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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0)2期0001-07
一、理念变易与政策调整
奥巴马外交与布什外交在理念和政策层面有明显差异。
（一）在外交理念上，奥巴马从两个方面对布什的理念进行修正。
其一，基本沿着反映美国真实力量状况的方向，重新确立美国的国际定位，即将布什时期把美国定位为全球“绝对霸权国家”改为世界多强中的“第一强”，也就是把布什认定的美国的实力与世界其他主要力量中心相比占全面绝对优势，修正为在许多方面只占相对优势。
布什作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政治代表，是在美国经济连续近10年强劲增长，“独超”实力达到鼎盛时期上台执政的。美国超强的军事力量和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冲昏了他的头脑，使他盲目地将美国的实力绝对化、扩大化。他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意识形态等各种力量在世界上都占“压倒优势”，美国是自罗马帝国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既然美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实力地位，就应该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应该主宰世界秩序和国际事务。与此相适应，布什政府认为当今世界战略格局是由美国支配的单极格局，且认为这种单极格局模式是最理想的世界格局模式，因为它“最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而多极化结构只会给世界带来动乱、纷争以至战争和灾难。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赖斯就曾公开为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格局唱赞歌，公开指责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主张世界多极化是“错误”、“荒谬”、“不负责任”，甚至是“不道德”和“邪恶的”。
奥巴马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布什将美国实力绝对化的偏颇。奥巴马政府虽然认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但明确指出，它“不再具备在军事和经济主导基础上实现全球霸权的能力”，①即认为美国的力量对其他主要力量中心不占压倒性的绝对优势，而只占相对优势。这种看法是比较接近实际的。在经济领域，基本上实现了单一货币的欧盟的经济总量早在2005年就已超过美国；在战略军事力量领域，美国也不具绝对优势，因为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大体上与美国相当，同美国一样拥有足以摧毁世界多次的能力；其他拥有第二次打击力量的核大国，虽然总体战略核力量比美国小得多，但同样拥有摧毁美国的能力，对这类国家，美国的所谓战略军力的“绝对优势”也没有多大意义。美国在常规军力上的“绝对优势”对它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言也没有多大作用，以前它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它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和难以摆脱的被动处境也证明了这一点。金融危机和“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的失败则击碎了所谓美国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是世界“最佳经济模式”的神话。在国际影响和道义层面，美国的作用和形象严重下滑，美国说一不二的时代已经终结。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认为，美国可以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但不能包打天下，无法单独应对全球性挑战。与此相适应，奥巴马政府不大认同布什政府所谓当今世界是由美国独家主导的单极世界的观点，而倾向于承认多极化进程。奥巴马本人曾说“美国应采取适应多极化进程的方针”，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戴维·希尔更明确指出“世界正朝多极化发展”。②美国政要如此正面认可多极化格局发展问题，在冷战结束以后是第一次。
其二，重新审视并淡化民主外交理念。
布什政府认定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具有“普世价值”，理应向世界各国尤其是非西方国家推广、普及。它把向全球推进民主作为美国外交的“神圣使命”和中心目标，公然在中东等地区推出“民主促进计划”，把促进民主同有关国家发展关系或向其提供援助直接挂钩。更有甚者，它经常以“不民主”、“违反人权”为借口对其他国家进行攻讦、制裁、打压，甚至不惜以武力推翻有关国家的合法政府，将其改变为亲美的“民主国家”。奥巴马虽也崇尚美国民主，也认为外交应承担促进民主的任务，但他不同意一个国家将自己的民主模式强加给别国，不把促进民主定为美国外交的主要任务。他2009年9月在第64届联大发表讲话指出：“民主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一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应当寻找自己的道路，没有一条路是尽善尽美的。每个国家都将沿着发源于本民族文化的道路前进。”奥还承诺他不会推行全球民主化政策，尊重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形式”。
奥巴马上述理念比较理性务实。这是其政府放弃布什政府咄咄逼人的全球战略攻势，进行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推行较为灵活、温和、务实的“巧实力”外交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在外交政策层面，奥巴马新政的核心是谋求发展多边伙伴关系外交，自称“巧实力”外交；布什外交的核心是推行强硬的单边主义实力外交，被讥为“蠢实力”外交。
