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高校科技决策智库的特点及发展经验研究
王子丹，袁 永，邱丹逸
（广东省科技创新监测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033）
摘要： 高校科技决策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上许多知名科技决策智库都隶属高校。目前针对高校科技决策智库的研究较少，通过研究高校科技决策智库的内涵、特点及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分析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建设经验，并总结我国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加快我国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高校智库；科技决策；发展经验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我国迫切需要加强智库建设，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高校科技决策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高校的人力资源和科研实力优势开展科技决策研究，有助于促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高校科技决策智库既具备高校智库的特征，又要发挥科技决策智库的功能。在高校智库方面，学者开展了高校智库建设研究，分析了高校智库的建设路径、存在问题和发展策略等［1-5］；研究了国外高校智库建设经验［6-8］；并对高校智库评价机制进行了研究［9］。在科技智库方面，学者研究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外科技智库的建设经验［10-13］；在研究我国科技智库体系建设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14］；并对我国科技智库发展现状进行了综述［15］。在高校科技决策智库方面，学者分析了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对其发展的影响［16］。总体上看，目前关于高校智库和科技智库建设的研究较多，较少针对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建设的研究。本文开展高校科技智库建设发展研究，并提出加快我国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建设的对策建议。
1 高校科技决策智库的内涵及特点
1.1 高校科技决策智库的内涵
智库，又称智囊库，是指由各学科专家组成，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开展公共政策研究，影响政府决策的研究机构［5］。独立性、非营利性和现实性是智库最基本的特征［17］。科技决策智库拥有智库的一般特点，同时又具备研究内容知识技术高度密集，体现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的交叉，研究人员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各领域专家的科技特质［18］。高校科技决策智库隶属于大学，学科专家多为校内人员，运用专业知识和科学工具开展科技发展决策问题或以科技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决策问题研究，为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科学决策和人才储备。
1.2 高校科技决策智库的特点
（1）高校科技决策智库资金来源特点。国外高校科技决策智库的资金主要来自基金资助、个人捐赠、项目委托等，高校给予的资金支持仅占一小部分［19］；国内高校科技决策智库的资金则主要来自高校，部分来自承接政府科技决策咨询任务，少数来自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
安洁西对食物向来不挑剔，出门在外，钱很重要，但食物更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会遇到纵然有钱也得不到食物的情况。
（2）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人员特点。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人员分为常驻人员和临时人员，常驻人员包括学科带头人、高级研究员、研究人员等，临时人员主要为学生。其中，学科带头人数量最少，高级研究人员略少于研究人员，学生数量最多(见图1)。学科带头人作为项目组组长，在项目研究中负责提供关系网络，把握智库研究方向；高级研究人员一般包括教授、副教授等，研究人员包括讲师、技术实现人员等，高级研究人员和研究人员在学科带头人的指导下合作开展研究，并指导学生开展辅助研究工作；学生作为项目支撑人员，主要负责资料收集整理、数据处理分析等辅助工作。
图1 我国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人员组成
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主要为政府提供科技决策咨询，开展世界科技发展走势分析、预判未来产业技术等研究，思考如何为科技发展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影响国家科技战略和政策规划布局，因此，高校科技决策智库核心成员一般具备以下特点：第一，具备全局性战略眼光。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为国家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提供决策咨询，影响国家的科技战略布局，因此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人员需要具有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全局性战略眼光。第二，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科技发展与教育、产业、金融、社会发展等各方面息息相关，基于高校多学科的优势，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人员来自不同学科领域，具备跨学科领域知识，能够为科技决策提供专业的咨询建议。第三，普遍拥有高学历。高校科技决策智库核心成员主要为校内人员，多获得硕博士学位，具有海外留学经历［20］。第四，具有创新思维。高校科技决策智库核心成员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具备深厚的研究功底和创新思维，能够根据科技发展趋势和前沿方向不断提出新思想、新理念和新设计，为政府科技决策提供超前的咨询建议［21］。
（1）高校科技决策智库数量少且未形成较大影响力。《2017中国智库报告》显示，中国智库综合影响力前40名中，高校智库占19家。其中，影响力排名前10位的高校智库主要以经济、国情、公共政策研究为主，几乎没有科技决策智库（见表2）。同时，《2017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前10位的科技决策智库，主要隶属政府部门、科学院或企业（见表3）。由此可见，针对科技政策与战略等方面问题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的高校智库较少，且均未形成较大影响力。
