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巍[1]2004年在《高级中等教育供求矛盾及其解决方法初探》文中提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现阶段我国高级中等教育面临着供给和需求的矛盾。我国高级中等教育的需求应该包括个人、企业、政府对高级中等教育机会和高级中等教育产品的需求；而高级中等教育的供给就是指高级中等教育机构向学生提供有关教育机会和为社会各行各业提供熟练劳动力。教育供需矛盾是我国的高级中等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机会和教育产品与个人、企业、政府对此的需求出现不平衡而产生的高级中等教育的供需矛盾。 矛盾主要体现在教育数量、质量和结构叁个方面。首先，由于我国的经济欠发达，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的财力有限，政府对教育的投资不足，在教育供给的总量上供不应求；其次，由于历史的原因，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把仅有的教育资金都投入到重点高中的建设中，造成了在普通高中教育中重点高中与普通高中在教学质量上的较大差距，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分布上不均衡，优质的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第叁，由于人们的观念、政府的投入和自身产品质量上的原因，人们对高级中等职业教育的需求远远低于对普通高中教育的需求，产生了高级中等教育结构上的供求矛盾。 为缓解矛盾，从现阶段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采取断然措施，确实保证政府对教育资金投入的真正加大；二、加快教育改革，拉近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的差距，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叁、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解决结构上的供需矛盾。
谷峪[2]2006年在《日本社会转型期的职业技术教育》文中指出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的经济改革的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跨越式发展意味着我们要同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和集约化的目标。当前我国就业和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两个大的变化,社会劳动力就业需要加强技能培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培养更多的高级技工。在2005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指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是促进社会就业和解决“叁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不但需要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经营管理人才,而且迫切需要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我国人口多,劳动力多,特别是农民多,就业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而且必须解决好的大问题,需要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城乡劳动力的就业和创业能力。因此,必须完善国民教育体系,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把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放在同等的重要位置。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从理论与实践上,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研究,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我们不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我国的职业教育,还必须借鉴外国的经验包括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切有益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日本的职业技术教育是其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实践,充分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其职业教育事业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可以说职业技术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它的发展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对战后日本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执行的政策、取得的效果和经验教训等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探讨其在日本社会转型期所发挥的作用、基本特点和一般规律,对改革与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是很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 本论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工业化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型期的职业教育整体状况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总结了日本在战后为了全面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高度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形成了今天的一个多层次、多类型的比较完整的职业教育网,有学校、企业和社会几大类的职业技术教育。其职业技术教育结构,有职前教育,在职教育,转业教育,水平有高有低,时间有长有短,灵活多样,互为补充,互相促进。既适应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需求,又为不同年龄、性别、学历的人提供了多种升学、培训、转业和提高的机会。
