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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11]02-101206-0884
全球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已经成为衡量增长理论的主要标准，同样地，人们在思考经济波动的时候，也自然会对经济波动的典型事实产生兴趣。对美国经济而言，消费波动小于产出波动是一个典型事实，但这一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吗？同为新兴经济体，从经济波动福利损失的角度看，中国、巴西、印度等国的情况有何不同？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福利损失有哪些基本特点？对这一类经验事实的整理不但具有学术上的趣味性，也对经济波动理论的推进具有潜在的价值。在全球经济紧密联系的今天，对各国经济波动的总体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经济波动的现实规律性，而经济波动的国别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分头展开，本文的讨论聚焦于以下几个具体话题：1.世界范围内消费的过度波动现象；2.金砖四国的经济波动及其福利损失；3.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福利损失①。
一、消费过度波动的深入观察
经济波动所导致福利损失的量化研究，是当代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专题。罗伯特·卢卡斯的开创性工作奠定了这个领域的研究框架，给出了分析这一问题的基准模型，其计算福利损失的主要思想是：用代表性个体的跨期效用函数来代表社会福利水平，比较存在经济波动和消除经济波动两种经济环境下的效用函数，就可以得到经济波动福利损失的量化指标。由于效用函数一般以消费作为最重要的自变量，按照计算经济波动福利损失的卢卡斯基准模型，经济波动导致多大的福利损失，就直接取决于消费波动性。因此，遵循卢卡斯基准模型的计算方法②，研究经济波动导致的福利损失，根本上是研究消费波动。附录给出了卢卡斯基准模型的主要数学过程。我们已经初步发现：中国的消费波动存在一种过度波动性，即消费的波动不但在绝对数值上比较大，而且消费波动大于产出波动③。这个现象由于异于经典理论的结论而引起了注意，这里我们继续扩大观察的范围，在全世界范围内观察是否存在消费波动大于产出波动的现象。
我们选取全世界44个主要的经济体，选取的标准是选择那些数据可得并且在全球经济中占有比较重要作用的经济体，以及那些数据可得并且与中国经济具有某种横向可比性的经济体。样本时间段为1950-2007年(但针对个别经济体的不同情况样本时间段略有所不同)，数据来源为PWT6.3。经过计算我们初步发现，消费波动大于产出波动的国家共24个，具体见表1。
表1的最后一列数字均大于1，表明消费波动大于产出波动。我们可以发现，消费波动大于产出波动这一经济现象并不特殊，在44个经济体中，有24个经济体存在这种现象。与此同时，观察表1中第一列经济体的名称我们发现，这24个经济体大多数为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这与我们之前在分析中国经济波动时所提出的经济转型导致消费转型的假说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张耿，胡海鸥，2006)。那么，发达经济体的情形如何？下表给出了消费波动小于产出波动的各经济体(共20个)的具体情况。
确实有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名称出现，同时也有许多不发达经济体，如中国、埃及、希腊、伊朗、墨西哥、菲律宾等。如果将表1表2进行汇总，在所考察的总共44个经济体中，有21个典型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其中16个出现了消费波动大于产出波动这一异常，只有5个经济体的消费波动小于产出波动。基于此事实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消费波动普遍是比较剧烈的。同时我们注意到，在两张表中都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如日本、英国、中国。前期文献已经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尽管中国的消费波动表面上小于产出波动，但实际上分时间段观察，中国的消费波动在1990年之前明显大于产出波动(张耿，胡海鸥，2006)，此后消费波动性逐渐放缓。为得到更严谨的结论，进一步的做法是对每一个例外都展开讨论，限于篇幅这里以日本为例再次考察这一问题。日本是一个典型的经历了全转型期的国家，有趣的是，作为一个典型的发达国家，全样本时间段日本的消费波动大于产出波动，这与中国刚好相反。中国的消费波动大于产出波动出现在经济转型的前期，而在经济转型后期这种消费过度波动的现象就消失了。日本的消费过度波动现象是否也可以用其经济转型期的消费波动来解释呢？我们注意到，日本的经济转型发生在1950-1970年代，因此可以把日本的经济波动情况分为转型期和后转型期两个阶段分别考察。图1给出了全时间段日本的经济波动，图2给出了在同一时期日本消费的相对波动性(通过计算消费波动除以产出波动而得到)。
