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的伟大转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站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中国大地上回眸，与二十年前相比，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真有天壤之别！我们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半个世纪的历史，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一个历史的伟大转折。
1981年6月， 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肯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两年半作出的这个结论，又经过了更长时间的实践检验，证明这是科学的结论。既然是科学的结论，就需要我们科学地进行研究。本文就此略谈一些个人的浅见。
一、历史转折的必然性和根本动力
历史研究之为科学，就在于在搞清楚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揭示其本质及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这一次历史的转折，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矛盾发展和力量较量的必然结果。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主要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同广大干部和各界人士、广大群众的矛盾；旧的经济体制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下面对这些矛盾的发展演变状况作一些考察。
先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形成的矛盾。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存在了，农民则变成了社会主义集体农民，原来的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阶级也不存在了。我国的阶级构成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的“八大”对此及时作出了符合我国实际的正确判断。这种判断反映在刘少奇向“八大”作的政治报告中，也反映在“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报告》和《决议》认定，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社会面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发展经济文化，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尽快地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可是，仅仅过了一年，即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就改变了“八大”的正确路线，武断地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此后，就以主要精力抓这个主要矛盾，搞一次又一次的“左”的政治运动，找出一批又一批的“资产阶级”（右派、右倾分子等等）。以后，又明确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十年“文革”中，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到极度荒谬的地步。
在十年“文革”中，把包括党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基层干部，都打成“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把广大集体农民视为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对他们进行大批判，割他们的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在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口号下，把老工人也打成了八级工资制的得利者，与资本主义挂上了钩；把广大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此外，还将各种各样的人士打成“牛鬼蛇神”（资产阶级的别称）。这样，就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推向了极端，一方面，把全国大多数人视为资产阶级，作为专政的对象；另一方面，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套遭到了广大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方面人士的反感和反对，达到了物极必反的地步。
再讲旧的经济体制与发展生产力的矛盾。
“文革”本身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到“文革”后期，我国的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我国没有脱贫的人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约2.5亿。这主要是“文革”期间的状况。那时， 全国总人口约九亿。这就是说，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几乎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既是“文革”破坏社会生产力的结果，从深层次看，更是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束缚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在那种体制下，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生产的积极性和人的创造力不能很好发挥。在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无法使农民好好干活，“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更是对生产力的直接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占很大比重，这些严峻的事实说明，旧体制的有限潜力已经耗尽，只有根本改革这种体制，才有出路。
当时的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已经推到了极端，旧体制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穷社会主义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不能按原有轨道演进了。历史的转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紧迫需要。对于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的严峻现状，人民已不能容忍。1976年的“四五”运动，集中表达了广大群众要求根本改变现状、实现历史转折的愿望和意志。
“文化大革命”借助于蒙昧主义而发动而展开。但是，人民在严酷的现实中学习，他们逐步摆脱蒙昧主义，逐渐觉醒，觉醒的人民必然要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必然要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人。回顾十年“文革”的历程，历史有时好似一个任人支配的婢女。但从总的历史进程来看，这只是一时的现象而已。历史终究要按照自己的主人即人民群众的意志向前发展的。“文革”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套风行了几年，以后，人们便逐渐对它冷淡了，产生怀疑了。到1976年，就出现了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
1976年清明节，广大干部和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惨遭镇压，这就是有名的“四五”运动。我们对天安门广场的大量诗词和悼文稍加剖析，就可以看出，其中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内涵，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厌恶，对穷社会主义的不满，人民要求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四五”运动和全国各地类似的事件表明了广大人民的觉醒，是他们的坚强意志和强大力量的显示。“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也预示着中国的历史必将出现伟大的转折。
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必然形成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人民，是推动中国历史实现伟大转折的根本动力。
二、实现历史转折是一个徘徊前进的过程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到七十年代中期，我们的国家在“左”的轨道上运行了二十年，而且越搞越“左”，要实现历史的转折，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必然要经历一个充满矛盾、彼消此长的过程。
历史转折的起点，应当以1976年10月的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经过两年的徘徊中前进，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转折。
1980年初，邓小平对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的历史作过总结。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2页）因此，这两年的历史，是很值得我们研究一下的。
首先一个问题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一历史事件，与实现历史的转折有没有关系？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关系、起什么样的作用？
“文革”期间，“四人帮”在中央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权力。毛泽东逝世以后，他们加紧了纂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是推行极左路线的主要政治力量。粉碎“四人帮”，是对这个政治力量的毁灭性打击，从而使极左政治力量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重要变化；粉碎“四人帮”，有力地激发了广大群众改变现状的政治热情和热切期望，增强了他们的历史主动性；粉碎“四人帮”，使“文革”的理论和路线再也无法继续贯彻，实际上陷于停顿和结束。总之，粉碎“四人帮”，为从根本上扭转“左”的发展方向创造了决定性的政治条件。事实上，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左”的一套已经开始有所扭转，如平反“纯属”反对“四人帮”的冤案，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等等，很明显，粉碎“四人帮”是历史转折的起点。
再一个问题是，对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应当如何估计？这两年的实践与历史转折有什么样的关系？
前面引的邓小平的话很明确，“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那么，前两年究竟做了哪些准备呢？择其要者，可以列举以下几点。
（一）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高潮，基本上摧垮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权，一些地方打派仗、武斗等混乱局面得到制止；
（二）恢复了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职务，解放和任用了一批老干部，大大增强了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力量；
（三）党的十一大重申并确定，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历史使命，这是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新内容；
（四）从1978年5月开始，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反对“两个凡是”，破除个人迷信，打碎精神枷锁，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
（五）响亮地提出了纠正干部路线是非的要求，初步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完成了对全部错划右派的改正；
（六）农村改革开始酝酿和起步。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等地出现了“大包干”的新形式；
（七）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197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3%，1978年又增长13.5%，初步扭转了长期以来经济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被动局面；
（八）全国许多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公检法、科学、教育、文艺等战线，推倒了“文革”期间强加的诬蔑性评价，肯定这些战线在“文革”前17年中，“红线”占主导地位，使这些战线的工作得到初步恢复；
