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羽“气象”、“兴趣”说辨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气象论文,兴趣论文,严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2)04-0109-07
“气象”与“兴趣”，在《沧浪诗话》中既是诗评的概念，又是诗法的概念。作为诗评概念，它们体现了严羽对古代诗歌审美风范的独特理解；作为诗法概念，则又体现了严羽独特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二者的关系是辨证的：严羽对古代诗歌的理解和品评不是独立于时代和个人的审美趣味之外的，故作为诗评概念的“气象”和“兴趣”说，以严羽独特的审美趣味为内在依据；同时，严羽的艺术追求又以古代诗歌的审美风范为理想，故作为诗法概念的“气象”和“兴趣”说，又以严羽对古代诗歌的独特理解为基础。只有理清了这种辨证关系，才能对严羽诗论有更为准确的认识。
一
批评家独特的审美趣味在形成过程中受时代风气、个人经历、文化素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既已趋于稳定之后，便成了他理解和评价前代文学作品的内在标准和依据：他所认识的古代作品的审美风范，往往打上他本人审美趣味的明显印记。
自持与自适，是宋人异于别朝诗人的文化审美取向（注：参看周裕锴《自持与自适：宋人论诗的心理功能》一文，载《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严羽虽然主张宗法汉、魏、盛唐，却也不能摆脱此种取向。他点评李白诗时，将此种取向表现了出来。
严羽点评李白诗，往往特别提醒读者：李白诗歌中萧条语、愁语、萧飒语都能以傲岸豪壮出之，如评《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诗“秋颜入晓镜，壮发凋危冠”句说：“写萧飒而有壮气。”[1](p.237)评《塞上曲》“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句曰：“萧条语，偏宏壮。”[1](p.168)此外，赞其“愁语亦壮”、“寓悲慨于壮丽”、“愈穷愁，愈豪快”之处还有不少。在这些地方，严羽发现了诗人高扬的主体精神，以及诗人在愁闷中不落于沉沦的自我振奋、自我提升的意识。
严羽评李白诗，还多圈点出艺术化的生活趣味。首先是酒中的趣味，“清琴弄云月，美酒娱冬春”[2]（李白《陈情赠友人》），“手舞石上月，膝横花间琴”[2]（李白《独酌》），是超脱于酒的沉酣之趣，严羽评之曰：“是寻常事，知其趣者意味觉永”[1](p.264)、“真得酒趣”[1](p.382)。其次是超脱的心灵与自然外物气息相通的趣味：“不惜翠云裘，遂为苍耳欺。”[2]（李白《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将苍耳视为有性之物，以为被它欺侮而与之计较，严羽评之曰：“说得草头无眼有心，如稚子认真，趣而不怨。”[1](p.344)李白有诗《与贾至舍人于龙兴寺剪落梧桐枝望灉湖》，严羽于题下评曰：“趣事足传。”[1](p.361)李白还有《酬张司马赠墨》诗说：“黄头奴子双鸦鬟，锦囊养之怀袖间。”[2]严羽评之曰：“爱墨之情，说得如此亲热，‘养’字更有情，使墨精欲活。”[1](p.330)这样的趣事，都是以超脱的情怀在俗事中寻找乐趣。李白有诗说：“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2]（《九月十日即事》）严羽将其与“摘苍耳”诗比较说：“‘摘苍耳’，何其趣！‘苦菊花’，何其颓！岂仙官之兴亦为逐败耶？”[1](p.353)显然以此种乐趣为追求。第三是科诨之趣。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写道：“笑杀陶渊明，不饮杯中酒。浪抚一张琴，虚栽五株柳。空负头上巾，吾与尔何有！”[2]严羽评曰：“只不饮酒一齐放倒，又借一极饮酒者作射的，更趣。”[1](p.387)欣赏李白诗的此种趣味，说明严羽追求主体自适的意趣。
宋代诗人多强调主体的心性修养，并将其视为文艺之根本，在创作中消解磊落不平之气，追求绚烂之极复归平淡的境界。与北宋文坛领袖苏轼一样，严羽也欣赏“极平淡，极绚烂”[1](p.362)的审美境界。“衣貌本淳古，文章多佳丽”[2]（李白《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是李白眼中的“高人”，而严羽却要唱反调，说：“衣貌华不得，文章淡不得，相易乃两成其美。”[1](p.345)他评李白十五岁作的《大猎赋》说：“此政其少作也，已堪掩前人，乃尚悔弃，不敢以作者自传。盖识老而进，知此，句字靡丽，俱不足多，故为歌诗，惟造平淡。”[1](p.425)由此看来，严羽的诗论的确如朱靖华先生所说：“往往与苏轼的理论紧密相连，颇有一脉相承之处。”[3]虽然他目空一世，努力把自己从本时代的文化氛围中超拔出来，但他的审美趣味却仍然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的印记。
