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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6)09—0005—10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截止到2016年第二季度，GDP增速已经自2015年第三季度以来连续4个季度“破7”，现已降至6.7%，并且至今尚未呈现触底迹象。进出口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民间投资增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呈下行态势。此外，受房地产市场低迷、众多行业产能过剩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PPI已经连续50个月同比下降，通货紧缩风险日渐突出。在此背景下，国内外机构纷纷下调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IMF年4月份预测中国经济增速为6.5%[1]，世界银行从年初的6.9%下调至6.7%[2]，OECD也认为中国2016年经济增速将下降至6.5%[3]。 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中国经济增速的实际水平以及经济下行的真实原因，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着激烈地争论。一方面，对于中国经济增速的真实性问题①，王建(2015)[4]从发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货币供应量三个指标出发对官方公布的数据提出质疑，并且认为2014年的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可能已经“破5”，且名义增长率可能在2014年第四季度就已经进入负值。伍晓鹰(2015)[5]讨论了可能造成官方增长率高估的方法和制度因素，并基于“麦迪森—伍”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率进行了重新估计，其结果显示，在2009-2014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1%，比统计局公布的8.7%的增长率低2.6个百分点，其中，欧债危机爆发时的2012年只有3.6%的增长，而2014年仅为4.0%。 另一方面，对于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专家学者们则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自2008年伊始，学者们便围绕着此轮经济下行究竟是“周期性因素”，还是“结构性因素”的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发现，其实任何单一因素都无法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进行完整解释，需要从多种角度进行综合分析。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一部分主要对导致当前经济下行的各种原因进行了全面梳理，并主要对“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等单一因素说进行分析和评述；第二部分基于费雪的分析框架对导致当前经济下行的原因进行综合；第三部分试图对导致经济下行各种因素的影响权重进行量化分析，以期找出影响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第四部分主要是基于综合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提出应对当前经济下行的若干政策建议。 一、关于“结构性因素说”与“周期性因素说”之争 对于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背后的原因，国内外专家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予以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导致当前经济下行的原因主要是周期性因素，这一观点在经济下行之初曾一度占据主流位置。张晓晶(2008)[6]基于长周期的视角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正面临周期性调整，而中国经济周期性调整也不可避免。林毅夫(2012)[7]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并非是自身体制所造成的，主要还是受到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应该适当采取反周期的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管清友(2015)[8]认为新常态之下，尽管经济波动愈发频繁、变量愈发复杂，但在过去两年里还是能看到一个清晰的宏观经济和大类资产轮动周期，而未来市场表现归根到底仍取决于经济周期的演进。 然而自2010年第4季度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已然超出了一般下行周期的长度，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正在消失[9]，结构性因素之说逐渐增多。许小年(2013[10]，2014[11])曾多次明确表示，目前中国经济下行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衰退，主要是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失衡。李扬(2012)[12]认为当前经济下行不是周期性的，更非政策性的，根源于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并且指出中国已经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张平(2012)[13]认为中国经济基本处于一个减速通道，可理解为是由“结构性”引起的中长期经济减速，并且进一步指出中国当前经济减速本质上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结果，是长期结构扭曲使然，因此具有“结构性”特征，很难用经济短期周期扰动的总量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3)[14]进一步提出可能使增长减速的六个结构性因素，即人口结构转型，生产率的产业再分布，收入分配调整，城市化率提高，资本效率递减，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空间狭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12)[15]认为导致经济下行的结构性因素包括：劳动要素“红利”的减弱与“刘易斯拐点”的临界、大宗原材料定价权缺失、国内经济增长的资源制约、环境容忍度和环境承载力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社会容忍度下降、改革的承受空间明显压缩、粗放式发展带来的投资效用递减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形势分析课题组(2015)[16]认为经济下行压力源自需求持续收缩与供给深度调整、产能削减和资产重组滞后、实体经济降杠杆、去库存以及逐步释放风险等结构性因素。