叶忠[3]2004年在《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文中研究说明近几年来，失业和下岗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为缓解日益严重的社会就业压力，学者们提出了不少具有建设性的主张和建议。其中期望通过扩大教育规模，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这一途径，来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主张，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伴随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入学人数正大幅度地增加，特别是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展；另一方面，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日益困难，高学历人群中失业人数日益增多，出现了莘莘学子苦苦追求高学历与手持高学历者处境尴尬并存的现象。 教育与就业的关系是确定的吗?本文研究认为：(1)不确定性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教育规模扩展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使得教育与就业之间也存在着不确定性；(2)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毕业生就业率高低、教育收益离散程度、教育过度发生率高低等指标来进行表征；(3)个人选择、学校、劳动力市场和工作场合是影响教育与就业关系不确定性形成的重要因素，贯穿在教育与就业发生关系的全过程；(4)在市场经济社会，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是一把“双刃剑”，因此有必要着重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对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进行规避；(5)当前我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也开始显现。其形成既与社会经济发展、教育发展的客观趋势有关，也有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中，制度变迁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教育与就业关系发展)现实需要的原因，还有经济社会发展决策(包括教育发展决策)不当的原因。当前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从引导与尊重个人教育选择、深化学校教育内部和外部的改革、转变政府相关职能的角度，对我国的教育与就业关系不确定性进行规避。 本文研究共分为四个部分：(1)第一部分为教育与就业发生关系的历史研究。对教育与就业关系的实践发展历史和人们对此关系理论认识的历史进行了考察，认为教育与就业的联姻，是在人类社会采取工资劳动形式以后才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并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经历了由确定到不确定的叁个发展阶段；人们对教育与就业关系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从最初肯定教育对就业⑧博士学位论文〕沉万O凡让DI骆班盯A刀ON的积极影响到逐渐关注教育与就业关系的复杂性。(2)第二部分为教育与就业关系不确定性的表征及影响研究。对现实生活中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归类，提出通过毕业生就业率、教育收益离散程度、教育过度发生率叁个指标来进行具体表征。我国当前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则主要表现在毕业生就业状况不容乐观、毕业生工资收入差异加大、不同学校的毕业生收入差距明显、不同教育程度的毕业生收入差距仍然较小等方面，并分析认为教育与就业关系既有有利影响，也有不利影响。(3)第叁部分为教育与就业关系不确定性的形成原因研究。首先从微观角度对教育与就业发生关系的个人因素、学校因素、劳动力市场因素、工作场合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教育与就业发生关系的整个过程都充满着不确定性。然后分析了我国现阶段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原因，认为我国现阶段教育与就业关系不确定性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一些制度性因素造成的。(4)第四部分为教育与就业关系不确定性的规避策略研究。对规避教育与就业关系不确定性的既有策略进行简评，分析了规避的主要方法和主要模式，在此基础上对规避当前我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提出了叁个原则和一些对策建议，认为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是内生的，不可能完全消除，但人们可以努力控制、规避这种不确定性。当前应该通过引导并尊重个人的教育选择、进一步深化学校教育改革、改善政府的教育管制、转变政府相关职能等措施来规避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
彭志武[4]2007年在《高等职业教育学制研究》文中认为高等职业教育业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生长点,但其在学制方面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了中高职教育的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纵向多层并与普通高等教育横向沟通的确定,固然受经济、科技、人才结构的要求所制约,高职院校办学者和求学者的价值取向也是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高职教育学制的理论基础在于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教育市场化理论、人才结构理论,以这些理论为指导,有助于提高我们建立高等职业教育独立体系的自觉性。高职教育学制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改革高职教育学制必须具有历史眼光、全球眼光、未来眼光,进行通盘考虑。清末以来,我国学制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其改革的致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它既受社会经济状况的制约,又受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的左右。目前,我国以专科为最高层次的终结性的高职教育学制直接制约了我国中高职教育的发展,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等职业教育向更高阶段延伸的态势及其与普通高等教育的横向衔接的高职教育学制发展趋势相违背。总结我国高职教育学制发展的成败得失,借鉴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高职教育学制的发展经验并使之中国化,笔者认为我国高职教育学制至少应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应是独立的体系;第二,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应该是和普通高等教育体系相平行的体系;第叁,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和普通高等教育体系是相沟通的;第四,高职院校类型和学制灵活多样,有长有短;第五,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各层次教育应易于与成人高等教育结合。