（4）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参与决策的途径。从事科技政策决策咨询工作是高校科技决策智库最主要的功能。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一般通过以下途径参与决策咨询：第一，直接参与政策制定。美国科技决策智库人员主要通过“旋转门”制度参与政策制定工作，即让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专家到政府部门任职，了解和参与政府科技政策制定。我国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人员主要通过政府聘请专家提供决策咨询的方式直接参与政策制定。第二，与政府决策机构建立沟通渠道。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可通过与政府决策机构建立沟渠道的方式影响决策，如以内参等形式定期向决策层报送研究成果、在官方报刊上发表重要评论文章、举办邀请政府官员和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专家参与的科技战略与政策年会等。第三，承担政府部门项目委托和国家重大课题研究。接受政府项目委托是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参与科技政策制定最常见的方式，也是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参与政策制定的重要途径。第四，为决策者授课。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专家为决策者授课、宣传自己的政策观点，有机会直接影响决策者的决策。
1.3 影响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发展的主要因素
（2）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为政府提供科技决策咨询服务的积极性不高。我国高校智库隶属高校，是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需服从高校在人员管理、组织机构、经费投入等方面的整体规划［4］。受制于这种隶属关系，高校智库科研人员大多是承担学校教学任务的教职工，课题完成情况和论文发表数量是目前我国高校教职工职称评定和职务晋升的主要标准，开展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科技政策研究未与高校人才发展和晋升需求挂钩；此外，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往往能够获得高校的科研经费支持，科研人员又多为事业编制，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政府能够提供的决策咨询服务经费对他们的吸引力不大。因此，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为政府提供科技决策咨询服务的积极性不高。
（1）领军人物。科技决策智库领军人物是指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具备高超的领导能力，在科技政策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卓越人才［23］。拥有领军人物有助于促进高校科技决策智库的发展。第一，智库领军人物具备足够的学术研究能力，对问题具有全局化的深刻理解，能够较好地把握研究方向。第二，高校科技决策智库成员多拥有硕博士学历，只有具备强大研究能力的领军人物，才能够带领其他研究者开展研究活动。第三，高校科技决策智库领军人物作为智库品牌的灵魂与核心，其社会活动能力以及自身形象有助于增加智库项目和资金来源。
（2）产品质量。智库产品质量是智库影响力形成的重要因素，是智库发展的关键，也是智库提供专业决策咨询工作的基础。高校拥有雄厚的研究基础，相比于其他智库，更容易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但是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容易面临研究成果与政府需求脱轨的问题，因而，高校科技决策智库需要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了解政府和企业决策需求，形成具有高校学科特色的、符合客户需求的高质量智库产品。
1.3 观察指标 以术后病理为准，计算超声评估和US-G FNAC的准确度、灵敏度、特异度、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超声评估中，若结节具备以下恶性指标中3个及以上则为超声阳性：(1)微钙化；(2)低回声；(3)边缘不规则；(4)形态不规则；(5)纵横比大于1；(6)中央血管为主型或混合血管型；否则为阴性[4]。US-G FNAC诊断分为良性、恶性(确定具备恶性细胞学特征的病变)、可疑恶性(滤泡性病变或少数细胞具备恶性细胞学特征但尚未达到诊断标准)和涂片不满意4类，将良性和涂片不满意定义为阴性，恶性和可疑恶性定义为阳性[6]。
德国发展研究中心（ZEF）隶属德国波恩大学，1997年开始从事研究活动，旨在用科学方法解决发展相关问题。ZEF在《2017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给出的全球顶尖科技决策智库中位列第12位。ZEF主要从事经济和技术变化、政治和文化变化以及生态与自然资源管理等方面的跨学科研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致力于解决新兴经济体和全球问题。ZEF的组织结构如图2所示，其由一个国际咨询委员会领导，该委员会成立于1999年，成员代表来自德国联邦部委、私营企业、国际科学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多为政界、商界和学界的优秀人才，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较高的声望，为ZEF提供战略发展建议［25］；研究部门包括政治和文化变化系、经济和技术变化系、生态与自然资源管理系，以及董事会的相关成员，如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波恩国际转换中心等，ZEF与波恩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农业学院、数学与自然科学学院等院系开展紧密的合作研究［26］；员工约有一半来自世界各地［10］。ZEF还设有博士研究计划培养项目，培养来自世界各地的博士研究生。
(2)冲突调整阶段 首先确定冲突信息，即确定哪位决策专家给出的哪个决策信息冲突水平较大，进而要求该专家对该信息进行调整；然后确定调整方向，即确定该专家如何调整该决策信息才能有效降低冲突水平，为决策专家提供合理的建议。
（4）与高校的关系。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从建设到运营均受高校扶持。在资源投入方面，主要表现为接受高校的资金资助和项目委托，以及和高校之间存在的科研人员的输送关系；在运作支撑方面，则表现在依赖高校已有的基础研究成果，且高校的负责人会介入高校科技决策智库运作［19］。建成具有影响力的科技政策咨询机构，高校科技决策智库既要发挥高校科研优势，利用高校所提供的资源和帮助，又要保持机构运转、课题选择、研究过程等的相对独立性，尤其是形成符合智库实际情况的人才考评机制，在职称评定时将研究成果的应用和政策影响力作为考核指标。
（5）智库宣传。智库影响力的形成和知名度的提升离不开智库宣传。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依托高校建立，高校自身的知名度对智库有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高校科技决策智库还需通过各类途径提升影响力，例如与政府建立长期沟通渠道，不定期推送科技决策咨询内参；发表论文，整理和出版智库研究成果；通过新媒体宣传，开设网络教育课程，建立智库公众号；举办学术会议、媒体活动沙龙等。
