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前国民党对日政策的两次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国民党论文,对日论文,试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对日政策，曾有过两次大的转变，这对后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中国全国性抗战局面的出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拟对此加以简略的分析。
一、从不抵抗政策到渐趋强硬政策的转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以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这一事变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形势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从此，中日民族矛盾大大地超过了中国同其它列强间的矛盾。在这困难当头，一切有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的党派、阶级和阶层，都深感民族危机的严重，纷纷站立起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呼吁和反抗日寇的入侵，并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形成了反抗日寇入侵的救亡运动。
但就在这种严重的时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就在事变爆发前，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迹象十分明显时，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曾急派人向蒋介石请示对策，而身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竟然于1931年8月16日密电张学良，明白地下达了他的“不抵抗”政策。电文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①张学良将此文的大意，转发东北军长官一体遵守。9月11日，国民党政府通令东北军“遇有日本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9月18日中国东北军以十万火急的电报向蒋介石请示对策，蒋介石竟下令“不许冲突”，说什么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②。蒋介石的这一误国政策，不仅使日本帝国主义轻易地侵占了我东北13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而且更严重的是由此进一步引发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欲望，以后它又把侵略的魔爪逐步伸向了热河和关内，并采用威逼、恫吓等手段，强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此协定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三省的热河的侵占，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能在那里驻扎，而日军却可以在那里自由行动。这无形中造成了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割裂。至此，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可以随时进占冀东和平、津。然而，当蒋介石得知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签订的消息时，不仅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而且连声说“好！好！”③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的妥协、投降到了何种程度！1933年8月，蒋介石为了讨好日本，还对国民政府的人事做了调整。由汪精卫兼外交部长，由唐有任任外交部次长，由孔祥熙任财政部长。这些新任的人物，大部分都是亲日派。1935年6月，国民党屈服于日本的压力，颁布《申儆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会》，声称：“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其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接着又于6月下旬和7月初，先后同日本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通过这两个协定实际上又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以上的事实表明，自“九·一八”事变爆发至华北事变爆发之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所奉行的对日政策是一种妥协的、不抵抗的误国政策，给我国社会的危害极为严重。
但是，自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一系列新的进攻时起，蒋介石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稍许积极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何梅协定》签订前后已开始表露出来。1935年5月底，日方施压于中国，要求撤退在河北的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当时蒋介石顾虑如果接受日方的要求，则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分裂和国民政府的垮台，因而明确表示“应决定拒绝，不能接受”④。但由于缺乏与日本决裂的决心，最后还是同意何应钦避开签字的形式与日方达成了所谓“何梅协定”。之后，国民政府提出了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中日争端的提议，日方却加以拒绝，并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这就使蒋介石感到极大的失望。6月21日，蒋介石发电给何应钦，称：“华北实已等于灭亡，”明确指示“今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⑤其后，蒋介石又指示驻日大使蒋作宾转告日本，中国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了限度，中国将不惜任何代价与日本作战。
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进一步变化表现在五全大会上。这次大会于1935年11月召开，是一次重新审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阐述国民党的外交方针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的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的决心。”国民党就是要“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⑥。这是国民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大会后，国民政府进行改组，蒋介石取代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大部分部长为亲英美派所担任，亲日派多被排除。同时，国民党“准备抗战御侮的工作更加紧了。”除在外交、财政、经济、教育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外，特别在军事和国防方面加紧了军队的整编扩充工作，国防工程的建设工作、军事后勤准备工作以及国防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虽然国民党的抗战准备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以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它的对日政策已经趋于强硬，尽管还是初步的、不彻底的。
那么，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积极的变化呢？有的人认为，这是日本的侵华已严重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因而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调整了对日政策。有的人则认为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对国民党形成了猛烈冲击，等等。当然，以上的这些原因的确对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笔者更认为，国民党对日政策发生转变的主观上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力量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种判断自1934年底起就产生了。因为当时在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下，中共领导的红军不仅遭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而且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错误地认为，它的“剿匪”工作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绩，“号称天险之匪巢根本摧毁”，“匪祸已经摧陷廓清”⑦，对那些“残余股匪”、“残余共匪”趁此作一、二次重大的打击，或予以绝对的隔绝和封锁“作彻底的处置和根本的解决”即可肃清。尤其在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和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后，国民党更加认为对红军的“围剿”已告成功、红军“军事已走到绝境”，中共的这些措施是为了“求作政治上的解围”。很有可能通过政治的手段达到灭共安内之目的。既然这样，国民党政府早先提出的“先安内”的任务也已基本完成。因而，国民党政府也就考虑攘外问题了，并将精力部分地由安内转到了攘外上。
