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智鑫[1]2003年在《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突发性群体矛盾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民内部突发性群体矛盾，是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新动向。同以往的人民内部矛盾相比，突发性群体矛盾涉及面广，矛盾复杂，若处理不当，势必影响社会的安定和政局的稳定。本文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指针，概述了当前人民内部突发性群体矛盾的性质、特征及其社会影响，并从社会转型、干群关系、社会民主与法制、民族与宗教问题以及党的基层政权组织等诸方面深入剖析了引发此类突发性群体矛盾的成因。在此基础上，通过认真总结和研究毛泽东及我们党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贡献与失误、经验与教训，本文又从强化党的政治权威、加速发展、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工作机制、健全“安全阀”机制、完备法制机制以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着力阐释人民内部突发性群体矛盾的预防。最后，在实际操作层面对如何科学、有效地处置突发性群体矛盾作了一番初探。
于咏华[2]2000年在《人民内部突发性群体矛盾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民内部突发性群体矛盾是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变化的一种新动向，与一般人民内部矛盾相比具有群体性、偶发性或突发性、局部对抗性、矛盾主体行为非理性等特点。此类矛盾的频繁发生对社会稳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突发性矛盾，探求其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排查其苗头，预防矛盾的激化和转化，已成为我们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李娜[3]2009年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域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探析》文中研究表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命题的提出是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也接踵而至,其中突出的、大量的、经常表现出来的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当前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本文在综合借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把握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条件下的特点,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路径,提出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健全多元和开放的民意诉求机制,即逐步完善信访机制和健全媒体的民意表达机制,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可行性。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是否正确,解决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业的成败。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不断发现矛盾,认识矛盾,从而不断解决各种矛盾,开拓进取,团结奋斗,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向前推进。
叶玮[4]2014年在《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命题的提出不仅是响应人类社会理想,更是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目标的必然选择。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历来是被中国共产党所关注的一大政治课题,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不断深化对和谐社会的认识,加速了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但和谐社会构建速率的加快,并不能完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反而以新的特点、形式呈现出来,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阻碍。所以现阶段,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利实现的宏伟目标密切相连。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之下,深刻分析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论文首先对中国共产党人在各时期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进行了较为详实的梳理,以此说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一个动态的理论体系。其后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谐社会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间的关系,对两者进行理论及逻辑论证,重申本论文选题研究的重要性。最后通过分析、取证当前社会实际案例中的突出矛盾,总结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表现、新特点,从而对如何妥善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一些新思路。
吴頔[5]2013年在《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频发于高校的突发性群体事件,给大学校园的稳定及和谐社会建构带来了较大冲击。高校稳定对维护国家稳定、实现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高校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因此,研究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成因,探索应对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路径、方法与策略,为构建和谐校园提供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高校突发性事件是指高校受国际形势、国内局势或高校自身等的因素影响,涉及到在校师生的切身利益,各种突如其来的、意外发生的、紧急的,并造成严重后果或重大影响的突发性群体行为事件。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具有社会群体性事件的一般特征,又具有高校自身的行为逻辑和表征。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近年来高校群体事件在事件数量、规模、程度、社会影响等维度呈现出新的变化和特征。这种变化和特征是由社会转型、高校管理方式变化以及大学生自身等内在因素、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与大学生全面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在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介入是使事件得以有效治理的重要环节,发挥着“生命线”的作用。在介入的过程中,要做好相关理念的强化,如确立“以学生为本”观念、积极引导、不过分强化主客体意识等。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发展契机的同时,如改进工作方式、革新工作方法论、提供新素材新内容等,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工作者权威、工作机制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为此,必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作用,同时,借助国内外社会治理理论。分别从前端治理——建立科学的预警系统,中端治理——构建安全阀,后端治理——事后整合等方面对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进行综合治理与应对。而作为治理主要责任方的高校,应坚持人文性、求实性、效率性、综合协调等原则,在事件前期做好预警,建立科学的信息采集、信息评估、分析决策系统,提高预防能力,通过校园危机教育、安全稳定教育、建构信息反应及内容阻断机制,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事前预警作用；事件中期,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作用,注重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心理引导,及时缓解冲突,建立科学校园应急机制,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处理中的一道“安全阀”；事件后期,高校应当及时整合,完善相关后续工作,防止冲突的再度反复。
