，商业企业集聚理论是在工业企业集聚理论的研究成果与框架基础上的简单移植。事实上，商业空间集聚除了具备一般产业空间集聚的基本特征以外，还有自身的、更为重要的特征，例如商业企业的扩张模式、商业不同业态之间的互补竞争关系、消费者对于商业集聚的深层次影响等等。正是缺乏对商业及商业集聚本身特性的基本认识，导致了研究缺乏基础性理论。
第三，商业空间集聚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定量化的模型研究。在商业空间集聚文献中，研究方法主要以静态的、定性的理论分析为主，例如从区位因素、外部性、规模报酬递增、知识溢出等经典制造业集聚理论去简单描述和验证商业的空间集聚，而没有使用更科学的方法去量化这些因素对商业空间集聚的具体作用。从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来看，理论分析是其中的必经阶段，但研究若长期停留在经验层面，则有可能阻碍我们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认识，甚至对经济实践活动造成重大的损害。当前，商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要求我们在总结经验理论的基础上，运用比较前沿的科学研究方法，例如空间计量分析、GIS等对商业空间集聚进行模型化和定量化的深入研究。
五、研究展望
因此，商业空间集聚的未来研究重点在于如何实现与系统动力学、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经济学、空间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与有效融合，从而构建完整的研究框架和采纳先进的研究方法，以实现重大的理论突破。
首先，是与应用数学、系统动力学以及生态学等基础自然科学学科融合，建立科学完整的研究体系与基本框架。纵观当今主流的集聚理论，已经将系统动力学原理、自组织原理以及数学群论、生态群论等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理论引入了其研究的范畴，并且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商业作为一个国民经济体系中重要的产业门类，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将其视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对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体系对其进行考察，从而建立科学的、完整的研究框架必定是未来商业空间集聚研究的首要任务。
其次，是与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融合，实现与未来主流经济学的对接。随着经济发展进程不断加快和新经济情况的不断出现，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多地被学者们所置疑；以西蒙、卢卡斯、克鲁格曼、杨小凯等为首的新兴一代经济学家们提出了“有限理性、垄断竞争、信息不完全和多重均衡等”为基本特征的“后现代经济学”研究框架。商业集聚研究要在未来融入主流经济学，必须首先进入该研究框架。在新的假设前提下研究而非传统的经济学假设前提下进行研究，为将来的角色转换提前做好准备。
最后，是与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计量经济学等前沿研究方法融合，实现研究手段的先进化和高效化。在Anselin、Cliff和Getis等空间计量经济学家的努力下，空间集聚研究的计量方法——空间数据分析法已趋成熟，且近年来在人口增长、经济增长、能源消耗、政府支出、房价和粮价、知识与创新、疾病传播等领域的应用逐渐增多；但SDA在商业空间集聚中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集成GIS技术进行区位选址方面的尝试和探索。随着GIS技术的融入，辅之以Matlab、SAS等强大嵌入性二次开发计量软件，空间计量方法在商业空间集聚分拆中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广泛与深入。
注释：
①如徐放(1984)、宁越敏(1984)、高松凡(1988)、吴郁文(1988)、李振泉(1989)、安成谋(1990)和刘胤汉(1995)对北京、上海、浙江嘉兴、广州、长春、兰州和西安等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研究。
②Jerome Baray和Gerarad在原文用的是“商圈”概念，本文将其理解为更加一般意义上的“商业中心”。
③霍特林(Hotelling，1929)研究了在一个有限的线性均质市场，当消费者市场的需求完全相同且完全无弹性，消费者光顾哪个业主完全取决于其产品价格的情况下，假定存在两个业主，其销售目标为利润最大化，销售同质的产品，且运输成本不变，如果一个业主可以自由地重新选址，他将通过选址在较长的市场上并邻近另一个业主来最大化他的市场领地，以此最大化其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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