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的政治生涯和学术成就——《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校注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校注论文,札记论文,书信论文,生涯论文,成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近代中国文化大师罗振玉的生平，最重要的著作有两种：《集蓼编》为罗氏晚年 所撰的自传体回忆录，《庭闻忆略》则是罗氏长孙、当代著名文史学家罗继祖教授记述 与祖父共同生活时所见所闻的回忆文字。东方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的《罗振玉王国维 往来书信》则是前述“双璧”之外又一部可以展示罗氏生平的著作，而且也是宝贵的第 一手资料，经过6年的校注审订才终于登上今天的学界。
罗振玉(1866～1940年)，字叔蕴，又字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罗家在北宋时 为河南阌乡人，随南宋南渡，先籍浙江慈溪，又迁上虞永丰乡，故又称“永丰乡人”。 本人生于江苏淮安，乃于清嘉庆中随宦流寓，然迄未入淮安籍。由于罗氏一生在政治经 历方面的复杂性，尽管他在学术方面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长期以来却得不到公正的 评价，直到近年才有愈来愈多的学者比较客观地对待这位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曾给予中国 文化以深远影响的一代宗师，从各自的学术领域或角度，肯定了他的开山创业之功。
当此《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出版之际，我愿把校注罗王书札的一些体会，以及面 聆罗继祖教授嘱咐的若干感想，陆续撰写成文，希冀有益于厚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大热 心读者，或对罗振玉、王国维研究有补，则更所企盼。本文拟将雪堂先生一生经历，大 致分为五个时期，即青少年成长时期、步入社会和入仕时期、侨居日本时期、回国甘当 清朝遗老时期和身陷伪满时期，对罗氏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政治生涯和学术成就，给予 客观、具体、公允的评价。
一
1866年(1岁)至1889年(24岁)为青少年生长时期。罗振玉出生于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以 后，成长于慈禧擅政专权那一段最反动的年代，他的家庭是累世食禄的官宦人家，惟位 望不显。曾祖罗敦贤(希斋公)在嘉庆道光年间曾历佐盐河幕，祖父罗鹤翔(翼云公)在道 光年间历任江苏候补布政司理问泰兴、赣榆、高淳、江宁诸县知事，至咸丰初年升任高 邮州知州，父亲罗树勋(尧钦公)历署江宁县丞、海州州判、徐府经历、清河县丞。成长 在这样一个由农而仕“世代从幕，恪守清训”的封建家庭，罗振玉自幼耳濡目染，最终 被培养成虔诚的皇权卫道者。
书香门第加以天资聪慧，罗振玉5岁入塾，随其父的受业师李岷江(导源)受学，7岁已 通文义，12岁诵读唐宋诗词，13岁通读《诗》、《书》、《易》，继阅《礼记》、《春 秋》，至15岁已遍读群经，嗣后又精读《皇清经解》一书。17岁始由经史而涉猎小学、 目录、校勘、姓氏诸领域，进而研究金石，至19岁乃以平日读碑版之积稿，著为《读碑 小笺》、《存拙斋札疏》各一卷，时年86岁的名儒汪士铎(梅村)亲为题辞，著名考据学 者俞樾(曲园)也曾在其所著《茶香室笔记》中引录罗氏的论述，以至海内学者皆疑为当 代耆宿，可见这时他在治学方面已经深深扎下了根基。
二
1889年(24岁)至1911年(46岁)为步入社会和入仕时期。此时罗振玉面临的现实是大清 帝国濒于崩溃。康有为领导的改良变法运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相 继点燃起熊熊烈火。作为皇权主义的卫道士，罗振玉对前者尚有同情，对后者则坚决反 对。
