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之二论文,重大问题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一、关于抗日战争史的话语系统
长期以来，我们的抗日战争史著作都沿用了过去的很多提法，但细细推敲起来这些提法是不科学的。
其一，沿用了日本的一些提法。例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及“天皇”等等。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将日本的侵略行为称为“事变”，是来源于日本。按照昭和十一年(1936年)出版的《广辞林》(金泽庄三郎编纂、三省堂出版)的解释，“事变”的含义有二；(一)不测的非常的变故、事件。(二)不得不出动警察进行镇压的意外骚动和暴乱。日本将它对中国的侵略行动称为“事变”，其中隐讳着二层祸心：一是将日本的侵略战争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含糊地称为“纷争”、“事变”，以“不适用战争法规”为由，抵赖侵略罪名，妄图逃避国际战争法的制裁；二是将日本发起对我国的侵略的原因，归罪于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的“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言下之意，即中国人民不愿俯首称臣，所以日本“为惩罪中国人民而作战”。显而易见，“事变”一词高度概括了日本侵略者的强盗逻辑，充满着对中国人民的侮辱，有损我中华民族的尊严。但是，中国却一直沿用了这种抹杀日本侵略本质、侮辱中国人民的提法[15]。至于“天皇”，本来是日本对他们的皇帝的尊称，中国使用这种称呼就很不应该了。特别是裕仁“天皇”是发动侵华战争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本来应该对他进行审判并处以极刑，我们却一直在尊称他为“天皇”，就更不应该了，应该改为“日皇裕仁”或别的什么。
其二，沿用了国共斗争时期的很多用语，例如“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国民党军队”等等。“统治”一词的本身虽然没有褒贬，但从习惯的用法来说，却是贬义的。因此，“国民党统治区”的称呼，实质上就是贬义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始终是坚持了抗战的，而且是当时领导中国抗战的最大的政党。当时因为中国共产党和它存在斗争，使用这种称呼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国共两党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特别是现在正在努力改善国共关系和两岸关系的今天，仍然沿用这种含有贬义的称呼，就不应该了。因此，不如把“国民党统治区”改为“国民党区域”、“国民党地区”或“国民党控制区”，更为客观和恰当。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是使用“国民党区域”的称呼的。例如他在1945年论及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地区的区别时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16] (p.1048)连毛泽东都称为“国民党区域”，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改为“国民党统治区”呢？
至于“国民党军”、“国民党军队”等提法，胡乔木早就提出应该加以改变。他说：“我们说惯了国民党军队，但是，这些军队历来不是国民党直接指挥的。所以，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国民党政府军。”[1] (p.259)按照胡乔木的意见改为国民党政府军也可以，但我认为还是叫它的正式名称国民革命军更好，最好不要再笼统地称为“国民党军”、“国民党军队”。
在今年7月7日于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在谈了上述意见之后，徐勇在总结中提出，抗日战争史研究应该更新过去的话语系统。我认为他讲得比我更明确。为了使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更加客观和科学，对于那些来源于日本或受日本影响的、来源于国共两党斗争时期的称呼和提法，应该加以清理，凡是不客观、不科学的都应该尽快地改过来。
十二、关于抗日战争中的统计数字
关于抗日战争史中的很多统计数字，说法也很不一致。有的虽然说法比较一致，但有很多重要史实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或者还没有提供出令国内外信服的详细统计数据。这里仅仅列举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日军在中国的掠夺和暴行的数字。其中争论最大的，莫过于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了。现在我们都说日军在南京屠杀了30多万人，但日本一些人就一直在狡辩没有杀那么多。到底日军在南京屠杀了多少人？应该尽快地拿出详细的统计数字与无可辩驳的证据。
第二，关于中国经济损失和人口伤亡的数字。1991年国务院发表的《中国人权状况》一文指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中国有930余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过5000亿美元”，“2100余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17] 1995年5月，江泽民在莫斯科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向全世界宣布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死伤3500万人。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数字就有这么大的变化，不知确凿的根据是什么，应该进一步地研究清楚。由国家或领导人宣布的重大数字，不应该轻易地改动，要改动就必须拿出确凿的根据和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就会令外国人不相信。
第三，关于歼敌人数及自身伤亡数字。在战争中，各方一般都会夸大歼敌的人数，缩小自己伤亡的人数。特别是歼敌数字，是很难精确统计的。但相差太大，就很难令人相信。现在很多战役战斗的伤亡数字，大陆、台湾、日本的统计数字就相差太大。例如平型关战斗，原来一直说歼灭日军坂垣师团精锐部队3000多人，后来改为歼灭日军坂垣师团二十一旅团辎重部队及后卫队1000多人。而国民党写的战史，根据当时的战报或密报，说只歼灭日军一个大队或一二百人。有的学者经过考证，认为实际上歼灭日军四五百人[18]。这次战斗到底歼灭了多少日军，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又例如现在广泛引用的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及东北抗日联军分别歼灭的日军的数字，即正面战场歼敌859626人，敌后战场527422人，东北抗日联军17.2万余人，也值得进一步研究。一是把日军在东北被歼灭的人数全说成是东北抗日联军歼灭的，这就不准确，因为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整个东北被歼灭的数字，其中包括原东北军、义勇军等歼灭的人数。如果说成全是被东北抗日联军歼灭的，那原东北军、义勇军等歼灭的日军到哪里去了呢？二是正面战场进行了那么多大战只歼灭日军859626人，而敌后战场却歼灭日军527422人，是不是准确，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十三、关于抗战人物的评价
