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夏战役期间黄兴登坛拜将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登坛拜将论文,战役论文,黄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4)01-0089-04
阳夏战役作为辛亥革命时期最大的一次战役，其有待研究的问题很多，黄兴登坛拜将一事就是重要内容之一。
一、拜将之争
武昌起义后，黄兴于1911年10月28日到达武昌，他首先在汉口作为事实上的防军司令抵抗北军四天四夜。虽然尽了最大努力，汉口还是失守了。对于汉口的失守，许多同志“以克强在汉口巷战数日，纯持革命党资望号令各军，终有名不正则言不顺之感。故各军有不受命者，克强无法驭之。今势必守汉阳，又非克强不胜任，若督师无名，则危险实甚。”[1](P161)于是，黄兴的地位安置就成了汉阳战役开始时期民军所首先面临并必须解决的问题。黄兴于沪赴汉途中，曾在轮中对同行的田桐等人说：“黎元洪本非革命党人，我到鄂后，必须取而代之，且称两湖大都督。”[2](P16)可见，黄兴赴汉前是希望从总体上全面领导武汉革命的。
1911年11月1日，黄兴从汉口退回武昌后，致力于汉阳防务。与此同时，湖北军政府内部就黄兴的位置安排问题展开了讨论。以黎元洪、汤化龙、胡瑞霖等人为代表的立宪派、旧官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当然是不希望黄兴高高在上节制自己的。于是，驱黄的愿望、想法自然而生。那么，如何对付黄兴呢？《新生月刊》第5卷第2期上载有一文，文中道，11月2日，孙发绪曾对黎元洪等人说，“此事不难，驱黄出省可也。”黎曰：“今日才迎，怎好便驱？纵驱之，其如黄不去何？”孙曰：“可用阳尊阴逐之策，请都督（指黎黄陂）仿汉高祖登台拜韩信的故事，于明日就都督府前坪（阅马场）高搭将台，预备‘战时总司令’印信一方，令箭一枝，总司令大旗一面，届时集合全军将士，由都督亲捧印、箭、旗三物，拜授黄为战时总司令，请其率师北伐，并于汉阳设置战时总司令部，迨登台拜礼毕，即送黄渡江就职。这么一来，黄兴即被逐出于省垣了。尔后战争若利，则黄率师北上，自然离鄂日远。战事不利，则军法所在，纵不便持法相绳，黄亦无面见江东了。”黎元洪等人点头称善，于是星夜筹备[2](P17)。
从上面孙、黎对话中，人们可知登坛拜将为“驱黄”的阴谋，表明了立宪派、旧官僚对黄兴的排斥态度，其他有关记载与此主旨相同，个别细节则略有歧义。黎重光在《回忆我父黎元洪二三事》一文中说：“都督府对黄兴应采取什么态度，大家曾进行商议。胡瑞霖（汤化龙亲戚）出了一个主意，用汉高祖‘登坛拜将’的仪式，由都督请黄兴任总司令，大家都同意”（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六）.北京：中华书局，1963.）。还有记载说，湖北军政府于11月2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黎都督发言：‘此次汉口失利，虽因军火与兵力薄弱，然实与主将之威望有关；兹拟请革命先进者咸干练的黄兴同志为主将’。”[3](P74)不论该主意为谁所出，登坛拜将确为立宪派、旧官僚所倾向的主张。
革命派人士对黄兴的职位安排是十分关心的。11月2日“宋教仁、田桐、居正、胡瑛等，邀请一般同志开会。由居正提议，拟公推黄兴为两湖大都督，谓：‘可以兼领湖北湖南两省，节制各军。一俟湘省的援军到来，有了统一的指挥，必可以换回战局。’凡属在座的同盟会分子，均极赞成。”[4](P140)由此可知，革命派基本上是希望黄兴领导整个两湖的革命的。但是，革命派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不乏守旧分子及妥协势力，这可以从吴兆麟、杨王鹏之争及宋教仁、居正等的调停中看出。吴兆麟反对推黄兴为两湖大都督，他罗列的理由为“六不可”，其实质就是说，黄兴原在黎元洪之下，忽然位置颠倒，会引起各方疑忌，内部不稳，为了加强团结，维护根本，不可如此行事。而杨王鹏则认为黄兴节制黎元洪，不会引起中外疑忌，内部不稳，他还列举江西、湖南权力更迭作为例子加以说明。最后，宋教仁等人居中调节，说黄兴“此来，是为奋勇杀贼而来，不是来争权位的。我们初到湖北来，于湖北的军队情形，不大熟悉。既是有利害的冲突，就作为罢论好了。”于是大家复议，决定推举黄兴为战时总司令[6](P54-55)。当时还有让黄兴出任南方总司令的说法，但遭到刘公、孙武、蔡济民、吴醒汉、杨玉如、吴兆麟等人的反对。关于这次会议的讨论，所有记载并非一致。多数史料说明吴兆麟的主张是孤立的，但也有材料说，“时在座者都同意吴兆麟的主张”（见《武汉文史资料》）。