罗振玉16岁中秀才以后，又曾两次应乡试考举人均不第，遂放弃科举之途，而于1890 年(25岁)设教馆于山阳刘氏，继于1893年(28岁)再设教馆于山阳邱氏、丹徒刘氏。1896 年(31岁)与友人蒋黼(伯斧)合作，离淮赴沪创办“学农社”，同年又设立农报馆，“购 欧美日本农书，移译以资考究”，取得相当成就，引起当局注意。1898年(33岁)在上海 创办东文学社，聘请日本驻沪领事馆官员任教，专门培养日语翻译人才。1900年(35岁) 应当时著名的洋务派湖广总督张之洞电邀赴武昌出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 张公留意当世人才，特加拔擢。1901年(36岁)又襄办武昌江楚编译局，并首次赴日本考 察教育。1902年(37岁)受聘于盛宣怀出任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监督。1903年(38岁)受 两广总督岑春煊之聘出任两粤教育顾问。1904年(39岁)被江苏巡抚端方委任为江苏教育 顾问，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41岁)应召进京，出任清政府内 专管教育和考试的学部参事厅行走。1907年(42岁)升任学部二等咨议官，并巡视河南、 山东、江西、安徽四省学务。1908年(43岁)充殿试及学部襄校官，阅农科卷及各科国文 卷。1909年(44岁)补学部参事官，兼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同年再往日本考察农业。 由罗氏这一时期的仕宦经历可以看出，他主要从事农业和教育等实务机构的创办与管理 ，应该说还是符合社会进步的利益的。但他赋性梗直，不窥权门，始终受知的只有一位 张之洞。
这一时期罗振玉于学术的第一成就，就是在兴办农学会、主编《农学报》那个阶段著 述编辑农书、兴建农科大学堂，在中国参与开拓现代农学所取得的业绩。他主持编定， 并利用当时刚刚发明的石印技术，筹资出版了七集《农学丛书》，包括230余种译著， 汇集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很多要籍，增添了不少民间农业生产调查内容，反映了 当时中国传统农学及其发展趋向，又因译述欧美和日本农书而大量引进实验农学的丰富 资料，把两种不同发展阶段的农学兼容起来。正如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杨直民先生 在《中国传统农学与实验农学的重要交汇》一文中所评价的，罗振玉的这一成就，不仅 在实践中对推广农业技术、发展农业科学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在中国农学史上树立 了一块丰碑，是农学史研究中“无法绕开”的课题，他在这个方面的业绩，绝不亚于后 来在金石器物考古及文化方面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这一时期罗振玉于学术的第二成就，是在从事金石碑版研究之际，结识了最早收藏甲 骨的刘鹗(铁云)，在其家见到龟甲兽骨文字的墨本，认识到“此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敞) 、杜(林)、杨(雄)、许(慎)诸儒所不得见者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秘，且适 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久远之，我之责也”(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上海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乃劝刘氏以所藏甲骨墨本千余片，印成《铁云藏龟》一书，甲 骨文字由此开始著录传世。进而一面大量搜求甲骨，几年间得约二三万片，同时率先考 释甲骨文字，并在1909年写成《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最早利用文字演变的渊源关系 考释文字，即由许慎的《说文解字》上溯金文，进而逆推甲骨文字，此外还提出了征引 《尚书》、《诗经》、《史记》等古文献资料，以旁证甲骨文字的科学方法，为我国甲 骨学的发展立下了开路奠基的创始之功。
