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和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分配论文,格局论文,思路论文,建议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率持续走低，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投资与消费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十二五”期间如何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成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且长期持续下降；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明显偏大；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归结起来，我国现有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确有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体制性弊端是根本性原因
1.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且长期持续下降。
从收入法核算的GDP看，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从1995年的51.4％持续下降到2007年的39.7％(见表1)。同时，近年来我国储蓄率仍在持续上升，其中居民储蓄率上升幅度很小，主要是企业储蓄上升。企业储蓄率1992年为13.3％，近年超过20％。可以说，对于当前居民消费相对不足问题，一定程度上不是消费相对少了，而是收入水平相对下降了。
从国际比较看，在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当前水平(见表2)。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近年一般介于50％-57％之间，比我国2007年39.7％的水平高约10-17个百分点。就特定发展阶段看，国际经验有两个特点，一是工业化加速推进特别是重化工业阶段，劳动者报酬占比会相对偏低，并伴有少数年份下降，但持续下降现象少见。例如日本、韩国在其重化工业阶段，劳动者报酬占比也曾出现过低于40％的年份，但没有出现过长期持续下降。二是无论是老牌英美工业化国家，还是二战后的工业化国家，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始终是各要素中占比最高的，而且工业化进程中该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并随工业化完成而趋于稳定。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一定程度是发展阶段的体现，但自1995年以来的持续下降问题不能简单用发展阶段来解释。
另外，按产业细分看，从1997年到2007年10年间，只有农业和金融保险业的劳动者报酬占比分别提高了2.5和9.6个百分点，17行业中其他15个行业的劳动者报酬占比则不同幅度都下降了，大多数服务业也十分明显(见表3)。这说明我国当前劳动者报酬下降问题，不是简单用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以及资本有机构成比例提高所能够解释，而是劳动要素分配在产业中的地位普遍下降了。
2.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明显偏大。
城乡间、行业间、人群间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比较突出，也是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中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城乡差距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三农”问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城乡差距拉大的趋势得到了一定遏制。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86倍，到1995年时上升为2.71倍，2007年时达到3.33倍的高位，2008年略有下降但仍为3.31倍。从分组数据看，2008年城镇居民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户的5.7倍，农村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是低收入户的7.5倍，而城镇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输入则是农村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的23.1倍。另外，从衡量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看，农村和城镇各自的基尼系虽然近年来都有所上升，但都明显低于0.4的水平，也低于全国的基尼系数。这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依然反映的是城乡差距问题。
二是行业间收入差距问题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差异不大，最高与最低之比为1.8倍，随后呈逐步扩大趋势，2000年达到2.63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除了行业特征和技术密集等合理因素外，当前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垄断因素导致的。
三是二次分配的收入调节效果不明显。从二次分配的结果看，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与最终可支配收入相比较变化不大。居民部门收入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收入调节主要表现为企业收入向政府部门的转移(见表4)。以此同时，我国的基尼系数仍在上升，1990-2005年基尼系数从0.35上升到0.45，2007年进一步上升到0.47。最高20％的收入组所占收入相当于最低20％收入组的8.3倍。这说明二次分配既没有在总量上改善居民部门的收入状况，也没有在结构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只是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差距拉大的速度。
3.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一国发展水平的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呈现逐步上升趋势(见表5)。特别是人均GDP在3000美元至10000美元阶段，随着居民消费逐步由耐用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公共服务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将显著提升。以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主要公共服务为例，国际平均升幅达到13个百分点。其中，教育支出保持相对稳定，而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分别大幅增加了4个和10.7个百分点。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将逐步趋稳。
虽然经过近年持续加大投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仍然不足。2008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37.7％，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5和16.3个百分点。其中，医疗支出比重分别低4.3和7.9个百分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分别低1.9和10.3个百分点。我国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不足问题十分突出，在主要经济体中仅略高于印度的水平。我国政府教育支出总量尽管达到了较高水平，但也存在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