建设结构合理、灵活开放、特色鲜明的我国高职教育学制,需要有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策略:健全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高职院校有必要开展多证制教育并力求多证制教育的有机整合;设置各类教育之间的桥梁课程;建立开放的高职教育体系;以灵活多样的高职教育学制来满足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对不同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任平[5]2010年在《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课程史论》文中认为职业教育课程是体现职业教育思想和目的的载体,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内容的选择、课程实施的组织等都是直接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肇始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我国职业教育,由实业教育发展演变成职业教育,其发展过程可谓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但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传统的教育观念变革的不彻底、课程实施所需的条件不充分等原因,造成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课程实施的成效与预期的目标相差甚大,实施的效果不甚理想。尽管如此,产生于晚清时期的职业教育,在救国图存和资本主义农工商实业发展的背景下,职业教育课程的设计结合了当时的时代特点,顺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体现了职业教育的目标和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晚清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课程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文从职业教育思想、职业教育课程目标、职业教育课程内容、职业教育课程实施、职业教育课程评价等几个维度对晚清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的课程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状况,提出了职业教育的师资培养是职业教育课程实施之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课程理论是职业教育课程的魂之所在,企业参与是实施职业教育课程的有效途径等几个方面的启示。职业教育思想是职业教育课程的逻辑起点,是制定和实施职业教育课程的依据。论文第一章重点分析了洋务运动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维新时期“广开学校、振兴实学”实业教育思想以及民国时期的“唯实主义”的职业教育思想。职业教育的课程目标能否忠实体现职业教育思想是职业教育是否得以顺利发展的基础。论文第二章结合课程结构以及具体的个案,分析了晚清民国时期不同阶段的章程和学制,可以看出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的课程目标始终是围绕解决国家存亡、民生民计的教育目标为本,以“就业、实用”为上的课程宗旨。课程内容的选择是实现课程目标的最佳关键的因素。第叁章围绕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课程内容,讨论了主要是“西学”“西艺”“生利”“实利”的课程思想对课程内容的影响,以及在普通教育中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分析。第四章是对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课程的实施情况进行考察。考察从影响职业教育课程实施的人和物两个维度进行。在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课程的实施逐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体、企业和社会积极参与的投入机制,通过聘用外国教员、兴办师范学堂、企业培养等多种途径来组织职业教育的课程实施。论文第五章是关于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课程的评析和启示。晚清时期的实业教育是救国图存的教育,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是一种民计民生的教育,让无业者有业的教育,虽然实业教育没有挽救清政府的命运,也没有让中华民族免受西方列强的蹂躏,实业教育也被戏称为“失业教育”,但是,实业教育中的中学为体的思想维系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维系,西学的内容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实业教育课程为近代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储备,催生了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实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奠定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基础。这些都说明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课程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进程所起的历史作用,作者对此做了一个概览性的评析。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通过对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课程几个维度的梳理,联系当前职业教育课程的现状,作者从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课程体系、职业教育的课程结构和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实施模式等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以此作为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课程对当下的启示。
田谧[6]2017年在《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发展史研究（1840-1937）》文中提出在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商业总体上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商业教育更是被排除在正统的学校教育之外,只能以家庭教育和学徒制形式得以延续并缓慢发展。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小农经济遭到破坏,近代工商业出现并逐步受到重视,学校商业教育才在中国出现并发展起来,并最终纳入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之内。