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技研究的前因性思考*_科学论文

关于科技研究的前因性思考*_科学论文

关于科学技术研究的前提性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提论文,思维论文,科学技术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深刻,科学不断社会化,社会也不断科学化。也就是说,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越来越明显和重要,二者在互动的关系中协调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不能不受到很大影响,传统的研究模式受到了挑战。科学哲学不研究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将面临生存危机。从科学研究的内在发展规律和目前科学哲学的研究转向及科学社会学的兴起无不说明了人文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强有力影响。

从科学研究内部的发展规律来看,科学研究是一个开放性系统,在它自身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和层次的时候,要实现功能的进化就产生了和外系统进行交换的必然趋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等在作为大科学这个整体中彼此互补、协同和竞争,进行内部的自组织协调,达到量变和质变、对立和统一、肯定与否定的协调统一。科学研究向社会和人文因素的转向正是这一自组织过程的外观表征。现代科技观的发展和科学哲学研究的转向已从历史的角度证明了这一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的“正统科学哲学”开始,经历了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几个流派的发展,也表现了科学哲学转向的这种主导倾向。逻辑实证主义主张对科学知识的结构作静态的逻辑分析,以建立精确科学哲学的观点,这表明了作为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对科学进行内在逻辑分析的实证主义态度,正是对科学的这种实证分析的推崇导致了科学主义的兴起。科学主义思潮的特点是崇尚科学理性,主张按“精确的科学模式”建立哲学,从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以实证科学为基础,仅仅把理性限制在经验现象的范围内,用实证理性反对抽象理性,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而把哲学归结为是对科学的认识和科学的方法理论,这一点对于科学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对形而上学强有力的破除,科学主义的思想就难以产生和立足。但它却以一种经验理性的极端形式否定了传统哲学和其它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所以从它开始产生的那天起就有内含于其中的不可克服的时代局限性。也就是说它把哲学仅仅局限在经验理性的范围内,若以辩证的方法来思考,界限本身就是一种非界限,具有打破界限的可能性,一旦条件成熟,突破这种界限就成为不可避免,使科学理性与抽象理性和人文理性互相融合,对科学的研究和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即使科学主义思潮总是注重于以自然科学和逻辑科学作为研究的主题,但也还是不能绝对地否认人的问题,也总是要将科学与人的问题结合起来,只不过这种结合采取了自发的和外在的形式,完全是用对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来解释和解决人及有关人的问题。近代以来,由于科学主义思潮对科学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关怀,在意义的层面上就形成了西方社会人类万能主义的人文精神塑建,在反对宗教和反上帝的形式下,使科学理性走向了和这种人文精神的外在结合,这种外在结合使科学理性也逐渐地被充当了一种工具理性的角色。拥有理性的人成了世界的主宰,人对自身关怀的因果发生了明显错位,对自然的肆忌掠夺结果造成了人自身生存的困难重重,回首往事,人不得不对自己的科学价值观重新思索,导致了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其中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或证伪主义)可以看成是由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它将科学哲学归结为科学方法论,主张对科学理论的发现过程作动态的逻辑分析,已具有了历史主义的萌芽,历史主义的出现则表现了科学研究向外部条件转移之趋势,在处理科学和社会因素的关系上显得比逻辑实证主义更加理智和温和得多,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认为要对科学作历史的动态考察,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是揭示科学是怎样发展的、即科学发展的模式和范式如何,主张从动态的历史角度审视科学。