图1 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及潜在增长率趋势图 资料来源：1.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潜在增长率数据是根据20多位学者和机构的计算结果得到的算术平均数③。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经济下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短期周期性调整，也有中长期趋势性下滑，更有内在结构性缺陷，是上述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和叠加的结果[17]。王少平和胡进(2009)[18]、孙晓涛(2013)[19]通过BN分解等方法将我国GDP数据进行了趋势周期分解，并分解为确定性增长趋势、随机趋势与周期成分。乔红等(2012)[20]认为当前经济下滑是由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共同所致，既有货币和房地产政策周期性紧缩的原因，也与中国潜在增长率趋势性下降有关。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15)[21]认为外需疲软、内需持续回落、房地产周期性调整以及经济结构深层次扭曲是经济下行的原因。 尽管专家学者们对于当前经济下行的原因进行了热烈地讨论，但至今仍未能形成共识。本文认为，仅用单一因素显然已经无法全面解释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真正成因，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既存在周期性因素也存在结构性因素，既有长期趋势性因素也有短期因素。因此，有必要在一个完整的框架下进行综合的量化分析。 二、经济下行成因的综合分析与量化分析 为弥补单一因素分析的缺陷，本文引入费雪的分析框架。费雪曾指出，“在一个经济体中，有无数的变量会引致经济走向非均衡态，而这些变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a)稳定的增长或趋势变量；(b)不稳定的随机冲击；(c)周期变量”。[22]因此，本文拟从长期的趋势性因素、中期的周期性因素和短期的临时性因素等三个角度对当前经济下行的成因进行逐一解析和量化分析。 首先，从长期角度来看趋势性因素。对于当前经济下行，目前主流的解释是所谓的“新常态”，而“新常态”的主要理论依据是“潜在增长率下降”。按照这种说法，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内生因素和外部条件都已发生新的变化，因此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必须转型的新阶段。一是人口红利递减，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削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竞争优势。二是技术创新不足，大学行政化、科研管理体制官僚化以及思想意识形态僵化等因素的束缚导致我国的技术创新难以满足产业技术升级的迫切需求。三是部分行业“国进民退”，各种资源大量配置到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导致投资回报率持续普遍下降。四是资源环境等条件的约束性逐渐增强，过去的粗放式生产经营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五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低速增长将维持较长一段时间。②
图2 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与中国经济周期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自制。 当前我国的潜在增长率④已从“十一五时期”平均10.6%下降至“十二五时期”的平均8.6%，下降了约两个百分点(见图1)。但从实际增长率来看，中国经济增速已经从2007年(第4季度)的年化增长率14.16%大幅度下降至2015年上半年的6.7%。很显然，实际经济增速的下降幅度远远大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幅度，并且当前的实际增长速度已明显低于潜在增长水平。由此可见，趋势性因素是当前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当前经济增速下降的幅度会这么大，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其他角度去寻找别的原因。 其次，从中期的角度看周期性因素。现代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经济周期，如源于库存变动的基钦周期⑤，时间长度大约在40个月左右的；源于设备更新的朱格拉周期⑥，时间长度大约在10年左右；源于建筑投资波动的库兹涅茨周期，时间长度大约在20年左右⑦；以及源于技术进步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⑧，时间长度大约在50—60年左右等等。 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的经验之后发现，在中国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改革周期”(见图2)，而中国的“改革周期”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每当中国经济遇到困局的时候，都是成功地通过思想解放带动了改革开放，再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每次改革周期均是如此，只不过每一次改革开放的改革红利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时滞”，并且这种“时滞”还有逐渐拉长的倾向。而当前的经济下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十八大前一段时间里体制改革放缓以及思想解放不到位所造成的[23]。 最后，从短期的角度看暂时性因素。除了趋势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以外，导致当前经济下行的原因还有一些短期的暂时性因素，其中包括外部需求的萎缩、政府投资增速下降、政府消费受到抑制等。 一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导致中国出口增长受阻。当前中国经济下行与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欧债危机迟迟无法解决有着密切关系。当前，欧元区正在缓慢地陷入通货紧缩，日本经济仍未看到曙光，而美国经济虽然有所好转，但由于美国国内储蓄率的上升、再工业化的推进以及页岩气革命等因素，即使美国经济明显好转也未必能够像过去那样给中国的出口带来利好，相反，在美联储随时可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情况下，反而会导致中国的货币政策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二是政府投资受到抑制。