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从产生到发展一共经历了四个阶段:萌芽阶段、成型阶段、制度确立阶段以及进一步发展阶段,每一阶段的高等商业教育的发展都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从横向看,社会政治变革、近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政府的商业政策,都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从纵向看,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从萌生以后,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在办学层次、教学内容、管理体制等诸方面不断完善和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为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洋务派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发展商务”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在缺乏近代商业学科知识体系的情况下,商业知识教育杂糅于外语教学内容中,洋务学堂、教会学校中的商务英语教学成为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嚆矢。其中,张之洞在自强学堂中开展的商业教育活动是洋务派进行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典型案例。甲午战争结束,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并提出“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和“恤商惠工”的新型观念,催生了正规的高等商业教育机构的崛起。这一时期在南京建立的江南储才学堂所进行的商业教育活动,从教学层次与科目等方面来说,已具备诸多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特征,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逐步成型。维新运动失败以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迫使清政府再次启动全面改革,开始“新政”。“新政”期间清廷不仅通过建立近代商业行政管理体制,制定各种保护商业发展的法律规程,鼓励成立各种商会组织等手段促进“重商政策”的落实,还在壬寅癸卯学制中确立了商业教育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制度的确立。民国成立以后,国体政体的变更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及高等商业教育的发展扫清了制度障碍,近代性的工商业经济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促使高等商业教育不断改革和发展。经过民国初期在实业教育变革带动下的初步改革,到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实施,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彻底实现了制度的现代化,从此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工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政府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到抗战前,高等商业教育无论是在数量规模还是在教学质量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梳理和研究可以发现,中国高等商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具有制度化不断增强、借鉴性和本土性同时并存、受商业政策与商业发展状况影响明显等特点。其成就主要表现在逐步形成了完整教育体系、注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与城市发展相互促进等方面,同时也存在办学经费的匮乏、区域发展不均衡等明显的局限。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启示我们,办好高等商业教育,必须坚持办学特色、鼓励民间投资办学、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特别是国家要制定政策鼓励商业发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高等商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李树陈[7]2016年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角下的职业教育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职业教育政策是国家公共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解决公共职业教育问题、满足公共教育利益为目的。从政治学视角来分析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规律,是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及其内容在职业教育领域的运用和拓展,能够提高政策形成的科学性,提升政策执行的实效性,满足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服务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大局。职业教育在我国当下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承担着为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职责和使命。在国家不断突出职业教育战略地位的顶层设计框架下,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政策环境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经费不足、技术技能人才未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和认同等。在国家“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下,如何克服存在的问题,调动政府、市场、企业、行业、学校、民众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积极性,实现利益共享,形成办好职业教育的合力和持久动力,实现职业教育公共治理现代化,成为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公共政策涉及到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调整与分配。职业教育政策是公共政策在职业教育领域中的具体表现,牵涉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益分配,具有明显的公共属性。职业教育政策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与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密切相关,影响到我国政治稳定、经济转型、社会和谐与文化繁荣,它是助推经济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对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需要对有关概念进行明晰界定。