主张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心理学与社会学相结合,反对对科学知识作静态的逻辑分析。历史主义的出现对科学哲学从对科学的逻辑分析转向赋于科学理性的历史感和社会感有重大影响。表明了科学研究受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具有不可避免性。而新历史主义学派更是继承了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科学哲学研究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要求对科学史进行合理的重建,更表明了科学哲学研究向外部其它社会条件转移的目标倾向,总之,历史主义学派不论对非理性思维在科学理论乃至思维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推崇,还是对科学与非科学固定界限的消解,也还是主张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多元化,归结到一点无非都是强调外部社会背景条件、人文因素和精神心理活动对科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在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关系上,费耶阿本德就坚决反对科学只是理性的这一传统观念。他认为科学也不能排除非理性,在科学的历史进展过程中,非理性因素不是可有可无的成份,而是必不可少的成份。企图排除非理性,以为这样才能使科学更加理性化、更加准确化的想法,其结果会最终“消灭科学”本身,使自身失去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因为科学理论是人创造的,人是社会发展着的人,在人的思维中不可必免的掺入非理性因素。它对科学理性具有重大作用,至于作用的效果是如何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研究和解决的。但非理性因素对科学理论思维的作用的难免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关于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上,历史主义强调在科学和非科学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成不变的界限。诚然,人类的思维是在真理与谬误的斗争中展开的,科学是在战胜种种非科学和假科学的斗争中发展,这是人们共知的一般规律,但是如果以为只要设定一个简单的标准,就可以把科学与非科学截然分开的话,就会有两方面难以解决的困难。首先,如果以为科学假说和理论从诞生那天起就是非常纯洁的,不含一点非科学的成份,那显然是不符合科学发展的事实。因为在科学主义者看来,科学的唯一目标是追求真理,不是绝对的真就不是科学。而真理都是带有相对意义的,不包含相对性的绝对科学真理是不存在的,绝对的科学真理只是一种“最方便的神话故事”而已。其次,科学主义和传统的科学哲学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属于知识世界和真理的体系,而一切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则属于一种“文化生活的体验”。区别的标准是经验证实原则,科学是用语言来表述经验事实,而非科学则用语言表达个人的感情和理想,是一种价值陈述和价值判断。这种体验是感觉所与悟性了解,它可以感染别人,但并没有表述任何经验事实,因而在认识上无意义。与之相适应哲学的任务仅在于从逻辑上对科学进行的分析活动,从而排斥和否定了一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精神科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也排斥了哲学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对科学的关怀,所以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没有单一的、固定分明的界限。在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多元化上历史主义则强调科学理论与已知经验事实之间、各种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一致性和不可通约性,理论是多元的,方法也是多元的,不能片面强调一种科学方法而贬低或否定另一种科学方法。任何方法都是有局限性的,不应崇拜某种方法而排斥其它方法,不存在普通适用的方法论原则,应采取开放式和发散式多元方法。尽管历史主义学派在对科学主义的批评过程中常带有极端化和绝对化倾向,但却包含有对科学研究从注重内部条件向外部条件转移的合理性启示。科学社会学的兴起,更加促进了科学研究向社会和人文因素转向的影响。人们一般把默顿1938年在《奥西里斯》(Osiris)杂志上发表的长篇博士论文“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看作是科学社会学诞生的标志,在科学发展史上,通常也将这篇文章看作是对科学发展的社会因素研究的一篇杰作。从这个角度上看,可以把科学社会学当成是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研究,是有关科学事件转向社会关系的研究。目前,关于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方面的研究已成为西方科学、文化与社会进步思想研究的主流。

