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与朦胧诗的兴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朦胧诗论文,诗刊论文,兴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朦胧诗派，这个在当代诗坛最广为人知的诗歌群体，毫无疑问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并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十年“文革”结束后，诗歌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从蛰伏、酝酿到爆发，充当了时代的先锋。朦胧诗因独具特色，几乎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新诗的代名词。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朦胧诗和朦胧诗论争在全国范围掀起一股新的诗歌风潮，中国诗歌因此而展现了从未有过的激情和魅力。这个过程除了朦胧诗自身的艺术特色外，与重新复刊的一大批报纸、杂志、期刊等大众媒介的鼎力传播也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中国诗歌的国刊《诗刊》，它在朦胧诗潮的兴起与终结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诗刊》既是朦胧诗从“地下”转入“公共空间”的重要“推手”，又是在政治话语压力下批判朦胧诗的主力，《诗刊》在朦胧诗的兴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旨在从《诗刊》的杂志特点出发，分析朦胧诗人在《诗刊》上发表作品的情况，进而分析《诗刊》中关于朦胧诗论争的文章，探讨作为诗歌“国刊”的《诗刊》在轰轰烈烈的“朦胧诗潮”中所起到的复杂作用。 一 《诗刊》的复刊与朦胧诗的兴起 1957年1月25日，《诗刊》第一期创刊号诞生了，打头的就是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十八首和《关于诗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①这句话奠定了《诗刊》以发表新诗为主的风格。在创刊号编后记中，编者热情洋溢地宣布：“诗刊”现在创刊了！随后综述了第一期刊登的内容，并希望今后能够团结、鼓舞全国的诗人们创作出优美的作品，踊跃投稿。国家领袖的关心和《诗刊》编委会的强大昭示着《诗刊》是诗坛的“国刊”。创刊时的主编是臧克家，副主编是严辰和徐迟。编委中有田间、艾青、吕剑、沙鸥、袁水拍这些文坛重量级人物。随后进入诗刊编委的还有卞之琳、郭小川等一批知名诗人。有了国家领导人的支持，高规格的编委和纷至沓来的优秀诗歌，《诗刊》迅速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它的第1期印数为30，000册，由于反响热烈，订阅数字还在创刊之前就远远超过了印数，各地买不到刊物的读者纷纷写信汇款到编辑部，第1期很快就再版一次，加印了五千本。第2期的印数猛增至57，458册，至第4期印数达到73，240册。由于物资紧张，《诗刊》使用两种纸张印刷、定价发行：道林纸本每册四角，报纸本三角。直至当年第12期，印刷数达86，045册，几乎是第一期初始印刷数的三倍，《诗刊》的红火可见一斑。 创办伊始，《诗刊》刊发的内容可分为三大块：诗歌、诗评、诗坛活动消息，囊括了诗歌创作、外国诗歌译介、诗集评介、诗歌评论、诗坛活动讯息等。不断推出新诗歌、新诗人，是《诗刊》的重头戏。选载刊发的新诗创作主题往往与国家社会的动态紧密相连，鲜明地展示出时代节奏的起伏跌宕。在发行的第八个年头即1964年，编辑部在12月1日出版的11、12月合刊号中登载随刊信：“目前，我国各个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开展。为使本刊编辑部工作人员有较长的时间深入农村、工厂，参加火热斗争，加强思想锻炼，本刊决定从1965年元月起暂时休刊。” 这一“休刊”就是十二年的时间。直至1976年1月，《诗刊》复刊，出版了总第81期。在休刊的十二年里，《诗刊》包括主编臧克家在内的编辑、诗人被下放劳动。在复刊前夕，他们陆续被调回北京，重新为《诗刊》工作。臧克家也重回《诗刊》，担任编辑和顾问。复刊之后的《诗刊》，主编为李季、副主编为葛洛。大概出于保护编委的目的，封底也没有像停刊前那样罗列本期主编、编委名单，而是统一以集体的名义冠名编辑者：诗刊社。 复刊的第一期，毛泽东的两首词作为头条刊发，又一次昭示《诗刊》在诗坛的“国刊”地位。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余波尚未褪去，这一期《编者的话》中，仍有一股浓郁的政治斗争色彩：“它要充分发挥革命诗歌‘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希望广大工农兵读者和作者大力支持我们，经常监督和批评我们，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共同努力，为使《诗刊》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奋斗！”这就对《诗刊》的“身份”做了明确界定：它不仅是一本文学刊物，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负有一定的政治责任和意识形态功能。1976年和1977年，《诗刊》所刊发的诗歌与当时的时事政治密切相关，诗歌评论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如反击右倾翻案风，纪念毛泽东，批判“四人帮”，反苏修运动等等在《诗刊》中都有所体现。 但《诗刊》毕竟以诗为名，诗意的文学话语才是《诗刊》的灵魂。1978年《诗刊》1月号发表了《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这封信是1965年7月21日写的，但是推迟到13年以后发表，其象征意义非凡。这事实上是向诗人们发出了一个“政治信号”。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谈到诗的形象思维问题。这可以认为是国家领导人对诗歌创作法则的一种批示，意味着诗歌创作有着自己内在的法则，而不仅仅是政治的传声筒。在1979年1月，《诗刊》社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诗歌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胡耀邦在会议上做了重要发言，谈及诗歌创作的相关问题。在国家文艺政策渐趋宽松后，《诗刊》也逐渐回到了诗歌本身。1979年是中国诗坛开始兴盛的一年，“新诗现代化”成为1979年诗坛的最高呼声。