二、从渐趋强硬政策到决心抗战政策的转变
五全大会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更趋强硬。会后不久，蒋介石说：“现在政府订了一个对日的外交政策，就是对日作整个的交涉，解决一切纠纷，不再和他零零碎碎枝枝节节的谈判”。“如果和平交涉不成功，最后当然只有一战，政府方面正在努力，准备最后之牺牲”⑧。根据这一方针，国民党与日方进行了几次外交谈判。但是，毫无结果。这一来是日方所提要求苛刻，二来也表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渐趋强硬。1936年7月，国民党在南京举行了五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对五全大会的外交方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略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⑨全会发表的宣言也明确宣布：“对外则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⑩”在这里，国民党明确表示决不签订侵害领土主权的协定，并对“牺牲的最后关头”做了最低限度的解释。由于“二中全会闭会之后，对日交涉，本此进行”(11)。因而，在与日方的交涉中，国民党的态度更加强硬。这点在张群与川越的会谈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次谈判于1936年9月份开始，在谈判中日方变本加厉，除坚持以往所提的广田三原则之外，又陆续提出了七项新的无理要求。其中包括：彻底取缔一切排日活动、对日关税优惠、聘用日本顾问、华北实行全面自治等内容。这七项要求等于要中国不战而降。对此，国民党采取了拖延态度，一直没有正面回答日本的要求。9月23日，川越正式向中国重申这七项要求，要张群立即答复时，张群明确回答，不能接受，并逐条进行了反驳：(1)取缔排日的先决条件是日本必须停止侵略中国的一切行动；(2)关税系我国内政无须与第三国协商；(3)中方聘用何国顾问无须日方插手；(4)华北自治系分裂中国之活动，中国政府自然不能承认；(5)剿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内政，中国将努力自为，无须日本效力等等。同时，张群还向日本提出了五项反要求：(1)废除淞沪、塘沽两项协定；(2)取消冀东伪组织；(3)停止走私并不得干涉中方缉私；(4)华北日军及日机不得随意行动及飞行；(5)解散冀东与绥远的伪军。并表示，上述建议是中日两国关系的症结所在，如不解决，则中日邦交无从调整。后来，日方又几次对中国施加压力，而中方“仍固守立场，始终不变”(12)。可以看到，这时的国民党不仅能够当面反驳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而且毫不犹豫地提出自己的反意见。这样的强硬外交，可以说是自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接触以来的第一次。这比起华北事变前的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已经有了很大的或者说根本性的变化。当然国民党的这种强硬的对日政策不仅表现在与日方的谈判中，而且还表现在实际行动中。1936年8月，日本卵翼下的伪军在关东军的策动和配合下进攻绥远，驻绥远的国民党军队在傅作义将军率领下，奋起还击，全国人民展开空前热烈的援绥运动。国民党当局对绥远抗战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北大使提出了交涉。国民党宣传部负责人也发表谈话，表示：“今日绥察之问题极简单明瞭，来犯者不论其为伪匪或其他任何势力，同为国家民族不共戴天之大敌，于此应付之方，惟有迎头痛击，惟有根本剿灭，地方疆吏于此有明显之表示。中央当局，更生明切之指导，态度显明，毫不犹豫研究之余地。”正因为如此，绥远之役“遂获到守土御寇的成绩”(13)。
1937年2月，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发表了宣言，在宣言中讲到对外政策时，仍明确表示：如果忍耐超过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实行自卫，还确定与中国共产党再次合作的原则。可以说，这次会议成为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对日政策由渐趋强硬向坚决抗战转变的重要标志。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向芦沟桥发动了进攻，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电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就地抵抗，并调其它部队开赴石家庄、保定后援。17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负任。”从而公开表明了国民党政府准备抗战的决心。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称：“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付之。”最终从实践上也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导致国民党这种转变的原因，除了日寇的侵略进一步损害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利益，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促使国民党内部分化等等之外，还有几个因素不可忽视：一是中共政策的转变对国民党产生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根据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的现象，不仅曾倡导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而且在实践中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在不断地努力着。尤其从1935年底起，中共根据国民党为调整两党关系而主动地通过多种渠道寻求与我党联系的事实，从有利于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同时，抛弃前嫌，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14)。而且还在谈判中作了很大的让步。如：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等。还承认在“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基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15)。中共的这些真诚的言行使国民党也确信，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的形势下，中共的主要矛头不会对准国民党，而是要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因而即使国民党不去围剿中共的剩余力量，也会使中共剩余力量在与日本的争斗中遭到严重削弱，甚至消失。基于这样的思想，国民党方把其主要精力也由对内围剿红军转到了对外抵抗日益威胁到其统治利益的日本侵略者方面。二是国民党自身的省悟。国民党“曾以绝大之决心与勇气，从事于忍耐……”(18)。但是，这种忍耐不仅没有使日本帝国主义收敛起侵华的野心，而且还助长了它的侵略气焰，使其在侵占东三省之后，又进一步侵入到了中国北方地区。这种残酷的现实迫使国民党认识到：“屈服则可以助长侵略，中国若怵于日本之暴力以屈服谋一时之苟安，则将降为日本之殖民地，民族失其生存独立，国家之自由平等更无可望(19)”。因此，必须调整以往的对日政策，采取更加强烈政策，以阻止日本的进攻，实行自卫。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本集团的利益，也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危亡的局势。
注释：
①王其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6页。
②萧超然等《中国革命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5页。
③刘树桂《九·一八事变我在北大营》，沈阳文史资料第二辑第83页。
④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680页、682页。
⑥⑦《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321页、242页。
⑧《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742页。
⑨⑩《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323页、412页。
(11)(12)(13)《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28页、426页。
(14)《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4期。
(15)毛泽东《论新阶级》第129页。
(16)《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34页。
(17)《苏俄在中国》第66-67页。
(18)(19)《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63页、463页、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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