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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曾长期被误认为是日源外来词。香港学者余也鲁在《杂志编辑学》一书中指出：“(杂志)系日人先用，日本人把各种定期出版物都叫杂志。”[1](第27页)《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也将其列入“中国人承认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之中[2](第326-334页)。
我们不同意“杂志”系日源词一说。“杂志”是汉语固有词，而且早已零星地用于中国古人著作的命名。“杂志”由其古义到被赋予近代意义，这一过程也是19世纪在中国本土完成的。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始于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的办报活动，当时“报”与“刊”尚未有明显分工，新教传教士为了给他们的出版物一个相应的中文名称，临时创造了一个词汇——“统记传”，以此来对译英文中的“Magazine”。今天，我们知道这些早期的出版物是中文杂志，但在当时“杂志”尚未成为近代专有名词。
在西方传教士早期的报刊活动中，“杂志”逐步实现了由试用词到过渡词的转换。这一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乃是1862年《中外杂志》的创刊，这是近代出版史上第一份用“杂志”作为刊名的中文刊物。不过，“杂志”在中国作为新闻传播业通用的术语还是1900年之后的事。
一、从“统记传”的译名到“杂志”近代义之首出例
1815年，来自英国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与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1821)，这是中国最早的中文近代杂志①，英文名是“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其中，“察世俗”可能是“Chinese”按照当时官话或粤语的音译，同时兼顾这本刊物的出版宗旨——“勤功察世俗人道”。“统记传”则体现了无所不记、借此传播的意思②。这份综合性宗教刊物以“神理”、“人道”、“国俗”为其三大宣讲重点。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马礼逊、米怜所拟订十项传教计划之一：为兼顾传播一般性知识与基督教教义，以月刊或其它合适的刊期，于马六甲出版一种小型中文杂志[3](第34页)。传教士最初不确定他们的出版物在中国相当于什么，所以他们往往笼统地称之为“书”。《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仿线装书形式装订成册，米怜在序文中写道：“此书乃每月初日传数篇的”，“愿读察世俗书之书者，请每月初一二三等日，打发人来到弟之寓所受之”。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特选撮要每月纪传》(Monthly Magazine，1828-1829)序文中也谈到，“弟如此继续此察世俗书，则易其书之名，且叫做‘特选撮要每月纪传’。此书名虽改，而理仍旧矣。”[4](第367-373页)到了《教会新报》(1874年更名为《万国公报》)时，还有以“书”代报的表述③。
在《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中，传教士用“特选撮要”替代了寓意无所不包的“统”，这里的“特选撮要”的主体部分是“神理”④，虽然《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基础上将“国俗”部分有所分解，增加了“天文”、“地理”等内容，但却更加偏重和强化了“神理”部分，其过于浓厚的宗教色彩限制了它的传播效果[5](第49-52页)，不久便停刊了。
1833年，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1833-1838)，这成为中国本土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⑤。为了给“统记传”的用名找到一个更合理的解释，他们可能联想到了中国古代的纪传体史书。