何其芳、艾青、公木、孙犁等老一辈诗人们频繁在《诗刊》发表新作。雷抒雁、张学梦、叶文福等青年诗人也多次在《诗刊》上发表作品。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在我国素有“言志”功能的诗歌成为时代的号角、先锋。有所不同的是，“归来诗人”们似乎还困囿于政治话语，沉浸在迎接新时期光明的诗意言说之中。而青年诗人们则试图在这之外寻找自我，探索新的诗歌语言形式，一批带有新话语方式的诗作在《诗刊》上率先试水。虽然1979年《诗刊》中“青年诗人”发表诗歌的数量无法和占据“制高点”的“归来的”诗人们相匹敌，但《诗刊》的推新不仅给杂志本身带来了新的气象，也给整个诗坛和全国的诗歌爱好者带来震动和惊喜。在这个寒冬后的春天，各地的青年诗歌朗诵会此起彼伏，大学中的文学社团如春笋般生长，一些颇有影响力的诗歌民刊出现了，如《今天》、《启蒙》等等。这些社团和民刊集结了一些年轻诗人，他们勇于在油印纸张上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当然，有一个更宽大的舞台在等着他们，那就是《诗刊》。 《诗刊》推出新人新诗的时候，朦胧诗人还没有得到“冠名”。就朦胧诗的发展历程来看，最早可以追溯到60年代末期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白洋淀诗群”就是下乡至白洋淀的知青们组织起来的一个诗歌群落，主要成员有芒克、多多、根子等，“他们以秘密的形式写作并交流，使白洋淀成为一个理想的艺术圣殿”②。由于他们的诗歌带有叛逆的色彩，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悖逆，他们的诗就采用比喻、象征等手法来表达个体的思想感情。这可说是朦胧诗的早期形态。随着芒克1976年离开白洋淀，“白洋淀诗群”也宣告终结。然而，这些诗人回城后并没有停止诗歌创作。他们于1978年12月23日创刊了诗歌民刊《今天》，由北岛和芒克主编，这是朦胧派诗人们最初的半公开亮相。在《今天》的《致读者》中写到“我们的今天，根植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根植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里。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致读者中的豪言壮语说明了《今天》的办刊特色，在创刊号中所刊发的诗歌同样具有变革的力量。在创刊号中刊发了乔加的《风景画》、《给——》、《思念》，舒婷的《致橡树》、《啊，母亲》，芒克的《天空》、《冻土地》、《我是诗人》，北岛的《回答》、《微笑·雪·星星》、《一束》、《黄昏：丁家滩》诗12首。这是朦胧诗人集体的最初聚会。“白洋淀派演变为‘今天’派，标志着中国新诗正在酝酿着一场深刻的革命。”③毫无疑问，这场深刻的革命就是由朦胧诗所带来的。1979年3月，北岛在《今天》上发表的诗歌《回答》被《诗刊》转发，4月《诗刊》转发了舒婷在《今天》上发表的《致橡树》，这标志着朦胧诗由“地下”正式步入“诗坛”，意味着朦胧诗在中国文坛上开始兴起，并且引发了以后较长时间的艺术冲击波。北岛、舒婷的诗歌在《诗刊》上发表，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而是与当时政治环境的略微宽松和《诗刊》追寻的新诗的现代化之路密切相关。从朦胧诗人创作主体来看，青年诗人们希望将自己的艺术主张用一种振聋发聩的形式推至极端，希望引起人们的重视。而《诗刊》作为全国诗歌的最高刊物，能够发表自己的作品，当然也是朦胧派诗人们愿意看到的，这与后朦胧派诗人们不愿意与《诗刊》合作而愿意在民刊上发表诗歌作品大相径庭。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在第三部分将重点论述。 《诗刊》要促进诗歌的现代化，必须要推出新人新作。1980年4月号的《诗刊》将《新人新作小辑》作为头条，集中刊发了十五位新诗人的作品，他们是：张学梦、孙武军、高伐林、才树莲、周涛、韦黎明、顾城、张廓、孟河、李发模、聂鑫森、王小妮、傅天琳、邓海南、辛戈。主编严辰《写在〈新人新作小辑〉前面》中对这些诗人作了热情和中肯的评价： 如果说，开国初期成长起来的诗人们，面对解放了的祖国，面对千百种新生事物，感激、兴奋，抒发的自多舒畅的情怀，明快的讴歌。那么，今天成长起来的新秀，经历了波诡云谲的激变，信赖受到了欺骗，狂热受到了挫折，痛定思痛，爱作冷静的思考，穷究的探索。发而为诗，感情真挚而深沉，意境宽阔而蕴藉；冷静思考常含有哲理，思想解放常笔触锋利。他们摒弃空洞、虚假的调头，厌恶因袭、陈腐的渣滓，探索着新的题材，新的表现方法，新的风格，给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很快，在当年的8月号第二条栏目《春笋集》中，又有一批新人新作集中发表，他们是：杨炼、陈所巨、范明、舒婷、王小妮、常荣、陈守中、贺平、北岛、朱文根、梅绍静、鲁鲁、赵守如、卓凡、徐晓鹤。新人新诗确实像春雨过后竹林中的春笋，纷纷探出笋尖，为新生的诗坛带来清新却又勃勃的生机。我们从这些诗人的名单中可以看出，北岛、舒婷、杨炼、王小妮等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是被《诗刊》集束式推出的。 《诗刊》不仅在刊发作品上力推新人新诗，还积极组织相关活动，希望通过老诗人传带新诗人的方式培养新人。1980年7月20日至8月21日，《诗刊》社在北京-北戴河举办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参加者共17人：张学梦、杨牧、陈所巨、叶延滨、江河、高伐林、徐敬亚、梁小斌、徐晓鹤、顾城、孙武军、梅绍静、舒婷、常荣、王小妮、徐国静、才树莲。《诗刊》的四位领导即严辰、邹荻帆、柯岩、邵燕祥组织了这次活动。严辰是自1980年1月接替李季担任主编的。编辑王燕生具体主持了这次“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他们邀请了众多文学界、诗坛的前辈：臧克家、艾青、田间、贺敬之、蔡其矫、张志民、李瑛、黄永玉、袁可嘉和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的冯牧等，为青年诗人授课、座谈。无论是与会的青年诗人，还是授课的前辈们的“阵容”，都可以说是历届诗会中规格最高的，而且还是“青春诗会”。④经过短暂的一个多月后，青年诗人们在诗会期间创作的作品由《诗刊》1980年10月号以“青春诗会”为总题刊出。《诗刊》这一系列的推新活动都可谓是诗歌界的大动作，其带来的巨大反响也是毋庸置疑的。 显然，朦胧诗是《诗刊》推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朦胧诗从白洋淀诗群起步，经过民刊《今天》的推动，逐渐成型，在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诗刊》迅速地捕捉到它们，使它们从地下传播转为公开出版发表。