这样的审美取向，必然渗透在严羽的诗歌评论和他所运用的“气象”、“兴趣”等审美概念中。
二
批评家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往往通过一个或几个浓缩性的审美概念表达出来，如刘勰的“风骨”说、锺嵘的“直寻”说以及司空图的“象外之象”说等等。严羽的“气象”、“兴趣”说，就是这样的浓缩性概念。一方面，它们被用于评论汉、魏、盛唐诗，体现着严羽对这些诗歌的审美风范的独特理解；另一方面，它们又被提升为创作法度，体现着严羽的审美理想和别有会心的艺术追求。
我们说“气象”说和“兴趣”说体现了严羽对汉、魏、盛唐诗的独特理解，一是指这两个概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汉魏盛唐诗的审美风范，二是指这两个概念还体现着严羽对汉魏盛唐诗的一定程度的误解。下面我们以盛唐诗歌及严羽的品评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盛唐人殷璠论盛唐诗，提出了“风骨”和“兴象”两个审美概念：诗人抒发慷慨激昂的感情，产生“风骨”之美；将感情投射于外物，写出情景交融的意境，产生“兴象”之美。易言之，“风骨”之美概括的是某种感情基调，源自诗人慷慨壮大、昂扬进取的心态；“兴象”之美概括的是某种艺术形象，源自心与物的交融。二者从不同的角度概括诗歌的美学风貌，以“风骨”著称的诗人，有的善于直抒胸臆，如被殷璠评为“多胸臆语”的高适；有的善写心物相融的形象，如王昌龄和被殷璠评为“既多兴象，复备风骨”[5]的陶翰。以“兴象”著称的诗人，有人抒发的是慷慨壮大、昂扬进取的感情，如王昌龄、李白；有的抒发的是淡泊名利、闲远清适的感情，如王维、孟浩然的部分田园诗。严羽的“气象”和“兴趣”与殷璠使用的这两个概念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不同。
“气”近于“骨”（注：傅璇琮、李珍华《河岳英灵集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3页指出：“‘气骨’可通‘风骨’，‘风骨’又可通‘气’。”），人们常说的“气骨”，与诗人锐意进取的宏大抱负联系较为紧密。如果说殷璠以“风骨”说强调与壮伟的抱负相关的“气”的感人力量，那么，严羽则是从艺术风貌的角度看这种与抱负相关的“气”，而名之曰“气象”。严羽以“气象”论诗，是着眼于发自诗人情志的诗歌风貌。他虽然偶尔用到“风骨”一语，但已不再像殷璠一样，将其当作盛唐诗美的核心。在严羽关于盛唐诗的评论中，“风骨”概念的淡出与“气象”概念进入话语核心，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作为一个超功利的批评家，严羽对唐人的进取意识感到隔膜，因而不能像殷璠一样感受到进取激情的感召力，而只能把它当作一种浑厚的艺术风貌看待。同时，他的诗歌批评也不再着眼于面向外在世界的开拓精神，而是着眼于胸怀境界的修养与开拓。
《沧浪诗话》中论及古人赠答之作，谓应以进德相勉，并引高适“我知十年后，季子多黄金”之语，谓：“黄金何足道，又甚于以名位期人者。此达夫偶然漏逗处也。”[4]（《诗评》）其实，盛唐诗人哪一位没有强烈的功名之心、进取之念呢？他们在诗中热烈而直率地表达对猎取功名、出人头地、享受荣华富贵的念头，李白说：“耻学琅琊人，龙蟠事躬耕，富贵吾自取，建功及春荣。”[2]（《邺中赠王大》）杜甫说：“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2]（《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七）李颀说得更为直露：“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二八蛾眉梳堕马，美酒清歌曲房下。文昌宫中赐锦衣，长安陌上退朝归。王陵宾从莫敢视，三省官僚揖者稀。”[2]（《缓歌行》）但这一点没有进入严羽的“期待视野”。严羽眼中的盛唐人也是超功利的。