从早期来华传教士所办刊物的这些奇怪而拗口的命名之中，可看出他们的中文水平并不高。米怜也曾承认：“初期的样本不论是在文章写作或者印刷方面都很不完善，但习惯阅读的读书人应该能理解。编者希望在进一步掌握语言能力之后，能改善文体”[5](第26页)。他们的汉文阅读范围看来也非常有限——并未注意到“杂志”在古代用作书名的情况。马礼逊所编《英华字典》与《华英字典》中既没有“杂志”也没有“统记传”词条⑥。不过，传教士们却注意到了“史书”及其“纪传体”——他们认为自己出版的“书”类似于中国的史书。他们也知道这种定期的、连续出版的印刷品不同于以前的史书，于是将其称之为“今史”[6](第78页)。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载了《新闻纸略论》一文，将“纪新闻之事”和“论博学之文”粗略加以区分。此文根据刊期不同将“新闻纸”分成若干种类，指出其中“每月出一次者，亦非纪新闻之事，乃论博学之文”。可见，在近代中文报刊发展初期，虽然已经含糊地表达了报纸与杂志之间的差异[7](第266页)，但此种月刊杂志仍归属于“新闻纸”。
“统记传”这个奇怪的命名在经过短期试用之后遭到遗弃，传教士们开始寻求新的替代品，比如《依湿杂说》之“杂说”、《遐迩贯珍》之“贯珍”以及《六合丛谈》之“丛谈”。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试用词的“杂志”最终浮出水面。1853年第2号的《遐迩贯珍》所载“圣巴拿寺记”一文中，出现了有近代意义的“杂志”——
圣巴拿寺在欧罗巴洲山上。高可八百丈有奇。山巅常有积雪。时或盛夏。犹冷不可耐。过客辄有犯寒而濒于死者。救主降生后之九百六十八年。有天主教士。名巴拿。建寺救人。寺因以名……此说英国友人。得于丛书中。兹译出。嘱于点竄为文。附于香港雜志之末。俾读是书者。知世人之行善。竟有如此之笃好云。南充刘鸿裁。
据我们现已掌握的材料，此处应是近代意义的“杂志”之首出例。值得一提的是，“圣巴拿寺记”一文的作者刘鸿裁是中国士人。因此，“杂志”之首出例可视为秉笔华士和西方传教士合作的成果。
“杂志”在《遐迩贯珍》中出现之后，仍只是试用词或过渡词，半个世纪后才成为流行的专业术语。在跨文化传播中，多种译语共存并“竞争上岗”的现象十分普遍，经历长期的比较、权衡和选择性使用，最后某一种胜出，其它的则遭淘汰。这里胜出的是“杂志”和“Magazine”，二者最终实现成功对译。
二、“杂志”的古义与“Magazine”的涵义
“杂志”一词在中国用作出版物名称的情况可以追溯到宋代。如宋代江休复的《嘉佑杂志》、周辉的《清波杂志》，清代王念孙的《读书杂志》。这里的“杂志”，是杂记、笔记的意思。
清代钱大昕的《十架斋养新录·家谱不可信》中有这样的话：“师古精于史学，于私谱杂志，不敢轻信，识见非后人所及”，此处“杂志”也是“零星地记载着传闻、逸事、掌故的笔记”之意。“杂志”的古义中还包括“地方志的一目”，有“丛谈”之类的意思。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中写道：“前人修志，则常以此类附于志后，或称余编，或称杂志。”
由此可见，“杂志”的古义与“杂记”或“札记”十分接近。杂记，亦指杂纪，指正史之外的史料，其中包括记载异闻逸事的笔记。
在英文中，Magazine(杂志)原本是仓库、军火库的意思，后引申为知识库、信息库。Magazine一词，转借自阿拉伯语Makhazin⑦。用原义为仓库的Magazine来指代杂志，说明其内容之广博与多样，蕴含了“仓储”的概念。正如美国学者约翰逊与普里杰特尔在《杂志产业》中所描述的那样：倘若漫步在小镇上的人们沿着“Magazine”的路标前行，很可能发现所谓的杂志社原来是一幢曾经用作军火库的旧仓库[8](第4页)。
1731年，爱德华·凯夫在英国创办《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这成为世界上第一份以“Magazine”命名的综合性出版物。
事实上，“杂志”的外延较之“Magazine”更为广泛。“杂志”也被广泛地用来翻译“Journal(学术性杂志)”“Review(评论性杂志)”等，而“Magazine”则单指面对普通读者的非学术性期刊。
除了“Magazine”之外，人们还选取其他英文词汇来表达“杂志”这个概念。比如源自希腊文的“Periodical”，原指星球轮转的周期，衍生出定期刊物的含义。“Journal”(集纳)被用来描述刊登特定主题文章的期刊及学术性期刊，而“Serials”原本具有连续性的意思，可以用来指代除了报纸之外的连续性刊物，“Miscellany”本义是杂物，又包含了杂录、杂记与杂集的含义。
