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技术研究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研究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6)05-0630-07
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原理。在政治生活领域，这一原理也正在得到充分体现：由于政治技术的进步，政治体系的效能正在大幅度地攀升。政治技术的强大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但与政治技术所发挥的作用不相称的是，对政治技术的理论思考由于没有受到政治学界的重视，而始终处于滞后状态，这对政治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作用的进一步发挥是极其不利的。社会发展的经验证明：如果缺少理论的前瞻性思考，人类的实践活动要么误入歧途，要么徘徊不前。因此，只有重视政治技术的理论研究，才能为政治技术发挥对政治体系的最大效用提供科学指导。鉴于目前政治学界尚缺乏对政治技术进行研究的状况，本文虽拙，但愿意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以利于把该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
一、政治技术的内涵
技术(technology)一词最早由希腊词techne（艺术、手工艺器）和logos（词、言语）组成，意味着“熟练”和“巧妙”。17世纪，technology开始在英文中出现，主要用来指艺术的应用。20世纪以后，technology一词的内涵迅速扩展，它不仅作为方法、工艺等的指称，也作为程序、思想、工具和装备等的指称，如《辞海》对“技术”的解释有：一是泛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二是指除操作技能外，包括相应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物质设备，以及生产的工艺过程或作业程序、方法[1]（第759页）。由此可见，“技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生产工具及其他物质装备等“硬”技术，也包括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流程、加工方法、制度要求、劳动技能及诀窍，以及适应现代劳动分工和生产规模等要求的对生产系统中人、财、物等所有资源进行有效组织与管理的知识经验与方法等“软”技术。
从一般意义上说，政治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可见，政治是与人们如何实现和分配利益有直接关联性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其过程必然存在着活动的方法、技巧、程序、规则等要求，这便是政治技术。
美国学者哈维·布鲁克斯认为，“技术就是运用科学知识以可复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2]（第32页）。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申认为，“技术绝不仅仅是用可重复的方式制造产品。它是一种体现目的——手段关系的理性秩序，是工作甚至是生活要素的理性化”[3]（第52页），“建立一所医院或者组织一个国际贸易体制，都是一种社会技术，就像汽车或数控机床是一种机械技术一样”[2]（第32页）。如果按照以上两位学者的逻辑，那么在政治领域里运用科学知识以可以复制的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就构成政治技术。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政治技术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为了有效解决政治问题，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发明、设计和采用的工具、手段、工艺流程、谋略、技巧等的总称。
可以从以下方面理解政治技术的内涵：
第一，政治技术总是为了达成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发明创造、设计采用的。总体上来说，政治是以追求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进而实现社会秩序化为最终目的的社会活动。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政治目的又具有五花八门、多种多样的具体表现形式。达成一定的政治目的往往有很多制约性因素或者障碍性因素，为了克服困难，并以较小的代价高效达成政治目的，人们常常通过探索和实践，发明创造、设计制定一定的政治技巧、政治方法、政治制度、政治程序等来解决面临的政治问题，这便产生了政治技术。
第二，政治技术是政治科学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表现。政治技术要回答的是“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正如马基雅维利所指出的：“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4]（第74页）这便是政治技术。而政治科学则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这样做”的问题，也就是说政治技术关心的是“知其然”的问题，而政治科学关心的是“知其所以然”的问题。政治科学研究的是公共权力主体对社会资源的强制性分配及由此达成的相互关系的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5]（第31页）。政治科学要有自己的逻辑结构和体系，要能够对现实政治现象、政治行为等之所以产生和发展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能够对政治现象、政治行为等在今后的发展趋势作出合乎逻辑的预见。而政治技术则是政治科学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表现。一定政治技术的形成、发展和运用，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必然有其理论的依据，能够从政治科学那里找到理论根据。在政治科学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政治技术，对政治实践具有威力巨大的改造力。
