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学史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史论文,学科建设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在我国美学研究中是起步较晚、也较为落后的部门。尽管近代中国美学是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深受西方美学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对西方美学的引进和介绍也在20世纪初叶至30年代形成过一股热潮，但对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却没有系统地展开，直至50年代，我国还没有一本西方美学史的著作。60年代初，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两卷本）问世，才填补了我国西方美学史研究专著的空白。与此同时，汝信、夏森著《西方美学史论丛》出版，对推动西方美学史的学习和研究也产生了影响。从此，我国美学研究中的西方美学史学科建设开始迈出了步伐。
进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随着美学研究的新发展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的不断加强，对西方美学尤其是西方现代美学的介绍和研究，无论在规模和数量上，还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与此相伴随，对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以及西方美学史的学科建设也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从80年代到90年代，不仅有大量研究西方美学史的论文发表，而且有一批研究西方美学史的专著陆续出版，如《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汝信著）、《西方美学史教程》（李醒尘著）、《西方美学通史》（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等等。在西方美学史的研究著作方面，不仅出版了从古希腊罗马至20世纪的美学通史，而且出版了一些西方不同时期美学的断代史，如《德国古典美学》（蒋孔阳著）、《古希腊罗马美学》（阎国忠著）等。这些著作从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到研究的观点和方法，乃至资料收集和整理等，都进行了新的开拓和新的探索。与此同时，在西方素有影响的一些美学史著作，陆续被译成中文，为我国的西方美学史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参考和借鉴。近年来，有不少论文专门探讨西方美学史研究和编写方面的一些原则和方法问题，说明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已进入一个更高的层面。本文拟就西方美学史研究的几个元理论问题谈一些看法，以期推动该学科建设迈上新的水平。
一
从我国西方美学史的学科建设发展过程看，学者们考虑得较多并普遍引起注意的，首先是研究西方美学史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问题。任何历史研究和编写都有一个观点和方法问题，美学史当然也不例外。在我国，从西方美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建设来说，一开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序论》中明确提出：“研究美学史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汝信先生在《西方美学史论丛·序》中也指出：“在研究美学史的时候必须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它指明了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但是，这并不等于完全解决了西方美学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问题。恩格斯早就提醒人们：“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存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其实，在西方美学史研究中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南，并不排斥具体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相反，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西方美学史学科建设的哲学方法论，和从西方美学史学科具体特点出发探索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这两者不应是矛盾对立的，而应当是辩证统一的。自1858年世界上第一部美学史——齐默尔曼（R.Zimmermann）的《作为哲学科学的美学史》问世以来，国外对西方美学史研究的方式和方法已经过多次变革，做过多种探索，使之走向多样化和综合化。已被较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特点。
1.以美学家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方法。这种方法在美学史学科形成的最初阶段得到特别广泛的运用。其特点是把美学史看作是美学家的历史，是杰出美学家的传记以及他们各自思想的总和。这种方法对积累美学史研究资料，并将美学史从哲学史的体系中划分出来而形成独立学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片面运用这种方法，会使美学史仅仅成为美学家各种个人思想的总和，即使在一定的学派和流派中对这些个人思想加以系统化，也难免使美学史成为美学家思想的肤浅的描述。