从1979年开始，《诗刊》就开始将眼光投到了这批青年诗人身上，独具特色的“《今天》诗群”，由于其独特的审美意蕴吸引了诗刊社的注意，在民刊《今天》上刊出的朦胧诗开始在《诗刊》上得以转发。这些诗作不是尖锐的反抗和呐喊，而是逐渐寻找新诗的另一种风格或者说出路——自我。无论是哪一类读者，都能体会到它们的不同。从1979年开始，朦胧诗人开始在《诗刊》上发表作品。下表选取了七名朦胧诗人及其作品，可由此一窥1979年至1982年他们在《诗刊》的发表情况（见下表）（括号内数字为该诗发表的当年期数）。 从这张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问题：一、从发表的数量上看，朦胧诗在《诗刊》上发表的数量并不多，四年间七位诗人只发表了四十首，以《诗刊》每期的发稿量来大致计算，只占全数的0.02%左右。可见《诗刊》作为“国刊”，态度持重，内容包容并蓄，尽管力推新诗和新诗人，也并没有改变一贯的整体风格，选诗仍以反映国家建设，抒发爱国情怀的大主调为重。但就《诗刊》的影响力来说，诗坛“国刊”能够发表这些作品所透露的这一缕不同以往的风气，很快就能被文坛和读者们所发现。二、朦胧诗在《诗刊》上是否活跃，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环境的影响。1980年是朦胧诗人在《诗刊》集体发力的一年，这一年也是《诗刊》举办新诗活动最多的一年。由于朦胧诗的阵地民刊《今天》在1980年9月份被要求停刊，从第10期以后《诗刊》刊发朦胧诗的数量急剧减少。受此政策波动的影响，1981年仅有王小妮的两首诗刊发。而在略微宽松的1982年则有四位作家发表，其中还有在朦胧诗论争中被视作朦胧诗代表的顾城。在政策最紧张的1983、1984年里没有一首上述诗人的诗作发表。三、在朦胧诗崛起的时候，《诗刊》没有谨慎地保持距离，自恃身份将其拒之门外，而是大胆地接纳了他们，推广了他们。在发表的诗歌里，有一些转载自地下刊物《今天》。如北岛的《回答》，舒婷《致橡树》、《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前两者均已发表在1978年的《今天》第一期。⑤在《诗刊》上发表的时候，编辑都将其创作时间的年份标明。舒婷和顾城曾多次在《今天》上发表诗歌，北岛和杨炼则是《今天》的主将。四、这些在《诗刊》发表的诗歌日后成为诗人们的代表作。尽管这些诗可能并不是诗人们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但明显具有诗人自身的话语特征，很能体现诗人们的风格。北岛的《回答》、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顾城的《远和近》等都被人们反复引用、传诵。舒婷的《致橡树》日后甚至被选入语文课本。人们耳熟能详的朦胧诗“名句”大都出自这些诗。这些诗歌的传播之广，影响之远，都跟发表在“国刊”平台上有很大关系。在80年代前后，《诗刊》的发行量达到二十至三十万册，最高可达五十多万册。⑥如此，本来就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们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声誉。由于朦胧诗人的诗作在《诗刊》上的推出，朦胧诗从“地下”转入“地上”，朦胧诗也开始在诗坛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二 《诗刊》与朦胧诗的论争 诗歌评论一直是《诗刊》的传统，在1957年的创刊号中就有张光年的《论郭沫若早期的诗》。其后《诗刊》也经常刊发诗评，也时而以类似专栏的方式集结诗评。如“新诗话”、“诗艺漫谈专栏”等，曾发表了佘树森《含蓄出诗味道》（1977年8月号）、廖一简《短些，再短些！》（1977年11月号）、蔡仪《诗的比、兴和形象思维逻辑特性》（1978年3月号）等讨论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文章。而在时间跨度大、参与人数众多的朦胧诗论争里，《诗刊》并不是论争的发起者。这场大论争的开端是1979年10月复刊的《星星》刊发的公刘《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一开始他把这篇文章投给了《诗刊》，但《诗刊》并没有将此文发出，这可能与该论题的敏感性有关。《星星》刊发之后，《文艺报》予以转载，并配发了“编者按”，因而此文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在该文中，公刘谈及“我对他们的某些诗作中的思想感情以及表达那种思想感情的方式，也不胜骇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他们，理解的越多越好，这是一个新的课题”⑦。可以说，公刘的这篇文章引发了之后旷日持久的朦胧诗论争。之后，《安徽文学》、《福建文艺》等官方刊物开始关注青年诗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推出新人新作。特别是《福建文艺》，从1980年第1期起开始对舒婷创作持续关注。1980年4月，中国诗歌讨论会在广西南宁召开，“朦胧诗”论争从地下正式转为地上。1980年5月7日，谢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⑧这篇文章从应当学习外国诗，发展“走向狭窄”的新诗角度出发，认为适当容忍和宽宏，是有利于新诗发展的。此文后来与同为朦胧诗辩护的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并称为“三个崛起”。 朦胧诗人在《诗刊》上崭露头角不久，朦胧诗论争就拉开了序幕。很快，《诗刊》就意识到朦胧诗所带来的诗学革命，在1980年第8期开始开设“问题讨论”专栏，专题讨论朦胧诗问题。《诗刊》上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朦胧诗讨论的开始，主要涉及朦胧诗的“懂”与“非懂”问题，并从非正面的视角为朦胧诗命名。二、朦胧诗讨论的深入，对朦胧诗的特点、性质展开进一步的学术化讨论。这个阶段的讨论成果十分丰富。三、主要围绕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进行批判，朦胧诗讨论在非文学因素介入后发生异变，并最终终结了朦胧诗的发展。在《诗刊》1980年第8期专栏开设之初的编者按这样写道： 最近一个时期，编辑部收到不少来稿、来信，对近一、二年来《诗刊》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某些诗作，作出不同的评价。有的反映这些诗不易读懂，甚至读不懂，认为这是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一种不良倾向，应该批评；有的认为这种诗标志着“诗歌现代化”的开始，是促进诗歌发展的创新与探索，应予肯定。我们感到，这个分歧涉及如何看待诗歌的社会功能，也涉及诗歌创作和鉴赏中的其他问题，有必要展开讨论。广大关心诗歌的同志在刊物上就有关问题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取长补短，使认识逐步深入，将有助于繁荣我们的诗歌创作。 