这一时期罗振玉于学术的第三成就，是保护、搜集并编录了敦煌文献。1900年，藏有 四五万件六朝、隋、唐写本书籍的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打开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学 者，如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还有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等，都趁着清政府 不重视的机会相继而来，掠走大量经卷、写本书籍和壁画精品。1909年罗振玉在北京伯 希和的寓所看到部分敦煌文书，痛惜国宝外流，起而奔走呼吁，最终促成学部出资购得 敦煌石室剩余的八千件经卷，保护了这一批价值难以估量的文化遗产。嗣后他还利用搜 购、借录、影照的敦煌文献，加以整理校录，迅速刊布了《敦煌石室遗书》、《敦煌佚 籍丛残初编》等专书，展开了初步的研究工作。
这一时期罗振玉于学术的第四成就，是抢救清内阁大库档案。1908年冬，宣统帝继位 ，载沣摄政，因令内阁于大库检寻清初摄政典礼旧档，阁臣检之不得，乃以“库中无用 旧档太多”奏请焚毁，得旨允行。罗振玉获悉，力请军机大臣张之洞出奏阻止，也还是 这位张公终于使这一批内含大量元、明以来题奏案册的明、清档案资料免于灰烬之灾。
这一时期罗振玉于学术的第五成就，是开始了金石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罗振玉自1 6岁起治金石之学，视鼎彝碑刻文字为“雕版以前之载籍”，立志传拓天下金石文字， 加以科学分类编次，出版传布。他在备官京师期间，常于肆间遇到世家所储的春秋战国 古物，乃尽倾俸钱以购藏，乐此不疲，陆续搜求到许多青铜古器和千品以上的墓志拓本 以及造像记、题名记、刻经记等各类石刻材料，还把搜集范围扩大到晚清时代出土的铜 镜、圭璧、玺印、封泥、泉币、符牌、瓦当、权衡度量等各类有刻辞的实物，并开始拓 编成书，如《古玺印姓氏征》、《地券征存》等。
这一时期罗振玉于学术的第六成就，是倡导研究古明器。光绪年间中州冢墓出土一批 古明器，起初多被视为不祥之物而弃之，罗振玉偶于旧物商贩处购得古俑，极珍视，乃 录出《唐要令》所载明器目录，告以照此目搜集，遂陆续购藏到六朝两汉和隋唐以来的 古明器，如田宅、灶舍、杵臼、车马、牲畜、井厩等，无一不有裨于考古，后来编为《 古明器图录》，开创了古明器研究这一新领域和新风气。
这一时期罗振玉于学术的第七成就，是对海内外珍本书籍的网罗搜求。罗振玉少时适 逢家境中落，无力多购图籍，入仕后逐渐积藏，至1902年应聘赴粤，趁着广东书价低廉 ，乃倾俸购买，又巧遇南海孔氏岳雪楼藏书流散，遂得购藏其中大批精品，包括《永乐 大典》残卷等。嗣后任职上海和北京，更尽力搜购，连卖掉苏州和上海的房产，也把大 半售房款用于购书。1901年冬和1909年，罗振玉两次赴日考察期间遍览书市，居然购得 中国久佚之珍籍异书多种，为后来罗氏大云书库成为海内著名藏书楼之一而准备了丰厚 的条件。当然他在整理中国古籍方面的功绩不及张元济，而另一方面，搜求文献古籍即 抱守残缺，则应推为国内第一。
晚清时代地不爱宝，古物盛出，罗振玉生逢其时，借助其深厚学养和远见卓识，不惜 巨资，不辞辛劳，搜求、整理、刊布、研究，以前述荦荦大者七项成就，为近代学术新 潮流的勃兴，奠定了基本材料建设的坚实基础，并荜路蓝缕，开辟草莱，为许多方面的 研究探索出道路。
三
1911年(46岁)至1919年(54岁)为侨居日本时期。辛亥武昌起义，京师人心惶惶，继而 朝廷被迫起用袁世凯，罗振玉的密友汪康年(穰卿)、蒋黼(伯斧)先后逝世。起初罗氏( 时任学部参事兼农科大学监督)与王国维(时任学部图书局局员)相约各备米盐，效死勿 去。继受邀于日本本愿寺教主大谷光瑞和京都大学旧友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冈谦 藏等人，更有日籍旧友藤田丰八当面说项，乃于1911年11月下旬，率王国维、刘季缨( 罗振玉之婿、刘鹗之子，时任学部图书局局员)、罗振常(罗振玉之弟)和董康(曾任晚清 京官，法学家)共五家20余口东渡日本暂避时局，后并建屋于京都吉田山前净土寺町， 一住八年。