对治理、公共政策、公共产品、利益相关者理论、国家治理体系和职业教育政策及其体系等概念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为研究职业教育政策奠定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对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出台的各种职业教育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其对国家整体治理体系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为今后更好地处理好职业教育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的共生互动有着非常好的参考和借鉴。全球治理视野下,各国更加注重公共政策的构建。职业教育政策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到经济发展、产业调整、人力资本投入、国家繁荣稳定等多方面。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普及职业教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所提倡的政策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着重要的推动和借鉴作用。尤其是促使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全球职业教育治理协同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立足本国实际,紧密对接国际人才需求变化的动向成为诸多发展中国家的优先选择。纵观世界各个发达国家的历程,它们在推进本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都密切注意教育结构的调整与变革,尤其是非常注重发挥职业教育在整个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美国、德国尽管在国情、文化传统等方面与中国有很大差异性,但职业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规律对中国依然有用且相通,即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好作用,转变职能,为职业教育发展创设好外部环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起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增进办学活力,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全社会破除既有的各种歧视,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和成才观,营造好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氛围和环境。这些都为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即以实际需求为导向、构建开放的运行体系、进行跨界性研究、进行国际化合作等,这些都成为新时期立足我国实际制定正确职教政策的必要参照。目前,我国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经济社会转型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教育发展也呈现出补齐职业教育薄弱环节、解决好结构性就业矛盾、实现多元化成才成长、顺应全民终身学习时代要求等特点。这种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公益性更加凸显,政府的主导作用将更加突出。政府需要进一步发挥职业教育发展理念的宏观思考,进行法律制度构建、机制体制政策层面上的战略安排,不断丰富内容和形式来满足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巨大需求。与之同时,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也要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成为促进政治稳定的重要途径、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新四化”布局的重要支撑、促进经济新常态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结国际组织、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基础上,围绕着我国职业教育实际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几个方面的进一步思考,如进一步细化顶层理性设计,包括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步提高职业教育办学层次,更加体现职业教育公益性、促进社会公平,坚持依法治教等方面,尤其是对《职业教育法》的修订提出建议;进一步改善政府宏观管理作用,包括明晰各级政府职业教育职能分工、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和成才观、提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断创新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等方面,其中对营造全社会尊重技术技能型人才尊重的文化和氛围、弘扬和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功能,包括调动相关政府部门积极性、拓展行业组织功能、发挥企业办学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引导作用等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对如何进一步调动起来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合作办学的积极性提出了思考。综上所述,所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思考,以期能够对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李淼[8]2011年在《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社会矛盾。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机会与结果的不平等在社会逐渐蔓延开来，发展理念严重拷问着社会的公平秩序。教育作为提高人的内在素质以消除外部条件影响的工具，原本是缩小社会差距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教育的差距同样在加大，这将直接导致未来城市和乡村居民在知识结构、经济地位和收入方面差距的扩大。以解决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问题为目的的和谐社会理论，由于其强调的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观念相契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入了一个新境界。在我国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教育公平与教育均衡发展问题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核心、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如何在弱化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实现城乡教育公平，以及在我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范围内彰显教育公平的价值和消弭教育不公平带来的危害，就显得非常有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平台上探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基础教育公平问题。