高海[6]2017年在《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中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探析》文中认为当前,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和经济结构的转型调整,我国进入了发展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然而,由于社会利益阶层群体分化和政府自身不当行为等方面因素,人民内部积累了许多矛盾,在某一特定情况下,矛盾难以化解就会突然爆发并引起利益冲突,从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突发群体性事件就是这些矛盾的集中体现。公安机关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主体,在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认为,开展好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是成功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做好应急管理的重要基石,也是教育引导公安民警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大局意识、纪律意识、服务奉献意识的必然途径。本文从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的内涵、特征出发,深入总结了公安政治工作的特点、重要性和以往的工作经验。借助灌输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诱因理论,以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规律为引线,结合对相关案例和文献资料的分析,着重论述了在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中,如何开展战时不同阶段的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背景、意义、思路、方法、文献综述等;第二部分对突发性群体事件、应急管理、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概念、特征进行了界定;第叁部分介绍了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中开展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依据、工作特点,并阐述了开展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第四部分总结了在以往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进行应急管理的过程中,开展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第五部分从战前、应战、战后叁个阶段分别论述了如何具体开展公安思想政治工作。
邓少君[7]2016年在《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治理是人类追求政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思路新理念。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必然选择。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同时也全面进入风险社会。改革开放使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但是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治理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当下的中国面临社会矛盾多发、社会治安复杂、风险隐患凸显、社群融合困难等突出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也相应地面临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全、管控社会风险等叁大基本任务,迫切需要在依法治国视域下,构建基层综合治理体系,在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首次指出,人类已进入全新的社会形态即“风险社会”时代。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双重转型并发生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也使中国同样迈进风险社会,并同时具有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共生的“断裂的社会”特征。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当今中国高发多发的基层矛盾纠纷,主要是涉及民生领域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相互之间基于权益基础上的民间性冲突和社会性对立。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当今中国社会矛盾风险类型,在类型特征上,可以从对抗性质、所涉主体、适用法律、对象规模、时代背景、主题归属等多重同角度,厘清各类矛盾纠纷的基本属性；在宏观表象上,可以归结为总量长期高企、递增幅度明显,扩散领域宽泛、发展向度多维,结构关系多元、所涉对象复杂,表现形式多样、触点难点交织,强度烈度扩张、社会燃点降低等特征；在发展态势上,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继续面临涉农纠纷量大面广、涉土纠纷对抗激烈、劳资纠纷高发多发、医患纠纷日渐严峻、金融纠纷破坏力强、环保纠纷成为焦点、群体纠纷组织化更加明显的发展趋势。探寻中国社会矛盾纠纷高发频发的风险源头并非易事。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与落后的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明显。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纠纷“井喷”的源头性归因,可以从经济、社会、行政、司法、教育、党建等多个层面寻找症结所在,可以归结为经济快速发展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变迁巨大与社会结构分化、政府结构膨胀与管理服务缺失、公平正义有失与法治权威有限、教育扭曲失范与文化精神失魂、基层组织涣散与先锋作用迷失等六个方面的基本缘由,当然每个层面的不同病灶相互交织、盘根错节、复合迭加、甚至互为因果,均会不断诱发、催化出新的社会矛盾。这样更多地从批判的角度对社会风险来源进行比较系统而又一定深度的剖析,对于建立完善中国社会转型期基层矛盾治理格局应该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面对社会矛盾纠纷的不同表征与多元起因,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先行先试无疑做了积极而富于价值的风险调控探索实践。