严羽点评李白诗，经常论及李白的为人，在他眼中，李白的“安身立命”处是什么呢？概言之，曰旷、达（注：严羽评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诗说：“感激放达，不妨纵言之。世以为五季间学太白者非知太白者也。”评《春日醉起言志》诗曰：“甚适，甚达，，似陶，却不得言学陶。”评李白诗句“陶公有逸兴，不与常人俱”曰：“牵常者必不得逸，须是如此。”类似的评论很多。）。旷即超脱，是超功利；达即放逸，是快意、自适。旷与达统一在一起，便是严羽眼中的李白。他评《古风》之十（“齐有倜傥生”）说：“‘倜傥’与‘澹荡’绝不相类，而看作一致。始知有意倜傥者非真倜傥也，惟澹荡人乃可与同耳。”[1](p.120)否定有意为倜傥者，而以澹荡为倜傥，就是肯定旷达的生活态度。在他眼中，李白甚至是一个得道的人，评其《少年行》“赤心用尽为知已，黄金不惜栽桃李”说：“豪气，亦有道气。”[1](p.189)评其《来日大难》“今日醉炮，乐过千春”说：“直将醉饱与箪瓢无异始得”[1](p.168)；评其《杭州送裴大泽时赴庐州长史》“好风吹落日，流水引长吟”说：“有此光景，其人可知。”[1](p.304)这不近似黄庭坚评周敦颐的“光风霁月”，张浚评杨万里说的“胸中透脱”吗？这是宋人严羽“期待视野”中的李白形象。
于是，严羽的“气象”说带上了一点道学色彩。他在《答吴景仙书》中把苏、黄诗比喻为米芾书法，说他们“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就流露出了一点道学的意思。元人范德机《木天禁语·内篇》立“诗有六关”，其中有“气象”一关，曰：“诗之气象犹字画然，长短肥瘦，清浊雅俗，皆在人性中流出。”[6]以主体心性为诗歌“气象”之根本，与严羽一脉相承。
可见，严羽以“盛唐气象”指盛唐诗歌艺术风貌中所表现出来的盛唐人独特的主体精神，或者反过来说，他以“盛唐气象”指表现了盛唐诗人主体精神的艺术风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盛唐诗歌的独特的审美风范，但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盛唐诗。
“气象”说在明代复古派文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崇拜盛唐诗歌、善于辨体批评的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等人多以“气象”论盛唐诗。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在受严羽影响的同时，扬弃了严羽“气象”说重胸怀境界的一面，增益了它的审美色彩，并突出了它与体制、音节等诗法因素的联系。今人林庚撰《盛唐气象》一文，虽然借用了严羽提出的概念，但认为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合起来说都可以说是气象”[7](p.37)，而且强调盛唐时代全面上升的社会氛围和士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已补充、改造了严羽的“气象”说。
严羽不再强调盛唐诗人源自进取意识的“风骨”的感染力，而是强调另一种感染力，即源自审美超越的“兴趣”的感染力，并把它当作盛唐诗美的核心。所谓“兴趣”，虽然不能简单地拆分为“兴”与“趣”，但说它与盛唐诗人吟咏的“兴”与“趣”有密切关系，应该是不错的。
所谓“兴”，在盛唐诗歌中一般指感情的兴发。感情的兴发，可以不期而至，如孟浩然说：“清晓因兴来，乘流越江岘。”[2]（《登鹿门山》）也可由外境引发，如李白说：“兴从剡溪起，思绕梁园发。”[2]（《淮海对雪赠傅霭》）孟浩然说：“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2]（《秋登兰山寄张五》）有一点可以肯定，就绝大多数盛唐诗人而言，“兴”之发动是超功利的、指向审美的。“兴”所发动的感情，基调可以是悠然清旷的，如杜甫：“平生为幽兴，未惜马蹄遥。”[2]（《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也可以是酣畅淋漓的，如李白：“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2]（《江上吟》）也有一点也可以肯定，那就是，都是自适而快意的。