本期发表章明、晓鸣同志的两篇文章，作为讨论的开始，欢迎大家踊跃参加讨论。 这两篇文章是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和晓鸣《诗的深浅与读诗的难易》。前者带有贬义的“朦胧”二字成了“朦胧诗”的命名缘由，正式拉开了围绕“朦胧”诗的大讨论序幕。在此文中，他以杜运燮《秋》、李小雨《海南情思·夜》为例，认为诗应当含蓄而不是含混。章明说：“一看就懂的诗不一定就是好诗，但叫人看不懂的诗却决不是好诗，也决受不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章明谈到的“朦胧”与“晦涩”、“怪癖”、“含混”是同义的，“读不懂”是让人感到气闷的，也无法引起读者心中的共鸣。晓鸣《诗的深浅与读诗的难易》则从阅读的角度出发，从文学特征、诗的艺术这两个方面阐释诗不一定就要“读得懂”。难易不应成为评价诗的标准。“难懂”的诗可以由读者作渐进式理解，难懂的诗也可以是好诗。 问题的焦点一开始就落在了“懂与不懂”上。这个问题也是朦胧诗最容易发觉的特征。 诗是不是必须要让人看懂？其中内含了诗歌标准的讨论，隐隐指向了“什么是诗？”这一诗歌本质问题的界定。这与时代大环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经历长时间的“划界限”、“定性质”后，人们刚刚从政治标准的一面倒中解脱出来，急于建立新的、符合历史潮流的评价体系，但又在沿袭而来的政治化思维模式中不知不觉又跌入“本质”的圈子里去了。这给日后朦胧诗论争的非文学化埋下了伏笔。 《诗刊》第8期“本刊九月号预告”告知九月号会继续展开争鸣，杜运燮将撰文谈《我心目中的一个秋天》。此外还将发表闻山等同志的文章。从九月号开始将每期刊载《假如你想作个诗人……》专栏，是希望“对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朋友说一点知心话”。这一切充分说明《诗刊》展开朦胧诗争鸣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有规划的，并且是长期开展的，而不是无意中对新诗潮新热点现象的盲从。面对蓬勃发展的新诗和逐渐发展的诗歌评论，《诗刊》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引导责任，成为“弄潮者”，为诗歌理论研讨提供一个全国性的平台，尽力给予各方面平等的对话空间。其目的是为了繁荣诗歌创作。事实上，这个时期的新诗正如《诗刊》所希望的那样，借着讨论的东风，把人们对诗歌的热情抬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诗刊》在本年“第四季度取消限额，敞开发行”，发行量不受限制，也使更多人能参与到诗歌讨论中来。 很快，《诗刊》对朦胧诗的论争来到了第二阶段。1980年9月号“问题讨论”专栏有四篇文章。李元洛《鉴往知今一议》讨论李金发象征诗，唐代李贺、李商隐的晦涩诗风，赞成要写“读得懂”的诗。孙绍振《给艺术的革新者更自由的空气》尖锐地指出，艺术创新是要以异端的姿态向传统挑战的。他还认为新诗创作已经创新，但诗歌评论家们却还是“古典”的。他以顾城的《一代人》为例，认为朦胧诗论争的问题实质是“艺术标准的不同”，大声呼吁：给艺术的革新者以更自由的空气吧！这篇文章直指“革新者”，侧面反映出诗坛中对朦胧诗的讨论其实暗含了新老诗人在立场上的分离、对立。闻山《美和诗的漫话》以寓言式的故事开始，认为诗歌要在表现自我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为人民为社会服务。杜运燮《我心目中的一个秋天》是对前一期章明文章的回应，从作者的角度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创作因由和过程。在文章最后提出写得“看不懂”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朦胧诗自身语法结构特别，二是读者对受外国诗歌影响的新诗感到不习惯。四篇文章中表示赞成、反对的各两篇，与上一期的比例相同。这些有来有往的“交锋”给问题讨论营造出热烈的氛围，也显示出《诗刊》在论争伊始尽力保持了双方在发言地位上的平等。 1980年10月号是刊出“青春诗会”新人新作小辑的一期。在小辑之后，是艾青的《与青年诗人谈诗——在诗刊社举办的“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上的谈话》。在这篇写于第一届“青春诗会”举办期间的文章中，艾青诚恳地谈自己的创作历程，与读者分享自己当下的创作近况；也针对当时的“热点问题”，在“关于写得难懂的诗”“关于欧化和民族化”“关于时代的特点”三个小节谈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说，这些看法基本代表了同时期前辈诗人们的观点。同时，艾青也鼓励青年人写感兴趣的诗。紧随其后的“问题讨论”专栏发表了四篇讨论文章。张炯《也谈诗的“朦胧”及其他》鼓励新的艺术探索，但也要“思考历史的经验，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顾工《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则从自己和儿子顾城不同的创作衍生开来，为顾城的诗“表现我”辩护，文中认为“两代人”会在“诗的跑道”上一起前进。鲁扬《从朦胧到晦涩》，苗得雨《为什么写人们看不懂的诗？》这两篇文章不赞成写晦涩，但也强调诗不能直白，要有朦胧的美感。后者更多讨论诗歌创作方法。 1980年11月号中，《诗刊》主管诗歌评论工作的朱先树在“问题讨论” 专栏作了《关于所谓“朦胧诗”问题讨论的来稿综述》，对近期关于“朦胧诗”讨论的来稿作了归纳。在这份综述的结尾，他写道： 从来稿中看，涉及诗歌创作的理论问题是很多的，但由于讨论是从“朦胧”和“懂与不懂”开始的，因此，很多问题都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希望大家对有关理论问题继续开展深入讨论，真正做到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寻求真理、共同提高。 从这一综述中，可以看出，《诗刊》希望借“朦胧诗”讨论的契机，推进相关诗歌理论的深入研究。9、10两期是《诗刊》朦胧诗论争的第二阶段，两期共八篇讨论文章也确实进一步将诗歌理论问题深入化了。尽管上述综述认为“很多问题都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讨论的问题基本点可以说初见端倪。正如综述所说，论争焦点仍然在“懂与不懂”。但没有停留在论争一开始时讨论的“读者能否读懂”这个问题上，而是迅速进入了对这些“读不懂”的诗歌创作法则的探讨上，即对诗歌语法、诗歌语言表达方式的探讨。对诗歌语言含混性、多义性具有美感的肯定，恰是对现代诗歌语言认识的深入。在论争中也谈及“美的规律”、“艺术生产与消费”等问题。这些都是对现代新诗的新认识。