2 国外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发展经验
目前，SPRU主要开展全球紧迫政策议题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未来产业政策、包容性经济增长、能源政策、创业精神以及通向更可持续未来的途径。SPRU的研究项目依靠英国研究理事会和工业界的资金支持。英国研究理事会主要支持SPRU开展大型、复杂创新系统和理论研究，研究经费一般支持5年，并在第4年进行项目的全面评估；工业界的资金主要支持SPRU开展产品创新相关的应用性研究，每年SPRU约承担10个公司的合同项目［13］。
2.1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中心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中心（STS）隶属麻省理工学院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学院。STS将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带入科学、技术和医学领域，开展科学、技术和社会重大集成问题研究，在国际安全技术问题分析领域领先世界。在人才教育方面，STS提供科学、技术、医学、创新的相关本科课程，但不单独设立专业，学生可以通过加入STS项目、辅修等方式获得人文科学或人文工程相关学士学位。STS注重培养研究生思考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医学等方面的世界重大问题。STS的HASTS博士合作项目是麻省理工学院最具竞争力的项目之一，在学术界、法律界、商业界和新闻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24］。
STS研究人员组成学科高度交叉，专业背景涵盖航天航空、物理、化学工程、机械工程、电子工程等自然科学领域，也包括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人文社科领域。STS开展研究主要包括独立研究、内部联合研究、外部联合研究3种组织形式。独立研究由STS的研究人员独立开展研究；内部联合研究由STS研究人员牵头组建研究组，并寻求相关基金资助项目开展研究；外部联合研究是STS人员和麻省理工学院其他院系，或者与哈佛大学等研究机构开展的合作研究。STS重视科技媒体传播，不仅通过网站、书籍等形式进行宣传，还负责麻省理工学院的奈特新闻项目，该项目为全球科学新闻从业人员提供培训课程，以提高他们对科技类新闻的报道水平。
英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SPRU）隶属于英国萨斯克斯大学，是国际知名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研究中心，也是科学技术政策领域的第一个跨学科研究中心。SPRU在《2017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给出的全球顶尖科技决策智库中位列第三位。截至2018年，SPRU拥有70多名教职工、180多名理学硕士和80多名博士研究生。SPRU积极参与全球高级科技政策制定研究，其成员与政府官员、智库、媒体、商界等保持紧密联系，在主动传播和应用最新研究成果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27］。
3.一切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创造更好的价值。电力工程系统的创新与改革，也不例外。电力自动化技术在电力工程中的应用，实现了电力工程各个系统的稳定运行。在提高了工作的效率的同时也保障了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自动化的电力系统能够对设备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数据进行全面系统的采集与分析，使工作人员之间的协作更加协调，对设备的控制也更加完整。在排除系统故障方面，电力自动化系统也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对于设备安全性能与节能方面的贡献，也很十分重大。电力自动化技术能够有效改善设备的性能，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在设备维修与数据的整理分析上，也更加方面和可靠。
2.2 德国发展研究中心
（3）与政府的紧密程度。科技决策智库的最终目的是影响政府科技决策，与政府的紧密程度直接影响高校科技决策智库的发展。高校科技决策智库的学者，多是大学教师出身，没有从事政府决策工作的经验，不了解政策出台的规则和流程，提出的建议容易缺乏可实践性；此外，因为长期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与政府官员考虑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存在差异。因此，高校科技决策智库研究人员只有加强和政府的联系、了解政府的需求，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人员在与政府保持紧密联系的同时，又要保证思想的独立性，避免沦为政府官员解释政策合理化的工具。
图2 德国发展研究中心（ZEF）组织机构
2.3 英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有一次，孩子很委屈地找朝敏说：“妈妈，同学们为什么都不理我？爸爸不是说只要树立威风就不愁没有朋友了吗？难道爸爸都是骗人的？”
高校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在科学技术方面拥有雄厚的研究基础和实力，具备建设高水平科技决策智库的条件。国际上许多知名的科技决策智库都隶属高校，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中心（STS）、英国萨斯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中心（SPRU）、德国发展研究中心（ZEF）等。
3 我国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3.1 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以能源经济领域类的居多，依托知名大学和研究型大学建立，肩负人才培养职能（如表1）。
（1）有一半的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与能源经济相关。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开展能源经济学科前沿和国家能源经济建设研究，以多种形式参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为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2009年，致力于能源经济和气候政策研究，是国际能源研究机构联盟（ERIN）、国际气候经济综合评估建模联盟（IAMC）的成员机构，为政府制定能源气候战略与政策提供科学参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软科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8年，主要开展能源经济与管理、能源环境政策与管理等研究，为政府和企业提供能源战略与政策决策支持。