第三，政治技术是政治文明系统的有机构成部分。一种政治文明形态由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技术等三个方面构成，并形成一个三维结构。其中，政治理念处于最高层次，它为整个政治文明形态提供基本的精神指导和价值准则；政治制度处于中间层次，它是政治理念的制度结构，是政治行为的基本模式；政治技术处于最具体的、最低的层次，它将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付诸操作，给前者以技术支持。良好的政治理念和合理的政治制度的实现，都离不开科学的政治技术的采用，离不开与之配套的政治技术。政治理念转化为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设计、实施和维持，都需要相应政治技术的支持。没有政治技术的大量生成和广泛运用，没有政治技术的扩散，就没有现代政治文明。
第四，政治技术是政治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工具。政治发展是指社会政治体系为适应社会环境的发展要求，以改革或者革命的方式，实现政治体系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演进的过程。政治发展不仅体现在政治文化和宏观政治架构的进步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微观的政治技术方面。如果没有微观的政治技术层面的发展和进步，就无法完善宏观政治架构及其制度。政治技术是宏观政治架构及其制度得以有效运转并发挥重大社会作用的关键性转换环节。如当前我国已经确立了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如何坚持和完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就需要在政治技术层面进行大量的探索和创新。只有根据政治结构功能的实际需要，不断发明创造、设计制定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政治技术，基本政治制度才能真正得以坚持和完善，其结构才能越来越精致，其功能才能越来越强大，才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分发挥作用。
第五，政治技术的评价依据是社会政治效果。衡量政治技术成功的标准不只在于其方法内容如何，而更着重于它是否能在政治实践中取得预期的效果和效益。任何没有实用价值或不能提高政治资源利用效益的政治技术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成功的政治技术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政治技术必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二是政治技术的应用结果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为实际的效果、效益的提高。
二、政治技术的产生和演进
政治技术是随人类政治活动的产生而产生，随人类政治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纵观人类历史，在文明时代到来以前，处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人们虽然已经脱离了动物界，但仍然把动物解决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的手段经常地运用于人类社会，用相互的血腥残杀来解决矛盾和冲突，体现出动物的本能。人类脱离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国家的形成。虽然国家本身也是一种暴力，但它已经将这种暴力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并对暴力的使用进行了限制，提高了使用暴力的理智程度，从而剥夺了社会成员和集团随意使用暴力的权利。恩格斯就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6]（第176页）。“初创时期的国家本身，也不过是一种通过建立公共权力来解决社会的阶级冲突的方法，是一种政治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说，最早的政治文明就表现为一种根本性的政治技术的采用。
从国家产生后，政治活动的频繁，导致大量政治问题涌现，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需要，促进了政治技术的不断生成和发展。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里，就已经广泛地论及政治技术问题，如为了防止政变的发生，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了十条技术方法[7]（第265页）。到了16世纪初，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更是详细地研究和阐释了在一个君主专制国家里应该如何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政治技术问题。近现代以来，“伴随着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实行，相应的政治技术大量生成，这些政治技术突破了少数人的垄断，突破了宫廷的限制，突破了贵族和士大夫的圈子，成为大众掌握的工具，成为政治生活领域中普遍化的东西，成为现代政治运行的基本要求和条件”[8]（第41页）。
在政治技术的发展史上，政治技术真正地蓬勃发展应该说是在近代工业革命以后。主要有三个因素推动了政治技术的进步：一是工业革命使社会分工体系走向专业化和精细化，政治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主要领域（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领域），其职业分化和专业化发展趋势也在迅速加深，如19世纪中叶专业化的文官队伍和文官制度的形成就是明证。政治领域专业化和精细化发展的直接指向是政治的高效化，这必然导致对政治技术的需求急剧增加。二是由于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为了应对频繁的政治危机（封建势力的复辟和无产阶级的反抗），巩固政治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们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来探索和创立新的政治技术。三是工业革命以后，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也为先进政治技术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技术的支持。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所著的《联邦党人文集》中，为了解决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后国家权力滥用以及国家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他们在继承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一整套权力制衡的政治技术，为美国宪政体制的建立和顺利运行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方法；针对面积和人口都较大的国家，怎样解决公民行使主权的问题，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提出了代议民主制的解决方案，并对代议民主制可能出现的“危险”提出了一系列克服的技术方法。