需要注意的是，1863年创刊的《中外杂志》与1904年创刊的《东方杂志》(Eastern Miscellany)都选取“Miscellany”一词对译“杂志”。而英美一般不选取“Miscellany”用作期刊名称，近代中文杂志后来多选用“Miscellany”，可能是为了与“杂志”古义中的“杂记”更好地衔接。
三、从《中外杂志》到《亚泉杂志》
1862年，月刊《中外杂志》(Shanghai Miscellany)在上海出版，这是第一份用“杂志”命名的近代中文刊物。创办者是英国传教士约翰·麦嘉湖(John Macgowan)，每期12到15页，除了普通新闻之外，还刊登宗教、科学、文学方面的文章。中文刊名——《中外杂志》并非是后人翻译的，而是出版之时即以“中外襍志”四个大字竖排印在封面中央。
《中外杂志》以“杂志”来命名，有可能受到《遐迩贯珍》的影响。前文提到，“杂志”在《遐迩贯珍》的“圣巴拿寺记”中出现过一次。有研究表明，“《中外杂志》与《遐迩贯珍》之间存在着文章转引的关系”[9](第17页)。
有人提出，被赋予近代意义的中文“杂志”源自日语，这里是指借用了柳河春三的《西洋杂志》中的“杂志”一词。而事实上，创刊于1867年的《西洋杂志》比创刊于1862年的《中外杂志》晚了5年。我们认为，《西洋杂志》刊名倒是很可能受到了近代中文书刊的影响。理由是自古以来日本就有向中国借词的传统，而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又曾大量移译中国早期介绍西学或洋学的书刊，文久年间(1861-1863)，它们或以手抄本方式，或通过德川幕府的“蕃书调所”翻印而在日本国内流传。
柳河春三在1861年出版的《横滨繁昌记》的“舶来书籍”一文中谈到：“新报纪事之属。则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上海新闻等。”由此可见，他在创办《西洋杂志》之前，有可能已经注意到《遐迩贯珍》、《中外杂志》等近代中文报刊关于“杂志”的提法。
“杂志”在日本是不被视为舶来品的。当然，“杂志”在幕末也存在一个近代转换的问题。最初，“杂志”与“新闻”(报纸)也没有明显的划分，比如《官版巴达维亚新闻》。日本学者将这个时期称为“报纸杂志混合期”[10](第7-9页)。柳河春三创办《西洋杂志》月刊的时候，选用“杂志”作为定期刊物之命名，概括起来应该受到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本土的影响。早在江户时代中期，日本就已出版“云萍杂志”之类的书籍[11](第36页)，这种影响的源头说到底还是古代中国。二是来自荷兰的影响。《西洋杂志》的主要内容是编译、解说荷兰等西欧国家的科技、文史类刊物上发表的材料。卷一中写道：“本杂志创刊的目的，乃类似西洋诸国月月出版的马卡仙，广集天下奇谈应能一新耳目，加益万民之诸科学和百工技艺，包括所有译说，将不惜版幅，蒐集彙纳。”[12](第56页)这里提到的“马卡仙”，并非译自“Magazine”而是荷兰语“Magazjin”，Magazjin一词曾被译为“宝函”、“志林”⑧。日本在前近代时期与荷兰有过长期的接触，闭关锁国之后所受西方的影响主要源自荷兰。三就是前文提到的来自近代中国的影响。日本假助汉译来吸收、输入西方文化，其目的在于“不劳而溥”，他们习惯于采用这种过渡性的手段，多快好省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13](第189页)。
但是，《中外杂志》1868年停刊之后，以“杂志”来为中文刊物命名这一方式似乎并没有得到传承⑨。传教士在试用了“杂志”之后，又试用了“汇编”(如《格致汇编》)、“闻见录”(如《中西闻见录》)、“新报”(如《厦门新报》)、“报”(如《万国公报》)等⑩。受传教士办报理念的影响，康有为、梁启超在19世纪末倡导变法的时候也将他们创办的杂志称为“报”或“新报”，如《时务报》、《知新报》、《集成报》、《湘学新报》等。而其他中国人自办的刊物，也多以“报”来命名，如黄庆澄的《算学报》、罗振玉的《农学报》、叶耀元的《新学报》等。可见，“报”一词在中文中具有宽泛的涵盖力，而且在19世纪下半叶的报刊活动中，其竞争力和影响力处于上升的态势，与此同时“杂志”一词则长期受到冷遇。
有趣的是，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也有一种与柳河春三《西洋杂志》同名的出版物，但那是书籍。它是“曾门四弟子”之一、桐城派著名作家黎庶昌对欧洲国家社会生活各方面观察或考察的翔实记述。可见，“杂志”一词在当时的中国，古义与近代义同时被使用。
