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的多元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邱华栋：刘老师，我在一次讨论会上听你谈到当代的文学“已经形成了多种美学圈，并互相相切”，是这样的吗？
刘心武：毫无疑问，当代文学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多元共存的格局。九十年代的文学现状的一个特征就是美学前提多元共存，并相切、相割、相叠。这是在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出现这种经十几年发展整合与亲和的文学状态，是非常出人意料与令人惊喜的。
邱华栋：去年和今年，一些文学杂志纷纷打出了“新市民小说”、“新体验”、“新状态小说”的旗号，这是否是文学多元格局的表现？
刘心武：不，严格意义上讲，上述这几种旗号只是促进美学多元的手段与策略。
邱华栋：依我看，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有哪几种重要的美学元呢？
刘心武：让我们来做一次对当代文学现状的粗略扫描吧。当代文学发展到九十年代，大约形成了三大元。第一种我称之为“新理想主义”，这一大元下又分几种小“元”。其一，我称之为激进理想主义，持这类观点的作家悲剧意识相当浓，否定的面很宽，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道，对俗世有一种大拯救与承担义务和责任的意识，有时非常遗世独立。有的这类作家还有很强烈的宗教情绪，甚至有些“原教旨主义”者的激烈与执拗。
邱华栋：张承志应该算做是这类作家的代表人物了。尤其是近两年来，他激烈的“泛宗教”文化文学话语与文本（主要是一些散文）已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评论家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先锋派作家。
刘心武：他可以归入激进理想主义这一小元。新理想主义的第二个小“元”，是温和的理想主义。这一元中的作家虽然在言论上也不无激烈的言辞，但其创作的文体则以浪漫文本为特征，表现出这些作家对现实认知的困惑。如韩少功，他近期的小说就强烈地表现出认知之苦，什么是现在？什么是过去？什么是幸福？似乎难以确定。再比如张炜，他的长篇《九月寓言》和《柏慧》里那种对大地、田野的泛自然崇拜，也是很温和与浪漫的。新理想主义的第三小元则是平民理想主义，代表作家如梁晓声，他的态度是站在平民立场上，反对人格的、尊严的不平等，他站在平民立场上予以呐喊，他认为现实是不符合他的理想的。总之新理想主义这一大元是非常好的，是一部分优秀作家对九十年代中国现实的反映。
邱华栋：那么，第二大“元”是什么呢？
刘心武：还有一“元”可以叫做新保守主义。这一大“元”中的一个小“元”是直截了当地回归传统，持有这种观点的作家对现实也有一种离弃的愿望，更不愿去拥抱。当然，这里所说的“保守”不带贬意。我觉得，《白鹿原》可以划归新保守主义，《废都》也可以划归新保守主义。当作家对现实非常难以认知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一种文学追求，一种保守主义文化态势。《白鹿原》诠释本世纪中国农村的激荡历史，落脚点不是任何一种政权、政党或民间武装的势力，他认为真正决定中国农村社会文化品格的恰恰是几千年来没有多少变化的宗法传统力量，这是到头来最有生命力的东西。他想来想去还是认为传统可畏。而《废都》体现出一种在现实中的酒色消磨，这在中国文化中是有传统的，即将生活彻底地审美化、精致化、个人化，达到对现实的解脱。
邱华栋：新保守主义还有一个小“元”是唯美，它不一定颓废，但非常注重文本与文辞，在极度个人化的表述中获得大解脱。代表作家像林白、陈染、海男等介乎唯美与颓废之间的作品，应该算做这一小“元”中的。
刘心武：对。这些女作家的小说有日本“私小说”的一些特征，放弃对社会的认知与承诺，把私人生活写得很美，把个体生命加以诗化。
邱华栋：我现在觉得，像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等一批作家，也应算是“新保守主义”中的一“元”。他们大都描写他们个体生命开始以前的事，对现实相当疏离，他们对现实不感兴趣。
刘心武：所以，我们要说的第三大“元”，即新现实主义，它跨越八十年代以后，在九十年代的文学格局中又有十分蓬勃的发展与表现。
邱华栋：自九十年代以来，连续十几年的中国改革进程，从政策创新过程，推进到了以大规模社会结构分化与结构转型的中期改革，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变革进入到了“利益分化期”，因而出现了快速的社会分层。城市白领、都市新人类、新市民、城市边缘人纷纷崛起，中国社会现实的矛盾与冲突也加大了。如此纷繁复杂的，比巴尔扎克时代还丰富十倍的社会现实，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作家无法回避了。我们的作家从来没有面对过如此难以确定与认知的社会状况和丰富的写作资源，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发展当然也是势在必行。