先是审计署分别于2010年和2013年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进行了两次审计，继而财政部又于2014年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进行了统计和甄别。三次审计和核查明显抑制了地方政府的举债冲动，降低了政府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导致政府投资增速下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一方面，应当承认审计核查地方政府债务的工作有助于强化政府债务约束，规范政府投融资行为；但是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这些措施的确对短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些临时性负面冲击。 三是政府消费受到抑制。新一届政府上来以后，相继出台了“八项规定”等措施，在打击腐败行为的同时，也明显抑制了政府官员的公款消费行为，从而在短期内对消费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既不能否定中央“八项规定”等措施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但也不能否定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一现象。因此本文认为，今后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就是用民间消费来替代政府消费，用民间投资来替代政府投资。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本文认为，一方面，各级政府不再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这是完全正确的。首先，此次中国经济下行同过去30年历次经济下行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潜在增速已经进入下降阶段，在此背景下，如果政府仍然一味地依靠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来强行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那么我们得到的将不会是经济增长而是通货膨胀。其次，过去一段时期中国高速增长中存在着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实际上是浪费资源的增长和无效率的增长，必然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因此适当降低经济增速目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最后，从前苏联的教训可以看到，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速必然会延误改革的时机，甚至导致改革的失败。苏联后期，在戈尔巴乔夫准备推动改革的同时，苏共中央也出台了一个“加速增长战略”，结果是把各级政府官员的主要注意力都吸引到追求增长速度上，最终导致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彻底失败。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伴随着经济下行，尤其是增速过低，有可能引爆各种早已形成的、并在高速增长下掩盖起来的潜在风险[24]。当前经济增速下行的势头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遏制，就很有可能不会是像一些专家学者所期待的那样平稳有序地“下台阶”，而是出现“跳悬崖”或“硬着陆”。因为在经济下行过程中，许多在高速增长时期隐藏起来的结构性问题和各种风险都会暴露出来。其中最需要警惕的是房地产泡沫破裂的风险。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就会进一步加剧相关产业的产能过剩，进而减少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和税收收入，从而引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上述风险又会传导至金融机构，有可能引爆区域性或系统性金融风险；而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又会引发通货紧缩风险，从而使经济加速下行甚至出现“硬着陆”。对此，有必要予以高度重视。 三、经济下行因素分析 对于经济下行的成因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然而各种因素在经济下行中贡献如何，尚未有学者给出明确的结果，因此本文将对此进行尝试，以量化出不同因素对经济下行的贡献程度。 (一)趋势性因素 潜在产出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阿瑟·奥肯提出。潜在产出的定义可以归纳为在非加速通货膨胀水平下，某一经济体可以达到的最大产出。从目前国内外对潜在产出估计方法应用的情况来看，大概可以概括为：状态性分解法(也称滤波法)；生产函数法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法。本文采用生产函数法，选取附加人力资本的经济核算模型对1979-2014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估算。潜在增长率下降对经济增速的影响是直接的。因为只有当产出缺口为0时，经济是处于均衡状态的，因此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会直接导致经济增速的下降(见表1)。
(二)周期性因素 对于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刘树成等(2004[25]，2005[26]，2009[27])运用“谷—谷”法对我国经济周期进行了划分(见表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四次经济下行周期，当前正在经历第五次经济下行周期。在“谷—谷”法划分的经济周期中，经济下行周期GDP增速平均每年下降约2.21%，而从加权平均值来看GDP增速平均每年下降约1.81%。