“巧实力”外交从诸多方面对“蠢实力”外交进行了改革与调整。
第一，以接触示好代替对立对抗。
布什政府把不友好的非西方国家视为“异端”，对其横加“流氓国家”、“邪恶政权”、“暴政前哨”等罪名，进行制裁、孤立、封锁，还不时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甚至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实行“政权更迭”。其结果引起强烈反制，使美国付出沉重代价。奥巴马政府改变这种粗暴作法，向反美情绪高涨的伊斯兰国家和左翼政权占大多数的拉美国家伸出橄榄枝，表示要与它们创建友好关系的“新开端”，甚至说要与之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对被布什一贯加以敌视的所谓“无赖国家”也与之松动关系，进行接触，如先后派高官往访叙利亚、苏丹、缅甸、朝鲜等国；表示要与伊朗无条件地进行直接对话，并利用在海牙召开阿富汗国际会议之机，美伊两国进行了30年来首次高官会晤，奥政府还承认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放宽对被美国一向视为眼中钉的古巴的制裁，并同意美洲国家组织撤销1962年通过的将古巴驱逐出该组织的决议。
第二，重返多边，以摆脱外交困境。
布什为了谋求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绝对主导和绝对霸权，将美国凌驾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之上，大搞单边主义，在处理与别国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上恣意妄为：以各种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对别国强加民主并动辄制裁、打压、动武；否定国际协定和条约，包括先后退出《京都议定书》、关于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罗马条约》和单方面废除美俄“中导条约”；违反《日内瓦公约》，一再实施惨无人道的虐俘恶行等等，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使美国信誉扫地，陷于孤立。奥巴马舍弃布什声名狼藉的单边主义，重返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舞台。他在联合国讲坛上批评单边主义，说“如果让一个国家或一群人凌驾于其他国家或人群之上，世界秩序将难以为继”，③并强调处理重大国际问题“要发挥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在行动中，他注意在联合国的框架内，通过与有关国家的多边合作解决重大热点问题，如以国际金融机构为中心，重视发挥G20的作用，以有效处理百年难遇的金融风暴；亲自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就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责任原则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环保资金与技术等问题与参会各国首脑达成基本共识；表示要“努力推动”批准以前美国拒绝批准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国际条约；还主张通过直接对话解决与敌对国家的分歧，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第三，为反恐斗争正本，不再搞反恐扩大化和“先发制人”打击。
布什把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定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要务，大搞反恐扩大化。他把防扩散、反“暴政”、促“民主”都纳入反恐范围，甚至借反恐之名推出“先发制人”战略，用武力推翻同恐怖主义组织无关的伊拉克合法政府，把反恐斗争引入邪路。奥巴马为摆脱美国反恐的被动处境，放弃搞反恐扩大化和“先发制人”方针，将反恐斗争同防扩散、反“暴政”、促“民主”的目标脱钩，不再对“异己”国家搞“政权更迭”，把打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真正的恐怖主义——基地组织及其同盟者阿富汗塔利班。为此，他宣布到2010年8月前从伊拉克撤军，将反恐主战场移回阿富汗，并向阿增兵3万，以期速战速决，尽早达成反恐目标。
第四，大力提升和改善同非西方大国中俄的关系。
奥巴马是中美建交后历届美国总统中跳出在竞选期间和上台初期拿中国说事和对华强硬怪圈的第一人，也是在上台后将中美关系提到“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和中美“将塑造21世纪”高度的第一人，也是在就任第一年即对中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的第一人。正是因为奥巴马总统对中国和中美关系如此高度重视，才在访华期间和胡锦涛主席共同确立了中美关系“积极、合作、全面”和“应对共同挑战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定位，将中美关系提升到一个新水平。对俄罗斯，奥巴马改变布什的强硬政策，宣布取消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计划，暂缓吸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并表示支持俄加入WTO，基本上满足了俄改善两国关系的条件，得到了俄的积极回应：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取消在加里宁格勒部署“坎德尔”导弹的决定；俄在伊朗问题上同美的协调有所加强等。这样，美俄关系从布什时期降到历史低谷迅速回升到正常状态。