2.以美学问题为中心的历史比较方法。这是鲍桑葵在《美学史》中大力提倡和运用的方法。为了说明这种研究方法和以前的研究方法的区别，鲍桑葵在《美学史·前言》中强调：“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写作一部美学的历史，而不是一部美学家的历史。……我首先考虑的是，为了揭示各种思想的来龙去脉及其最完备的形态，必须怎样安排才好，或怎样安排才方便。其次，我才考虑到我所提到的著作家个人的地位和功绩。”这种方法有助于纠正历史叙述方法的片面性，也有利于梳理美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并对这进行深入考察和剖析，但这种方法的运用与研究者的立场、观点有极大关联，弄不好会有削足适履的危险。
3.以美学范畴为中心的历史阐释方法。这是当代学者在美学史研究中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苏联学者洛谢夫和舍斯塔科夫合著的《美学范畴史》（1965年），波兰学者沃·塔塔科维奇著的《六种观念的历史》（1980年），堪称使用这一研究方法的代表。这种方法强调美学概念和范围在美学历史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把美学史主要描述为某些在历史上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的美学概念和范畴的体系。它有利于认识和把握美学思想发展的关键，并可在大量历史材料和观念中揭示出美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但在展示美学历史的全貌和美学思想的丰富性方面，这种方法却有其局限性。
现代科学的方法论是以从事研究的各种方式和方法的体系作为前提的。因此，在西方美学史研究中，不应当把某种研究方法绝对化，用它来排斥其他研究方法，而应当把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和方法结合起来，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贯穿于各种研究方式和方法中，对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和分析，这样才能在西方美学史研究中体现严格的历史性和历史的完整性。
在我国已出版的西方美学史著作中，有的是注意吸收各种研究方式和方法之长的。如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虽然主要采用以介绍、评述主要流派中主要代表人物美学思想的历史叙述方法，但也很注意对美学史上的主要问题、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特别是全书最后又设专章对美学史上四个关键性理论问题做了历史小结。但是，从多数西方美学史著作来看，主要还是停留在对美学家的传记和思想以及著作论点的评价上，这样也就难免把美学史变成不同时代美学家个人思想的总和及肤浅描述，很难体现历史的联系和研究的深度。看来，要在西方美学史学科建设上有所突破，必须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和发展。
二
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是西方美学史学科建设中需要进一步考虑的另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美学史主要研究美的哲学问题。如鲍桑葵在《美学史》中明确指出：“如果‘美学’是指美的哲学的话，美学史自然也就是美的哲学的历史；它的内容也就不能不是历代哲学家为了解释或有条理地说明同美有关的事实而提出的一系列有系统的学说。”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学史主要研究文艺理论。如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说：“西方美学思想一直在侧重文艺理论，根据文艺创作实践作出结论，又转过来指导创作实践。……也就是说，美学必然主要地成为文艺理论或‘艺术哲学’。”我认为以上两种意见应该是可以结合和统一的。
从我国已出版的多种西方美学史著作看，我认为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弄清楚。
第一，美学史与哲学史的关系。在西方传统中，美学历来是哲学的一个附属部门，西方著名的美学家都是些哲学家，著名的美学著作也多是哲学著作。因此，要研究西方美学史，就必须研究西方哲学史。这两者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会有一定联系和交叉。但是，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哲学史毕竟是不同的。对于西方哲学家、美学家的一般哲学思想，可以作为其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和前提在美学史中加以介绍和研究，但如果孤立地论述其一般哲学思想，或者以其一般哲学论述代替对其美学思想的发掘和研究，那就游离于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之外了。现在有的西方美学史著作中，列为专章论述的古代哲学家，只有对其哲学和宗教思想的介绍，几乎没有论到其美学思想。还有列为专章的哲学家，在介绍其美学思想之前，先以大量篇幅介绍其一般哲学思想，几乎与哲学史内容无异，形成各自独立的两大块。这都涉及到如何弄清美学史和哲学史在研究对象上区别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二，美学史与文艺理论批评史的关系。西方有些著名的美学家，首先是文艺理论批评家，有些著名美学著作，也是属于文艺理论批评著作。美学与文艺理论批评的确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美学史中如何处理与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相关的内容，使之与文艺理论批评史相区别，确实是一个难题。这里重要的还是要弄清楚美学和一般文艺理论批评的界限。从历史形成看，美学是作为一门哲学学科而发展的，它对艺术的研究也运用了哲学知识体系中所制订的方式、方法和范畴；而文艺理论批评则是作为一门经验学科而发展的，它建立在分析和总结艺术的各种具体事实的基础上。尽管美学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自上而下”（思辨的）和“自下而上”（经验的）之别，但黑格尔把美学称之为“艺术哲学”，仍然强调了它作为哲学学科的性质。