“二战”以后，由于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兴起，特别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的发展和运用，更是推动政治技术走向全面繁荣，并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二战”以后，由于东西两大阵营的形成，由此掀开了两大阵营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全面对立和斗争。特别在政治上，不仅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也存在着政治技术上的激烈竞争。由于准确地把握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带来的机遇，西方发达国家顺利完成了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后工业社会是一个技术主导社会生活方式和内容的时代。同样，在政治生活领域，现代技术及其成果也强烈地冲击和渗透进政治实践的各个层面，政治技术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凸显出来。特别是当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政治信息的传播渠道得到极大扩展，传播速度得到极大提高，在以往看来很难解决的政治问题，在信息技术面前迎刃而解，于是出现了政治运行过程空前活跃、政治运行效能迅速提高的局面。从当代各国政治发展的状况来看，人们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依赖于政治技术的支撑。“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政治过程被广泛地纳入到技术的控制体系之中，政治运作的效率和效能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支撑，这是一个难以阻挡的趋势”[5]（第844页）。政治技术化在实践过程中的典型表现是“统治权大部分掌握在技术——知识中坚集团手里”[2]（第38页）。政治技术化在政治领域里的表现是“专家治国”的兴起和大行其道。
在西方社会，由于政治技术化的进程快速推进，大批先进政治技术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广泛运用，如电子政务技术、选举技术、投票技术、政治形象设计技术、政治传播技术等。先进政治技术的广泛采用，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得以不断完善，到今天为止，已经达到了相当精致的程度。可以说，西方自由民主政体正是依靠大量先进政治技术的运用，才得以掩盖其阶级统治的本质属性，才使这种政体打扮和伪装得具有全民属性。也正是依靠先进政治技术的运用，才使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延伸了其生存空间，促进了西方社会在政治上的相对稳定。
如果把政治学研究分为政治哲学、政治科学和政治技术三个领域的话，从亚里士多德开创政治学研究起，一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都很重视政治哲学的研究，突出政治价值和政治原则的设定。从19世纪中期以后，政治哲学研究逐渐衰退，而政治科学研究逐渐崛起。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完成后，“西方政治学的主题从倡导和阐发资产阶级的民主价值转向论述和分析资产阶级个人利益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利益与社会之间的关系”[9]（第28页）。以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成立为标志，政治学研究开始进入到政治科学研究时代，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的方法被引进到政治学研究中来，出现了“新政治科学运动”，推动了当代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生和发展。“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不满足于仅仅从哲学思辨角度探讨政治问题，而是力图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对于社会政治现象作出合乎自己逻辑体系的解释”[9]（第29页）。
尽管政治科学产生以来，政治技术研究客观地存在着，并受到相当的重视，但遗憾的是对它们的研究一直被纳入到政治科学的研究范畴之中，没有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对政治技术的理论研究完全淹没在了政治科学的研究之中，其理论地位和作用没有凸显出来。到今天，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知识和技术的地位突出出来，在政治技术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政治技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学研究领域，是到了从政治科学研究中分化出来的时候了。
三、政治技术的地位和作用
任何政治技术的创立、发展和运用都是为有效解决特定的政治问题，巩固和发展一定的政权体系而服务的。在政治实践中，政治技术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历史上的韩非、西方历史上的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都十分强调政治技术的作用。在现在的俄罗斯，甚至设有政治技术研究所，专门研究政治技术的设计和运用。政治技术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提高政治行为的有效性，增强政治效能。不论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政党争取和执掌政权，还是政治家获取和控制权力、公民参与政治过程，都需要一定的政治技术的支持，否则便难以取得成效，无法实现既定目标。在当今时代，政治技术在政治生活中的功能越来越显著，作用越来越突出。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实在政治领域，这句话同样是适用的，只有政治科学和政治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才能有力地推动着政治发展的进程，实现“政治生产力”的持续提升。具体地说，政治技术在政治生活中有以下作用：
