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组织制度的创新：中国银行改革道路的探索与反思——兼评《银行再造：浦发银行重组上市的探索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银行论文,产权论文,道路论文,组织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WTO的脚步快速逼近我们的时候，金融业作为对外开放的主要领域之一，其中的有识之士都在积极思考我国金融业的应对策略，并着手采取措施壮大和发展本国的金融机构。在这种背景下。浦发银行上市也许是时间上的“无意”巧合，但它无疑揭开了中国银行改革的新序幕。
一、中国银行改革的进程
在过去的20余年里，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被普遍认为落后于中国整体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其中的功过是非，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论述都非常多，相信历史也自有公断。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从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和逻辑来看，中国银行改革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它支撑了中国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作为国家经济的命脉行业之一，在计划经济时代，银行是国家集中资金的主要渠道，并充当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大会计”；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银行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特殊部门，在国家财政的经济控制能力下降，且还没有间接调控工具和实施能力的情况下，成为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载体。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的是渐进行式体制外改革的道路，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银行自身的改革必然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选择建立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增加银行业的体制外成分是十分自然的。这种改革历经十余年，所形成的中国银行体系具有这样的特征：在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拥有明显的寡头垄断地位，而且寡头占比稳定；但是随着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建立和发展，寡占型的市场结构已开始被打破，银行业已开始由寡头垄断向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演变。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股份制银行的市场份额在九十年代末就已经突破5%，并持续增长。
尽管体制外银行改革模式与国有企业体制外改革是同一“版本”，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其制度创新的意义逐渐体现。这主要表现在产权所有制和产权组织制度的创新上。具体地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股权多元化尽管因为新增股权大多同原有股权性质相同，给人一种在“圈内打转”的感觉。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哪怕其主要部分的股权还是国有的，但改为由多家国有企业法人持股，原来那种银行只有一个“婆婆”、政企全然不分的行政隶属关系自然就被冲破了，银行自主决定贷款韵经营权得以“突现”——这为当前中国银行业面临WTO冲击，努力缩小与国际银行的差距奠定了基础，即：基于产权所有制创新，进行产权组织制度的创新，真正提高中国银行业的竞争能力，迎接来自外部世界挑战。
所谓产权组织制度的创新，就是对经过产权所有制创新实现了股权多元化的银行，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建立起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以最终解决银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问题及“两权”分离情况下的委托代理问题，有效提高银行经营效益。
进行产权组织制度的创新，首先要对银行资产进行准确的评估。这是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的重要前提。资产评估的方法很多，其中比较准确的评估方法是市值法，即以银行的产权或股份上市交易或拍卖所能获得的价值来确定。只有经过认真准确的评估，把银行的真实资产（包括无形资产）、负债（包括隐性负债）、净资产等都弄清楚，才能做到既不损害国家所有者的权益，又有效保护其他各方所有者的利益，对银行进行公司制度改组，建立合理的产权组织制度。
其次，进行产权组织制度创新的核心是，让银行建立起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证公司制银行的有效运转。现代公司制商业银行的所有者只负有限责任，并按照出资额享受所有者的权益；银行财产则交由银行法人依法自主经营，并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为此，所有者各方需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资产管理、监督、运营制度，银行本身还须建立形成一套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各负其责、协调运转的有效制衡机制。
我们认为，中国银行体制外改革模式的出路是，基于产权所有制的明确，进行产权组织制度的创新，解决各种所有制下“两权”分离后的委托代理问题，从根本上提高银行的经营能力。显然，对股份制银行来说，它已经完成了产权所有制度的创新，进行产权组织制度创新的一条规范道路就是公开上市。
二、浦发银行的探索
事后看，浦发银行在产权制度创新方面的探索就是通过公开上市这一道路进行的，并由此建立新的银行经营管理机制。
但是，在当时的形势和法律环境下，这可以说是一项艰难而有长远意义的探索，正如《银行再造：浦发银行重组上市的探索与前瞻》一书所记录的，也正如书名所揭示的，是“探索与前瞻”。
浦发银行在上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新中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不论是上市商业银行自身、商业银行监管当局、证券监管当局、财政当局，还是券商以及会计和法律等中介机构无一不感到棘手。但是，面对上市主承销的选择、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战略投资者的选择与确定、重组模式、财务税收问题、法律问题等等诸多挑战，各方不约而同地从企业产权组织制度创新的角度出发，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share-holder and stake-holder)，围绕提高产权组织结构的透明和有效运作逐一解决，使探索获得成功——浦发银行成功上市。尽管浦发银行上市后的市场表现在有些股民和投资者看来是不尽如人意的，但是浦发银行上市后的业绩的确向人们证明，产权明晰后，产权组织结构的改善将促使银行管理真正有效。
《银行再造》一书记录了这样一个过程。它论述了产权组织制度创新过程中碰到的种种问题（详见书稿，这里不一一列举），其中最值得沉思的是上述问题中的核心——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这不仅只是法律或形式问题，重要的是它建立了解决银行产权清晰、两权分离后委托代理问题的基本框架及相应的激励机制建设架构。正如书中所言，银行上市使得非国有股东有可能介入银行治理结构，与国有股东一起负责对银行经营者的选择与监督，同时国有资产委托人的行为受到制约，有利于寻找真正的银行家作为代理人（经营者）。而上市又创造了一种激励机制，直接促进管理层的管理绩效，使得银行管理层不可能像过去一样对资本的低效率无动于衷，因为股市可以对一个上市银行作出正确的评价，从而使得经营者的收益与公司股票绩效相联系，各股东对投资的关心有了较为客观的标准。