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之议决定后，对于是否由黎元洪委任还是公推的方式又引起了争论。革命派多主张公推，只有少数人如孙武等人出于个人私利考虑不予认可，而立宪派分子则坚决反对。汤化龙对于战时总司令的名义“亦是其议，但公推后，仍由都督委任，应系统不紊。同志有不以委任为然者。”争论之余，还是革命派作了妥协，居正说：“可，然需郑重其事，请都督登台拜将，授以全权，庶几号令严肃，收指挥统一之效。”[1](P161)经过一番较量之后，黄兴的位置终于定论。
关于登坛拜将情形，胡鄂公在《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中记载最详。11月3日上午，“雨霁风清，朝阳光辉”[6](P31)。拜将台在今阅马厂喷水池处，不是立碑所在地[7](P53)。
在早6点以前“已筑成，高可一丈，纵横约四丈余，坛上置一案，战时总司令之印信、令旗、令箭咸在其上，坛后立二柱，扩张长方白布一方，上书战时总司令五字，坛之四角，树立军旗，威严整肃，得未曾有。步兵约一标之众，已先集阅马场四周，各军官长，均已到场。约少时许，军乐队亦至，文武威集。有顷，（黎）都督与黄兴并辔由都督府出，一时军乐队大作。各长官各队伍均举刀举枪致敬。都督及黄兴升坛后，乐止。”[6](P31)值得补充的是，王振民在《参加独立将校决死团经过》一文中说，拜将台是“在鄂督府前阅马场的土岗子上，用杉木搭起一座正方形的将台，四面遍插十八星的军旗，中间悬挂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见《辛亥革命回忆录》）拜将时观礼的“各军官长”为“各军自营长以上”者[1](P161)。除了军认一标与各军官长外，四周远处还有人观礼，如有记载说：“我（即杨霆垣）以离职人员，不曾上台观礼，只和三五友人跋足遥望。”[7](P53)张国淦在《辛亥革命史料》中说，坛“中立‘战时总司令黄’六字大旗”[8](P151)。《鄂州血史》第141页上记载与此同。拜将仪式上，“都督、黄兴在坛上左右立，礼官呼读委任状，都督授委任状李国镛，命李宣读。委任状系一篇典丽文字，长约七百余言，文中大意，首先是叙述满清无道，武昌因而首义；次言推倒清廷，率师北伐，须有统领三军之人；再次言黄兴革命奋斗之光荣历史，以及拜黄兴为总司令之意义；最后是勉励黄兴勉励将士努力完成革命。李读毕，呈还都督，都督双手捧授黄兴，黄兴向都督军礼致敬，双手受委任状；次都督授印信，黄兴受印信；都督授令旗、令箭，黄兴受令旗、令箭，礼如前。每一节目，均有礼官呼读。都督退，乐作，文武长官军队行礼，乐止。黄兴演说，演说毕，黄兴与阅马场四周阅兵，下坛挽辔徐行阅马场一匝，礼成，众三呼中华民国四万同胞、黎都督、黄总司令万岁，礼毕，黄兴退。”[6](P31)据李国镛自述：“镛宣读委任状时，军民皆呼民国万岁。”（见《李国镛自述》）据《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中说：拜将时，授印者为邓贤才，黄兴曾赠其对联一幅：腰间宝剑冲宵起，座上阴符对酒看[9](P649)。
二、对黄兴拜将的评价
黄兴到汉后，任职民军领袖是有资格的。台湾《革命思想月刊》第52卷第1期上登文说：“黄兴以同盟会实际之副领袖身份，且以黄花岗之役英雄之盛誉，赴汉督战，无论人、地，本极相宜，盖一则黄兴与两湖革命党人有历史渊源，新军将士均仰慕其威名，二则黄兴与各省均有联络，易于促进响应，三则黄兴与海外及日本志士早有接洽，且有日人萱野长知等莅汉助战。”（见《黄兴传记资料》）这一论述确较中肯，事实上，黄兴对武汉的确是十分熟悉。“克强在两湖书院读过三年的书，不仅对武汉情形异常熟悉，所接纳的朋友和同志也不在少数，其后他留学日本及回湖南组织‘华兴会’，也仍与武汉保持了密切的联系。”[10](P71)