第一，为一定的政治主体获取政治权力提供服务。政党及其政治家是现代政治活动的主要主体，想方设法取得政治权力，从而为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者利益集团服务，是政党和政治家的基本职责。人类的政治实践证明，一定的政治主体能否获得政治权力，不仅仅取决于拥有政治资源的多寡，而且还取决于政治资源配置的方法是否合理，以及政治活动的策略是否科学，后者正是政治技术问题。往往只有那些能够掌握高超政治技术的政党和政治家，才能在政治权力的争夺中拥有更大的获胜的机会。可见，政治技术是政治主体夺取政治权力必须借助和依赖的有效工具。
第二，为执政党及其政治家巩固其政治权力提供服务。对于已经执掌政治权力的政党或政治家来说，巩固执政地位是第一要务。政党或政治家要掌好权、执好政，巩固好执政地位，一靠能够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战略及政策，二靠有效而有力的执行措施和执行策略。以上两方面，都必须依靠高超的政治技术，譬如重大战略决策，如果没有信息技术的支持，很难提供全面、准确、及时的决策信息。有效而有力的执行更是离不开政治技术的支持，如果没有先进的政治控制技术的介入，政策执行肯定会出现偏差和问题。所以，政治技术是维护执政地位的必要工具。
第三，争取利益的最大化。政治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政治活动的实质是各种利益主体通过一定的手段及方法，影响公共权力的运行，以达到实现各利益主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公共权力运行的方向和结果直接受制于各利益主体博弈的状况，哪个利益主体掌握的政治资源丰富，哪个利益主体具有的政治技术高超，他在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政治博弈中就处于优势地位、公共权力运行的结果就最有利于这个利益主体。可见，以政治谈判技术、政治沟通技术、政治说服技术、政治结盟技术、政治传播技术等为代表的政治技术是各种利益主体在政治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争取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条件。如在西方发达国家，谁掌握先进的政治传播技术，谁就能依靠强势的大众传媒，制造最有利于自身的舆论，从而使他成为利益博弈的赢家。
第四，促进现有政治制度的完善化和精致化。每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框架搭建起来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调整、补充和完善这一政治制度，使政治制度从宏观体制到微观机制都能够稳定、协调、高效地运转，从而充分发挥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调整、补充和完善政治制度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创立和运用政治技术的过程。在我国，创立和推广运用先进的政治技术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治学界研究的重心几乎都放在了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领域，而从政治技术领域研究我国政治发展问题，一直重视不够。这导致在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我们在认识上存在重宏观和中观制度的改革和建构而忽视微观机制和技术的开发和创建的问题。当然，我们绝没有否定研究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重要性，而是说，当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对我国政治发展问题已经取得明确共识时，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对政治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这样才能把先进的政治发展理念转化为可以改造和推动国家和社会前进的政治行为模式。
第五，政治技术是提高政治效能的有效手段。现代政治活动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政治技术与政治有效性之间的相关性也越来越高。政治技术的成熟程度、普及程度，直接决定着政治的效能。政治效能集中地体现在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与执行公共政策的效能上。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由于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电子政务系统的使用，公共决策信息的收集、整理、传送、编辑、分析、存储、检索等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大大提高了准确性和精确性。另外，诸如管理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定量分析技术、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技术、回归分析技术、马尔可夫模型等手段和技术方法的广泛运用，使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和高效化；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由于在指挥、沟通、协调和控制等关键环节信息传播技术、管理控制技术等的创立和运用，公共政策的执行效能大幅度提高。“行政管理机构的实施活动依靠的不仅仅是该机构官员的态度和动机以及外部的压力，而且取决于该机构所能获得的政策实施技术”[10]（第137页）。“为了使某一项政策有效，需要的不仅仅是广泛的权威和用以支付实施代价的拨款。良好的控制和政策实施技术也是必不可少的”[10]（第166页）。