结合上面的两张图，读者可以发现：在日本的经济转型期中，消费波动始终大于产出波动，而在后转型期则反过来：消费波动明显地小于产出波动。此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其实日本的消费波动一直是比较稳定的，之所以相对波动性发生趋势性变化主要是由于产出波动发生了明显的下降。综合以上观察，我们认为，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其经济波动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的具体原因还不清楚，这是一些值得去进一步深入讨论的话题。
二、金砖四国的经济波动及其福利损失
金砖四国(BRICs)指的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国，从经济角度看，金砖四国都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国家，如果金砖四国现在的发展趋势保持下去，几十年后这四个国家将跻身全球规模最大的经济体行列，因此一般将它们视为目前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四个主要经济体。图3给出了金砖四国实际GDP的增速。
从实际GDP增速图形中可以看到：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均在2000年后的一段时间中出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巴西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稍逊色，但也比其之前20年的经济表现有明显提升。这个时间段中，早期那种GDP偶尔负增长的情况已经消失，年度GDP增长始终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特别是中国，从1991年左右就进入到这种高速增长阶段。俄罗斯和印度的情况介于中国和巴西之间，总体看，2000年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金砖四国中，巴西传统上是人口和资源大国，2000年以来的十年间，巴西的经济稳步增长，失业率降低到十多年的最低水平，出口增长迅速，通胀控制良好，一度被称为拉美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与中国相比，巴西在人力资本存量和基础设施存量方面不占优势，且流量改进也不够。如2010年，巴西的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约为2％，而中国这一数字达到16％。这些有可能制约巴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印度的经济起飞相对中国要晚一些，印度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差异相当大，其经济高速增长在前期主要源于私营部门在世界产业分工转移中得到的发展机会，政府干预力度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大大小于中国。依赖于迅速发展出一些世界级的知识密集型企业，印度进入到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时期。
金砖四国中俄罗斯的情况最为特殊，一方面在新千年的头一个十年中以年均约7％的高速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这种持续增长的背景是剧烈的私有化改革带来前一个十年中俄罗斯经济的持续衰退。经济数字表明，2000年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类产品的出口，因此也有人称之为资源型经济增长模式。从经济波动的角度，资源类商品的出口受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波动的影响，而后者由于巨量投资、投机性资金的介入，波动会比较剧烈。
图3 金砖四国人均实际GDP增速
图4给出了金砖四国的经济波动情况。
图4 中国、巴西、印度人均实际GDP增速的波动情况(BP2，8)
从图4中可以发现：全时间段来看，金砖四国中以中国的经济波动最为剧烈，其次是巴西，印度的经济波动幅度相对较小。而到了2000年以后，三个国家的经济波动幅度均明显下降，这一点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
按照卢卡斯基准模型的分析方法，在分离出人均实际消费的波动序列后，就能够计算出经济波动导致的福利损失。我们将计算结果归纳于表3。
卢卡斯基准模型得到的福利损失指标λ是一个没有量纲的相对指标，以美国为例，按照附录中公式(4)计算得到的λ不到0.002，其经济意义是：如果完全消除美国二战后的经济波动，对于社会福利的提升效果，相当于将每期(年度)人均消费增加不到0.2％。由于福利损失指标没有量纲，因此可以进行经济体间的横向对比，从而得到更直观的经济意义。考虑到卢卡斯基准模型以及其后大量后续工作主要针对美国的经济波动进行分析，因此在横向比较时我们不妨将不同国家的对应指标统一与美国进行比较。具体做法是：将计算得到的福利损失指标λ除以美国的福利损失指标λ，也就是该国经济波动福利损失相对于美国的倍数。这样得到每一个经济体的相对福利损失。
表3中的数字为相对于美国指标的各国经济波动福利损失指标的计算结果(以美国为1)。第一列给出了全样本段金砖四国的福利损失指标，第二列和第三列分别给出了1990-2007年和2000-2007年期间的福利损失指标。从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几点规律：