此外，根据改革周期，我国已经历了两次经济下行周期(见表3)，当前正处于第三次经济下行周期，并且已经持续了7年。在改革周期的下行周期中GDP增速平均每年下降约1.42%，而从加权平均值来看GDP增速平均每年下降约1.38%。 从结果来看，我国经济下行周期似乎存在着期限越来越长且下降速度越来越慢的特征，期限的拉长说明我们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步伐正在放慢，而下降速度的减少一方面与近些年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也与我国统计制度存在的缺陷有关。因此，综合考虑历次下行周期下降速度以及我国特有的改革周期等因素，本文假设当前周期性因素导致经济下行平均每年约为1%，这也可以看作是我国改革停滞或倒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短期因素 根据凯恩斯理论，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与经济增长间存在乘数效应⑨，因此根据各自短期因素的乘数，即可得到各个短期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出口的贡献 对于进出口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国内主要有两种评价标准。第一种是根据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净出口额的贡献来评价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是这种评价方法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质疑，因为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存在几点缺陷，将净出口作为整体不仅不能区分在相同的净出口规模下“大进大出”和“小进小出”两种情况对经济的不同影响，还暗含着出口是正向影响而进口是负面影响的假设，显然不合理，并且如果净出口为负值就表明外贸对经济增长“拖后腿”，显然是错误的解释。因此更多的国内学者从投入产出核算的角度出发弥补支出法对贡献测算的缺陷。 沈立生和吴振宇(2004)[28]通过投入产出核算计算出1997-2001年我国出口贡献系数平均0.68，而进口贡献系数变动不大，大致稳定在0.55左右。陈怡和沈立生(2006)[29]通过1997年投入产出核算计算出1997-2002年我国全部部门出口对GDP形成的贡献率有所下降，2002年出口贡献率为0.53。刘遵义、陈锡康等(2007)[30]根据2002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中国单位全部出口拉动国内增加值0.466。沈利生(2009)[31]测算了中国2002-2006年出口额对GDP的影响，得出单位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在0.7—0.8之间。中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分析应用课题组(2011)[32]测算出2007年我国单位全部出口拉动国内增加值为0.582。各位学者测算的结果差异不大，我国出口贡献系数总体比较稳定，因此本文假设我国出口贡献系数为0.6。 2.政府投资的贡献 由于官方没有公布政府投资的指标，因此学者用不同的指标来近似替代政府投资水平。主要存在两种方法，其一是将政府支出划分为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其中生产性支出主要包含基础设施类政府投资、支持农业发展投资、对人力资本发展进行的政府投资和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投资等四大类，政府消费性支出定义为除上述四类生产性公共支出之外的公共支出(赵志耘和吕冰洋(2005)[33]、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34]、饶晓辉和刘方(2014)[35]等)。其二是选取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家预算内资金作为政府投资性支出。本文将选取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家预算内资金进行估算。 关于我国政府投资的乘数，“中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分析应用”课题组(2011)[36]对我国投资乘数进行了测算分析，我国的投资乘数大体在1.5—2.2之间。秦学智等(2010)[37]测算我国政府投资的投资乘数为1.55。学者的测算结果差异不大，因此本文假设我国政府的投资乘数为1.55。 3.政府消费贡献 国内学者关于政府消费数据的选择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选择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核实中的政府消费；第二种方法是首先得出政府投资性支出，再将政府财政支出减去政府投资性支出得到政府消费性支出(王国静和田国强，2014)[38]。本文将选择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核实中的政府消费数据。 国内学者对我国政府消费乘数的测算存在较大差异。毛中根和洪涛(2009)[39]测算我国1985-2007年间政府消费的系数为4.656。李占风和袁知英(2009)[40]利用1978-2006年数据的计算得出当期政府消费乘数为1.73。王国静和田国强(2014)估计得到的长期政府消费乘数和政府投资乘数分别为0.7904和6.1130。各位学者的测算结果存在明显的不同，毛中根和洪涛(2009)没有考虑到政府消费可能对私人消费存在替代效应，因此可能存在高估；而王国静和田国强(2014)计算的是长期政府消费乘数而非当期的消费乘数，因此可能存在低估。因此本文假设我国政府消费乘数为2。 (四)小结 表4列示了自2008年之后我国各种因素对经济下行的影响。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在2008年和2009年导致经济下行主要原因为出口增速的下滑。政府启动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在当年使得政府投资拉动GDP增长0.33%，而在2009年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分别拉动GDP增长1.31%和0.6%，合计提高GDP增速1.91%，同时还带动了民间消费和投资，促使其他因素提高GDP增速2.31%。然而在2010年随着“四万亿”刺激政策的消退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逐渐受到关注，政府投资和消费的下降成为当年导致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在2011年以后，国际贸易形势逐渐趋于稳定。而2012年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以及第二次地方政府债务审计工作，对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的负面效应在2013年和2014年逐步显现，这两项平均每年导致GDP增速下降约1%。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因素在2013年和2014年平均每年导致GDP增长约2%，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和2014年居民消费指数已经从2011年的111.04下降至107.34和107.84并未出现大幅增长，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从2013年初的24.6%下降至2014年底的18.1%，因此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经济仍维持较高增速是值得商榷的。