如建立了以行政为主导的制度化路径,通过着重顶层设计、明确责任主体、构建联调机制、改革信访机制等措施,使以国家行政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权主导的矛盾解决机制成为一种基础性保障；拓展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社会化路径,提出了坚定人民调解发展方向、拓展人民调解职责内涵、创新人民调解体制机制的思路,特别在如医患纠纷、交通纠纷、环保纠纷等社会矛盾风险热点领域,大力推进和发展第叁方专业性、行业性社会组织的治理思路显得更富创新意义；创设了以诉前联调为机制的法治化路径,矛盾纠纷当事人到法院起诉后、在法院正式立案前,以法院为主导,法院与各行政职能部门、行业组织协调联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共同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探究了以复合治理为基本框架的多元化路径,通过厘清各种解纷方式的主体与特性、关系定位与路径选择、探索经验与现实困惑,对多元解纷机制的未来进路和网络结构做了具有一定前瞻意义的探讨,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中国执政党一直在探求国家长治久安之道。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综合治理,到中共十八届叁、四、五中全会相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无疑适应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同阶段的治理需求。然而,以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尽管历经多次改革,最终都是陷入了一种不良循环,特别是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镇街治理机构,由于强调与县级以上各职能部门的条条对接、垂直管理,反而造成基层治理部门分割、资源分散、单打独斗、效率低下。在这样的国情下,广东省创设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实战平台,通过有效整合基层社会治理资源,理顺治理机制,健全运行机制,凝聚了基层治理正能量,产生了1+1>2的治理效果。从广东经验中可以得到创新基层社会矛盾风险治理的五点启迪：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理念,强化“以人为本”价值观、推进“利民便民”服务观、践行“依法治理”法治观；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格局,盘活政府资源存量、优化镇街资源配置,培育基层社会组织,实现“官民共治共享”；创新基层矛盾治理体制,建立以县区为龙头、以镇街为支撑、以村居为基础、以网格为细胞的治理体系；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方法手段,推进指挥协调扁平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治理手段信息化、治理方式多样化；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目标管理,细化目标管理责任、强化综治政策工具、完善考评问责体系。这些思路和建议,体现了现代社会风险防控与治理的发展理念,对各地深化基层矛盾治理具有一定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曹荣强[8]2011年在《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化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我国正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经济体制改革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现有的政治管理体制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阶层日益分化,不同社会阶层、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趋异。可以说当前我国既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又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一方面旧有结构、体制改革遗留下来的矛盾没有及时解决,另一方面新形势下涌现的矛盾也愈演愈烈。社会矛盾的涌现导致最近几年以来群体性突发事件数量迅速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对抗程度提高,已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因此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防、处置对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演化机理又为我们预防、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提供依据,因而也具有重大的理论现实意义。本文在回顾学术界关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思路、研究目的和意义。利用社会冲突理论、群体心理理论、情景分析理论、社会燃烧理论,针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利益要素、心理要素、环境要素、促发要素,从综合集成的角度,从内因积聚、外部促发、内外因素耦合等视角提出本文的研究框架,分析瓮安事件、孟连事件、万州事件、池州事件、广安事件、响水事件等典型案例演化过程,并对六个典型案例进行初步分析。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六个群体性突发事件典型案例的发生、演化过程中有很多共同点。通过这些共同点我们可以发现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些规律,这都是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化机理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利用前文所提的理论工具、视角,从背景、内部动力、外部引爆、关系结构、动态演化轨迹、演化周期等方面研究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化机理。
李睿超[9]2016年在《新媒体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是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基础,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工作内容,同时也是党坚持深化改革及维护发展稳定成果的现实需要。历史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进程当中,广大人民群众是我们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本,群众工作是我们党在各个历史阶段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法宝,群众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与好评。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是我们党宣传工作的重要载体,也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平台。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重视运用大众媒体这一平台来开展党的群众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网络技术及移动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新媒体作为相对于传统媒体的存在日益发展壮大,不断地成为影响我国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识的重要媒介平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逐步重视在新媒体视域下开展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以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在新媒体视域下,党不断地重视学习运用新媒体践行群众路线,在实际工作中依据新媒体的特点变化,革新群众工作方法,掌握新媒体的发展趋势,不断借助新媒体这一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平台,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心声,把握社情民意和舆情动态,了解人民群众关注的现实问题,努力实现党与群众的平等的互动交流,为进一步做好新媒体视域下党的群众工作做好充足准备。新媒体是依托网络技术、移动通讯技术及数字媒体技术的全新媒介形式,其传播特点与传统媒体之间具有很大差异。