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朦胧诗的语言究竟在语法上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又缺乏文章对此深入讨论。第二个焦点则落在这些“读不懂”的诗是否受了外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这样的影响是否和中国早期现代派诗人的创作方向一致。李金发经常被作为讨论的对象。但对这个焦点的讨论没有深入分析这两个时期的诗人创作是否真的存在联系，或这些诗歌内在特性究竟是如何一脉相承的。评论者们似乎不是在直面诗人，并研究诗人的创作源泉，诗人们也很少参与论争，直接为自己辩护。论争转向了诗歌之外的东西——所谓“诗歌的历史”方向。论争双方都没有追本溯源的耐心，只是简单地以前辈诗人流派来划分立场，匆匆地转向未来。第三个焦点是朦胧诗同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反对者大都举李贺、李商隐的晦涩诗风为例，认为这两位诗人的僻涩诗风并不是诗人的长处，而是诗人的缺陷，诗人生活圈子的狭小才使诗作难以理解。认为应当发扬白居易的浅近诗风，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以晦涩难懂并非中国古典诗歌的主流为立场，认为朦胧诗也不该是新诗发展的方向。而他们恰恰忘记了中国古典诗歌正是多种意蕴的集成体现，注重对象外之旨、韵外之致的追求。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用典”，就特别强调一个意象在原典的意义和被引用后变化的意义，多重意义使诗歌意象内涵更丰富，更有韵味。古典诗歌中的“炼字”，不仅是力求明确表达诗意，向读者明晰语义，还借助一字多义表现诗的韵味，这和只追求语言浅白易懂是大相径庭的。而朦胧诗这种不明晰、不确定的语言风格、韵味特点其实恰恰是对古典诗歌这一特点的某种继承，是对当时诗坛中诗歌语言类型的补充和发展。 诗刊编辑部在9月20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了一次诗歌理论座谈会。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朦胧诗讨论会，后来被称为“定福庄会议”。12月号便集结会议论文十三篇，组成本期头条“问题讨论”专栏，真正把朦胧诗论争推向高潮。开篇是吴嘉和先树的《一次热烈而冷静的交锋——诗刊社举办的“诗歌理论座谈会”简记》。这篇简记介绍会议情况，归纳了六个焦点问题：一、今后新诗应遵循什么道路发展；二、关于诗与现实的关系以及“诗歌现代化”问题；三、关于学习外国；四、关于诗的感情的真实性问题；五、关于自我问题；六、怎样看待青年诗人的探索。可见此次会议囊括了这一时期朦胧诗论争中论争的“战略要地”。也总结了这阶段朦胧诗论争的情况。发表的十三篇文章是丁力《古怪诗论质疑》、谢冕 《失去了平静以后》、严迪昌《各还命脉各精神——关于新诗的“危机”与生机的随想》、尹在勤《宽容·并存·竞赛》、何燕平《为青年诗人说几句话》、阿红《1与109》、黄益庸《诗艺乱弹》、李洁《“表现我”有罪？》、丁芒《谈晦涩》、钟文《还想象与诗歌》、孙静轩《诗，属于勇者》、刘祖慈《借鉴、创新及其它》。在“诗人书简”专栏里的瞿钢《晦涩不是创新》，还有“读者中来”专栏中《诗离生活越远越好吗？》。诗歌理论座谈会简记和论争文章观点明确，交锋激烈，呈现出朦胧诗论争的白热化。其中探讨的不仅仅是朦胧诗应不应该“朦胧”的问题，更多的是对中国新诗创作转向的学术化讨论。至此，从1980年8月号到12月号，《诗刊》为期四个月“朦胧诗”讨论暂告一段落。尽管讨论热烈，讨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但双方仍旧反复纠结于朦胧诗外延的争辩。论辩双方都善于给对方定性质、扣帽子。对有关朦胧诗本身特质的问题，如语言表达晦涩的原因、意象选择的独特追求、写作技巧的创新等，都以寥寥数语带过。尽管论争双方都力图从宏观上论证新诗发展的立足点，但缺乏对诗歌本身诗性的学术化研究。这样的论争对于封闭性较强、艺术性高的朦胧诗来说，并没有击中要害。 《诗刊》发起全国性大讨论后，各地省级刊物积极响应，迅速参与其中。《福建文学》、《星星》都在《诗刊》的影响下改换对朦胧诗的原有讨论方向，更全面地参与到讨论中去。而《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光明日报》等大报也纷纷刊载关于朦胧诗论争的文章。 进入1981年的《诗刊》继续上一年朦胧诗讨论的余热，朦胧诗论争在《诗刊》发展到了第三阶段。当年的1月号刊发了罗沙《诗要反映人民生活和时代精神》、敏歧《充分发表不同意见》。2月号“问题讨论”专栏刊发臧克家《诗要三顾》、敏泽《也谈诗与“我”》。这四篇评论文章也保持着《诗刊》一贯的“中立”风格，继续为论争双方提供论争的平台。可是文章的讨论内容却悄然发生着变化，论争的重心从诗歌的“内部生态”转向了社会的“外部环境”。1980年在《诗刊》上发表的评论文章都直接讨论诗歌的艺术性及其发展方向问题，是针对诗本身的讨论，而1月号刊发的两篇文章从题目中就能读到一股政治气味。 论争双方地位平衡的打破出现在3月号上。本期的“问题讨论”专栏发表李元洛《诗歌问题片谈》、袁可嘉《关于新诗与晦涩、新诗的传统……》、峭石《从〈两代人〉谈起》后，刊发了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并在这篇文章前面加了编者按： 这里发表的孙绍振同志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是本刊自1980年8月号开展问题讨论以来一篇较为系统地阐明作者理论观点的文章。作者在评价近一二年某几个青年诗歌作者及其作品时说：“与其说是新人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他认为这个崛起的“新的美学原则”有如下特点：（1）“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2）提出社会学与美学的不一致性，强调自我表现，理由是：“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不应该把社会的（时代的）精神作为个人的精神的敌对力量……（3）“艺术革新，首先就是与传统的艺术习惯作斗争”。作者向青年诗人指出“要突破传统，必须……从传统和审美习惯中吸取某些‘合理的内核’”，但又认为他们当前面临的矛盾，主要方面还在于，旧的“艺术习惯的顽强惰性”。 编辑部认为，当前正强调文学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方向时，这篇文章却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希望诗歌的作者、评论作者和诗歌爱好者，在前一阶段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此文进行研究、讨论，以明辨理论是非，这对于提高诗歌理论水平和促进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都将起积极作用。 