刘心武：对。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的流变中有其丰富的历史，新现实主义在九十年代中已经经历了好几个大“元”的突进，正是作家对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现实的迅速反应。比如王朔的作品，他的作品可称之为解构现实主义，他不逃避现实，但他以笑谈的方式来解构现实，以具有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特征的细节真实性文本解构现实，对我们认知现实提供了十分有趣的一个视角。
邱华栋：在新现实主义这一大“元”中，新写实作家们，以刘震云、方方、池莉为代表的作家，号称“新写实”，以写小市民真实的生活状态著称，也应是新现实主义中重要的一“元”。
刘心武：是的。但新写实派作家并不对现实进行解构，他们只是描述状态，我称之为“鸡毛现实主义”，或用八个字概括叫做“烦恼人生一地鸡毛”，他们的特点是把一切都化为沉重，与王朔的把一切都化为轻松刚好相反。
邱华栋：此外，王蒙和你的创作，在九十年代仍有发展，也是新现实主义一个发展的“元”。
刘心武：像王蒙的早期现实主义作品，可以称之为“人道现实主义”，还听命于一种召唤，但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他已进入到我称之为“人性现实主义”的阶段，比如他的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暗杀》等，由社会意识形态层面过渡到人性的层次去进行现实描摹。我同样也是如此，1985年我写《钟鼓楼》的时候，我觉得当时中国社会有一种亲和与建构的趋向，因此我也倾向于人性善的描写。可随后的社会发展却仍有一种全面解构的态势，而且在今天还在解构，我也认识到人性犹如一个幽暗的深渊，其恶的东西、其复杂性是很深邃的，于是我写了长篇小说《风过耳》、《四牌楼》，对人性的复杂性进行了追索。可以说我和王蒙也站在新现实主义这一“元”中，参与着当代文学的新进展。我正在写的长篇小说《栖凤楼》，也是一部一边进行一边自我推翻与解构的不确定文本。而且，我还注意到，在新理想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两大“元”的作家们表现出对现实的疏离与批判时，一批年轻作家，或曰“新生代”作家，则表现出对现实的强烈参与性与认知态度，比如张旻、何顿、述平、朱文和你等等，从而也成为我所说的新现实主义这一大“元”中迅速发展的一个“强势元”。你们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对现产的难能可贵的认同，同时又都有一种焦虑和痛苦。
邱华栋：我们这些“新生代”作家大都将视点放在了城市中。在我看来，城市生活囊括了中国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比如贫富分化、社会治安、工人失业、民工潮、城市精神病现象等，甚至农村的矛盾也在城市生活中表现出来。
刘心武：我觉得是否应把你们这几个更年轻的作家称之为“欲望现实主义”者？在你们的作品中，充盈着勃勃向上的欲望，以及这些欲望引发的各种故事与图景，是有强烈的九十年代气息的。
邱华栋：所以，当代文学多元格局的形成来之不易。我还注意到，在一些报刊上，持不同态度的作家已开始了激烈竞争，大有“老死不再往来”的架式了。
刘心武：最近王蒙、王朔和我都被“争论”了，我觉得这很好，这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界出现过，这非常难得。作家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争论到即使互不往来也没关系，这局面来之不易，我很喜欢。
邱华栋：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对“权力话语”的争夺，道理非常简单。
刘心武：这恰恰是中国当代文学多元格局的表现。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激烈的商业化和与世界全面接轨的浪潮中。我们民族面临的问题，同样也是其它民族乃至人类面对的问题。描写我们民族的现实处境，同样是有人类学的意义。对此，中国作家应该有信心，有对自己的定位：在多元格局中，我赞同哪一“元”？我怎样发出我的独特声音？这是每一个作家要选择的。
刘心武：著名作家，1942年生于四川成都，编审，曾任《人民文学》主编。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钟鼓楼》、《风过耳》、《四牌楼》；中篇小说《如意》、《立体交叉桥》；短篇小说《班主任》；纪实作品《5.19长镜头》。已出版作品集达60余部，《钟鼓楼》获茅盾文学奖。入选英国《世界名人录》。1994年出版《刘心武文集》8卷。
邱华栋：青年作家，1969年生于新疆，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现在《中华工商时报》工作。已出版的有中短篇小说集《别了，十七岁》、《不要惊醒死者》、《城市中的马群》，诗集《从火到水》、《花朵与岩石》等。将出版的有长篇小说《颤栗与徘徊》、小说集《把我捆住》等，凡一百余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