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史学与中华民族形成史研究的新思考：20世纪的学术回顾与理论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中华民族论文,史研究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2)04-0072-05
一、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三阶段及相关性
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一项重要成就就是民族史学的发展与成熟。民族史学是以某一民族为对象，对其起源、形成、发展、兴衰或消失规律、风俗习惯及其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等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它虽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但不少学者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中介。[1]易言之，民族史学的研究必须以纵向的（即历史的、贯时的）历史研究为主线，同时参证横向的（即现时的、共时的）视角。
陈连开教授曾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史的基本历程，概括为三个互相联系的发展阶段，即1950～1966年夏以“族别史”研究为主的阶段、1978～1988年地区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等综合研究蓬勃发展的阶段及1988年以来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研究的阶段。[2]从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角度，对建国以来的情况进行总结的论著还有不少，值得参看。[3]
新中国建立以后不久，为配合被派往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中央访问团，一批专家和民族研究工作者深入民族地区进行了以民族识别为中心的访问和调查研究工作。随后，从1956年开始到1966年，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58年后，为了配合建国十年大庆，改由新成立的民族研究所组织）的组织和领导下，又对全国各少数民族进行了最广泛的社会历史调查。[4]在这个广泛的、大规模的实地调查研究基础之上，民族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族别史的研究和资料编撰上，这是此时期全面开展民族工作的需要，也是反映了民族史学中的辉煌成果。[5]
1978年以后，族别史的研究继续深入，但研究范围已扩展到涉及文化史、经济史等诸多方面，同时，地区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等综合研究也得到长足发展。1981年在北京香山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学术座谈会”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正是在这个会上将民族关系史作为民族史研究的一项主要内容提了出来，从此“民族关系史”作为一门民族史的分支学科提到研究日程。这个座谈会还就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历代疆域与民族发展，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6]
1988年，费孝通先生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标志着民族史学发展的又一个新里程。这篇论文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其结构特点作了高层次的理论概括，即“多元一体格局”。不久，费孝通先生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先后出版，在学术界、思想界等引起了广泛影响，全面推动了中华民族整体研究的开展。[7]
十多年来，这一理论为许多学者（包括不同学科领域）接受并运用于学术研究中，而不同的研究成果也使这一理论得到充实、完善。在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指导下，从中国民族的整体角度研究和阐释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客观规律性的专门史——中华民族形成史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范围涉及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汉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各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同一性与多元性；中华民族经济；中华民族民族意识及民族观；近代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现代化过程中中华民族各成员间之关系以及中国大一统及海内外中华民族子孙之关系等方面，并已取得相当引人注目的系列成果。不仅在民族史学界，而且在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界均产生了多元成果。
二、从族别史到民族关系史的发展
一般来说，民族史学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基本的角度，一是从民族的核心入手，主要着眼于民族内部，即民族历史的进程与结构等；二是民族关系史的角度，这是一个注重外部关系，即从外部表现来审视民族历史发展问题的视角。
民族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经历了“由此及彼”和“由彼到此”的过程。族别史的研究，甚至“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本质上仍然是从各民族的内部特质展开的。这种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确立了民族史研究的主体构架，比较有影响的“民族通史”体例的著作已有十数种，早期的如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实则是中国民族婚姻史）、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吕思勉《中国民族史》、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等，晚近的如江应樑主编《中国民族史》、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等等，是这些成果的集中体现。[8]