全文除第一章绪论外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二章。分析选题的研究意义，论述了促进教育公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社会公平理念作为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演化形成。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旨需要通过社会公平来体现。公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起着社会稳定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功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和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第二部分为第叁章和第四章。分析选题的背景和现实基础，剖析了由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中国基础教育不公的现状及危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中国的二元结构不仅表现为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还表现为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长期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笔者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教育差距历程、状况及其危害进行了梳理。第叁部分为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分析选题的深层次原因，从社会分层因素、制度因素和政策因素叁方面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教育不公现象进行内在的探讨。笔者认为，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教育体制性障碍是城乡教育不公的根源，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教育政策性弊端导致城乡教育不公的衍生。城乡二元结构下社会分层和教育公平的相互影响使得城乡教育不公持续扩大。以此为中心，对各个子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第四部分为第八章。选题的解决方案初探，通过国外实现教育公平经验的借鉴，结合弱化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具体措施，以及当前政府教育职能的转变，对目前我国实现城乡基础教育公平的方法进行初步探讨。笔者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导致城乡教育不公的根本原因，单纯通过教育制度政策的改革并不能完全实现教育公平。只有通过改革宏观经济政策以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推行城乡一体化战略以削弱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最终达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弱化及良性发展，同时，结合政府教育职能的转变，通过一些有效的措施实行政府教育制度的改革和政府教育政策的改进，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城乡基础教育公平。
杨卫安[9]2010年在《我国城乡教育关系制度的变迁研究》文中提出城乡教育一体化问题是当前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城乡教育一体化问题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对当下如何处理城乡教育关系的研究。在这种形势下,考察中国城乡教育关系的制度演进路线和制度依赖路径,探索城乡教育一体化构建的影响因素群及其内在的规律性关系,为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教育政策内涵和教育制度设计奠定理论基础,就成为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本论文试图采用经济学当中经常使用的制度分析方法,对城乡教育关系制度的变迁史进行研究,以期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它本身是作为一种社会建制而存在的。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试图突破以往研究缺少理论与历史关照的局限性,把城乡教育关系作为一种制度来进行历史的分析,并从历史当中总结规律,进行理论归纳,以更好地指导实践问题。除绪论外,全文共分六章进行阐述。第一章是基础理论部分,主要阐述作者对制度及制度变迁所持的一种基本理解和看法,它构成作者对城乡教育关系制度变迁进行分析的基础和前提。主要从本体论、价值论和实践论叁个维度来探讨。第二到第五章是本体部分,主要对先秦到现在不同时期的城乡教育关系的制度变迁及其成因进行分析。每一章又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属于教育的“外部史”,是城乡教育制度变迁的外生变量,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不同时期的城乡教育关系进行探讨;第二和第叁部分是各个时期城乡教育制度变迁的“内部史”。其中,第二部分是城乡教育关系制度的史实部分,主要是以教育的供给制度,即投入制度为主进行阐述。第叁部分是从制度分析的视角对城乡教育关系制度的变迁进行分析,对第二部分城乡教育关系制度的变迁进行“内生”解释。第六章是对从第二章到第五章的总结与启示。本章首先对前四章城乡教育关系制度的变迁进行规律性探索。包括对城乡教育关系制度变迁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架构和对城乡教育关系制度变迁一般过程的分析。其次再探讨我国现阶段的城乡教育关系应当如何处理。具体包括城乡教育关系制度变迁价值目标的定位,需要重点解决的制度问题以及如何保证能解决这些制度问题等等。最后是结语,要求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城乡教育关系制度的变迁。对城乡教育关系制度的变迁史进行回顾和分析,不仅是为了总结历史规律,并以此来改造当下,更是为了要把今天的实践看成是正在形成中的历史,高度重视并努力把握其对未来的影响和作用。