这段长达六百字的编者按非常耐人寻味。《诗刊》第一次对一篇评论文章配发这么长的编者按。它首先对孙绍振的文章进行了综述，以诗刊社编辑部的名义，认为这是一篇不同当下主旋律的文章，接下来预告了要对此文进行专题讨论。这其实就是把这篇文章树立成反例靶子。据孙绍振的回忆，这篇文章先是投稿未录用，后经约稿再刊发，是《诗刊》一次有目的的发表，也是《诗刊》编辑遵照“指示”的一次行动。⑨果不其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诗刊》对朦胧诗讨论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变。“问题讨论”专栏几乎成了围攻《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集中地。4月号“问题讨论”专栏头条是程代熙的《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接下来是袁忠岳《“朦胧诗”与“无寄托诗”》。5月号刊发了敏泽《关于继承和创新》。6月号更是以浩泯《读〈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后》、宋垒《追求什么样的心灵美》、李准《理论讨论要注意概念的科学性和明确性》三篇评论文章，从不同角度抨击孙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7月号的朱晶《“自我“与人性》，8月号傅子玖、黄后楼《认清方向，前进！》，陈志铭《为“自‘我’表现”辩护》三篇文章进一步对孙的文章进行批判。署名石平的《文汇报发表艾青谈“朦胧诗”的文章并就此展开讨论》介绍了艾青的主要观点、李黎的观点和文汇报上发表的一些相关文章。这种带有集中围攻性质的讨论在《诗刊》一直持续到1982年。3月号王庆璠《评“新的美学原则”》认为“新的美学原则”是有根本错误的，孙绍振文中的“异化”在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那“人性的复归也是不存在的”，即使承认“异化”，创作也是理性过程。他认为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去立论，使诗歌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7月号闻山《提倡“表现我”有害》认为，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表现我”是西方落后、陈旧的观念。9月号钟文的《诗与哲理》和宋垒《难“自我形象论”》从“哲理”和“自我”出发讨论对诗歌写作的新探索。《诗与哲理》认为应该在正确的哲学观下，把社会、历史和生活联系起来，不能只局限于题材的尖锐、大胆。《难“自我形象论”》认为不能只表现“自我”，虽然创作是通过自我主体来表现的，但更应该表现时代、人生，表现生活。至此，《诗刊》对“新的美学原则”的批判告一段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诗人徐敬亚在1983年第1期《当代文艺思潮》发表《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这篇论文一开篇就定义1980年的新诗是带着强烈“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新诗潮”。对新诗的创作手法和作者心理都作了学理化的详尽的解剖。最后认为现代倾向是我国新诗发展的必然道路。 《诗刊》这个阶段对朦胧诗的讨论介入了太多非文学因素。随着论争开展，论辩双方不仅仅存在诗歌批评理论的分歧，还逐渐掺入了诗人们的个人“恩怨”和政治因素。⑩也可能是因为要保护诗歌、保护诗人的需要，《诗刊》并没有像对待《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那样对待徐敬亚，而是谨慎地用近乎冷处理的方式对待此文。只刊发两篇文章对这第三篇“崛起”作了反应。1983年5月号戚方《现代主义和天安门诗歌运动——对〈崛起的诗群〉质疑之一》梳理天安门诗歌运动的历史承袭，认为徐敬亚所说天安门诗歌运动是对“现代派”、“新月派”的继承是错误的，文艺应该是反映社会生活，为人民群众服务的。10月号林希 《“新的，就是新的”吗？——评徐敬亚的一个观点》中认为徐敬亚的“新的”可能是历史沉渣泛起，“自我”是扭曲的，腐朽的。徐敬亚的观点是违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否定了中国新诗运动六十年的历史，最终会得到历史的否定和批评。 为什么朦胧诗论争迅速地变成了一面倒的批判？这不仅和当时时代政治环境紧密相关，还同朦胧诗论争前两个阶段的论争焦点有关系。一是在讨论诗歌是否表现“自我”时，不是向着诗歌话语的个性化表达特征的方向去讨论，而是把表现自我放在与为人民、为他人服务的对立中加以讨论，陷入了文学工具论的窠臼之中。其实这是一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隐形交锋。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时代，“为了谁”论点就很容易和非文学因素挂钩，分析讨论诗歌自身的诗性话语被忽略，而直接讨论诗歌意志，其实也就剥蚀了诗歌的本质，自然容易转向诗歌之外的论争，这是朦胧诗论争最终变成一场大批判的原因。二是过于在诗歌发展史中寻求理论资源。事实上一个新事物究竟是否顺承历史潮流，是需要后人重新审视定位的。当时论争的双方都急于占据主导权，确定自己的地位，在论争中观点难免失当。对朦胧诗的历史继承也是简单地从有限的几个中国古代诗人，如李贺、李商隐，或是几个现代派诗人，如李金发，或是几个外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庞德、爱伦·坡来阐述、比较，论据单薄，缺乏对其内在联系的全面分析。特别是论争的对立面把有别于新中国成立后诗歌特点的朦胧诗完全排除在诗歌历史的继承之外，完全把朦胧诗放置在了诗歌传统的对立面，这一点也失之偏颇。事实上，对朦胧诗的批判涉及到这一问题：朦胧诗如果承接了五四时期的新诗传统，那么，老一辈诗人的主流地位何在？如果承认朦胧诗真正继承的是五四新诗传统，那当时占据主流诗坛的《诗刊》岂不是成了异端。所以，《诗刊》对朦胧诗的围攻在当时也是一件不得已的行动，从而也将朦胧诗论争最终演化成一场离文学越来越远的运动。 一场政治风波彻底打断了“朦胧诗”讨论的节奏。1983年10月4日至9日在重庆举行的诗歌讨论会是一次以批判“朦胧诗”和“三个崛起”为主题的专题会议。三篇“崛起”被捆绑在一起接受批判。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 “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随后《人民日报》爆发了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想的批判，开始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上述事件时间上的连续，不免让人联想重庆诗歌讨论会是不是《诗刊》作为诗歌刊物在此次事件中的领头羊，讨论会是为先行传达了中央指示而举办的。