此间罗振玉以清室“遗臣”自居，从思想来说已经站在社会进步的反面，但毕竟脱身 官场，远处异域，离开了国内的政治旋涡，不作朝秦暮楚的蝇螨之徒。
旅日八年中，罗振玉先与王国维比邻而居，合力治学，及王1916年应哈同氏聘返沪后 两人仍书札往返不断，寤寐共语，究心学术。此时期实为罗氏学术成熟和发展时期，在 已经开创的各学术领域，都有新的大规模的高层次的拓展。
首先是甲骨文字集录和考释方面。1912年编印所藏甲骨文手拓本为《殷墟书契前编》 八卷，1914年编印《殷墟书契菁华》，1915年编印《铁云藏龟之余》，1916年罗氏亲往 河南安阳考察，搜罗之甲骨已超过三万片，同年编印了《殷墟书契后编》两卷，为甲骨 文字的保存、传播与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继又编印了《殷墟书契待问编》，举凡已知 甲文中形、音、义有一不知者，则阙以待问，治学之严谨于此可见。特别是罗振玉在完 成于1914年而由王国维手写、小林氏承印的《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中，提出了“纵向溯 源，横向稽典”和“系统为纲，纲举目张”这两种迄今仍被视为科学的考释甲骨文字的 方法。王国维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和跋语中，评价该书找出了考释古文字的义例，从而 解决了古文字学上的基本问题，是开创于顾炎武的清朝文字学三百年来的结束之作，也 是集大成之作。《殷墟书契考释》在殷商史研究方面也有重大突破，因为发现甲骨卜辞 中有殷帝王的名谥，乃知其为殷室王朝遗物，进而考订了殷墟所在和商王帝系，初探了 殷代礼制，弄清了商代卜祀之法，探明了商代的某些官制，遂提出先识文字，继通卜辞 ，再据以上考商史的思路，从而不但确立了甲骨文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奠定了殷商史研 究的基础，正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13页)中所说 ，该书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谈甲骨者固然不能不权舆于此，即谈中国古学 者亦不能不权舆于此”。
其次是在敦煌文献方面。1913年编印了《鸣沙石室佚书》(影印本)，1917年编印了《 鸣沙石室佚书续编》和《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影印本)，共收各类敦煌文献数十种，包 括伯希和自巴黎陆续寄给罗振玉的影照本，以及罗氏以个人之力在国内搜购的部分。此 外还把侨居期间从大谷光瑞、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等日本学者手中借录或影照，以及在 日本各地搜购的敦煌残卷，也都编印了进去。1918年罗氏又出版了《雪堂校刊群书叙录 》上下卷，他不但为所编的敦煌经卷撰写题跋、校记，宣传其价值与功用，还亲自考订 其内容，藉以校经补史，1913年撰成《补唐书张义潮传》，为唐末收复河湟归唐的张义 潮立传，填补了新旧《唐书》的空白。1914年又撰成《瓜沙曹氏系谱》，考订归义军曹 氏政权的谱系源流。罗氏的这些工作，为今天已成为显学的敦煌学开了先河。
再次是在金石材料方面，罗振玉旅日期间迫于生计，忍痛出让了部分古器及书画，但 同时又搜求到更多的金石古器。以金器而言，其间以私藏先后编印了《梦
草堂吉金 图》、《殷墟古器物图录》、《秦金石刻辞》和《殷文存》等。再以石器而言，罗氏身 在异国仍托人以邮寄方式搜求碑文精拓，并把所得墓志按地域编印了《恒农冢墓遗文》 、《芒洛冢墓遗文》、《邺下冢墓遗文》、《襄阳冢墓遗文》、《广陵冢墓遗文》、《 吴下冢墓遗文》、《三韩冢墓遗文》、《六朝墓志菁英》等，又把其它石刻资料编成《 汉晋石刻书墨影》、《金泥石屑》、《两浙佚金石集存》、《西陲石刻录》、《西陲石 刻后录》、《昭陵碑录》、《唐三家碑录》、《海外贞珉录》、《汉晋石刻墨影》、《 龙泓洞造像题名》等书，精印刊布。此外，罗氏还编印了《赫连泉馆古印存》、《赫连 泉馆古印续存》、《隋唐官印集存》、《罄宝所藏玺印》、《齐鲁封泥集存》、《历代 符牌图录》、《历代符牌后录》、《唐风楼秦汉瓦当文字》、《石鼓文辨》、《恒农砖 录》、《砖志征存》、《蒿里遗珍》、《四朝钞币图录》、《明朝钞币图录》、《古镜 图录》、《古镜铭集》、《墨林星凤》、《高昌壁画》、《二十家仕女画存》和《古器 物范图录》等玺印、封泥、符牌、瓦当、石鼓、古砖、泉币、古俑、古镜、壁画等古器 物专书，均以珂罗版精印，一问世即风行国内外，为金石考古开创了许多新领域。