王瑜[10]2013年在《公平视域下美国义务教育改革研究》文中指出义务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作为国家立法规定的每一位公民应平等享有的基本人权,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必需教育形式,是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基础。这就决定了义务教育改革的公平诉求有着不同于经济、政治或其他教育领域方面公平诉求的独特性。从价值上看,教育公平是一种教育理想,即通过教育公平进而达到社会公平的人类诉求。从政策上看,教育公平理念是针对现实教育现状中的供需不平衡提出的,其既包括了经济意义上社会总资源在教育中的合理配置及有效利用,也包括了哲学和法学意义上教育机会与教育权利的公平分配。从历史上看,教育公平是随着时代不断改变的历史范畴。在还未普及义务教育的时候,教育公平的涵义是保障更多人受教育机会的权利；在普及义务教育之后,教育公平是保障所有公民的基本受教育质量；当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教育公平则是要求为更多的人提供优质教育。教育公平独特的内涵源于丰富、不断更新的理论支持,主要包括了教育公平理论、教育人权理论和教育现代化理论。首先,义务教育的公平意味着教育机会的平等以及教育资源分配的合理,国家在提供给社会成员受教育可能性上是相等的,而在受教育可能性实现方面则应差别对待。其次,义务教育改革应以人权的自由和平等为价值核心,通过法律和道德的规范得以实现。最后,教育数量公平迈向质量公平是现代社会文化与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必然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在社会中的阶级性制约与社会民主与公平诉求中持续。回顾美国义务教育改革历程,美国民众的教育公平诉求从建国开始就从未中断。起初,为适应社会劳动力的需求和回应国内的民权运动,美国将教育公平实现的重点放在平等的入学机会和公平的资源分配方面,如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非裔黑人民众开始了争取混合公立学校运动。自1965年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颁布了向贫困家庭儿童及落后学区提供教育补助与补偿教育等促进美国教育公平实现的法案后,一系列教育改革文件都在围绕教育公平战略被承接实施。到了本世纪,《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与奥巴马政府的教育改革蓝图的出台,标志了美国义务教育进入以标准化问责为主要内容的优质教育公平的深化发展阶段。公平诉求下的美国义务教育改革反映出不同价值主体在对教育价值认可基础上产生的不同价值观念。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大思潮影响下,美国联邦政府在对教育资源的配置中反映出平等与效率等不断交互发展的价值诉求。新自由主义认为人生而平等,教育的责任是促进社会的平等或者说是矫正因个人努力以外因素造成的不平等,义务教育资源应根据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平等地位,予以从起点、过程到结果进行全程化平等,其评判应关注最终结果的平等以及对地位不利者的最大化补偿。然而,新保守主义理论认为在教育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应该一切从人的自由本性出发,凡是违背或限制自由的做法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其坚持机会均等而非结果平等。基于市场自由之理念,新保守主义认为在有限的教育资源条件下,应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遵循市场中的优胜劣汰、自由竞争原则,将教育资源按需按能力分配给社会成员。从美国义务教育改革的各项政策举措可知,联邦政府始终是坚持“平等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理念,将“保障平等”视为终极性理想诉求,而将“提升效率”视为阶段性现实追求。理念诉求的实现依托于完善的制度与有效的措施。为兼顾平等与效率这两个外在对立而内在统一的改革目标,美国联邦政府吸纳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性以及新保守主义的回归传统理念,一方面继续加大公立教育资源投入,通过资源补偿和配置来缩减在区域间、学校问和群体间的教育差距,另一方面则在科学严谨的问责、测量、控制、评估体系中制定强制性的统一课程和学业高标准,通过教育券、特许学校等市场介入方式将教育纳入自我管理轨道,使“平等”与“效率”两者能在实践矛盾中得以创造性的缓和与趋近。美国联邦政府并不直接提供和实施学校教育,而是通过教育拨款和立法来推动教育公平并履行教育监管职责,即提供教育资金、设立补偿配置项目、确立教育标准、审查办学资格、监督教育质量等,而教育的效率价值和自由价值则交由市场自行管理,即家长和学生在各种形式的教育机构和教育服务中对教育的数量、质量、方式、方法进行选择,最终通过市场自身的竞争机制实现教育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因此,政府、学校和学生这叁者之间形成了政府实施充分性拨款、学校接受标准化问责、学生进行市场化择校的教育均衡关系,并建立和完善了学校选择制度、财政分配制度和学业问责制度。从美国义务教育改革的价值理念、历史演进、制度策略都可以看出,美国人民从公共教育诞生的一刻起就没有停止过对教育公平的探索和追求。这是美国各级政府、市场、民众共同参与的,以政府政策为导向、市场竞争为驱动、公众参与为基础的教育改革历程。在追求形式公平走向实质公平的改革历程中,美国联邦政府能以强制性、延续性的教育法案作为推动教育公平理念的有效保障；以教育券、特许学校、开放入学等学校选择计划来实现不同群体的受教育机会均等；以联邦、州、地方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式以及教育补偿政策来弥补区域间和群体间的资源配置不均衡；以国家级、州级统一的标准性测试以及复合型评估问责制度来确保区域间的教育质量和成就的平等。在教育政策决策中,联邦政府作为国家教育改革的执行主体,总是设法广征多方政见和平衡各阶层利益,强调教育资源配置的民主性和科学性；通过立法、诉讼等法律方式保障政策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在教育政策实施中,联邦政府通过纵向规划各州和地方政府教育改革措施,横向规划教育部教育改革行动,不断加大对教育资源持续的投入和调控；各级政府根据联邦政策精神,依法推动各项教育改革措施,并及时将教育改革实践反馈到联邦决策层面,从而实现教育改革实施者与决策者有效的良性互动。为此,美国义务教育改革的经验可以为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供合理启示：准确把握教育公平内涵,坚持政府依法治教和民主决策；理性看待学校选择政策,拓展择校的工具价值和市场作用；持续保障教育财政投入,完善公平与充分的转移支付制度；合理配置教师资源,建立弱势群体教育补偿制度；科学树立教育发展目标与标准,加强教育督导与问责力度。
参考文献：
[1]. 高级中等教育供求矛盾及其解决方法初探[D]. 熊巍.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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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课程史论[D]. 任平.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6]. 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发展史研究（1840-1937）[D]. 田谧. 河北大学. 2017
[7].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角下的职业教育政策研究[D]. 李树陈.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8]. 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研究[D]. 李淼.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1
[9]. 我国城乡教育关系制度的变迁研究[D]. 杨卫安.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10]. 公平视域下美国义务教育改革研究[D]. 王瑜. 西南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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