另外，黄兴也确实具有革命家的应有风范，他与革命军人关系至为密切。黄兴“本来只是一个秀才，即他在两湖书院及留学日本宏文学院读书，也还是以研究文科或教育为主，对军事虽也留意，但只是票友性质，并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可是自从他参加革命实际行动以后，便完全以一军人的姿态出现：‘华兴会’预备在湖南起义，他便自任指挥；武昌大革命爆发，他任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做了陆军总长；及临时政府解散，袁世凯为了办理南方的军事善后，也还得任他为南京留守；而且就当时的情况说，要担任这类的重要职务，也还没有比他更适当的人选。他其所以取得这样一种资格，固然是由于历次的革命起义，他总是身临前敌，或躬亲策划，而且表现得异常的勇敢；可是还有一个基本原因，却每为世人所忽视。”[10](P90)据李书城讲：“黄先生在日本代理同盟会总理时，中日陆军留学生的人员特别多。第四期陆军士官生有七十五人，第五期陆军士官生有五十七人，第六期陆军士官生有一百九十八人。其中加入同盟会的陆军士官生不下百余人。”黄兴将他们组织成丈夫团，“辛亥武昌起义后，在南北各省举兵响应、充任都督及军、师、旅、团长的人，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较高的威信。”[11](P183-184)既然如此，那么，黄兴为什么没能控制湖北革命的领导权呢？这一方面是由于如前所述守旧势力的阻挠与革命派的妥协，另一方面也确与黄兴本人有关。当讨论拜将一事时，黄兴表示：“革命乃尽义务，非争权利，且素乐冒锋镝于两阵之间，过去屡次败溃，深引为恨，今以堂堂之鼓，阵阵之旗，与清军决雌雄，他非所计。”[9](P75)以至于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南侧的黄兴铜像的赞文中说：“综公生平；以不世出之才，兼容并包之量，忍辱负重，推己及人，不务近名，不居成功，其磊磊落落、不激不挠之概，信乎国人之先觉，吾党所依归也。”[12](P58)武昌拜将之所以得以出现，就黄兴来说，与之谦让有关，而其之所以谦让，又与其功成不居的思想不无关系。正如人们所说：“革命本该是绝对圣洁的事业，唯有具有高贵灵魂的高贵生命才能担当。因此，一个真正献身革命的人，本来就不应该计较个人的权位，也唯有不计较个人权位的人才配献身革命。但是，绝大多数吃革命饭的人不必说了，即使是少数在革命过程中也表现了可歌可泣革命精神的人，在革命稍有一点成就以后，又有几个能始终不计较个人的权位？大公无私之志不足，这应该是民国建立以来永无止境的战乱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谈革命容易，写革命也容易，甚至于慷慨赴义而为革命牺牲也不算太难，最难的恐怕还是革命的心胸，在革命稍有一点成就乃至大体上成功以后，还能始终不计较个人的权位。”（见《黄兴传记资料》）还有人评价到：“黄克强先生既无权利思想，而又对革命事业至危至艰者，以身先之；任劳任怨，谤生不辩，功成不居；盛德大量，与世无争；党内外人士，多在其涵养之中而浑然不觉。易像所谓‘谦谦君子’，尚书所谓‘休体有容’，克强先生实兼而有之。”（见《黄兴传记资料》）
有一件事最能反映黄兴的谦让风范：跷可权“尝与克强论事，意见相左，面詈克强为汉奸，克强笑而避之，终不与较，私语人曰：‘同党安可自相冲突，鄙人之才，岂敢以蔺相如自居，但今日之事，仿佛似之耳。’可权闻言，亦深自引悔。”[13](P57)