与抗日战争的性质、地位以及领导者相联系的，还有人物的评价问题。即对于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是主要以他们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为标准？还是主要以他们别的时期的行为？例如解放战争时期是否以参加内战等为标准，来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呢？例如公认的国民革命军十大抗日名将张自忠、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戴安澜、张灵甫、王耀武，除了张自忠、戴安澜因壮烈牺牲，傅作义因起义得到肯定外，很多人后来成了“战犯”，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抗战中的英勇事迹。特别是张灵甫，因为《红日》《南征北战》的小说和电影，成为众所周知的反面人物，更没有人知道他还是抗日名将。对于无数的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革命军基层官兵，就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迹了。我认为，让他们最后落得这种结局，是不公正的。前已说过，抗日战争既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反侵略战争，其地位应该比国内的任何一场内战都更为重要。因此，对于那些抗战人物的评价，应该主要根据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而不应该主要以他们在别的时期的表现为标准。凡是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不管他们在其他时期做了什么，都应该得到肯定和赞扬，使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彪炳史册，激励后人。
即使对于蒋介石，也应该做出公正的评价。蒋介石在分裂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曾大批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多次组织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围剿”；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发动大规模内战，组织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是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势不两立的敌人。但是，他也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北伐战争的领导者，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他也是中国抗战的领袖，领导了全国的抗战，特别是领导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正面战场的抗战。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很多人都是把他作为民族英雄看待的。因此，不管他在其他时期犯下什么罪行，对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功绩，应该客观地加以评价和肯定。
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抗战人物应该功过分明，即功是功，过是过，既不能以功掩过，更不能以过掩功。这不仅会使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更加客观和科学，对于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有利的。
十四、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几点建议
鉴于上面所说的问题，我在2005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曾提出5点建议：
第一，更新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话语系统，凡是来自于日本没有表明侵略性质的用语，或来自国共斗争时期而不利于团结各方面人士不利于改善两岸关系的用语，都应该加以更新，换成更加确切、客观的用语。
第二，更新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观念。即不应该再囿于过去那种国共斗争的观念，“扬共(产党)贬国(民党)”、“扬后(敌后战场)贬正(面战场)”，而是应该站在全民族的角度，全面、客观地充分反映出全民族包括国民党、国民政府、正面战场以及民主党派、中间势力的英勇抗战。否则，就不利于团结各方面人士，缓和两岸关系，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希望海峡两岸的学者能够联起手来，求同存异，共同撰写一部海峡两岸以至国外学者都能接受的，比较客观、公正、有说服力的中国抗日战争史。
第三，更新那些不准确的材料和数字，对重大史实应该进一步做出准确的统计分析。要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应下工夫搜集有关的文字材料；另一方面应加强实地调查研究。例如关于日本侵华的罪行和给中国造成的惨重损失，就应该组织力量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以便能够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第四，把学术研究和宣传区分开，不能把学术研究看成宣传，以宣传的要求和口径来限制学术研究。例如在宣传中，可以主要讲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功绩，但在学术研究中，就必须客观地反映国民党、国民政府及正面战场的抗战。又例如现在广泛宣传的一些重要提法，在学术研究中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不能因为看法不同就不让发表和出版。即使是宣传，也应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讲究科学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宣传的效果，否则别人就会不相信，甚至会对整个的抗日战争史内容产生怀疑，结果适得其反。