如果说“兴”之到来有时还与人生进取的目标有所关联，因而会带一点世间功利色彩的话（注：杜甫将作诗排解悉闷之情称为“遣兴”，如《至后》：“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其《秋兴八首》抚今追昔，所写的也不是指向审美的感情。），那么，“趣”的超功利、重自适的色彩就更为明确了。“趣”是审美主体在外物中体会到的美感，可以是清静中的自适，人与外物相通而获得的心灵愉悦，如孟浩然“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2]（《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旧》）“沿洄自有趣，何必五湖中。”[2]（《北涧泛舟》）也可以与酣畅饱满的情绪相伴随，“何处沧浪垂钓翁，鼓棹渔歌趣非一。”[2]（《和卢侍御通塘曲》）生活中的“趣”与“兴”往往是联系在一起，如李白说：“兴在趣方逸，欢馀情未终。”[2]（《秋夜宿龙门香山寺率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国莹上人从弟幼成令问》）杜甫说：“从来支许游，兴趣江湖迥。”[2]（《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岑参说：“物幽兴易惬，事胜趣弥浓。”（《冬夜宿仙游寺南凉堂呈谦道人》）文艺创作也是如此，如杜甫说：“乘兴遣画沧洲趣”[2]（《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李白说：“三山动逸兴，五马同遨游……诗成傲云月，佳趣满吴洲。”[2]（《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
在盛唐诗歌中，“兴”与“趣”所连带的感情有着超功利的、审美的、快意、自适的特点，严羽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似乎是看到了盛唐诗基调昂扬而又快意自适的美感特征。
我们知道，由审美感情兴发而获得酣畅自适的趣味，确实构成了盛唐诗歌的重要内容。即使在边塞主题的诗歌中，也往往充溢着酣畅自适的趣味，如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明知道战争与死亡的必然联系，但还是要热烈地享受生命，这不是酣畅自适的趣味么？盛唐人的“兴趣”与他们追求功业的进取精神是圆融统一的，潇洒快意并不妨碍他们进取的激情，而且，潇洒快意的感情从锐意进取的心灵中勃发，更富有朝气蓬勃的力量。这种朝气蓬勃的力量，在心境苍老的宋人看来，是那样新鲜而富有生命力，不知何处而来，何时而终，“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指出盛唐诗的这种美感特征，并提倡这种美，提出“盛唐诸人，惟在兴趣”之说，固然出于对盛唐诗美的独到领悟；但在同时，他又将这种趣味视为超功利的审美主体“吟咏情性”之所发，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盛唐诗美。
严羽从盛唐诗人审美感情的发动与表现中领受到了无穷的感染力，名之曰“兴趣”，把作为盛唐诗人审美感情之底蕴的进取情怀误解作胸怀境界的开拓，名之曰“气象”，同时又将这种基于胸怀境界的“气象”当作“辨体”的主要依据，这就是他的唐诗评论的主要特点。
三
严羽主张宗法盛唐，自然是主张宗法被他误解了的盛唐诗，因而，作为“诗之法”的概念，“气象”说与“兴趣”说体现了严羽别有会心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
论及严羽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不妨仍从他点评李白诗说起。严羽点评李白诗，崇尚冲口而出的自然之美。如评《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说：“极破，极快，岂必以含蕴为佳？通篇皆赋题目，只此是达胸情，始知作诗贵本色，不贵着色。”[1](p.209)评《白田马上闻莺》诗说：“情事能达，不必深求。”[1](p.406)评《春日游罗敷潭》诗“云从石上起，客到花间迷”名说：“自然如此，拈出却生动。”[1](p.346)类似的点评，与王国维说的“其辞脱口而出，无一矫揉装束之态”[8]很相近。此外，他评《越女词》的“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句曰：“有此品题，始知女儿露足之妙，何用行缠？”[1](p.412)也表现了对自然美的崇尚。
严羽评李白《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诗的“雁度秋色远，日静无云时。客心不自得，浩漫将何之”诸句，说：“取境远，取情近，兴致应如此。”[1](p.344)“兴致”与“兴趣”是相通的，提倡“取情近”，就是主张写当下之情，以真情感人。严羽评《赠武十七谔》诗“马如一匹练，明日过吴门”句说：“有生气，如见其人。”[1](p.247)评《牛渚矶》“但惊群木秀，莫测精灵状”句说：“读之使人凛然，如临其境。”[1](p.367)评《赠别从甥高五》诗“贫家羞好客，语拙觉词繁”句说：“情境真便是好诗。”[1](p.240)这样的点评，与王国维说的“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8]不是很相近吗？可见，严羽所谓的“一唱三叹之音”，并非提倡以吞吐之法造含蓄之势，而是提倡以自然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感情，写目前的景物，使诗歌具有充足的感人力量。明代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评《琵琶记》的《食糠》、《尝药》几出戏说：“从人心流出，严沧浪言‘水中之月，空中之影’，最不可到。”就是这样理解严羽的“兴趣”说的。