再次是在汉晋木简方面。早在1908年，英人斯坦因就在我国新疆、甘肃两省窃得当地 出土汉晋简牍千余片，运回本国，嗣后邀请法国学者沙畹教授考证。罗振玉以私人关系 得到沙畹教授的汇编考释，乃知其中所记“如玉门之方位，烽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 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部尉、曲侯，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楼兰，地有东西之异，并可 补职方之记载，订史氏之阙遗”(罗振玉：《流沙坠简·序》)，于是在1913年即与王国 维分别整理，次年编成《流沙坠简》三卷，并各为《考释》，不但向学术界公布了这一 重大历史发现，且为后世简牍学研究开辟了道路。此后，鲁迅先生曾购读，并赞叹如此 才称得上真正的整理古籍。
最后是在印布文献方面。罗振玉利用日本京都小林氏比较先进的珂罗版印刷技术，以 私人有限的财力，倾其所有，大量印制从搜罗到的殷墟甲骨、敦煌文献、金石刻辞和汉 晋木简等新鲜文献资料中陆续编撰的多种书籍，大量印制他网罗到的清儒未刊手稿、唐 宋元明孤本和善本等珍贵的书籍，大量印制他本人的极为宏富的著作。罗氏不但在京都 印书，同时还在杭州丁仁(辅之)所办的仿宋聚珍书局排印出版了许多种佚书。他还通过 日本学者影印了小川简斋氏所藏《智永千字文真迹》，以及日本内府藏王羲之《摹本孔 侍中帖》和日本光明皇后藤三娘所临《乐毅论》等真迹。对此，王国维在《雪堂校刊群 书叙录》序言中曾说：“先生独以学术为性命，以此古器古籍为性命所寄之躯体……辛 亥以后，流寓海外，鬻长物以自给，而殷墟甲骨与敦煌古简佚书先后印行。国家与群力 之所不能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他所印书籍，亦略称是。旅食八年，印书之费以 巨万计，家无旬月之储，而先生安之。自编次、校写、选工、监役，下至装璜之款式， 纸墨之料量，诸凌杂烦辱之事为古学人所不屑为者，而先生亲之。”罗氏印布的书籍数 量大、水平高，给国内外学术界以极为深远的影响。
四
1919年(54岁)至1931年(66岁)为回国甘当清朝遗老的时期。当罗振玉打定回国的主意 之际，日本友人诚恳挽留，并表示要在吉田山为之修筑精舍，按月供给生活费用。罗氏 一概辞谢，他希望能在先皇崇陵侧卜宅而居，守墓终老。还将净土寺町寓宅捐于京都文 科大学，委托内藤湖南和狩野君山两位博士办理以售房之资出版《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 唐抄本丛书》，遂登归程。
罗振玉返国后所愿未遂，乃筑屋寓居天津嘉乐里。蔡元培邀就北京大学考古学讲席， 罗氏以数千言长篇《答书》坚谢之，他在感情上尚留恋紫禁城内的小朝廷，愿为旧主溥 仪效劳。同时，组织“东方学会”，提倡保存传统文化。1920年至1921年，他主持北京 城内旗人的赈灾事务，为此还召集商股设立东华银行，又在天津开设博爱工厂。1922年 12月初溥仪大婚，罗氏入贺，获召见，溥仪赏赐“贞心古松”匾额，并准其“遇事上陈 ”，罗氏感激殊遇，乃以贞松老人自号。1924年8月4日应召入值南书房，溥仪“赐对” 、“赐餐”，命与袁励准(珏生)、王国维等一起检点宁寿宫、养心殿的藏器和陈设。同 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罗氏奔波“救驾”，曾说服段祺瑞通电反对逼宫 。1925年2月23日，罗氏父子扈从逊帝溥仪秘密离京赴津，在日租界张园设“行在”， 罗氏受命“帮办留京善后事宜及天津临时交派事件”，但事态多变，继被溥仪委为顾问 。1928年10月18日溥仪致罗氏一件长达300字的亲笔手谕(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废帝溥仪档》)，称赞他“实先行而后言”，“忠义奋发，力图进取”，“苦心孤诣 ，备尽艰辛，时值厄运，忠贞愈坚，毁家纾难，实为仅见”，又赏赐“言泉文律”匾额 ，令罗氏感动得落泪。不过，他在溥仪的小朝廷里，受同列排挤，在天津长期靠边站， 却无怨无悔。同年，罗氏在天津开办的贻安堂和博爱工厂均歇业，遂举家迁居旅顺。19 30年2月，罗氏赴津为逊帝祝寿，溥仪又赏赐“研精绨帙”匾额。1931年“九·一八” 事变发生，罗氏怀着复辟“大清帝国”的愿望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磋商并参与劝说溥仪 出关。