下面是一些与黄克强关系密切的人的评价，从中更能说明问题：杨庶堪先生说：“余识克强先生于日本东京，观其气度雍容，若不审为喑呜叱咤横刀跃马之雄者”。湖南明德学堂校长胡元倓说：“克强与组安皆宽厚大度”。胡汉民说：“性素谨厚”[13](P57)。孙中山说黄兴“禀赋素厚”，周震麟说他“光明磊落，敝履权势”（见《黄兴传记资料》），熊希龄说：“功成耕海攘堧，藐矣安期侣。”（湖南历史资料，总第13辑.）康有为说：“革命党人以信义起，以争权利终，致中国分裂，生民涂炭。然其中固有真爱国而不为利来者，若黄克强、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数人者是也。”（湖南历史资料，总第13辑.）薛君度说：“大概公之为人，宽豁大度，容忍谦让。他从不争领导权，故能与中山先生合作无间；而且努力维护中山先生的领导威信，力争革命团结之重要，本‘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立，其次为功成不居’之义，以为处身立世之道。这一点却不是一般革命领袖所能做到的。”（见《黄兴传记资料》）《老子》一书中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弗居”一语，从上列评论可知，老子此语黄兴当之无愧。
黄兴之所以有如此的功成不居、谦让待人的协作精神，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他的家庭、生活环境与之不无关系。Mostafe Rejai与Kay Phillips二位教授在《革命领袖》(Leader Of Revolution,California:Sage.Publications,Inc;1979.)一书中，对于64位世界各国革命领袖进行调查后指出：“百分之十八的革命领袖只有一二位兄弟姊妹，几乎百分之八十三的人来自大家庭，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兄弟姊妹，革命领袖亦非独子。”Bossard认为，“大家庭强调合作与协调，并对于教育与领导行为希望一个高的价值。”[14](P141)“黄克强有一个哥哥，三个姊妹，他生长于包括父母亲在内共有七人的大家庭，由上述可知这种家庭较易形成革命领袖及注重合作与协调的行为。黄克强日后会成为一位革命领袖及人我关系调和上注重合作与协调，都可说是与此有很大的密切关系。”（见《黄兴传记资料》）
黄兴的谦让与袁世凯的作为恰恰相反，袁世凯为清廷三召以起，着意于揽权，而黄兴却一心扑在军事上，对于孤立、分化旧势力未做什么工作，这样，登坛拜将之举才得以出现。那么，拜将产生的后果如何呢？
这一问题应该从两方面看，首先，登坛拜将造成了黎元洪权力的集中扩大。“汉阳失守，黄兴即无权指挥军队，当时如果多数同志反对委任，就不会是由黎委任的。后来黄兴离鄂，都与此事有关。”[15](P15)另一方面，我们亦应看到，登坛拜将的目的是加强黄兴的军事指挥权威，以便于同心协力“驱除鞑虏”，“建立良善真正共和，共谋人民福利。”事实上，此举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振奋士气的作用，如当时记载说：“上下团结一心，实始于此时矣。”（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这时，黄氏声望，如日月冲天”（见《黄兴传记资料》）“颇有汉初‘韩信拜将，一军皆惊’之慨”（见《黄兴传记资料》）。
在武昌起义期间，采用登坛拜将这种封建仪式并非仅仅黄兴拜将这一次，还有一次，即在10月17日的誓师典礼。此次黎元洪祭天，由“胡瑞霖一手操办”[9](P619)，革命党人如居正等人亦参预其事。其效果有两个方面：一是“突出地把武昌首义的功劳，记在和革命无关的黎元洪一人身上，不但助长了黎元洪的气焰，立宪党人更是暗自庆幸。”[16](P168)二是造成了“上下一心”[1](P154)“黎公之心益定”（见《张振武之革命战史》）。这都与黄兴拜将的情况相同。半个月内竟然举行了两次十足的封建仪礼，与以反封建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很不相称的，因此，这种形式虽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其消极作用不容低估，这也正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收稿日期：2003-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