严羽多处用“如画”来点评李白诗，如评《蜀道难》的“枯松倒挂倚绝壁”说：“一幅好画。”[1](p.132)评《赠汉阳辅录事二首》之“鹦鹉州横汉阳渡，水引寒烟没江树”句说：“画意生动。”[1](p.253)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之“一溪初入千花明，万壑度尽松风声”句说：“可使名手画之，画中当有松风可听。”[1](p.275)严羽还强调“画不出”的效果。他评《长相思》的“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欲素愁不眠”句说：“只二语，不可画，不可赋，妙绝。‘欲素’，更妙。”[1](p.190)他还强调难以描画的人物的神情意态，如评《采莲曲》的“若耶溪傍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说：“可画，难画。”[1](p.155)还强调自然景象的自然风韵，如评《闻丹丘子于城北营石门幽居，中有高凤遗迹……以寄之》的“春华沧江月，秋色碧海云”说：“可画，不能画。”[1](p.274)追求可画而不能画的艺术效果，也就是追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艺术趣味，与“兴趣”说是一致的。
在人们（如苏轼）看来，盛唐诗人中典型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人是王维，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王维没有任何褒扬之词。有人根据严羽并尊李、杜，不提王维这一态度，认为严羽只是从“妙悟”和音节两个方面给孟浩然诗以一般的肯定[9](p.129)。这只是一种推断。我们更有理由作另一种推断：
（一）以上所举李白诗句，画意中都充满着人间的生活情调，与王维空静幽远的诗境有别。李白《秋日登宣城谢朓楼》诗有云：“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严羽评之曰：“入画品中，极平淡，极绚烂，岂必王摩诘！”[1](p.362)追求平淡纯朴中贴近生活的绚烂，也就不必欣赏王维的禅意诗。
（二）严羽喜欢豪壮的感情，要求写萧条之景时也露出豪壮之气，似不会喜好王维的禅意诗。他点评李白诗，最欣赏的是李白的豪情壮语、傲逸之词，遇之往往击节叹赏。如评《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酣歌，日晚乘醉着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人棹歌秦淮，往石头访崔四侍御》诗曰：“豪情尽于题内，不必观诗。”[1](p.337)评《司马将军歌》“扬兵习战张虎旗，江中白浪如银屋”曰：“壮哉！”[1](p.156)评《古风》第十二首（“松柏峰孤直”）“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山”曰：“何等傲逸！”[1](p.121)王维最有代表性的山水田园诗寻求“万化冥合”的境界，把自我沉浸在大自然中，以得禅意、写静美见长。读李白诗“檐楹挂星斗，枕席响风水。月落西山时，啾啾夜猿起”时，严羽觉得“其境过清，不堪久宿”[1](p.258)，读王维的禅意诗，肯定会有差不多的感受。
王维诗空、静，“澄澹精致”中流露出一个有极高禅学修养的贵族的生活气息，与布衣山人严羽的生活情调不合。而孟浩然就不同了，其山水田园诗“主体性很强，抒情性比较明显。诗中除景物描写外，有叙事，有抒情，甚至有时还有点议论，并不埋没主观的感情、意绪。”[10](p.185)“祖建安，宗渊明，冲澹中有壮逸之气。”[11]（卷五引《吟谱》语）如“东旭早光芒，渚禽已惊聒。卧闻渔浦口，桡声暗相拨。日出气象分，始知江湖阔。”[2]（《早发渔浦潭》）“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眇漫平湖中。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黤黕容霁色，峥嵘当晓空。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2]（《彭蠡湖中望庐山》）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称之为“精力浑健，俯视一切，正不可以清言目之。”[4](p.15)在这几点上，孟浩然诗近李白、王昌龄、陶翰，而与王维的禅意诗差异较大，因而更为严羽所喜。王维的禅意诗虽不乏高格，但“高者似禅，卑者似僧”[12]（卷五，《论学上篇第五》），“气象”不够壮伟，严羽欣赏的是浑厚壮阔的“气象”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兴趣”并存的诗歌。