奥巴马外交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美国和世界形势与时代特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作用。现在，美国的国际形象有所改善。不久前美国一家民调机构对2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除以色列外，所有24个国家的居民对美国有好感的人数比布什时期明显增多；奥巴马对拉美、非洲、伊斯兰国家的“魅力攻势”使美国与这些地区国家的关系有所改善和修复；奥巴马政府一改过去历届美国政府拒签《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立场，正式加入该条约，奥本人还破天荒地同东盟十个国家举行首脑会议，将美与东盟的关系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奥巴马对中、俄政策新思维使中美关系得到新发展，使美俄关系重回以良性互动为主的轨道；军控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奥巴马提出的美俄进一步大幅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倡议得到俄方积极响应，双方已就签订新的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达成原则协议。这些说明，在布什外交受挫后，奥巴马主义使美国外交出现一些新的气象和起色。
二、美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深度演变
奥巴马主义出台有深刻的国际和国内的原因和背景。
（一）世界战略格局多极化进程加速发展。冷战结束后，世界力量格局是一超与多强并存，即世界存在着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和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五大主要力量中心，世界力量格局进入从美苏两极向多极化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即后冷战时期，国际力量对比总体上向不利于一超而有利于多强的方向倾斜。进入新世纪后，这种力量变化趋势更加明显。欧盟经过扩员，GDP在4年前即已超过美国；俄罗斯经过普京多年励精图治，复兴进程加快；日本的综合实力也在增强；特别是以巴西、印度、俄罗斯、中国这“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 “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速是美国的3倍，经济总量同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以中国为例，1980年中国的GDP仅为美国的7.2%，2000年占到美国的10%，到2008年上升到是美国的33%，2009年占到美国的36%。从技术和知识经济层面看，中国以更快的速度追赶美国。以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为例，2000年美国的计算机相当于中国的3倍，手机和网民数量相当于中国的5倍，宽带接入量相当于中国的40倍，但到2008年，中国在上述各个方面已经接近或赶上了美国。④高新技术与知识经济在世界上传播速度加快，有利于增强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底气和后劲，有利于它们进一步缩小同美国的实力差距。
最近10年是美国“失落的10年”。布什执政的8年即从2001年至2008年，美国经济严重滑坡，年均增长率从克林顿时期（1993年至2000年）的3.7%下降到2.2%，⑤滑落1.5个百分点，还不到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的四分之一。美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比例从2000年超过30%下降到2008年的23.1%。受金融危机之害，2009年美国经济更加惨淡，金融资产缩水20万亿美元以上，⑥全年经济增长率将为负数，⑦其GDP占全球的比例将降到22%以下。与此相对应，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急剧减少，从2000年的大约50%降到2007年的12%，中国从2007年起至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现在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唯一中心和世界经济增长主要火车头的作用已告结束。
世界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发展。尤其是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力量中心增多，除冷战刚结束时的五大力量中心外，印度、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等国也成为新的重要力量中心，使多极化发展趋势更加不可逆转。现在美国要君临天下、建立由其主宰的单极世界秩序已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不得不适当下调美国的国际定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的现实。
（二）世界危机和挑战因素增多，美国独力难支。近些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一方面总体国际形势趋稳，另一方面动荡不测因素增多，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集，各种危机如恐怖主义猖獗、核武器扩散、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环境危机、金融危机等层出不穷，对世界各国的生存安全与发展构成愈益严重的威胁，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更是首当其冲。面对诸多危机，美国独力难为，必须加强与其他国家特别与各大力量中心及国际机构的协调与合作。这是奥巴马政府舍弃布什狂热的单边主义，重返以联合国为框架的多边舞台和谋求与更多国家建立伙伴合作关系的主要动因。