（九）在外交方面，实现了中美建交，签订了中日友好条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以上事实说明，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我们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这两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在一步一步地前进，而不是向后退，但这又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所谓在徘徊中前进，就是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继续贯彻执行“左”的一套，集中地反映在他们提出的抓纲治国口号上，其典型的提法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人们称之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实质，就是要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是要继续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两个凡是”，是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总的指导思想，也是总的方针，对各方面工作起了干扰和阻碍作用，特别是阻挠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表现得很突出。这就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状态。
对于“两年徘徊”这一段，要以辩证的发展的观点进行分析。
很明显，徘徊中前进，是两种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
一种政治力量，就是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当时广泛存在的“左”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分布在各级领导机构的“文革”受益者和思想僵化的人，是这股政治力量的社会依托。这是一股“左”的政治力量。
另一种政治力量，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力量。这一种政治力量以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为代表，包括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
在两年徘徊期间，上述两种政治力量进行了反复的较量。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坚持“两个凡是”的力量相当强大，居于相对优势（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他们能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邓小平恢复了在中央的一系列领导职务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后，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不断解放，而不少思想僵化的人也逐渐觉醒，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在徘徊中前进的过程，总的说，是“左”的一套逐步被纠正，“左”的政治力量逐渐被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力量逐步发展增长的过程。特别是，赞同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人越来越多。到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的那一天，全国已有2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通过新闻媒体公开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占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三分之二以上，“两个凡是”已经陷于孤立。从政治上看，在徘徊中前进的这两年，是“左”的力量与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不断较量、彼消此长的过程，是向前发展同历史大转折越来越接近的两年。有人认为：“所谓在徘徊中前进，实际上就是回到‘文革’以前的局面。”（《求是》1995年第4期第3页）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估计。
正是因为有了前两年在思想、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进展，特别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能推倒“两个凡是”，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出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这个历史大转折是广大人民和党内马克思主义力量斗争的结果，但这个结果决不是突然来到的，而是一个逐步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有它的起点和完成的标志。
三、历史转折的实现及其深刻内涵
关于历史的伟大转折，1981年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是这样表述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里概括地讲了什么叫转折。
邓小平1980年初论述粉碎“四人帮”以来三年的形势时说：“三中全会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多年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2页）他强调， 不是说所有的问题统统解决了，而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是最重要的事实。根本的转变也就是转折。这种根本的转变集中反映在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
在思想路线上，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倒了“两个凡是”，克服了教条主义，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在政治路线上，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1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按照党章的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力，解决了上述重大问题，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我们研究这次历史转折，应当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三中全会联系起来，作综合的考察。
那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0页）十一届三中全会紧接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这两个会议的性质不同，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模很大，规格很高，被通知到会的约220 人，其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等中央机构的党员主要负责人，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军委直属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在会议参加者中，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者改变了原定的讨论经济工作的议程，将会议变成了拨乱反正的会议。大家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依据实践标准，提出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问题，提出“两个凡是”的人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中央政治局依据大家的意见，作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撤销中央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等重要决定。我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第九章，专写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用的标题是“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的决战和胜利”。有一位当年参加这个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给我写来材料，他认为“这种作法很好”。他说：“这种决战和取得胜利，的确是在1978年11月10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取得的。 ”特别要讲的是， 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决遗留问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要求。从直接的意义讲，这是对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的成果的总结；从长远意义讲，这是“文革”结束以后，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创立新理论、开拓新道路的宣言书。
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2月15日结束以后，紧接着，从12月18日到22日，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是将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结果，通过中央全会的庄重形式作出正式决定。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则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由上可知，这两个会议具有内在的联系。我们应当把中央工作会议看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会议，说这个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组成部分之一，也不为过。这里，使人有理由作这样的判断，似乎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预定要开的会议，原来只是决定开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以部署1979年的工作。但是，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超出预料，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取得了共识，才临时决定召开三中全会，正式作出决定。如果确是这样的话，那次中央工作会议对实现历史伟大转折的作用，就更非同一般了。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伟大转折到现在（1998年），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当年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跨越历史步伐的邓小平和其他许多人，已经离开我们。当年年富力强的大批奋斗者，也已是二十年风风雨雨鬓添霜。二十年的实践，二十年的发展，也使我们对这次历史伟大转折的内涵和意义，看得更清楚了。
这一次历史转折，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上的一次转折。经过这次转折，从根本上扭转了“左”的方向，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党的状况，各级领导班子尤其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状况，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邓小平语），从而使我们党的组织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成为生机勃勃的先锋队。
这一次历史转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次转折。这次转折根本改变了社会经济长期停滞，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状况，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开辟了一条通向富强幸福的坦途，从而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这一次历史转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转折。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再加上自己的“一大二公三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阻碍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难以摆脱穷社会主义的命运。这次历史转折最深刻的内涵，就是开始从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及其观念，转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开拓了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新阶段。
这一次历史转折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历史启示，需要我们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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