四
主张写真实充沛的感情和生动的艺术形象，使诗歌产生感动人心的力量，这样的文学思想在古代是很普遍的，刘勰、钟嵘及盛唐诗人无一例外。但这些人所主张抒写的感情的基调却是不同的，或者说，他们的审美趣味是差别很大的。把严羽追求审美主体自我提升、道德超越、快意自适等特点与他提倡写真实充沛的感情的主张结合起来，就会发现他的独到之处。他不但与盛唐人不同，而且与理性的北宋诗人也不同。
严羽不再有盛唐诗人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而是与中晚唐和北宋人一样，心态趋于内敛。心态内敛的人更关注自己的感情与心境，北宋诗人心态是内敛的，但在自持、自适的同时重视诗歌的教化功能，在自己的感情与心境中融入很强的道德理性。严羽身处宋末，在乱世中与政教中心疏离，对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不再有多少兴趣，而是表现出重自我——自我振奋和自我超越的倾向。一方面，他本来多江湖飘蓬之感，心境多入于萧飒，“此夜同堪白，他山叶又黄。年年洞庭浪，飘泊更无行。”“此别几时见，寒猿一夜鸣。致君相许在，回首壮心惊”[1]（p.70，《闻雁》、《送上官伟长》）。但却要高其格调，师法李白的“一往豪情”，大喊“丈夫志四海，别离何足论。”[1]（p.89，《豫章留别诸公》）这是一种明确的自我振奋、自我提升的意识。另一方面，他将李白的“功成献凯见明主，丹青画像麒麒台”[2]（《司马将军歌》）变成“欲归即归亦由我，不待功成何不可”[1](p.101)，转而在世俗的生活中寻找超越自适的意趣，又体现了他的自我超越的倾向。
严羽的“气象”说与“兴趣”说中所蕴涵的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的审美文化取向，与中唐以来“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下形成的“文章务本”的文学思想总趋势是有所背离的，体现了封建社会末世文人自发的反传统取向。认清此点，对其在明代产生的影响和在清代引发的争议就看得较为清楚了。
严羽的诗论在整个明代特别是中晚明时期产生重大影响，一条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所蕴涵的审美文化取向与中晚明以来政教分离的社会背景下文人寻求自我提升与自我超越的取向相一致。首先是宗法汉、魏、盛唐的诗学主张、与这一主张相关的辨体批评和作为辨体之主要依据的“气象”说在明中期的前、后“七子”中产生重大影响，然后是其追求审美主体感性自适的“兴趣”说在晚明文人中产生影响。对前、后七子产生巨大影响，是因为前、后七子与严羽一样，有很强的自我振奋和自我提升的意识；对晚明文人产生影响，是因为晚明文人以自我超越为追求。袁宏道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13]（卷一○）此论与严羽“兴趣”说的一脉相承之处有二：一是强调摆脱学问、文字和思维理性的作用；二是强调快意自适的生活趣味。任感性而求自适，体现了封建社会末世文人反传统的文化取向。
同样的道理，严羽诗论在清初引发极大争议，也与其审美文化取向有关。王士祯接受并误解其“兴趣”说而将其发展成“神韵”说，凝聚着深入骨髓的疏离政权的意识。亲近政权、主张诗教说的人，则多对严羽诗论予以激烈的批评，四库馆臣评《沧浪诗话》说：“羽之持论，又源于（司空）图，特图列二十四品，不名一格；羽则专主妙远，故其所自为诗，独任性灵，扫除美刺，清音独远，切响遂稀。……由其‘诗有别才，不关于学；诗有别趣，不关于理’之说，故止能摹王、孟之馀响，不能追李、杜之巨观也。”[1]（p.451附）许印芳也说：“严氏虽知以识为主，犹病识量不足，辟见未化，名为学盛唐，准李杜，实则偏嗜王孟冲淡空灵一派，故论诗惟在兴趣，于古人通讽谕、尽忠孝、因美刺、寓劝惩之本意，全不理会。”[1]（p.442附）他们认为严羽阳推李杜而实好王孟，当然是不准确的，但他们的批评却不是没有根据的，他们的根据就是自己与严羽不同的审美文化取向。
收稿日期：2001-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