尤其是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社会学界、人文学界甚至自然科学界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它以反现代性、反决定性、反理性,主张非线性、非决定性和非理性为其主要特征的。反映到科学上,就是反对60年代以前,科学被看成是理性活动及其产品的累积上进过程,它倡导对科学的研究不仅引入心理的社会的和非理性的方法,而且主张引入人种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把研究的重心从科学思想逻辑结构分析转向科学实践的实验、技术与应用开发、共同体和结构以及科学的政策等,把科学与社会在互关系的研究提高到了显著位置。后现代主义的科技观又进一步发挥了历史主义观点,将科学的发展看成是范式的转变,使人们愈加强调科学实践效应而非观念自身的延续,越来越强调社会因素而非思想和理性因素。强调对科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而非事实的收集和概念的分析,从而使人们对科学理性的传统理解有了改变,其核心是人们的科技观的转变。理性不再是孤立的命题和单个述语的逻辑推演,而是由概念的框架、科学共同体和文化传统所代替。科学不再被看成是理性的进步,而是由历史背景和社会实践所构成。这种观念的转变有其内在动力的自主理性,更有来自对科学进步的深刻怀疑的批判性。

上述转向的历史事实尽管具有很强的思想感召力,也具有可实践的现实基础,但如果我们做一个纵观全局性的思考,就不难发现或不能否认科学研究还仍有它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规律。科学的研究对象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就是客观实在,通过科学比较分析来揭示具体客观事物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更准确地说是立足于现实的角度研究实在对象的事实及其之间的关系,而很少关注社会和人等其它因素,这成了科学区别于别的学科的特质和自身赖依存在的基础。所以,对于科学本身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的研究应是科学哲学的基础和起点。科学哲学不研究科学事实的内部运行机制就等于失去了作为一门专门性独立学科存在的根本和前提。只有首先研究科学概念及理论产生的内部因素,而后研究它们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概况才更具合理性,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科学研究的第一前提。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并不是要抛弃对经验的逻辑分析前提。从认识发展的顺序上看,科学哲学的研究确实是从科学事件的经验事实出发的,在科学事件事实的基础上来建构科学哲学的理论与方法。这是由科学哲学的内在发展规律、即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具体与抽象的统一和分析与综合统一决定和要求的。科学哲学在没有对科学事实进行分析和归纳的基础上,进而研究科学知识本身产生与发展的内部因素之时,就来研究它的产生和发展的外部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因素,会使科学哲学失去基础,即失去了“逻辑”和“理性”意蕴,违背认识的发展规律。从方法论的角度,科学哲学是立足于科学事件事实的基础上审视一切科学,因而必须十分注重对科学的逻辑分析和历史发展方法相结合。这种方法的成功运用显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威力和存在的基础性,也说明了科学事件本身是科学哲学研究的开端,而非逻辑性和社会历史性的不成熟恰好说明了非逻辑研究方法的滞后性和后继性,所以我们将科学哲学对经验事实的逻辑分析看成是对科学研究的第一基本前提条件。从科学本身发展的角度来看亦如此。各门自然科学的科学概念和理论的产生过程是从个别性到社会性,由小学科到大学科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科学哲学正是以科学整体的发展为线索,无疑先从分析科学概念和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内部因素开始,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逐渐地由内向外扩展,而后考虑到对其它学科的作用和影响,其中包括一切社会科学和哲学等方面的文化发展。正所谓“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外因就是社会历史原因,它主要是以科学的内外因素及相互关系为内容,以历史的方法,特别是非理性和非逻辑的方法来阐明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和社会文化与文明进步的相互关系,以达到相互间协同进化的目标。当然是以科学事件的内因为基础的,所以对科学主义的拒斥并非要否定经验的逻辑分析原则这个前提。

科学哲学这种逻辑分析方法不仅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而且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当今时代科学的发展仍然需要作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分析,只是不必对其它科学与人和社会的发展问题进行排斥和否决,而是相互协调和互补的,而且以社会和人的发展为追求的目标和落脚点。人要凭借自己的能力和科学技术使自然界满足人的需要,人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如果作为一个价值命题的分析,光靠对经验的逻辑分析是不能完成的,其主旨显然也是不合理的。它需要打破这个界限,给予以社会和人的发展为本体的新形而上学关怀,引导其走出工具理性主义的误区,找到它恰当的存在地位和生存意义。这种排它性的消解就会使科学哲学的逻辑分析命题作为一些事实命题本身显得清晰、明白和无误。科学哲学发展的事实证明,历史主义特别是新历史主义学派,尽管主要是以历史主义的方法,把哲学的任务看作是关注科学的实际发展来建立历史模型,使科学的研究已初步涉及到了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广泛领域,有些哲学家开始注重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在理论中的评价作用,把科学看作是人的历史性活动,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和历史性,越来越具有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作用的倾向,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否认理性逻辑分析的作用,力图把历史主义方法和逻辑分析方法相统一。从拉卡托斯、夏佩尔、劳丹和普特南等一些科学哲学家的阐述中都可以看出从这一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来寻找科学进步的合理性。

而后现代主义倾向则进一步极端地发展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蕴含的相对主义观点,否定科学和哲学作为传统文化意义存在的可能性,具有历史虚无主义色彩。他们强调科学只是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而它并不比其它信念体系更客观,更合理,也不存在其它们需要模仿的不同的绝对方法。科学与神学、历史学、文学没有什么不同的分界限。科学不应享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在反对将科学作为文化基础的同时,实际上也提出了将哲学非科学化的主张。他们反对一切以认识为中心的文化和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哲学只不过是“对我们人类迄今发明的各种谈话方式的利弊的比较研究”,很像是一种“文化批评”这样的东西。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在反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的过程中,揭示出科学、艺术和政治这类先前被认为是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似性,在“新实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下将各种文化统统关联融合起来,从方法上来看就是采取多元方法。其实质就是反对构成现代西方文明根基的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反对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控制论式的思维方式,它力求打破和挣脱哲学思维中知性思维方式的限制,这种哲学的批判倾向与辩证法具有一致性,把科学的价值与社会发展效果联系起来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极端排斥科学和理性,也反对哲学辩证法对超验形而上学的追求,反对任何形式的乌托邦和哲学理想,表达了对人类理性信念的怀疑、厌倦和无奈的悲观主义态度。因而对知性思维方式和传统形而上学的拆解导致了意义的崩溃和确定性的消失,人的经验、语言和社会生活被拆解成无意义的碎片或在结构中无限消失着的无法捕捉的东西。这似乎又是一种经验论或现象论的辩证法。因为我们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者并不是真正想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寻找一条出路,其哲学的意图与其说是重建,倒不如说是解构,他们希望解构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整个哲学传统,宣告“大写的哲学”的终结。否定了理性就否定了科学,在一定意义上就否定了哲学。理性是一切科学的基本表达手段,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根据和前提。我们必须坚持这个前提,以促进科学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进步,去正确地把握住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意义问题。