新媒体的即时性、交互性、开放性等特性促进了党群之间信息的及时交换与沟通,为党的群众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新的平台,为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提供了新的途径,为加强人民群众监督促进网络反腐创造了新渠道,新媒体为党的群众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新媒体的海量性、虚拟性、多样性等传播特点也使得一些不良言论和虚假消息传播、扩散,这些不实信息如果不能被及时控制,会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巨大危害；对于一些新媒体中失实言论和信息,党和政府如果不能及时引导和调节,也极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进而影响党的公信力和凝聚力；另外,现阶段我国技术条件制约以及新媒体视域下群众工作的环境更加复杂化等问题,对党在新媒体视域下开展群众工作的工作能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逐步重视运用新媒体这一快速发展的媒介平台来开展党的群众工作,积极创新开展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并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实践尝试。例如,党借助新媒体建设党务网站,促进党务公开；以新媒体的平台优势,不断实现党群互动沟通；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引导等。但是在这一系列实践的过程中,仍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仍存在对新媒体认识不足,未充分认识利用新媒体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借助新媒体组织群众工作的综合能力有待提高,以及党在运用新媒体开展群众工作的同时缺乏相应管理机制的建设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仍然难以使党将新媒体有效地投入到群众工作当中去。因此,为了使党能够在执政建设过程中更好地运用新媒体这一重要平台来开展群众工作,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从自身做起,不断提高在新媒体视域下开展群众工作的综合素养和能力,努力探寻新媒体下合理、有效的群众工作对策。做到在思想认知上重视新媒体在群众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树立阵地意识并重视新媒体对于群众工作的重要影响；在实践探索中努力提升广大党员应对和运用新媒体开展群众工作的实际能力,这些能力包括：把握社情民意的能力、舆论引导能力以及教育疏导的能力；在管理过程中牢牢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建立并完善有效的新媒体管理机制,党应当把握舆论主导权,正确运用新媒体开展党的群众工作,引导新媒体向良性发展。我们党应当确立运用新媒体开展群众工作的基本思路,切实做到善待、善用、善管新媒体,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做好新媒体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
李自军[10]2012年在《资源型城市群体性突发事件治理研究》文中指出计划经济时期,因为国家整体产业布局的需要,出现了一批资源型城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科学技术对产业的推动,致使当前资源型城市发展的转型成为必要。经济转型期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关键期。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对于资源型城市来说,发展环境变化导致利益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是转型进程中的社会发展瓶颈。资源型城市在经济转型中,面临很多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妥善解决群体性突发事件,是资源型城市在转型期社会管理中面临的重大课题。资源型城市群体突发事件的研究必须运用交叉理论进行分析,包括科学发展观理论、城市转型理论和善治理论。通过几种理论的综合运用,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在资源型城市发生的特征、要素、影响因素、分类与系统效应进行分析。我国不同省份多少都拥有一定数量的资源型城市,在其经济快速发展的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也时常发生。本文从时空维度对资源型城市发展中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维度分析。发现这类群体性事件具有明显的资源型城市的特点：围绕资源行业或者资源型企业的薪酬纠纷开始增多；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潜伏期较长；暴力化、组织化越来越明显。空间行业分布和区域分布也大多与资源相关,如山林土地矿产水利的纠纷、是因建设开发资源需征地拆迁所引起的事件、因资源补偿数额等所引起的群体事件、因开发资源所引起的环境破坏,导致发生群体事件、因资源枯竭、职工生活困难引起的群体事件等。导致资源型城市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既有同于一般城市的共性原因,也有资源型城市的特有原因。资源型城市因为对资源类产业的高度依赖,与非资源城市具有明显的发展路径差异。资源型城市一般为单一资源依赖,如石油城市、煤炭城市等。国家政策的变化和产业布局的调整直接影响城市发展的战略,资源型企业发展与周边居民的利益冲突,资源型贫富差距引起的社会失衡扩散,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职能缺陷等都是资源型城市群体突发事件产生的重要原因。对资源型城市群体性突发事件治理机制要进行理性选择。本文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膨胀规模预防、源头化解、应急处理和社会自我调节方面对如何理性选择治理机制进行分析阐述。为尽快消除或防止资源型城市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必须从城市发展和事件本身进行考量。根据城市的资源类型尽快促进资源型城市的科学转型,在源头上建立健全预防机制,重视群体性事件处理工作的法制规范,强化群体性事件处理工作的信息管理。从应急和善后两个方面对资源型城市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分析,重点强调了应急措施中时间敏感性前提下,注重以人为本和依法行为的结合,并充分考虑到公平和效率的原则互动。
参考文献：
[1]. 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突发性群体矛盾探析[D]. 林智鑫.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2]. 人民内部突发性群体矛盾探析[J]. 于咏华. 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3].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域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探析[D]. 李娜. 东北大学. 2009
[4]. 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D]. 叶玮. 南京理工大学. 2014
[5]. 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高校突发性群体事件研究[D]. 吴頔. 南京理工大学. 2013
[6]. 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中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探析[D]. 高海.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17
[7]. 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D]. 邓少君. 武汉大学. 2016
[8]. 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化机理研究[D]. 曹荣强. 上海交通大学. 2011
[9]. 新媒体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D]. 李睿超. 山东大学. 2016
[10]. 资源型城市群体性突发事件治理研究[D]. 李自军. 华中科技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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