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强化了居民的谨慎预期，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以2007年为例，我国城镇居民用于教育的消费支出比重为6.4％，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不到4％。其中，德国和英国分别为1.1％和1.5％，美国和日本分别为3％和4.2％。我国城镇居民用于医疗卫生消费支出比重为7％，而发达国家平均不到5％。公共服务具有明显的收入再分配作用，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不足成为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归结起来，我国现有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确有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体制性弊端是根本性原因。一方面，初次分配不合理，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且持续下降，以及行业间劳动者报酬差别过大，使广大居民相对没有钱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不足，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网不健全，使得有钱也不敢花。居民“没钱可花”和“有钱不敢花”正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引发的内需相对不足的症结所在。另外，由于对内开放不足，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产业，教育、医疗、文化、出版等服务业，社会资本和民营经济依然难以进入，结构性供给不足问题同样突出。高收入群体消费意愿不足和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不足同时并存，有效供给不足与有效需求不足同时并存，成为制约我国内需驱动增长和长期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
收入分配调整是一个系统工程，调整收入分配可以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政府支出结构调整三个环节着手。初次分配调整的关键是深化市场体制改革；二次分配调整的重点在于健全和规范收入分配调节制度；政府支出结构优化关键在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经济体系运行的结果，同时又是推动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动力结构，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将会反作用经济运行本身，使经济体存在的弊端进一步放大、扭曲。所以，收入分配调整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既是推动改革和利益调整的关节点，也是改革和调整的难点。
国民收入分配流程及备选途径
从国民收入分配的全流程看，调整收入分配可以从三个层面(环节)着手，即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政府支出结构调整。要改善劳动者分配状况，切实缩小收入差距，在这三个环节中主要包含了九种可选择的途径：
(1)初次分配环节可选择的途径：减少企业营业盈余，相应增加劳动者报酬(途径1)；减少政府生产税净额，相应增加劳动者报酬(途径2)；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途径3)；调整不同部门和不同产业间不合理的劳动者报酬(途径4)。
(2)二次分配环节可选择的途径：扩展社会保障范围，适当提高企业，特别是政府负担的水平(途径5)；减少政府向国有企业的资本转移，增加向居民的经常转移(途径6)；调整非生产税税制，例如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等，调节收入分配(途径7)；增加对居民的直接货币性补贴(途径8)。
(3)政府支出调整环节的途径，主要是增加政府消费中的实物转移，增加公共服务供给(途径9)。
但收入分配优化调整并不是简单地重新切割“蛋糕”，例如要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简单地通过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显然达不到预期目的。在实际调整中究竟选择以上哪些途径最切实际、最有效和经济上最可行，必须结合我国的发展阶段、现实情况及突出矛盾做出权衡。
主要思路
要处理好我国的收入分配关系，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针对收入分配不同环节的突出问题，优化调整的政策着力点也应各有侧重，各不相同。
首先，初次分配调整的关键是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初次分配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本渠道和激励机制，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就必须尽可能地通过完善市场体系来改善初次分配格局。当前我国初次分配表现出来的问题，确有政府管理不完善、劳动市场不规范问题，但关键问题不是政府干预不足，而是市场体系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集中表现为：
第一，要素价格体系改革滞后，使得要素市场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由此导致的低成本扩张阻碍了产业和经济结构升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价格的提升。而且由于资源要素的低定价，扭曲了资本要素和劳动力之间的比价关系，使劳动者地位相对恶化，从而降低了劳动者报酬占比。
第二，垄断行业改革和公平准入改革滞后，一方面行业间收入分配不公并非竞争力和人力资本差异的体现，而主要是垄断行业获取了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收益；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不能被广大人民分享，而是以企业储蓄的方式支撑其进一步规模扩张。垄断格局不打破，公平准入不解决，规范的国有企业分配制度不建立，这种收入分配的格局必然会存在。所以，初次分配调整的重点不是强化对劳动市场的干预，更要防止将政府的责任部分推向企业的倾向，真正的关键在于深化市场体制改革。
其次，二次分配调整的重点在于健全和规范收入分配调节制度。二次分配的要义是弥补市场失灵，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的凝聚力。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很大程度上是收入分配调节的制度建设滞后，使得二次分配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基本保障体系不健全、覆盖面窄，碎片化、不可流转和不可接续等问题突出。第二，税收制度不完善，收入调节功能不健全。第三，城市化质量低，虽然大量农民工进了城，成为统计意义上的城镇人口，但并没有真正拥有城市居民身份，不能享受相应的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其预算约束和消费行为特征与城市居民完全不同，在城乡间候鸟般迁徙，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差距缩小的进程。
最后，政府支出结构优化关键在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基本公共服务能为最广大的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它是政府通过实物转移方式调节收入分配最有效的手段，具有明显的再分配作用。我国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从国际比较看与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基本相当，但政府消费中公共服务消费的占比明显偏低，问题的症结正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更多的是“经济建设型政府”，在惟GDP论的考核制度下，各级领导忙于抓项目、抓招商引资，“服务型政府”建设相对滞后。政府资源向国有企业、向投资倾斜，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且十分不均衡。随着分工和交易日益复杂，公共领域空间也在不断扩展，需要政府切实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向全体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上来。
收入分配调整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以选择的手段和途径很多，具体政策更是十分庞杂。但归结起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转变政府职能”是我国“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内，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两个根本性方向，只要把握好了这两个方向，并采取切实政策措施，收入分配格局就将逐步得到改善。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世界经济格局正发生深刻的变化，欧美发达国家居民的消费与储蓄模式也在调整，要保持我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的平稳较快增长，必须加快推动收入分配结构优化调整，促进我国经济走上内需驱动型的平衡增长道路