(1)金砖四国作为新兴国家，其经济波动导致的福利损失比美国要大，表中的数字均大于1；
(2)在金砖四国之间进行比较，如果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来看，中国和巴西的经济波动问题比较严重，全样本时间段的经济波动福利损失超过了美国的10倍，而印度和俄罗斯的经济波动问题相对不那么严重。然而，如果只观察最近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数据，则这一结论不再成立；
(3)最近二十年间，中国的经济波动问题出现了明显变化，经济波动导致的福利损失从美国的10倍以上，迅速下降到不到3倍，这在金砖四国中是唯一的特例；
(4)印度的经济波动始终比较稳定，其经济波动导致的福利损失在50年的时间中，一直保持在美国的4～6倍左右，这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属于比较低的数字，可能从一定程度上表明印度经济发展相对是比较稳健的。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脱身于前苏联，成立时间不过二十年左右，PWT年度数据只有15个左右，样本容量太少，导致对其宏观数据进行BP滤波后，分析结论将缺乏足够的稳健性。由于存在这一目前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们的比较分析中尽管列出了俄罗斯的相关计算数字，但这些数字的稳健性存在疑问，因此表中关于俄罗斯的数字仅供参考。
三、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福利损失
典型的发达国家包括西方七国即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以及北欧的一些国家和澳大利亚等。这里我们选择的样本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丹麦、瑞典、瑞士、挪威、芬兰、荷兰、新西兰一共14个国家。这个名单并没有囊括所有的发达国家，如德国由于在1990年出现了原东德西德合并，导致合并前后的宏观经济数据缺乏可比性，因此剔除出样本；卢森堡虽然是典型发达国家但其经济规模太小，也不列入我们的考察范围等，列出的14个国家基本上给出了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大致全貌。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统计数据一般比较齐全，采样时间从1950-2007年。
图5 发达国家经济波动的相对福利损失：1950-2007年
图5给出了根据卢卡斯基准模型计算得到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福利损失，计算结果依据美国的经济波动福利损失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美国为1，其他国家的福利损失指标与美国相比)。我们看到，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窗口中，瑞士的经济波动福利损失最小，为美国的84％，而新西兰的福利损失最大，达到美国的11.6倍。在整个发达国家内部，虽然有少数几个国家如瑞士、意大利、加拿大等的经济波动福利损失比较小，但是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福利损失都明显高于美国，这一现象说明，至少在经济波动福利损失这一领域，美国的情况并非发达国家的典型代表。在经济波动福利损失这一领域中，按照卢卡斯基准模型的计算方法，美国经济波动导致的福利损失非常小。卢卡斯由此提出：进一步抹平经济波动已经不是当务之急，货币政策等试图进一步平稳经济运行的短期政策并没有太大的福利意义。后续研究尽管得到了更为丰富的结论，但在新古典假设下卢卡斯的断言并没有被否定，大量研究仍然在定性的意义上支持了卢卡斯的观点。“经济波动的福利损失微不足道”与RBC理论的“经济波动主要由真实因素所引起”一起，构成了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要政策建议的核心支撑。在这里我们观察到，美国的经济波动是比较缓和的，与美国相比，许多国家的经济波动要剧烈得多，即使在发达国家中进行比较，美国的经济波动也不能代表发达国家的典型情况。在我们观察的14个发达国家中，比较经济波动造成的福利损失，美国是倒数第4位，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数字是美国的2倍以上，个别国家如新西兰的数字更高，如果进行算术平均，那么包括美国在内，14个发达国家的平均福利损失指标达到了美国的2.88倍，这意味着卢卡斯针对美国所得到的结论是否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理论上的一般性还存在疑问。
为了进行更深入的观察，我们重新选择不同时间段进行观察，分别选取1950-1970年、1970-1990年、1990-2007年三个样本时间段，计算出每个国家每个时间段的经济波动福利损失后，将其与美国的计算结果相除得到福利损失的相对指标，计算结果见表4。