直到1900年才有第二份以“杂志”来命名的近代中文刊物(11)，这就是杜亚泉在上海创办的《亚泉杂志》。这是最早使用“杂志”来命名的近代国人自办刊物，也是第一个以主编人名命名的近代杂志。
四、“杂志”：从过渡词到流行词
“杂志”从过渡词演变成流行词的过程，打上了日本影响的烙印。有迹象表明，《亚泉杂志》之“杂志”可能是由日本借入的。杜亚泉在创办《亚泉杂志》之前，自学了化学和日文，阅读了一批日文图书和杂志。《亚泉杂志》第10册(期)有一篇《日本太阳杂志工业摘录》，文中记载：“日本著名之《太阳杂志》中所辑工业世界，载近世新发明之理颇多，兹就近年杂志中摘录若干条以备留心工业者之采择焉。”
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也谈到：“若此者，日报与丛报(丛报者指旬报、月报、来复报等，日本所谓杂志者是也)，皆所当务，而丛报为尤要。”(12)可见梁启超当时并不了解“杂志”被用作中文刊名的情况，而认为这是日本名词。
日本的《西洋杂志》比《中外杂志》晚出5年，但是与《中外杂志》之后、“杂志”湮没在“报”里的情况不同的是，“杂志”在日本被频频使用，如《海外杂志》、《新闻杂志》、《明六杂志》、《医事杂志》、《文部省杂志》等等。
与在中文里具有的不确定性相比，置于日文语境中的“杂志”具有清晰的内涵和外延，而且与“新闻”已出现明确的界限。相比之下，在中国被频繁使用的“报”则受到了冷遇，“报”在日文中内涵较窄，仅用于“官报”、“私报”、“公报”等场合。
《亚泉杂志》创刊前后的中国正经历世纪之交的巨变，在甲午战败的阴影笼罩下的中国人开始将日本视为求学的一个主要方向，伴随留日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中文报刊开始以“杂志”来命名了。
其中，主要是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如1906年李叔同创办的《音乐小杂志》、张一鹏创办的《法政杂志》，1907年燕滨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以及其后的《农桑杂志》、《武学杂志》、《中国商业杂志》等，这些留日学生创办的杂志也大都在日本刊行。
在国内，国人创办的期刊以杂志命名的也多了起来。1904年，中国近代刊期最长的大型综合刊物《东方杂志》(Eastern Miscellany)创刊。《东方杂志》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创刊之初为月刊，17年后改为半月刊(13)。此后商务印书馆又在1909年创办《教育杂志》，1911年发行《法政杂志》。
具有近代含义的“杂志”一词，是否历经了一次从中国传入日本，又从日本反馈到中国的过程呢？这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可以肯定的有两点：
第一，日本的《西洋杂志》首先借用了“杂志”来对译“Magazine(Magazjin)”，而这种译法后来为中国普遍采用，成为定译。在中国，“Magazine”作为杂志的通用概念最终被确立下来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近代日本人在译介西方术语的时候，惯用的方法之一是借取中国古典词汇来翻译西洋术语，并赋予来自西学的新含义，而这种新义与古义之间存在着联系性与近似性。
第二，“杂志”一词在中国本土从试用词、过渡词到最后成为流行词，是一个中国、西方、日本三方文化互动的过程。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和中国西学派人士创制和翻译的西学词语中，不少并未直接在中国得到普及，而是传入日本得到广泛采用后又逆输中国，被人误认为是日制汉字词(15)。“杂志”即是此例。西方传教士用“杂志”来命名近代刊物的做法，当时在中国并未由此普及，而有可能被日本所借用，得到推广后再引起国人的关注和采纳。
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中提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中国语文的仿译词、语义外来词以及其它外来词汇遵循着一种典型的模式：日语用“汉字”翻译欧洲词语，这些新词语随即又重新被运用到汉语中[14](第45页)。考察“杂志”一词近代义的生成过程，可见其并非符合这种典型模式，而是“逆输入词汇”中的特例。就如同有侨居东洋的华人，白首还乡之后被误作外国人一样。这一过程折射了近代中日两国国势之强弱消长关系。