图3 实际与经测算GDP同比增速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测算。 四、如何应对经济下行 (一)要处理好“输血”、“止痛”与“动手术”之间的关系 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三种观点，一是主张“输血”或“打激素”，即通过货币、信贷和财政资金等方式继续增加投放，以刺激宏观经济。二是主张“打麻药”和“打止痛针”，即通过“新常态”使人们被动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不用为经济下行而着急。三是主张“止血”或“动手术”，即积极通过各项改革措施来应对经济下行，这也是我们的主张。如果“输血”和“止痛”是为了尽快动手术，那么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是必需的。但是如果仅仅是“输血”或“止痛”而不去“动手术”的话，在“失血”和“输血”共存的情况下，身体很快会不堪重负，而对于“打麻药”，当药效过后，更大的危机必将接踵而至，无论哪种情况发生，中国经济都有可能出大问题。 (二)加快推进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 当前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与改革严重滞后、甚至出现倒退有着密切关系。如“国进民退”、部门利益和决策失误导致人口政策调整过晚、教育体制行政化阻碍科技创新等，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不会下降得这么快。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改革措施来提高潜在增长率。一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全面放开的人口政策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通过大学及研究机构去行政化来提高科技创新水平；三是使利率市场化和存款保险配套措施发挥实质作用以降低风险；四是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打破行政垄断，一方面，要对民营企业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凡是民营企业能做的，就尽量让民营企业去做；另一方面，对于国有企业应当实行“正面清单”制度，只有那些民营企业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才交由国有企业来完成，以此来提高我国资源配置的效率。 (三)通过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应对经济下行周期 面对经济下行周期，必须要做的就是解放思想。从我国过去经验可以看出，每当经济陷入谷底时都是通过思想解放来推动改革开放，再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这是过去我国所特有的规律，现在仍然适用。如果我们当前不赶紧加快思想解放，改革就无法顺利推进，经济回暖就会遥遥无期。相反，如果仅仅依靠短期政策刺激经济，一方面当前经济刺激的效果已经开始下降，另一方面在刺激过后会很快掉下来并且增速会下降得越来越快。 (四)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理性看待短期因素 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等措施的制度化，其对经济增速的影响也会逐渐常态化，而不会带来新的冲击。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对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资源浪费，甚至对于环境保护等方面也会带来积极的正面效应，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五)多策并举防控与化解各类风险，提高综合风险防控和治理能力 为提高我国风险评估的可信度和提高风险防控的有效性，应尽快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立一个专门的风险评估机构，专门跟踪分析经济与金融风险，并组织开展前瞻性的、专业的、动态的风险评估，为风险防控及时提出政策建议。考虑到各类经济风险极具复杂性和关联性，风险防控需要相关部门加强政策协调配合，最大程度地发挥政策合力和改革合力。最后，应加强各领域统计信息的披露和共享，推动提高风险评估的准确性。 ①本文无意对国家统计局数据的真实性问题做出评判，只是想根据经济学理论对当前经济下行的成因进行分解，并试图对各种因素的影响权重进行量化分析，以期找出导致当前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找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②林毅夫曾指出，“新常态”这个名词实际上是美国华尔街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当时这些华尔街的经济学家认为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高、金融风险攀升等风险。这些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出口结构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都没有办法给自己国内的结构性改革创造一个必要空间，结构性改革也就一直不能推行下去。结果经济长期疲软，失业率长期居高。在这种状况下，货币政策就会长期宽松，金融市场上的投资非常多，泡沫会非常大，风险非常高，这是发达国家的“新常态”。 ③注：虚线为预测值。 ④潜在增长率是根据20多位学者和机构的计算结果得到的算术平均数。 ⑤基钦周期由美国经济学家基钦(Joseph Kitchin)提出。通过对利率、物价、生产和就业等数据的统计研究发现厂商的生产行为与其库存存在密切联系，当生产过多时产生库存，而库存的增加又引导生产商减少生产，从而减低库存。这一周期性变化长度约40个月，被称为基钦周期，也称短周期，其本质是库存周期。 ⑥朱格拉周期是由法国医生克莱门特·朱格拉提出的，他提出了10年左右为一个循环并且以企业固定设备更新投资和投资收益率波动为主要机理的经济周期理论。 ⑦1930年美国经济学家库涅茨提出的一种为期15—25年，平均长度为20年左右的经济周期。由于该周期主要是以建筑业的兴旺和衰落这一周期性波动现象为标志加以划分的，所以被称为建筑周期，也称为库兹涅茨中长周期。 ⑧康德拉季耶夫分析了英法美德及世界经济的大量统计数据，发现发达商品经济中存在平均长度为54年的周期性波动。1939年熊彼特提议经济学界接受“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作为经济成长过程中长周期波动。 ⑨某一变量的变化引起另一相关变量成倍变化的经济理论。 ⑩“其他因素”为本文没有量化的因素，如居民消费、民间投资、跨境电商替代出口效应以及统计因素等。 (11)“统计下行”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实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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