(11)一次在文艺界掀起的“批判运动”进一步影响到诗坛。当时正处于热烈讨论阶段的“朦胧诗”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猛力批判的对象。 很快，《诗刊》11月号和12月号总结刊发了重庆诗歌讨论会的成果。在11月号目录中用黑体字标的程代熙《给徐敬亚的公开信》一文是《诗刊》重点推出的，该文口气严厉地从政治、社会的方向批判徐敬亚。时任主编的邹荻帆发表《读诗札记》长文。这篇长达17页的文章是对“清除精神污染”的表态。文章总结“文革”后的诗歌发展状况，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两个时期讨论，继而对“三个崛起”表达了看法。但口气较斗争性文章温和许多，论述也尽量学理化。结语中认为这是“少数几个人的观点”，“主流是好的”，这仅仅是混乱现象。12月号转载了《经济日报》记者的《艾青谈清除精神污染》和新华社记者李德润、李光茹的《臧克家谈要站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前列》，这两篇文章在《诗刊》目录上标以与众不同的黑体字，明确表明了《诗刊》的态度。其后的几篇文章是吕进的《开创一代新诗风——重庆诗歌讨论会综述》，郑伯农的《在“崛起”的声浪面前》，柯岩的《关于诗的对话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尽管这几篇文章对朦胧诗都做了非常系统的讨论，但由于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此时的朦胧诗讨论已经彻底和非文学因素挂上了钩。 进入1984年，关于“崛起”的讨论仍在继续。1月号三篇相关文章，尹在勤《回答“崛起论”的挑战》认为徐敬亚把许多不是“崛起”的诗人划在“崛起”的范围里，宣称继承“新月派”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要坚持社会主义诗歌原则。鲁扬《莫把腐朽当神奇》分析杨炼的组诗《诺日朗》，批评组诗中的“落后意识形态残余”，认为诗歌中的“男神”意象是传播淫乱思想，作品是散布精神污染的。公刘《诗要让人读得懂》从评论《三原色》这首诗，来分析诗歌的象征、主题、功能，最后指出要继承传统，为人民而不是为“自我”写作。3月号吕进《社会主义诗歌与现代主义》从社会制度出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诗歌是不一样的，接着分析了苏联的诗歌，向“外国”学习，应该学习这样的“好诗”，最后指出社会主义方向才是新诗发展道路。 1984年3月5日《人民日报》上，徐敬亚发表了《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关于〈崛起的诗群〉的自我批评》。当事人作了郑重检讨，主流文学刊物单方面的“讨论”才逐渐消止。长期在《诗刊》主持理论工作的朱先树在1984年7月号发表《要认真重视诗歌评论工作》后，朦胧诗论争也渐渐在《诗刊》消声。 回顾朦胧诗论争，考察这一场论争前后的中国诗歌，可以说，朦胧诗的兴起以及朦胧诗的论争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重新确立了中国现代诗歌的评价标准。朦胧诗论争不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中一次孤立的突发事件，而是20世纪以来，整个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自觉的事件。如果说20世纪初新诗的“文白之争”是我国现代诗歌成长的第一个台阶，它主动将现代诗从古典诗歌的形式中解放出来，为白话文诗意的表达建立新纲目，那“朦胧诗论争”就是中国新诗成长的第二个台阶，它是现代诗歌发展的新阶段，是对五四知识分子、现代派诗人、九叶派诗人对中国新诗形式发展的历史继承。朦胧诗及其论争不仅仅是对“文革”时期“口号式”诗歌的矫正，还是现代中国诗人为中国当代审美精神寻找诗歌话语表达方式的尝试。中国诗歌语言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过渡中，经由朦胧诗这个阶段，真正开始重塑了中国诗歌的审美特征，走出了白话文语言变革所带来的诗歌话语直白、透明导致的诗性缺失泥淖。“朦胧”诗行的含混、多义的诗性语言是当代中国审美精神的诗意表达。朦胧诗作为政治文化压抑状态下激发起的诗歌流派，“它率先启动与张扬了人本主义思潮，确证了诗的主体性在文化前沿的蓬勃发展”(12)。尽管“朦胧诗”和“朦胧诗人”这两个名词的内涵始终无法界定清晰，但这不妨碍其几乎成为新时期新诗潮的代名词。通过朦胧诗的兴起与论争，人们对新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有了新的认识，后朦胧诗时代的诗歌大都逃不开朦胧诗先声的影响。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具有诗歌导向性的刊物——《诗刊》在朦胧诗的兴起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对朦胧诗诗作的刊发使朦胧诗从“地下”转入诗歌的“公共空间”，促进了朦胧诗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在朦胧诗论争的起始阶段，它能够保持刊物的独立立场，为论争的双方提供发表的平台，为进一步澄清朦胧诗的性质、艺术手法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论争后期，由于非文学因素的介入，《诗刊》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承载者，也沦为了批判朦胧诗的主战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朦胧诗的衰落。