以两部在西方文化界影响很大的著作——吉尔伯特和库恩合著的《美学史》与韦勒克著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为例，它们在史料选择、观点提炼、内容介绍以及评述角度上，都是有很大不同的。《美学史》的作者在序言中开宗明义，说明该书所研究的是“各个不同时代的思想家所提出的艺术与美之概念的意蕴”，是“隐匿在所有形形色色有哲学体系和流派的辩证发展过程中”的“对艺术与美之本质的认识”。而《近代文学批评史》的作者在前言中也明确指出，该书研究对象主要是“迄今为止有关文学的原理和理论，文学的本质、创作、功能、影响，文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关系，文学的种类、手段、技巧，文学的起源和历史这些方面的思想”。两部书的作者确实准确地把握住了美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的区别，因而写出了两部在学科和内容上特点都很鲜明的学说史。
朱光潜先生虽然认为“西方美学思想一直在侧重文艺理论”，但他所说的文艺理论是指“艺术哲学”，和一般的文艺理论批评还是有区别的。所以，他在所著《西方美学史》中并没有将西方历代有影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及其著作都列为美学史研究对象和内容，而是依照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只选择了诸如贺拉斯、布瓦罗、狄德罗、文克尔曼、莱辛、别林斯基这类既是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又是美学家的人物及其著作、思想，作为重点研究和论述的对象。现在，有的西方美学史著作，将主要应作为文艺理论批评史研究对象的一些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家及其著作，将一些纯属文学批评的理论、学说、观点、方法（如批评家要尊重所批评的作品、批评要全面等），甚至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乃至“出版自由”之类的主张，都作为美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设立专章予以介绍评述，这是否会使西方美学史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泛化和模糊化，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第三，美学史与审美意识史的关系问题。鲍桑葵认为，美学史作为“美的哲学的历史”，不能仅仅当成是对于思辨理论的阐述，而必须以对审美意识的理解和研究作为基础。他在《美学史》前言中说“哲学见解只是审美意识或美感的清晰而有条理的形式，而这种审美意识或美感本身，是深深扎根于各个时代的生活之中的。”在论述美学史和审美意识史的关系时，鲍桑葵又特别强调美学史和美的艺术史的关系。又说“美的艺术史是作为具体现象的实际的审美意识的历史。美学理论是对这一意识的哲学分析，而要对这一意识作哲学分析，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了解这一意识的历史。”这些见解是很精当的。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中》一书中谈到西方美学史研究时，也非常强调美学理论与文艺实践的联系，提醒“决不能把美学思想和文艺创作实践割裂开来，而悬空地孤立地研究抽象的理论”。如果我们不能全面、深入地考察和了解一定时代审美意识和文艺实践的情况，那么，就难于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阐明那一时代形成的美学命题、学说、概念、范畴等美学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学史的研究内容不应仅仅限于历代美学家提出的美学理论，还应包括这些美学理论所由产生和形成的审美意识和文艺实践状况的研究，这大概也就是鲍桑葵提出要在他的《美学史》中“尽可能写出一部审美意识的历史来”的重要原因。现在我们有的西方美学史著作都似乎较忽视美学理论与审美意识的联系，在评论某一时代美学理论和个别人物美学思想时，往往是就理论谈理论，而忽略了研究它们是如何从某一时代特定的审美意识中形成和发展的。对和一定时代美学理论形成相关的审美趣味、审美风尚、文艺思潮、文艺创作等，很少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这样是难于对美学理论做出透彻的分析和理解的。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忽视了审美意识与美学理论的区别，把纯粹属于文学史、艺术史的研究内容列入美学史的研究范围。如在西方美学史著作中对某一作家的代表作品从题材情节、人物思绪到意象、结构等进行具体介绍分析，以说明作家是如何创造崇高风格的，又进一步认为作品崇高风格的创造也就代表了作家关于创造崇高风格的理论主张。这显然是混淆了美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界限，其所论也越出了美学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三
我国西方美学史的学科建设，大致经过了由搜集、翻译、整理美学历史文献资料到对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归纳、研究的过程。这两个方面都是西方美学史研究的基本功。近20年来，在搜集和翻译西方美学文献资料方面有了较大进展，从古希腊到现代，一些西方美学的名著、名篇基本上被陆续翻译过来。与此同时，对美学文献资料的分析、归纳、理解、研究却没有跟上来，具有真知灼见的创造性研究尤其少。许多西方美学史研究成果，在资料上较多是抄来抄去，在观点上往往是人云亦云。缺乏具有创造性、新颖性和深刻性的见解，是一些西方美学史著作的通病。因此，从提高西方美学史的学术研究水平和学科建设水平上看，如何在研究成果中做到史料与思想互相结合，历史与理论互相发现，在历史的叙述与比较中体现出研究者的理性思考和真知灼见，也是一个需要探讨和注意的重要问题。