（三）布什政府外交失败的教训。布什实行单边主义强硬外交政策和“非友即敌”外交哲学，甚至为扩大势力范围穷兵黩武，严重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严重威胁各国的独立与主权，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抵制与反对。美国自身也深陷“霸权困境”，外交目标几乎全线“失守”：侵占伊拉克使其道义扫地，并付出阵亡4300多名将士、伤残5万多人、耗资近万亿美元的惨痛代价，至今仍深陷泥潭难以自拔；在国际反恐、防扩散、成立非洲司令部、中东和谈及向全球扩展“民主”等关键领域政策目标都告落空；遏俄战略严重受挫，且同俄罗斯的关系空前紧张；在其传统后院拉丁美洲，反对美国干涉和控制的浪潮持续高涨，大多数国家“左翼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敢于对美说“不”，其传统盟友也大多离它而去，以致美国媒体惊呼该地区进入了“后美国时代”；欧、日等西方盟国与其矛盾深化，对它的离心倾向日增，愈益要求与美建立“平等伙伴关系”，以摆脱充当美国麾下“小伙计”的地位。上述情况表明，美国在外交上遭遇大面积挫折，国际地位与影响降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面对布什留下的外交烂摊子和种种负资产，奥巴马不能不萌发外交新思维，而不会全盘“萧规曹随”，仍随前任之旧章。
（四）美国社会思潮和人心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霸权帝国急剧衰弱：经济严重滑坡，实力地位锐降，外交多方受挫，社会问题和弊病成堆。一年多前爆发的金融危机更使美国雪上加霜，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衰退，国库入不敷出，外债债台高筑，居民财产缩水，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下降。所有这些对美国社会造成强烈冲击，引起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深刻反思，各个阶层普遍涨起求新求变心态。曾经纵横美国政坛、一手扶植前总统小布什上台、以建立美国绝对世界霸权为目标诉求的新保守主义逐渐失势，影响剧降；主张美国进行全球战略收缩的内向思潮应运而起。民调显示，认为美国应该“自扫门前雪”，不要插手别国事务，让其他国家“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美国人现在约占美国总人数的一半，比“9·11，，事件前翻了一番。[8]奥巴马入主白宫本身就是美国社会思潮嬗变和美国人心思变的产物。奥对布什的外交理念和政策做出调整正是顺应了美国社会思潮和人心的这种变异。
三、奥巴马外交难脱美国“霸权困局”
奥巴马的对外政策虽然给美国外交带来了一些正面的变化，但总体看，美国外交起色不大，困局基本如故。
一年来，奥巴马政府的外交主要围绕反恐、防扩散、推进中东和平进程三条重点线展开，结果在这三大领域都乏善可陈，其僵局依然，死结未解。
在反恐方面，美国主打的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已从“布什的战争”变成“奥巴马的战争”，战争形势对美国更加不利，其险恶局面越来越难收拾。尽管美国的投入不断增多，但该两国安全局势不断恶化，美军死伤人数不断上升。在伊拉克，反美武装和基地组织结合日密，他们针对政府和驻伊美军的恶性恐怖袭击频发。美军在阿富汗的处境更加险峻。由于布什的战略错误，使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获得喘息之机和重新发展的机会。现在它们已经东山再起，实力不小于阿富汗战争之前，它们还在巴基斯坦山区建立了庇护所和出击基地，对阿当局和驻阿美军及北约部队的恐怖袭击越来越频繁，袭击规模越来越大，使阿富汗国无宁日，驻阿美军日无宁时。奥巴马承诺到2010年8月和2011年7月分别从伊、阿撤军，但该两国安全形势如此恶化，奥巴马能否如期撤军是个大问题。如果到期不能兑现承诺，或美军撤出后该两国局势发生重大逆变，将对奥的政治前途造成沉重打击，他在2012年大选中要成功当选连任将十分困难。外电评论说，小布什发动的这两场战争可能变成奥巴马的“滑铁卢”。
在防扩散方面，奥巴马政府在处理伊朗和朝鲜核问题上没有什么建树，无论它软硬兼施或高调示好，对方都不买账。伊朗拒绝美国提出的让它在国外提炼浓缩铀的建议，加快推进核计划，鉴于此，美国媒体评论说，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接触政策已经失败”；朝鲜已开发出核武器，并以有核国家自居。局势愈益朝着不利于美国阻止该两国拥有核军备的方向发展。世界核扩散问题越发严峻，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海外战略利益及其盟国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在中东和谈方面，奥巴马曾承诺要尽快打破以巴和谈僵局，严厉敦促主要责任方以色列做出让步，首先停止在其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兴建犹太人定居点。但以鹰派总理内塔尼亚胡把奥巴马的话当作耳旁风，我行我素，不但不作任何让步，还继续兴建犹太人定居点和打压巴勒斯坦。奥巴马政府对此竟熟视无睹，一筹莫展，甚至从原先的立场后退。国务卿希拉里访以时不但不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还向他示好，并反过来压巴方不要将以色列停建定居点作为重开和谈的先决条件。内塔尼亚胡因此更有恃无恐地坚持对巴的强硬政策，以巴关系更趋恶化，中东和谈僵局更难打破。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对奥政府这种态度感到失望和寒心，指责它“自食其言”、“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增大了对美国的反感和对立情绪。
在对待与盟国关系上，奥巴马政府放不下主子架子，压制其平等要求，使美国与其盟国固有的控制与反控制矛盾有增无减。如法国对奥巴马要欧洲尽快批准土耳其入盟很不满，萨科奇总统公开批评奥巴马对欧盟指手画脚，叫他“不要介入欧洲事务”；日本新政府萌发“脱美归亚”倾向，明确提出要同美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在驻美军冲绳基地迁址问题上公开顶撞美国，使双方的分歧表面化。在与中俄关系上，奥巴马政府虽将与之合作的一面有所提升，但仍跳不出“接触加遏制”两面政策的框框，美与中、俄的总体关系难有实质性进展。