三、总结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国有企业效益不佳的顽疾似乎还未医治成功，且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前两年“宏观看好，微观看差”的矛盾现象在这里似乎又重演了，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认为，这既不像大批经济学家“彻底”的哲学反思所认为的那样，“产权不明晰”是矛盾的根本所在。长期以来，由于传统观念没有转变，国企改革不可能从产权制度入手，结果只得绕开产权制度改革，单纯地进行有关国企隶属关系、利税分配、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改革。结果当然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了。加之客观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国有企业的改革当然就只能是“举步难艰”了。他们的共识是“产权问题总是绕不过去的”，仿佛找不到企业“真的所有者”，国企改革就寸步难行，反之，仿佛找到了这样的所有者，国企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也不完全是有些批评“产权决定”论和“产权神话”论的经济学家所认为那样，国有企业产权是十分明晰的，即人民或者国家主权，由于这种所有权的特殊性——所有权的权能天然就是靠委托代理业来实现的，任何寻觅其“所有者”使其“在位”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从而批评“产权决定论”者错误地将改革的重点偏向了所有权的改革，必然忽视提高企业效率应遵循的一个重要途径，即解决一切所有制都必然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属于企业管理范畴，与所有制无关。此外，他们还批评“产权决定论”者忽视了中国目前还处于转型期这一事实，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批评的那样，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神话像“产权神话”那样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这一神话认为人们需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正确地分配产权，如此一来，经济效率就有了保证。产权如何界定是无关紧要的，除了对福利分配有所影响以外，如果有人对产权界定不满意，他可以通过一次性的转让轻易地对其调整。这一神话的危害在于，它误导了很多转型中的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而忽视了如竞争问题、市场结构、创新问题、生产问题、技术水平、企业规模、法律框架等以及市场环境等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问题。至少还违背了“路径依赖”的规律。
通过上面的对照和本文前两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争论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强调企业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和环节而已。在实践中两者必然会统一。浦发银行上市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权所有制与产权组织制度在银行这一特殊企业的管理中统一的一种实现。
第一，现代经济与企业的发展表明，产权明晰是企业高效经营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基于产权组织制度的企业管理最终决定企业效率。这就是西方的企业在100年前其产权就已经明晰了，但直到今天还有亏损、破产和倒闭的原因。80年代畅销世界的管理学著作《追求卓越》列举了当时美国43家成功的大公司，但该书出版不到2年，就有其中14家企业陷入财务危机。而在中国，民营企业的产权不能说不明晰，也仍屡屡出现亏损、死亡的“流星现象”。正如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的民谣所言：“巨人（集团）倒下了，飞龙（集团）折翅了，太阳（神集团）落山了，三株（集团）入土了”。而国有企业中也有“长虹”、“海尔”、“三九”、“吉林化纤”等经营业绩卓越的典范。
第二，现代大公司发展趋势是产权越来越模糊，而不是越来越明晰，按德姆塞茨的说法是“所有权衰落”。表现之一是在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中为了节约谈判成本，不能让所有股东都参与决策，因此，股东将一部分权力出让给经营者集团；之二是人力资本、无形资产越来越成为独立于股东资本的企业经营要素，而这些要素所形成的企业所有权是谁都很难明晰和划分的，良好的激励机制正是这些要素充分发挥作用的主要保证。
所以，现代企业不可能有完整的所有权，任何所有制下委托代理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就其本身而言）企业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在相对完整的产权所有制下，合理的产权组织制度的高效运作。就现代企业而言，企业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可能回避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代理结构中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称等一系列问题广泛存在。产权改革并不能完全解决国有企业政企不分问题。国有企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产权制度，而且更在于企业缺乏有效的产权组织制度——高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和充分竞争的外部环境。
因此，中国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不仅是一个改变所有权或控制权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银行功能和组织制度及文化变迁的分水岭。不承认这种变迁的重要性，中国银行业的任何改革努力都不会成功。浦发银行上市，可以说是完成了产权改革到企业治理结构完善的跨越，但也只是开始，产权组织制度改革与完善过程中由委托代理而引发的各种问题将是所有者和经营者在银行管理与发展中面临的巨大挑战。
银行改革的无比艰巨，还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提高中国银行营业能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管理与激励问题，其他如竞争问题、创新问题以及市场环境等问题也是其中的众多制约条件。
所以，就目前中国银行本身而言，创建一个适当的向前发展的管理制度及相应的激励机制是根本。尽管许多发达的国家具有复杂的与商业准则相协调的银行制度和高度的透明度，但是这一点也依然一直困扰着这些国家。管理和激励制度必须对个人和组织都进行恰当的激励，必须建立某种程度的个人责任制，要让银行官员对贷款损失负责。同时，一定企业治理结构下的组织责任制将使银行的管理和激励得到加强，而又不至于造成过度激励。
最后，对银行这类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企业来说，单靠产权组织制度和激励机制也并不够。就银行业的发展与管制而言，由于激励，监管人的工作变得更容易，但监管人也需要谨慎的管制。管制结构的设计需要考虑许多因素：监管人可获取的信息、经济面临的风险以及政府的管制能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