任何史学研究都不能仅仅限于对史料和历史过程的介绍和叙述，它必须体现出研究者对史料和历史过程的认识和理解，必须对史料和历史过程给予说明和解释，当然，说明不是象克罗齐在《美学的历史》中所做的那样，用历史和史料来证明作者提出的某种美学理论和学说。而是“倾听历史的声音”（凯·埃·吉尔伯特、赫·库恩《美学史》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找出它们之间固有的、内在的历史联系和逻辑联系。这个工作做得越深入，研究成果才越是有价值。
在一部真正称得上是有创见和学术价值的美学史研究著作中，历史和理论、史料和思想既是互相结合的，又是互相发现的。理论、思想、见解既然是从历史过程和材料中经过分析、比较、反思、研究而获得的一种科学认识，它们也就不仅能得到历史事实和文献材料的印证，而且也为深刻理解历史过程、思想资料的内在联系、本质特点、价值意义等，提供了新的钥匙。例如，鲍桑葵在《美学史》中对近代美学哲学的问题，从准备到形成，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指出了近代美学思想中两种倾向、两个潮流从互相区别到走向融合的发展规律。他认为，“在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沃尔夫、鲍姆嘉通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抽象的理性主义和唯智主义的连绵不断的思想脉络，而在培根、洛克、夏夫兹伯里、贝克莱、休谟、卢梭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同样抽象的经验论的倾向或感觉论的倾向。这两个潮流在康德身上会合起来了，而且，正是由于这两个潮流在他的学说中汇集起来，这个问题才摆在后来的整个近代思想界面前，说得更具体更明白一些，又由于这个问题的特殊条件的缘故，这个问题才摆在近代美学思想界面前。‘怎样才可以把感官世界和理想世界调和起来？’——这就是总的问题。‘愉快的感觉怎样才可以分享理性的性质？’——这是按特殊美学方式指出的同一问题。”（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第227、228页）显然，这一独特而深刻的见解， 使我们对近代美学哲学的问题的形成、对近代美学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有了一个明晰而深入的认识。这一见解后来为许多美学史研究著作所吸收并予以再发挥，成为分析和理解近代西方美学发展过程的基本思想线索。
作为我国西方美学史学科建设的开创性和标志性著作，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是做了巨大努力并取得显著成就的。例如书中对于康德美学思想的分析，就是从近代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所提基本问题着眼，着重论述康德处于近代西方哲学和美学发展的关键性的转折点，是如何试图调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哲学和美学思潮与流派的矛盾和对立的。作者指明了康德在美学领域企图把经验主义派的快感和理性主义派的“合目的性”结合起来的基本立场，深刻分析了他在“审美判断力的分析”中所出现的一系列矛盾或二律背反现象，以及他在美与崇高、纯粹美与依存美、自然美与艺术美、审美趣味与天才等对立面问题分析中所表现出的矛盾，阐明了他对一系列美学问题“处处看到对立，企图达到统一，却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只做到了调和与嵌合”（《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06 页）的基本特点。这是很有启发性的。
反观现在有的西方美学史著作，在历史与理论、史料与思想的结合和统一上却表现出一些明显的不足。在有的著作中，我们只能读到按时期、按国别、按流派对于一些美学家著作论点的介绍和内容的复述，却很少看到对这些美学家思想、论点的深刻分析和独到见解。少量的分析评论，要么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要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事论事。作者几乎完全忽视了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美学流派以及同一美学流派的各个美学家的思想之间，是具有客观的、内在的历史联系的，他们的美学思想和论点，往往被描述成各不相关的孤立的现象。这样的著作显然是过于着眼于史料和文献的收集、整理、归纳、介绍，而忽视了对于史料和文献的分析、理解、思索、研究，因而缺乏深刻思想和创造性见解。当然，在某些著作中，也存在另一方面的情况，就是对于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和见解，不是充分建立在对历史事实和文献资料进行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的基础上，而是以偏概全、主观臆断，似乎有将某种思想、观点强加予史料以削足适履之嫌。以上两种情况，表现不同，根源是一样的，就是缺乏对于美学史文献资料的深入钻研的态度和精神。所以，我认为要在西方美学史研究中达到历史与理论、史料与思想的结合和统一，就必须重新端正我们的研究态度和学风，真正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各种发展形式的内在联系，这也是提高西方美学史研究和学科建设水平的必由之路。当然，这必由之路的具体展开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加强东、西的沟通、交流和相互理解就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例如，由于不了解东方、更由于西方中心主义作崇，鲍桑葵的《美学史》本想回答美在人类生活体系中占什么地位、具有什么价值的问题，却甩开了中国、日本……还提出了这种甩开的“理由”是“积极”的；L·比尼恩的《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倒是对东方艺术持肯定态度，然而具体到中国艺术，却认为是“宗教激发”的结果，同样是一种“西方模式下的观照产物。毋庸置疑，我们也应克服“中国本位”的偏向，为解决这一问题尽绵帛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