下边我们就要专门阐述一下科学研究当中有关人和社会发展的科学前提问题。作为科学进展的外部条件,在前边所论述的关于科技观和科学哲学的历史转向当中我们已揭示出了这一特点和趋势,即人文和社会因素对科学运动和发展的历史影响,或价值学上的目标追求问题。效用性是科学理论追求的目标,是否有效用也可以对科学的发展进行抉择。在美国现代科学哲学家拉雷、劳丹所提出的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模式中,提高理论解决问题的效力被作为科学追求的目标。劳丹明确指出,科学的进步就在于后继理论比前驱理论解决更多的问题。任何理论都只能在一定条件下近似地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解决问题并不需要十分精确,解决的方式也会变化和发展。由此,劳丹在论及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标准问题时,主张把科学的目的和评价标准合而为一,即把目的和价值结构。他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追求最难解决问题的理论,而评价科学进步或理论选择的标准也是看研究传统和理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或能力。劳丹的见解有很重要的道理。科学理论具有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作用,当然具有实用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排除把效用作为科学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科学进步是追求真理和追求效用的统一。把真理当成是科学的唯一目的固然片面,但只强调理论的效用性同样片面。只有准确地把握两方面的统一,才能更好地促进科学发展的社会进步。

这里需要着重强调和充分注意的是传统科学哲学都是分析和说明科学是如何运行和发展的。包括历史主义学派在内也都是站在以科学为本的立场上来说明社会历史因素对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而我们应该突破一切传统科学哲学的界限,站在以人为本的形而上学立场上来揭示科学研究活动对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价值意义。上述这两种角度应该具有对等关系。科学不关心社会和人就失去了最终目标,人不给科学以形而上学的关怀人将失去了人自身。哲学就是要给予科学对社会和人发展以价值和意义上的考察,即所谓哲学的生存论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技观和社会发展观就是不仅坚持从科学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来认识科学,更重要的是从它们的互动关系中来认识社会,不仅要认识到一切社会历史因素对科学发展的价值,而且要认识到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和人的价值,即通常我们所谈的科学的价值,它是人类文明的杠杆,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进步同样也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前提。二者的相互作用是在人的实践当中来加以说明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革命实践。

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人文价值,如果从层次和结构上看可以分为对社会的物质文明价值,精神文明价值和社会制度的文明价值,这三项价值的集中体现就是人生价值。科技对社会的物质文明价值就是一种物化的知识力量,是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物质成果。科技对社会的精神文明价值就是指它不仅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当中的组成部分,而且对人类的思维方式的变革有极其重要作用,对人们的思想感情也发生强烈影响,也促使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科学技术的社会制度文明价值是指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力量,从根本上推动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实现社会和自然的统一。因为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使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发生巨大变革,从而也改变了生产关系,导致社会形态的变更。也使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影响。比如说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方式的更新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等等。法兰克福学派就曾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关系方面的相互影响做过大量的研究,中心提出的科技进步导致两种社会制度趋同的理论虽不可取,但是研究科技进步与社会制度发展关系的着眼点却有借鉴意义。科学技术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制度文明各方面的价值都集中地表现在它的人生价值上。科学技术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使人不断完善,最终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完全的人。因此,人的完善即是科学技术价值的出发点,也是科学技术价值的归宿点,此前提性具有双重含义。科学技术的人生价值是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实现的。自然界既是人类的对象,又是表现和确证人类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对象。反过来说,人类也是自然的对象。作为人的对象的自然界,自从出现了人类,它再也不是离开人的抽象存在物,而是不断地作用于人类,它不仅使人类生存、延续和不断进化,而且还造就了各种社会文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的科学技术的人生价值还要影射到社会关系中,就是要处理好人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关系。

正因为人与自然是矛盾的对象性关系,所以科学技术在对人类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同时,也包含给人类带来某些消极后果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们提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重视防止高科技的负效应,例如自然环境的破坏、战争与核危胁和人类病毒传染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社会价值又有正价值与负价值之分,这样我们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人文价值的性质与程度的分析研究在当前就具有非常迫切的现实意义。

按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实践活动的能动性,不仅在于改变外部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改变人自身,人类改变世界的目的,不是为了征服世界以表达自己的万能,而是以此为手段改善和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人类只有达到整体性的自由自主,成为自身的主人,才能真正合理地支配外部世界。只有普遍消除了社会对抗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实现全体的自由,也只有到那时,人能做到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谐相处,使科学技术全面造福人类。我们相信未来的科学技术和未来的社会必将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整个人类也必将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人类不仅成为真正的社会人,同时也成为自然的真正主人,以自由人的身份驾驭自然。这种美好的未来境界,既体现着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体现着科学技术的伟大价值。这种自由王国虽然看起来比较遥远,但只要人类有一个奋斗不懈的过程,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理想是会逐步实现的。

* 收稿日期:1997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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