我们可以说，罗振玉在这一时期站在封建立场上，积极参与了溥仪的复辟活动，这是 我们必须予以否定的。虽然罗振玉那时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较多，且年过花甲，却未 曾中断学术研究和撰述工作，继续取得了重大成果，而这又是必须予以肯定的。
经罗振玉呼吁抢救才得免于焚毁的清内阁大库档案，入藏历史博物馆之后，又于1921 年因经费拮据再次被剔出15万斤(装9000麻袋)，以银币4000元之价卖给故纸商，将回炉 造还魂纸。罗氏闻讯，即以三倍高价举债购回，并自1924年开始自任检理，先成《史料 丛刊初编》，本拟持续编刊，唯限个人力量难终其事。1924年罗氏于敦煌文献中选取唐 代民间文学作品7种编为《敦煌零拾》，继又编印《敦煌石室遗书三种》，1925年选出1 7种文献编为《敦煌石室碎金》，1928年又有《古写本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摹印)出 版，继续刊布敦煌文化遗产。在金石研究方面也广有收获，1920年以流入日本的中国古 金器专门编了一本《海外吉金图》，1923年编成《雪堂所藏古器物图》(另有《附说》1 卷)，1930年以未见前人著录的私藏金文编成《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次年又成《补 遗》3卷。至于其它文字方面，1923年编成《凝清室古官印存》，1925年又荟萃古玺印 而成《玺印姓氏征》一书，1927年编成《西夏官印集存》。在传古印布文物古籍方面又 不辞辛苦地做出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成绩。正如罗继祖教授所说，以印布敦煌文献而言 ，不但当年曾任封疆大吏的端方感叹力不能逮，连声名显赫的商务印书馆也因怕赔钱而 未出一纸，雪堂公却能从学术效益着眼，以一人之力任之，其境界之高可知矣。
谈到罗振玉在这个阶段的学术成就，当然不应忽视他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功绩，董作宾 、容庚、商承祚、胡厚宣、孙常叙等都曾接受他的指导，而卓然成长为文化学术界的大 师和巨匠，王国维则更具代表性。王氏家境贫寒，入学于罗氏主办的东文学社，几因困 乏辍学，罗氏感其才干，识其博学，使兼任《农报》校对，俾免费卒学。罗氏转办苏州 师范学堂，亦让王任教员，不久助其取得官费而入日本东京宏文书院，毕业后正值罗氏 在学部参事任上，乃得入学部图书局任局员。后经辛亥之变，罗氏携王等一起东渡。起 初王受日本学术界影响，醉心于尼采、叔本华，有《静安文集》、《人间词话》等哲学 和词章学著作问世，此后乃信从罗氏劝导，专治朴学，罗氏还从大云书库中挑选有复本 百部书相赠，其他藏书也无条件允其借阅，俾王得到了从事考据必备的研究资料。王氏 遂从手写《殷墟书契考释》起，继而在罗氏指导下撰写《国朝金文著录表》得以入门， 其后在金文甲骨领域学问精进，迅速取得了世人公认的辉煌成就，尤其在甲骨学方面有 “青出于蓝”之誉。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殉清自沉以后，罗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搜集整 理王氏遗著，编定《海宁王忠悫公遗书》行世，为王氏全集行世之始，充分体现了罗氏 奖掖人才、爱护后学的长者之风。
五
1931年(66岁)至1940年(75岁)为身陷伪满时期。“九·一八”事变发生之际，罗振玉 因关内时局动荡，念及逊帝的安全，而动了“勤王”之想，却不悟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 我国东北早蓄野心，参与了劝说溥仪离津出关的投敌活动，从而留憾终生。