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虽然着眼于民族的外部关系，但与从内部研究的视角并不可截然二分，只是它们各有侧重。虽然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在中国也有较早的传统，但从民族关系的整体来把握，进而上升到民族史学的角度来对民族关系史进行全面讨论，则是相当晚近的事情。相当一个时期内，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只是作为中国民族史或中国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关系与历史疆域”、“民族英雄与少数民族英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等等问题的广泛讨论，民族关系史研究才提上议事日程。8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关系史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史学分支。以翁独健先生为首的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学者们承担了创建该学科的任务。早在1981年，翁独健先生在所著《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了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点和基本原则，研究的重点是“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和什么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国家，促进了中国的发展。”[9]
李维汉、吕振羽、范文澜、白寿彝等前辈民族理论专家或历史学家对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任务、目的、核心问题及基本认识等，都有过详细的阐发。经过多年来的充分讨论，学术界对于民族关系史研究的看法逐步达成共识。[10]
李维汉的论述有一定的代表性，兹节录如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国内务民族，包含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发展了生产，创造了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缔造都有重要的贡献。”[11]又说：“中国很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长期以来共同聚居和互相杂居，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形成了互相依存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且在汉和许多少数民族之间……有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2]当然，这些原则是新中国建立后逐渐确立起来的。由于时代的局限，更多地强调了阶级关系，突出了民族关系中的政治因素，而忽视了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诸因素。这种状况在翁独健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出版后得到改变，此书的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确定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基本框架。[13]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单位又陆续推出了以各个断代为主的民族关系史系列专著，不仅丰富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内容，还确立了民族关系史的写作方法和体例，当然，这些书籍都是90年代才出版的。[14]
进入90年代，无论在族别史方面，还是在民族关系史方面都取得了更加深入而系统的成果，现存56个民族的族别史（筒史、筒志等等），乃至通史，已经基本完成，有的民族甚至已出版了多种专史（如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历史上存在过的主要民族也都陆续出版了专门史著作。以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形态调查资料为主的中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得以出版，更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包括各个少数民族在内的从古至今的完备的庞大资料库。这些自50年代以来陆续积累、编辑和出版的少数民族“百科全书式”的资料和研究集成，正愈来愈受到世界范围内学者们的注意。在这些成果基础上，对当代少数民族现况的调查已由各地陆续完成。因此，族别史和民族关系史呈现立体交叉和多元取向成果共存的良好态势。
做史实的钩稽和叙述也遇到许多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理论和认识问题。如关于族源的研究中，经常存在彼此观点对立的情形，具体问题的研究也遇到诸如现实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挑战，来自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甚至心理学的挑战也屡有发生，有时不得不回到有关“民族”本体含义的讨论上来。现代的族群关系与认同经验更不断挑战传统的历史观和史书的写法。所以，民族史的研究不得不面对诸多理论的问题。
三、民族关系史与“族群关系理论”反思
20世纪90年代，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对民族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将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的“边缘理论”引入民族史的领域。
和传统的视角不同的是，这一理论将研究的视线转向民族的边缘，以研究民族的边缘如何形成，边缘形成之后又如何扩张、如何维持及变迁等为主要内容，旨在以“异质化”的边缘来强调在此边缘内人群间的共性，取代以往从民族核心入手的研究方法。[15]
“边缘理论”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界并不是近来新出现的理论。但引入到对中国民族实践的研究，特别是引入民族史的研究，却是一种崭新的思路。前此，美国学者杜磊以中国穆斯林（主要是回族）为例，从民族学和历史学材料出发，已对“族群关系理论”作了深入的探索。他试图将“民族关系理论”提升为族群理论中的第四种理论。[16]相关评述已有不少，此不详细介绍。可资参考的文章有佐口透《中国穆斯林研究之回顾与展望》、马海云《回族研究的新视野：一个方法论的讨论——兼评杜磊〈中国穆斯林〉一书》等。[17]
将边缘理论引入民族史的领域无疑扩大了研究的视域，开拓出新的研究空间，是民族学与民族史结合的重要成就。所以，随着王明珂相关研究成果的陆续发表，特别是专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出版，边缘理论在中国民族史和民族学界产生较大影响。