第五，把学术研究和处理中日关系的方针政策区分开来，不能让学术研究完全服从于现实的对日方针政策。因为处理中日关系的方针政策是从现实需要出发的，而现实需要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变化的。如果担心对有些问题的研究会妨碍现实的中日关系就不让研究，当形势发生变化、需要立即对这些问题拿出研究成果的时候，就会无法应付。在这方面，过去已经留下深刻的教训，例如对日索赔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让研究，结果到可以进行索赔的时候，因为缺乏研究而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以后，应该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对于有关抗日战争史的一切问题，都应该放手让学者们进行研究，而不应该加以限制。
现在，我仍然认为这些建议是正确的，应该努力加以解决。当然，也欢迎提出不同意见，对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因为只有展开讨论和争鸣，才能促进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进展，才能使抗日战争史研究更加科学、客观、公正，更有说服力。
十五、关于对抗日战争的纪念和反思
今年对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比较隆重，很多论著和影视作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侵华的暴行及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歌颂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倡导继承和发扬抗战精神，这都是很好的。但我觉得有一个缺陷，即对日本为什么大规模侵华，中国为什么一次次失败，抗日战争有什么教训，反思不够。
中国从近代以来在遭受日本侵略时之所以一次次失败，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和武器的落后。日本虽然是一个小国，但经济实力和军队的武器装备远胜于中国。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军队的数量远远超过日本，但经济实力和军队的武器装备却远远落后于日本。在现代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坦克、汽车、飞机、大炮、舰艇等武器装备，中国一样也不能制造。因此，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与日军相比差得很远。有的材料甚至说，据日本方面估算，日军一个大队(相当于营)的战力相当于国民党军队一个师[19]。在七七事变以后，中国虽然形成了全民族抗战，但在强大的日军进攻面前，仍然丢失了大片国土，就是由于两国、两军的实力相差太远的缘故。正因为如此，日本才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如果中国不是那么落后，日本就不敢那么肆无忌惮地大规模侵略中国。
其次，是因为中国政治的腐败。日本原来和中国一样，也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曾经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但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也就是中国的慈禧太后统治的年代，明治天皇大胆地进行资产阶级改革，在政治上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努力实现工业化，迅速地变成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在中国，却残酷地扼杀了康有为等人发动的“戊戌变法”，极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甲午战争发生时，北洋舰队的装备虽然不比日本舰队差，但政治和军队的腐败，却使北洋舰队一败涂地。后来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时期中国在与日本冲突中的失败，也是与当时政治和军队的腐败分不开的。
再次，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软弱。现在我们说日本从明治维新后就逐步变成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国家，侵占中国是其既定国策，但在如何侵略中国的问题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并不是没有矛盾和分歧的。正因为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矛盾和分歧，侵略成性的军人才不断地在中国各地进行挑衅，制造事端，以作为扩大侵略的借口。而由于中国政府的软弱，使他们的这种手段屡屡轻易地得手。因而，使他们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如果中国在日本军人制造事端、进行挑衅时给予迎头痛击，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他们的侵略气焰就不会那么嚣张，他们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就不容易占据主导地位。
复次，是因为中国政治和军队的不统一。在清朝末年，中国已经是派系林立，形不成全国统一的力量。北洋政府时期，更是军阀遍地，混战不一。南京政权建立后，中国虽然在形式上统一了，但各地方实力派仍然是各自为政。在蒋介石企图削弱地方派系的政策下，他们在同日军的较量中不能不力图保存实力，从而为日本各个击破，一步步蚕食中国提供了条件。例如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军在东北的数量并不多，东北军在关外的10万人如果奋起抵抗，东北就不会那么轻易丢掉。又例如七七事变时，日军在华北的数量也不多，第29军的10万人如果全力抵抗，平津地区也不会那么轻易丢掉。但他们为了保存实力，都没有全力反击，东北军甚至根本就没有反击，而中央军又不全力支援，日军当然就会轻易得手了。
痛定思痛，中国值得总结的教训实在太多。日本的侵华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很多教训我们并没有进行深刻的总结。当年导致中国一次次失败的原因现在还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应该怎么克服和解决？怎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腾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在对日关系的处理上有没有失误之处？怎样才能处理好中日两国的关系？这都是应该进行深刻思考和总结的，而且应该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时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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