（2）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依托知名大学和研究型大学建立。我国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多依托知名大学和研究型大学建立，与大学的优势学科紧密相连，拥有权威学者或者知名专家。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均为国内知名高校。厦门大学依托其经济学科优势，成立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光远、查汝强、李昌、龚育之、何祚庥、邱仁宗、孙小礼等一大批科技与社会领域的著名学者推动了清华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的组建；厦门大学水科技与政策研究中心的首席科学家为中国水处理专家蓝伟光博士；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起源于魏一鸣在中国科学院的资源与环境复杂系统建模研究团队。
（3）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多肩负人才培养的职能。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拥有能源经济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北京理工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开设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培养、资源环境与循环经济交叉学科专业硕博士培养等；清华大学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学科为北京市交叉学科类重点学科，已培养国内外硕士、博士300余人。智库培养的毕业生及出站博士后大多数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高科技企业等从事教学、研究或管理工作。
多年过去了，我写了不少文字，出了不少书，其实都是在建屋，一座精神之屋。这屋子是给我自己建的，如果你不介意、不嫌弃的话，也可以把它当成你自己的屋子……
表1 我国部分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建设情况
3.2 存在问题
（3）高校科技决策智库研究特点。在第四次产业科技革命背景下，我国发展面临的问题比以往更加复杂，政府的决策难度越来越大，需要高质量的智库为各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智力支持。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得益于高校汇聚众多学科、集聚知识精英的特点，具有其他类型智库不具备的功能优势，研究成果有助于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第一，高校的多学科优势为高校科技决策智库提供了不同学科领域的人才，能够深入开展跨学科研究，更容易产生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为政策制定提供前瞻性思想引导［22］。第二，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往往结合高校的学科优势开展研究。第三，高校开展学术研究的氛围使高校智库人员对科技创新过程有更为及时和深刻的了解，有助于智库人员研究提出更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政策。第四，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具有人才培养的功能，依托高校这一教育平台，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在开展科技决策咨询研究的同时能够培养一批优秀储备人才，为我国科技政策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第五，相对于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在思想上更具独立性；与民间智库相比，高校智库更具专业性。
表2 2017年我国排名前10位的高校智库
表2 （续）
表3 2017年我国排名前10位的科技决策智库
表3 （续）
影响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领军人物、产品质量、与政府紧密程度、与高校之间的关系、智库宣传等。
六是开展公益活动：阅读推广。新教育实验启动时就强调其自身的公益性特质，明确提出将公益情怀作为新教育的基本精神理念。在新教育的阅读研究和推广实践中，也一直秉承着这样的公益精神。截至目前，新教育基金会在山西、贵州、江苏等地，共资助建设了近100间童书馆。
（3）高校科技决策智库的研究成果难以转化为政府需求。目前，我国高校智库的研究成果多，但转化率低，对政府科技决策影响小［5］。一方面，高校研究主要以教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为主，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呈现，主要用于科研考核和职称评定，缺乏运作智库的经验和从事政策研究的传统；另一方面，智库研究项目具有很强的跨学科特性，尤其是科技决策研究，更需要进行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社科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但受限于高校的机构设置，各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难以合力开展研究，这使得由高校科技决策智库提出的切实可用的新概念、新战略很少。同时，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与政府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桥梁，高校智库不了解政府政策制定程序，不清楚政府政策文件的逻辑思路，不知道如何将已有成果有效转化应用。
4 加快我国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发展的对策建议
高校拥有大量不同学科领域的人才，长期从事理论基础研究，具备建立科技决策智库的平台条件。美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拥有众多知名的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对其国家科技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建议我国从以下几方面加强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建设：
（1） 建立良好的高校科技决策智库沟通机制。随着我国政府对智库建设的重视，近年来高校纷纷结合自己的学科特色建立智库，但科技决策智库偏少且并未形成较大影响力。国外知名高校的科技决策智库往往重视与政界人士保持良好的关系，及时了解国家发展需求，确保智库产出符合社会科技发展需要。我国高校智库与政府之间缺乏持续、有效的沟通，是造成目前科技决策智库成果常常无法为政府所用的主要原因。建议我国高校智库结合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特点，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为政府与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之间搭建良好的沟通机制，确保高校科技决策智库既能够开展满足社会发展所需科技政策研究，同时又不受制和依附于政府。