三 后朦胧诗时代《诗刊》的走向 尽管如此，《诗刊》并没有彻底把朦胧诗人们拒之门外，“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很快就结束了，喧嚣声随着时间逐渐平静后，到了1985年，朦胧派诗人们的诗作继续在《诗刊》发表。而1983年和1984年，两年中没有一位朦胧诗人的诗作在《诗刊》发表，这或许是《诗刊》坚定立场的表现。下表是1985年至1987年朦胧派诗人们在《诗刊》发表作品的情况。 从下表可以看出，从1985年开始，曾经被推在风口浪尖的顾城、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的诗作重新回到了《诗刊》。但此时的朦胧诗人风光不再，在《诗刊》上发表的作品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虽然他们的诗歌创作风格并没有因为受到论争的批判而做出改变。原因在于此时诗坛的中心不再是“朦胧诗”，而是“第三代”诗人的崛起。1986年和1987年，《诗刊》举办的第六届、第七届“青春诗会”——韩东、于坚、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等新一批重量级诗人走向诗坛。此时的朦胧诗不再是大家议论的中心话题，朦胧诗人们或改行或远走，他们的诗歌也在“pass舒婷”、“打倒北岛”声中淡出人们的视界。1984年，民刊《大学生诗报》发表程蔚东的《别了，舒婷北岛》，认为“文学总是在老百姓中活着，我们宁愿做平民诗人，也不要成为贵族作家”(13)。精英化的朦胧诗歌成为大家嘲讽的对象，“反英雄”和“反意象”成为后朦胧诗时代诗歌的两大显著性的标志，“第三代”诗人通过“解构崇高”、“解构历史”、“解构意象”成为中国诗歌新的焦点。“第三代”诗人的崛起与诗歌民刊的风起云涌密切关联，他们普遍对官刊不再信任，“官方”和“民间”成了对立面。一方面诗人们敏锐地观察到朦胧诗被“收编”后的起起伏伏，不再信任官刊，另一方面刊物也对纳入新风格的诗歌越发谨慎了起来。最后甚至有了“好诗不在官刊”一说。这种对立的情况使诗歌不但受到外部环境的挤压，还受到诗歌内部生态环境的影响。《诗刊》用“青春诗会”推出了朦胧诗人，又用“青春诗会”淹没了他们，这也和期刊紧跟时代风潮、紧扣热点动态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在“第三代”诗歌兴起中，《诗刊》并没有参与推动，而民刊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与《诗刊》对民刊的排斥以及国家“半市场化”的操控有关系，这也直接导致了朦胧诗后《诗刊》刊发诗作质量的下降。(14)其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诗坛在几次意识形态的管控和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终于分崩离析。一时涌现的各地民刊销声匿迹，纯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停刊8年。《诗刊》销量锐减，进入90年代后印数只有五万份，(15)影响力远逊于创刊之初。诗歌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及中国共产党“十四大”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商业原则的盛行对诗歌的影响巨大。诗歌在人们的生活中渐趋消失，诗歌衰落的迹象明显。此后的一个个新诗浪潮，都被限制在诗歌自身的场域中推进，没有在人们的生活中造成太大的影响。虽然诗人们也曾试图来到北京或是北京高校寻找话语认同，但失去《诗刊》这样主流官方刊物的支持，只凭民刊和诗人们半地下式的努力，他们的发展始终步履维艰，毕竟时代的方向标已经发生了转化。诗歌已经不能再骚动人们的内心，人们不再期盼在诗里得到巨大的精神满足。一方面诗歌彻底躲进了自己的堡垒，以“贵族化”的哲思，用知识分子的精英态度继续捍卫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诗歌为了拉近与中国人实际生存的距离，部分诗人尝试将诗歌语言口语化。这个尝试从“第三代”诗人开始到近来颇受争议的“梨花体”，一直在延续着。现代诗歌形式的探索一直在延续着，但这种形式的探索并没有得到《诗刊》的支持，《诗刊》在整个诗潮的流变中并不能起到引领和主导的作用。《诗刊》作为国刊，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象征，还是在四平八稳地发表着代表“主旋律”的诗歌作品，其影响力在逐渐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设想，如果朦胧诗论争继续深入下去，我国诗歌和诗歌理论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假设，或许会在此种契机之下产生本土的现代性的诗歌抑或诗歌理论流派。毕竟我们是一个诗歌王国，是一个充满诗意土壤的国度，现代文学批评或许会先从诗歌中播枝散叶。若真有这样一个诗歌新思潮的兴起，恐怕还是要依托于像《诗刊》这样具有影响力刊物的传播，然而，假设毕竟只是假设，《诗刊》毕竟还是国家意识形态调控下的诗歌刊物，其意识形态的调控功能并不会因为诗歌本身的艺术性而被消解，后朦胧诗时代《诗刊》影响力的消弱就是一个明证，这也许就是诗歌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吧。 注释： ①《诗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页。下文中引自《诗刊》的内容在文中皆有标明期数，不再特别注释。 ②③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7页，第267页。 ④王燕生：《上帝的粮食》，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 ⑤参见梁艳《〈今天〉（1978—1980）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⑥陈爱仪：《〈我在〈诗刊〉工作的岁月》，《诗刊》2007年第2期下半月刊。 ⑦公刘：《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星星》1979年复刊号。 ⑧沈太慧、陈全荣、杨志杰：《文艺论争集1979—1983》，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61页。 ⑨孙绍振、张伟栋：《孙绍振访谈：我与“朦胧诗”论争》，《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10年第2期。 ⑩参见《诗刊》张弘的《诗人恩怨催人老》，《北方音乐》2006年第9期。 (11)参见蒋登科《“重庆诗歌讨论会”及其影响》，《西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9期。 (12)林建法、徐连源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灵魂》，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页。 (13)程蔚东：《别了，舒婷北岛》，《大学生诗报》（民刊），1984年第6月号。 (14)此段参考杨四平著《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页。 (15)刘冰枣：《危困的中国诗坛》，《诗探索》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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