奥巴马在外交上所以成效不多挫折不少有其必然性。主要原因是他对布什主义的“调整”和改革只是治标而不治本，即只收敛其强硬作派而不触动其霸权主义实质。由于奥巴马同布什及美国历届总统一样，主要是由美国统治阶级推举出来的。说到底，他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和美国统治集团的工具，在外交领域必须在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根本社会制度及其衍生的要由美国主导世界这一价值取向的框架内行事，否则，他在总统位置上就待不住。这就决定了奥巴马在外交上的“改革”只能是小打小闹，而不会给美国外交带来大变、突变、质变。他的外交政策对布什外交政策可能显示的“新”和“变”只能是战术、策略和某些具体政策上的“新”和“变”，而不是根本战略和总体政策目标上的“新”和“变”。即使在一些大的问题上，他对布什的立场有所修正，也主要是体现在语言表达上，而不是实际行动上，因而他经常是言不由衷，言不符实，言而无信，自相矛盾。
实际上，在维护美国的世界主要作用，维护美国的独超地位与西方的盟主地位，确保美国的战略利益和扩展美式民主、人权、自由等根本问题上，奥巴马同布什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奥巴马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的现实，甚至声称美国不再谋求当“世界霸主”，但仍强调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和天下第一强权，理应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世界霸主”和“世界领导者”实质意义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在提法上不像前者那样气焰逼人而已，他所谓的世界多极化观点同当年尼克松总统提出的世界“五极”说却竭力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如出一辙。他口头上说民主不能由外部强加给一个国家，承诺不再推行世界民主化政策，行动上又把发展中穷国实行“民主”和“良政”作为美国同它们发展关系及向它们提供援助的先决条件，最终还是回到了向其他国家输出“民主”的老路。他表面上承认每个国家有权根据本民族文化选择自己的道路，好像他跳出了冷战思维，在对外关系上不在以意识形态画线，但实际上不尊重别国自己选择本国社会制度的权利，仍以价值观的异同对其他国家画线，把非西方国家当作美国的战略对手。如奥巴马政府出台的2009年《国家情报战略报告》公然将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列为对美国的“主要威胁”；同波兰达成在该国驻军协议，显然将俄罗斯继续定为战略防范的主要目标；奥巴马在与胡锦涛主席会谈后双方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强调两国须“遵守三个公报的原则，互相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后美国负责台湾事务的官员却将这句极有分量的话解释为只是针对西藏、新疆问题，不是针对台湾，更有甚者，奥巴马政府还计划推动新一轮对台军售，继续损害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一面承认美国过去对古巴的政策已经失败，表示要开创与古巴的“新关系”，一面却在联邦预算中拨款5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古巴的所谓“民主”、“人权”事业，资助流亡在美国迈阿密的反古政府团体的活动，向古巴境内的反政府势力提供秘密的卫星通讯技术与器材，以提高其反政府效能，甚至还在古巴直接组织和煽动“街头抗议活动”，这些引起古巴政府的警觉和愤慨，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指出美国当局现在正对古巴发起新一轮破坏活动，企图“颠覆古巴经济和社会制度”，并宣布古巴已经结束与奥巴马政府的“蜜月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中可以看出，奥巴马对布什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变革”只是量变而不是质变，只是枝节性的变化而不是整体性的变化，只是浅层次的变化而不是深层次的变化。总之，奥巴马的外交“新思维”和“变革”是新而不改其旧，变而不离其宗，这个“旧”、这个“宗”就是美国霸权主义的本质。
当今世界变了，时代变了，国际力量对比态势变了，美国实力地位衰弱的趋势是难以逆转的。在这种大势下，美国再要坚持主导世界的霸权战略是注定没有好结果的。所以，尽管奥巴马有一定的才略与抱负，也较为明智与理性，他的外交新思维也确使美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影响得到一定的改善和回升，但由于他没有跳出美国霸权政治的窠臼，他在外交上因而没有大作为，无法使美国摆脱“霸权困境”。
〔完稿日期〕2010年1月16日
注释：
①俄罗斯《生意人报》2009年9月24日。
②上海《解放日报》2009年10月15日。
③北京《环球时报》2009年9月27日。
④罗伯特.佩普：《帝国的衰落》，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1-2月号。
⑤同注释④。
⑥张薇：《金融危机与中国的作用》，《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4期，第18页。
⑦甄炳禧：《当前世界经济新特点、新格局、新趋向》，《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第38页。
⑧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2009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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