表4提供的信息比较丰富，从中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事实：(1)1970年之前发达国家彼此之间的经济波动幅度差异很大，卢卡斯框架下计算的经济波动福利指标差别也相当大，经济波动幅度最大的国家和经济波动幅度最小的国家，其福利损失的差异超过40倍，而1970年之后这一差别显著下降，经济波动幅度最大的国家和波动幅度最小的国家之间，福利损失的差异下降到了8倍左右；(2)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2000年之后的经济波动幅度要大于2000年之前的十年，这一情况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正好相反；(3)发达国家中，美国、加拿大、法国、瑞士、意大利这几个国家的经济波动幅度始终比较小，而挪威、丹麦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波动幅度始终比较大，剩下的一些国家各有特点，如前面分析过的日本，在1970年代前其经济波动幅度相当大，而此后经济波动就开始放缓，类似日本的国家还有新西兰(比日本波动更剧烈)和芬兰(相对日本波动更平缓)；英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其经济波动的幅度似乎一直在缓慢地加大；澳大利亚也可以看成一个特例，其经济波动在1950-1970年期间相当剧烈，但在接下来的1970-1990年期间经济波动突然变得非常平缓，而在随后的1990-2007年期间，经济波动问题又变得比较严重。总的来看，整个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并不像其经济增长那样有着相当高度的一致性。
四、结论和讨论
由于整个经济波动福利损失的计算都建立在各种经济指标如消费、产出、价格水平的波动上，因此有必要对世界范围内经济波动的共性和特性进行归纳。本文考察了世界范围内消费的过度波动现象，对金砖四国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及其福利损失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得到的主要结论是：(1)消费波动大于产出波动的现象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范围内广泛存在，从前期文献对中国的分析，以及本文对日本的分析，均发现消费过度波动现象只出现在中日两国经济转型的早期，而到经济转型后期这一现象即告消失；(2)金砖四国中印度的经济波动始终相当缓和，而中国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在不断下降；(3)大部分发达国家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明显高于美国，按照卢卡斯基准模型的计算方法，整个发达国家由于经济波动导致的福利损失指标平均值为美国的2.88倍；(4)1970年之前发达国家彼此之间的经济波动幅度差异很大，卢卡斯框架下计算的经济波动福利指标差别也相当大，经济波动幅度最大的国家和经济波动幅度最小的国家，其福利损失的差异超过40倍，而1970年之后这一差别显著下降，经济波动幅度最大的国家和波动幅度最小的国家之间，福利损失的差异下降到了8倍左右；(5)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2000年之后的经济波动幅度要大于2000年之前的十年，这一情况与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正好相反。
本文中的经济波动涵盖了经济危机、经济周期等各类不确定情形。我们注意到，由于受到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的冲击，近年来关于金融稳定和经济危机的讨论不断升温，有一类观点认为，常规性质的经济周期造成的社会损失微乎其微，经济危机才是应该关注的重点。按照巴罗(Barro，2007)的计算方法，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是前者的一百倍以上④。因此，整理、归纳全球经济危机在不同时段的经验事实，推进经济危机和金融稳定的理论模型研究，是后续值得跟进的一个研究方向。
注释：
①数据说明：为了进行国别研究，数据的选取必须具有跨国可比的特点，这类跨国可比数据目前最权威的有两类：PWT和ICP，本文选择PWT数据库作为我们的数据来源，其主要优点是不同国家的主要经济变量经过了购买力平价的调整，统一核算为美元价格。截止2010年，PWT数据库已经更新到6.3版，此一版本中各国经济指标的标准取样时间为1950～2007年，而PWT数据的不同版本间存在一些区别，当我们采用这一最新的PWT数据时，得到的一些定量结论如方差与前面的章节可以存在少量的差异，我们发现这种差异是比较小的，不足以影响定性结论。在此做如上说明。
②Lucas,R.E.Macroeconomic Priorit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3,93(1):1-14.
③张耿，胡海鸥：《消费波动小于产出波动吗？》，载《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第37～47页。
④Barro,R.Rare Disasters,Asset Prices,and Welfare Cost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orking Paper Series,No.13690,Dec,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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