第六，政治技术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亨廷顿认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能否保持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参与水平与政治制度化水平是否相适应，只有政治制度化水平高于政治参与水平，才能保持政治的秩序化。在当代，由于政治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如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为人们参政议政提供了一个全天候、无缝隙、双向互动的制度化渠道，人们的政治愿望和利益要求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得以及时表达，人们的不满情绪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得以及时释放。政府不仅能够借助网络平台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民情民意，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而且可以借助网络平台，解答公众疑问，并为公众提供服务，这些都可以大大消解政治不稳定因素，促进政治秩序化。
四、技术的政治化与政治的技术化
现代政治文明的一大特点，是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基础上，现代科学技术被引入到政治领域，出现了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技术化两种发展趋势。如信息技术、计量技术、电子技术、网络技术、传播技术被运用于政治领域，形成了大量的以现代科学技术为表征的现代政治技术，如政治信息的收集和分析技术、网络管理技术、电子政务技术。这些政治技术的形成和广泛运用，一方面，撕破了传统政治技术的神圣的面纱，除去了传统政治技术的人格化特征，褪去了笼罩在传统政治技术上的人格魅力，凸显了政治的公共性特征；另一方面，现代政治技术的形成和广泛运用，不仅提高了政治的专业化水平，而且提高了政治的效率。新的政治技术的形成和运用，不仅改变了政治的方式，也改变了政治的面貌，如电子政务、网络民主等政治形式，都是新政治技术运用的结果。随着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政治技术的形成和运用，政治的程式化和可预测性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技术的政治化是指人类为解决自身的生存发展问题而创立的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思维技术被运用到政治领域中来，从而不断改善政治运行条件和结果的过程。技术的政治化是自人类有政治生活就一直存在着的现象和发展趋势，这种现象和发展趋势在近代的欧美国家表现得较明显。欧洲文艺复兴以后，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思维技术等突破了宗教神学的束缚，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些技术的政治化，彻底改变了欧美国家的政治形态，如在政治领域培育出了技术（经验）理性，从而替代了神性，重铸了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技术的政治化，弥补了传统政治靠道德来维系的不足，为现代政府的运作体系提供了最为坚实的支撑；技术的政治化打破了传统政治的封闭等级结构体系，为新型政治结构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技术条件[5]（第859页）。总之，技术的政治化，形成了持续发展的、庞大的政治技术体系，它们成为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威的重要基础，成为政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到了当代社会，技术的政治化发展趋势变得更加显著，如当代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与政治过程的紧密结合，可能使近代以来形成的民主政治形态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千百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直接民主，通过借助先进的技术，越来越具有现实的可能性。所以，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在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巨大鸿沟上，技术一直是区分社会时代变化的主要力量之一，因为实行一种新的度量制或者扩大我们对自然界的控制，就是技术改变了社会关系和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2]（第207页）。技术是当代社会的战略性资源，是决定社会变迁的杠杆。在政治领域，政治技术同样是战略性的政治资源，是确立政治优势的基本条件，是决定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政治从来就是通过对先进技术的占有和垄断来确立其优势地位的”[5]（第863页）。
在政治生活领域，与技术的政治化并行不悖的另一种发展趋势就是政治的技术化。所谓政治的技术化，是指由于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思维技术不断向政治领域渗透，使政治领域出现了职业分化和专门化，政治运行出现模式化和程式化，政治行为出现精确化、规范化和刻板化的发展趋向。政治技术化使当代政治开始摆脱传统政治的主观随意性、神秘性和人格化特征，政治正朝着可以准确预见和精确计量的方向发展。政治技术化是技术政治化带来的必然结果。政治技术化也是自人类有了政治生活就开始出现的政治发展趋向，但直到19世纪中后期，由于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思维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在政治领域的广泛应用，这种趋向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规模庞大的运动，如19世纪中后期率先在英、美等国发展起来的职业文官制度，是政治技术化较好的例证；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行政从政治领域分化出来，成为一个专业化和技术化的相对独立的领域，也是政治技术化的一个有力的例证；从20世纪后期开始，政治技术化发展更加显著，美国等发达国家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一种新的智能技术的兴起”，“智能技术就是用规则系统（解决问题的规则）来代替直观判断。这些规则系统可以体现在自动化装置里，或者在计算机程序里，或者在基于某些统计资料或数学公式的一套指令里；用于处理‘条理化复杂性’问题的统计技术和逻辑技术，都是形成一套决策规则的手段。”[2]（第32页）很显然，20世纪80年代智能技术已经广泛地被应用到民意调查、选举预测、政治博弈分析、政治决策等政治领域，并且智能技术在这些领域扮演着关键性角色。
收稿日期：2006-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