1931年末，罗振玉患病卧床，正在旅顺的溥仪亲往罗宅慰勉，令其感恩戴德。1932年 初罗氏参与了就伪满“建国”、“国体”的性质以及溥仪的政治地位等问题与日本关东 军的谈判，继则随溥仪赴长春并出席了伪满“执政”的就职仪式。初授伪参议府参议， 不就，又授临时赈务督办亦未就，只随侍溥仪左右。1933年6月出任伪监察院院长，同 年10月出任满日文化协会常任理事。1936年出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1937年3月辞官获 准，返寓旅顺，或摩挲金石，或评骘书画，著书自遣。1940年5月14日罗氏因风寒转肺 炎而去世，卒年75岁，溥仪闻之震悼，特谥“恭敏”，派掌礼处处长张允恺奠醊，赏陀罗经被，赐祭，赐祭粢料，赐诔，赏银治丧，因处战时而不克归葬故里，乃 葬于旅顺水师营西沟屯西南山之原。
罗振玉以大清遗臣自处，矢志终生不出事新朝，谁知结果却成了民族罪人，这是他万 万想不到的。他对末代皇帝溥仪充满幻想，以为溥仪是唯一能够救民水火的明君，为复 辟而向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寻求支持就成了唯一的出路。罗氏可以说在历史上就与日本有 缘份，从1898年创办东文学社就广泛接触日本学者，后来两番东渡，八载侨居，结识了 大批日本各界人士。在这种情形下产生某种偏见，竟相信日本疯狂的陆海军人及所谓“ 浪人”，会给予他的旧主以“大清帝国的主权”。于是这批可怜的清室君臣一起上当： 他们本想利用日本势力恢复大清的江山，结果却被日本军阀利用，成了受制于人的十分 蹩脚的木偶戏演员。即便是罗氏的嫡孙罗继祖教授也并不原谅祖父这一段悲剧性的历史 。然而，在他一生中这黑暗的最后10年里，仍然坚持学术研究，并在他所涉及的所有文 化领域内，又都做出了新的贡献。
罗振玉在最后年代，甲骨文方面编印了《殷墟书契续编》(1933年)，与此前印就的《 前编》和《后编》形成完璧。青铜铭文研究方面编印了《贞松堂集古遗文续编》(1933 年)、《贞松堂吉金图》(1935年)、《三代吉金文存》(1937年)，这些书是罗氏个人收 藏实物及墨本的集大成之作，资料完整，体例科学，迄今为治金文者案头必备之书，解 放后已一印再印。敦煌文献方面编印了《贞松堂藏西陲密籍丛残》(1939年)，是对敦煌 文献搜集编录工作30年的总结之作，同时他还利用敦煌文献中六朝至北宋间的古写本， 结合先秦典籍和二十四史等文献资料，辑佚钩沉，校勘补史，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 清内阁大库档案方面，罗氏在旅顺设立库籍整理处，至1935年前后陆续编写《史料丛编 初集》十种、《二集》十二种、《明季史料零拾》、《国朝史料零拾》等书，对明清史 研究大有裨益，而大部头则有《明清史料》在，现在国内还有人认为内阁档案被罗氏卖 给日本人了，不知从何说起。罗氏本人的主要论著，如《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 契考释》、《石鼓文考释》、《流沙坠简考释》、《永丰乡人稿四编》以及《雪堂校勘 群书叙录》、《松翁近稿》、《丙寅稿》、《丁戊稿》、《后丁戊稿》、《辽居稿》、 《永丰乡人杂著·续编》、《贞松老人外集》等，其绝大多数也都是在这个时期印行的 。
对于罗振玉收藏文物古籍，传播、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贡献，作为学生、同道和亲家 的王国维知之最深，他在《库书楼记》中说：“参事夙以收藏雄海内，其天津之嘉乐里 第，有殷时甲骨数万枚、古器物数千品、魏晋以降碑志数十石、金石拓本及经籍各数万 种，实三古文化学术之渊薮。今者又得此大库之书，宸翰之楼，大云之库，与斯楼鼎峙 北海滨。”又说：“参事固不徒以收藏名家者也，其所得之殷墟文字，固已编之、印之 、考之、释之，其他若《流沙坠简》、若《鸣沙石室古佚书》等，凡数十种，先后继出 。传古之功，求之古人未见其比……其诸山川重秀，天地再清，举斯楼之藏，还之天府 ，以备石室金匮之储，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又有谁知道，这座庄严的楼阁竟在兵燹 中毁于一旦呢?