“杂志”挟着日本的影响为国人所重视并成为流行术语之后，带“报”字的报刊名称仍然与“杂志”共存。如梁启超1902年创办于横滨的《新民丛报》半月刊，柳亚子1906年创刊于东京的《复报》等。直到今天，仍有一部分杂志拖着“报”字的尾巴，比如《小说月报》、《新华月报》、《人民画报》、《城市画报》等。但是自19世纪初开始，“杂志”就已经与“书”、“报”等有所区分并开始被赋予了近代意义，最终成为独立而专门的术语。
注释：
①有人提出，近代报刊不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而是发端于中国本土的媒体发展史。1792年，苏州吴县唐大烈编辑《吴医汇讲》，有人认为它是中国传统出版物的近代衍生品。从1792年到1801年唐大烈去世，《吴医汇讲》陆续出了11卷，有连续的卷号和目录。《吴医汇讲》早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也大致具备了杂志的基本特征，但是这种由传统的书籍到近代杂志的变化并没有固定下来，后人创办的杂志也并没有与之结成薪火相传的联系，所以我们不赞同将《吴医汇讲》视为近现代杂志之鼻祖。参见姚福申：《〈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再认识》，载《新闻大学》1995年春。
②参见余也鲁：《杂志编辑学》，北京：海天书楼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此外，林穗芳在《“杂志”和“期刊”的词源和概念》中指出：“读发刊词可知刊名‘察世俗’非Chinese的音译，而是表示刊物的任务为观察世俗各种事物，‘统记传’则表示该刊是一种传媒，把所观察到的一切统统记载下来加以传播。这多少表达了创办人当时对magazine含义的理解，强调无所不记。”
③“是书直可以与张茂先之博物志并传。”参见《劝人播传新报启》，载《教会新报》，第993页。
④“既然此一端理，是人中最紧要之事，所以多讲之”。参见《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序。
⑤有学者认为，《杂闻篇》为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近代化期刊，参见林玉凤：《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期刊——〈杂闻篇〉考》，载《国际新闻界》2006年11月。但实际上，《杂闻篇》(A Miscellaneous Paper)不是期刊，而是报纸，是《传教者与中国杂报》(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 Sinica)的中文版，参见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第51-52页。
⑥在此，感谢为我们提供相关材料的澳门理工学院赖少英副教授。
⑦一说转借自法语magasin，或意大利语magazzino。
⑧日本幕府成立“蕃书调所”翻译外来刊物，“蕃书调所”的刊物《官板玉石志林》中将“Hollandische Magazijin”译为“荷兰宝函”字样。“宝函”意为放着贵重物品的盒子，义近“贯珍”。
⑨王韬将《中外杂志》误记成《中外杂述》，会不会与“杂志”此时仍为试用词而不是固定的专有名词有一定的关系？参见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第107页。
⑩笔者为此查阅了数种资料，比如《中国近代报刊名录》(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中文报刊目录》(范约翰编)。
(11)1896年，日据时期的台湾有一本《台南产业杂志》。
(12)参见《清议报》，1901年12月30日。
(13)1902年1月4日，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杂志《外交报》，主编是张元济先生。1904年出版《东方杂志》，创刊时主持编辑的是日本人，其中有很多文章是日本人写的。参见胡愈之：《回忆商务印书馆》，《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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