（2）优化高校科技决策智库管理制度。高校科技决策智库隶属于高校，在机构设置、人才管理、经费投入等方面需要服从高校发展规划安排，但是智库研究有别于普通的高校研究，完全按照高校的管理和考核制度不利于高校科技决策智库的建设发展。建议完善人才考核制度，把解决科技发展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激发高校教职工参加科技决策智库研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构建符合科技决策智库发展的灵活高效的运行模式，实现高校和智库职能的有效对接，形成有利于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3］。
由于实际数据库中，一张主实体表中包含的外键个数一般不会太多，故步骤2)中组合数不会太大。步骤(3-1)中，包含外键的项集不参与连接，该类频繁项集实际意义为该外键对应的实体与主实体属性的联系。
（3）制定科学的高校科技决策智库评价体系。科学的高校智库评价体系能够促进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健康持续发展。高校科技决策智库评价体系应更看重成果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关注著作和文章的创意和价值；要将服务政府和企业科技决策的结果作为重要考核指标，结合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并将政府、企业等决策咨询主体的用户评价体验作为重要指标。科技政策实施后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成效，因此要考虑智库成果的未来价值，要构建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形成科学的高校科技决策智库评价体系［28］。
大区域范围路网评价方面，基于严重拥堵比例的方法较基于行程时间比的方法对高峰道路拥堵变化更敏感，其原因是重点刻画了道路出行拥堵所占的比例[11-13]，而行程时间比的方法则计算了全部样本，属于均值类方法，评价范围越大，平滑的效果越明显. 图1对比了基于两种模型计算北京市中心城区周一和周五工作日的交通指数，严重拥堵里程比例方法更体现出周一早高峰通勤拥堵以及周五晚高峰交通拥堵特性. 在评价大范围路网区域时，应优先选用严重拥堵里程比例方法.
（4）培养一批高水平的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人员。科技决策智库研究人员不仅要具备跨学科专业知识，了解当前科技创新对政策的需求，还要具备一定的政府工作经验，或者长期保持与政府的密切合作。当前我国缺乏科技决策智库领军人才，高校应利用自身的人力资源优势，培养一批高水平科技决策智库人员。鼓励不同学科背景的智库研究人员合作开展智库项目研究；支持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人员到全国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交流，把握最新科技动态、了解科技政策需求；加强高校科技决策智库人员与政府的合作关系，积极主动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给予学生参与科技决策智库项目研究的机会，培养一批科技决策智库后备人才。
（5）提升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影响力。智库影响力是智库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外知名高校科技决策智库通常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对官员进行培训、参加媒体访谈等方式提升自身影响力。目前我国高校科技决策智库的影响力亟待提升。建议各高校科技决策智库出版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积极开展和参加学术研讨会，加强与其他智库机构的交流合作；开设官员培训项目，积极传播研究成果，保持与政府官员的紧密联系；与媒体开展互动合作，通过访谈、讲座等形式传播思想成果，提升自身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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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T Decision-making Think Tank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 Zidan, Yuan Yong, Qiu Danyi
（Guangd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Center, Guangzhou 510033, China）
Abstract: The S&T decision-making think tan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ew type of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ny well-known S&T decision-making think tanks in the world belong 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on S&T decision-making think tan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S&T decisionmaking think tank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analyz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T decisionmaking think tank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Germany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Finally,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T decision-making think tank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speeding up their development.
Key words: university think tank; technology decision making; development experience
中图分类号： G323；G3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95（2019）19-0141-07
doi: 10.3969/j.issn.1000-7695.2019.19.018
收稿日期： 2018-11-21，修回日期：2019-02-15
基金项目： 广东省软科学研究基地建设项目“广东省创新监测与国际对标研究智库建设”（2017B070703002）
作者简介： 王子丹（1991—），女，福建南靖人，研究实习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监测、创新战略与创新政策；袁永（1983—），男，河南商丘人，所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战略与政策；邱丹逸（1991—），女，福建龙岩人，研究实习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产业监测。
标签：高校智库论文; 科技决策论文; 发展经验论文; 广东省科技创新监测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