“十二五”时期优化收入分配格局，要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基本分配制度的基础上，以改善民生、维护稳定和促进和谐为根本出发点，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为直接目标；进一步处理好个人、企业和国家在收入分配中的关系，遏制并扭转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趋势；继续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为基本途径，遏制并扭转城乡差距拉大趋势，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切实加大二次分配调节力度，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改善居民长期预期，遏制并扭转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趋势；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公平分享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调动和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为此建议：
建议一：在不损害市场效率的前提下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同时有效增加财产性收入，特别是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和规范流转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要继续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不断提高标准，但不能通过僵化劳动合同来实现。积极发挥工会在劳动者维权上的作用，适当增强劳动者工资谈判能力。这其中既要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又要避免过渡干预劳动力市场。要着力增加政府对劳动市场服务职能，加大对职业教育、在职培训等的公共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岗位转化能力，通过增强劳动市场的活力来根本保障劳动者利益。
当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所得时，由于劳动所得的不稳定性，消费行为更有可能趋于保守。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消费的重要途径。在农村，关键是推进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在城镇，关键是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在稳定农民对承包地拥有长期物权的前提下，促进土地流转和变现，使农民获得稳定的收入流；清晰界定农户宅基地产权属性，推进宅基地流转、置换方式创新，让农户分享土地升值的收益。深化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加快建立、健全多层次金融市场；切实增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价值发现能力，增加金融资源的跨区域跨时间配置能力；积极开展财富管理服务，拓展居民金融投资渠道，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
建议二：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改善支出结构，建立“全覆盖、保基本、缩差距、可转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二次分配力度，增加政府货币转移性支出，有效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各级政府要切实提高“两个比重”。一是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以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消费来拉动和激活居民消费；二是适当提高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增长部分也主要用于公共服务。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保证基层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加快制定并实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增加对落后地区和农村公共服务投入，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均等化程度。
建立健全社会安全网，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是调节收入分配和促进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扩大新型农村养老制度实施范围，并适当提高保障水平。落实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新方案，坚持预防与治疗并重，降低医疗卫生服务的重心，逐步完善大病保障制度。加大廉租房建设，探索实施多种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形式，完善基本住房保障制度。以“制度统一、标准有别、确保底线、自由流动、资金调剂”为原则，提高社保的统筹层次，逐步建立完善的保障体系。
要通过改革税收制度等措施加大二次分配的调整力度。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充分考虑家庭综合税负能力，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计征和抵扣。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对有利于就业的中小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将减税负与促就业有机结合起来。适时开征不动产税，条件具备时开征赠与税和特别消费税，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力度。适当增加政府货币转移支付，并且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体倾斜。有序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就业、医疗、社保、住房和子女教育等基本保障制度，逐步实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基本保障权利无差别。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居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保障权利与户籍脱钩。
建议三：改善产权结构，推进垄断行业改革，通过国有资源收入再分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加快推进国有垄断行业改革，切实放松铁路、电信、电力等基础产业和金融、出版等服务业以及部分城市公共事业的管制，通过市场竞争来改善供给和提高效率，有效缩小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就业人员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对于那些确实关系国计民生的垄断或自然垄断行业，要加快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和收益分配原则，避免因垄断因素获取高于其他行业的劳动报酬。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在性质上是一种全民保障性资产，应该成为我国保障体系建设稳定的资金筹集渠道之一。其经营利润或股权转让的收入，部分应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
建议四：不失时机地推进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促进要素间合理分配的作用。要着力推进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生态环境容量以及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少扭曲性资源要素价格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资源税费制度，提高税费标准，并参照国际经验，改进资源税费在不同利益主体和不同利用相关者之间的分配关系。
建议五：通过供给体制改革，激活需求潜力，提高中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针对中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偏低，而对服务业和高端消费品需求不断增长的现实，必须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制约，真正推倒社会资本和民营经济面前的“玻璃墙”，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公平竞争，加快金融、医疗、教育、培训、咨询、文化等服务业的改革和发展。通过改善有效供给，缓解结构性供给不足矛盾，不仅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也将激活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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