具体而言，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有：在族群边缘形成的过程中，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变迁、人群可利用资源的变化所导致的竞争背景与环境，是造成族群边缘形成的重要因素。以华夏民族为例，它的形成主要表现为它与其他民族边缘的形成，而这个边缘是不断变动的，其与农牧经济对资源的竞争密切相关。所以，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从事农耕，于是被“华化”；而华夏族进入草原，从事游牧，于是被“胡化”。在华夏的边缘总有一条拉动着的“线”。在先秦时期和汉代以后，这个华夏的边缘是不同的。在族群边缘的扩张、维持及变迁中，历史记忆与失忆的设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总的说来，边缘理论是“民族要素理论”[18]的对应物。它以解构民族中心为前提。当然，其根本性的目的是为了建构民族的特定“边缘”。显然，这种建构是在如下的理论背景下完成的。
以往的民族史研究中，民族被认为是一群有着共同地域、共同体质、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及生活习惯等的人群，判定的标准多集中在体质与文化特征上。边缘理论对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定义提出异议，认为这种族群的客观特征论面临着许多困境，无法确切定义一个族群。如，以语言来说，世界上不同的族群说彼此能够沟通的语言和同一族群中人群彼此语言难以沟通的情况都相当普遍。边缘理论尝试引入当代人类学相关族群理论，并对“民族”概念进行重新认定。许多人类学家在研究中发现，传统的族群定义常常无法解释田野研究中所见到的一些族群，如李奇(Edmond Leach)通过对缅甸北部高地客钦人的研究发现，客钦人与掸族的区别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客观的种族或文化上有差异，而是因为客钦人主观认为有区别。由此，李奇提出了对社会人群的界定与分类是应根据外来观察者的角度，还是依据这些人群的主观认同的问题。[19]1969年，巴斯(Fredrik Barth)主编了《族群与边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论文集，在“导言”中他指出，“族群”是由它本身组成分子认定的范畴，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非包括语言、文化、血统等的“内涵”；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的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在生态性的资源竞争中，一个人群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以排除他人。民族史研究的边缘理论即深受此影响。[20]当然，最具摧毁力度的理论当属本尼狄克特·安德森的关于民族／族群是“想象共同体”的论述。[21]
同时，边缘理论还引入了社会与历史记忆的理论。因为“我是谁”的问题至少包含了“我不是谁”和“我认为我是谁”两层涵义。族群的实践常利用社会和历史记忆来实现。所以，边缘理论发展了社会记忆／历史记忆理论的研究空间。在边缘理论家的眼里，“历史”只有被记忆和复述时才有价值，历史存在的目的就是因为能够被反复记忆。在建构了这样一个“民族”及其“记忆”的定义之后，以此为基础，对以往根据文献、文物（考古）对民族史的研究，特别是民族的溯源研究进行全面的反思。显然，族群边缘理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察和分析民族问题的视角。它也有忽视“民族”本体，过分依赖“关系网络”和民族“表现”的弊端。惟有内外结合，双管齐下，才能最终解释民族形成问题的方方面面。
四、整体史观：中华民族形成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80年代后期，陈连开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指导下，提出民族史研究的整体史观和中华民族整体研究架构，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史研究向综合和纵深发展，给民族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22]这个新的理论已经成为民族史学研究中学者们所共同遵守的一个基本的分析架构和方法，同时它也是研究的最高目标。相关的论文论著自80年代后期以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胜枚举。除一般的民族史研究外，甚至有从服饰、饮食等物质层面和文学艺术、习俗信仰、图腾制度，甚至神话等精神层面进行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研究明显是在生搬硬套“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关于整体史观的认识和理解，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以布罗代尔为首的法国论坛学派有一系列精彩的阐述，出版了大量的作品。现实问题的研究只有放到历史之中，才能看清其来龙去脉。历史问题只有放到更长时段里考察才能解释明白，研究哪怕是最微小的内容，也应该同时考虑到总体问题，只有在整体框架之下才易于获得全面的观点。[23]当然，法国论坛学派的总体史学分为三个层面，“历史事件”仍然是较为基本的素材。
中华民族形成史的整体研究，主要是从实际研究的具体情况出发而得出来的认识。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它作为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是相当漫长的，仅仅从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段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对中华民族的结构关系、运动轨迹进行分析，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另外，中华民族又是由各民族构成的，离开了整体的角度容易陷入更低一级的民族层次单元，看不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事实和长期整体认同的事实。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最易于观察到的是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间的往来和矛盾，而容易忽视整体关系。没有对中华民族形成史的整体探讨，自然难以形成对整体史观的认同。从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性研究，上升到对整体史观的认同，是一个质的飞跃。我们认为，民族史研究中整体史观的确立不仅开拓了历史学的研究思路、研究空间，更提出了新的研究目标和要求。我们相信，中华民族形成史的研究一定会对整体史学体系的建立作出重要的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