以持进步文化思想观念而名世的前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1929年出版)自序中，对作为“以满清遗臣自任”的金石文物、甲骨和敦煌学一代宗师 罗振玉，也不得不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他说：“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 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30年 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还有他关于金石器物古籍佚书之搜罗颁布，其 内容之丰富，甄别之谨严，成绩之浩瀚，方法之崭新，在他的智力之外，我想怕也要有 莫大的财力才能办到的。”郭氏认为，正是罗振玉和王国维“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 一番整理功夫”，“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 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
六
罗振玉谢世后，遗下自撰学术论著130余种，整理校勘印布的各类文物资料600余种， 门人山阳周作民(维新)出资，刊行了罗氏子孙编刊的罗氏遗稿《贞松老人遗稿(甲集)》 八种(1941年)，继由其第五子罗福颐节衣缩食而在沈阳刊印了《贞松老人遗稿(乙集)》 五种(1943年)和《贞松老人遗稿(丙集)》两种。至70年代，台湾文华和大通两家出版公 司合刊影印了《罗雪堂先生全集》，计7编140册，实为煌煌一巨编。直到90年代，天津 古籍书店又开始重印罗氏原刊的《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菁 华》和《殷墟书契续编》。各附释文以便读者，虽至今仅有《前编》已问世，其他或有 望继续刊行。
罗振玉身后，记述其生平，研究其思想，承继其学术，整理其著作方面，成绩最大的 首推罗继祖教授。他辑述的《永丰乡人行人录(罗振玉年谱)》(1980年由江苏人民出版 社出版，继由台湾行素堂发行中文繁体字版，又由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出日本版)是第 一部罗氏年谱，被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评为“叙事缜密，无溢美，无浮词，可信可传” 。他撰写的《庭闻忆略——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1987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被 扬州师范学院谭佛雏教授评为“事得其真，议得其平，而文笔亲切洒落，不蔓不枝，故 每章读之，惟恐其速尽”。他主编的《王国维之死》(1995年由台湾祺龄出版社出中文 繁体字版，1999年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中文简体字版)和最近定稿的《涉世琐记》(初稿 载《长春文史资料》1993年第1辑，增补定稿单行本尚待出版)中也有大量关涉其祖父生 平的记述和评论。至于他回忆、研究与评价先祖之生平、思想、学术的文章，已发表了 数十篇，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罗继祖教授自幼即成长在祖父母膝下，在学 术和思想上深受其祖父影响，数十年共同生活，因而他对祖父的经历、性情、思想和学 术的理解，是任何人都无可代替的。他也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世人客观认识其先祖的本 来面目。但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仅从未对祖父晚年那段悲剧历史曲予回护，而且 对不为外人所知悉的祖父性情上的弱点也并不讳言。同时，对离开事实的诬论也毫不客 气地予以驳斥。他把祖父的生平和事业作为自己研究领域内的课题之一，其出发点不是 别的，而在于弘扬祖国的辉煌的传统文化。
在著作整理方面，罗继祖教授主编的《雪堂学术论著集》正在陆续印制中。该书收罗 振玉学术论著103种，分10集(11册)出版，内容分甲骨、金石、汉简、石经、字书、校 勘、辑佚、目录、补史、传记、文集编定、年谱撰述等，对旧刻之遗漏、舛讹一一补正 ，且加校记、审改后记，将是一部能够体现罗氏著述水平的最好的文集。为了补齐台湾 版《罗雪堂先生全集》遗漏的33种，他还依台版选书标准主持编定了《罗雪堂先生全集 补编》，可臻全璧。目前，罗继祖教授正在主持《罗雪堂家书暨其他遗札》的整理和校 注，此项完成后，罗继祖教授还拟编《雪堂文选》，专收罗氏一生最富代表性和最有影 响力的单篇文章。
概而括之，罗振玉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 在晚清官场上地位并不显赫，但在农业和教育等实务方面却做了一些有益于社会的工作 。清朝灭亡后，他的思想和行动就背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由逃避现实到为清朝复辟服 务，为退位的清朝皇帝溥仪及其政治集团效力，以至最后落入日本军阀的圈套，并参加 了依附于日本侵略者的伪满傀儡政权。对此，不论其初衷如何也不论其社会实践如何， 都是不能谅解的。不过，我们深入地研究和评价历史时，还是要从具体问题入手，不能 一律否定而不加区别。如伪满的“监察院”和“国务院”不大一样，郑孝胥领衔的“国 务院”完全听日本人指挥，这有郑氏日记为证，而罗振玉领衔的“监察院”多少有自己 的语言，不能同论。对此，也有罗氏的《辽海焚余稿》(油印本)为证。至于谈到中国传 统文化的保存、整理、传布与研究，则罗氏却是有大功劳的人，是会永载史册的。
我认为罗、郑两人的异同，源于心术。就以愿当遗老与不愿当遗老来说，也有真与伪 之别。郑是不愿当遗老的，曾有诗云：“自窜岂甘作遗老”。罗封建意识太浓，一味忠 君尊上，初期还想在农学和办新教育上显显身手，一碰到革命便大惊失色，退缩到维护 皇权上去，无怪乎最后误上贼船而下不来，以致演成终身悲剧。郑是名士派，别看他新 头衔挂上一大摞，其实都是假的，名和利是一对孪生子，故见利必趋。郑本有“用客卿 ”和“共管”的怪论，所以一见日本帝国主义便向往，先抓到官印在手，和溥仪成了一 对傀儡君臣。他的手法再高明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结果得了一脚踢开的下场，死 得还不清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