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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1）04－0005－10
一、引言
工业生产是现代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同时人类的工业化进程也对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重化工业发展造成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也曾使发达国家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达国家最初应对工业污染主要采取的是末端治理方式，而大规模向海外转移高排放、高污染行业生产能力的产业替代升级则成为发达国家结构转型的重要渠道。然而，末端治理模式并未根治发达国家的工业污染。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转变环境治理模式，推行“清洁生产”，实行污染物“全程控制”和“源头削减”为主要内容的预防性环境政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资源消耗和需求拉动为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了巨大冲击。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工业部门在财富形成和积累中的重要作用，相继提出了“再工业化”的思路，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全面、深度调整。在全球经济艰难复苏和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2008年10月和12月，联合国环境署发起了在全球开展“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了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政府纷纷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鼓励本国企业探索产业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的新方向，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占据制高点。
“绿色经济”一词源自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于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图》一书。迄今为止，绿色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相关定义大都强调“通过有益于环境或与环境无对抗的经济行为，共同提升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实现可持续增长”（OECD，2009；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0；夏光，2010）。结合工业部门的要素和技术特征，作为绿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绿色转型是指以资源集约利用和环境友好为导向，以绿色创新为核心，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工业生产全过程的绿色化、可持续发展，获得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从其内涵来看，绿色转型是工业迈向“能源资源利用集约、污染物排放减少、环境影响降低、劳动生产率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的过程，是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近300年工业化实践的否定之否定。与传统的“黑色”、“褐色”或者“灰色”工业发展模式相比，工业绿色转型的内涵是动态的，覆盖整个工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工业绿色转型不仅面对的产业边界是动态变化的，具有较大的延展性，绿色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潜力以及绿色工业品的市场空间都很大，而且随着人类对工业生产环境影响的认识逐步加深，工业绿色转型的目标和任务也会不断调整，而这种调整要以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为依据，积极谋取工业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恶化脱钩。同时，工业绿色转型需要以理念、技术和制度的全方位创新为支撑。绿色技术研发投入较大，有一定的风险性，而工业技术的绿色创新既要对传统产业技术进行绿色升级改造，又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新技术和新兴绿色产业。
过去30余年中，工业是中国增长最快、改革力度最大、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部门。加速工业化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发展主要依靠资源型增长路线，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低产出”和“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增长模式主导着工业发展。“十二五”时期，是中国面临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一方面，作为中国经济的产业主体，工业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重化工业仍有较强的扩张动力，工业领域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结构失衡等问题十分突出。面对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加快转变中国工业发展方式，实现工业绿色转型，塑造可持续的竞争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绿色转型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要求，也是促使“中国制造”由大转强的必由之路。作为中国经济的产业主体以及国际竞争力最强、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领域，工业部门率先实现绿色转型不仅更具有可操作性，对促进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也将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二、工业绿色转型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工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工业生产和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增长速度保持较高水平；工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组织结构更加合理；工业整体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尖端科技领域取得突破；工业资源利用取得进步，节能减排初见成效；产业国际竞争力逐步增强，企业国际化进程加快。然而，中国工业的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持续发展能力较弱，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与现行的体制机制密切相关。政府和企业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均面临着一些障碍。这些障碍主要表现在：
（1）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晋升机制不合理。以GDP为导向的晋升机制是相对单一的激励方式，在这种考核机制下，政治晋升的压力导致政府官员往往忽视长期效果而注重短期目标，即在任期内尽可能地促进经济增长。目前，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转型升级中面临的压力实际上是不对称的，中央政府不仅要考虑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种种风险以及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还要承受来自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中央政府的这些压力仅靠节能减排指标和环境问责制来传导，最终很难将地方政府推向转型升级的轨道。以往追求GDP的一些地方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政绩起到了很大的示范效应，而中西部地区也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尝到了甜头，这使得不少地方政府“十二五”时期仍有追求GDP、追逐重化工大项目，特别是引进大型国有企业的强烈意愿和动力。因此，“十二五”时期仅靠现有节能减排指标促进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是有限的。现实的情况是，对于2860多个县级经济单位而言，节能减排指标考核很难对其发展本地经济的决心构成威胁，而对工业绿色转型这样高投入、见效慢的长期工程缺乏兴致。由此可见，现行的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仍在地方政府决策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尚未形成地方官员对工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机制。
（2）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不彻底。当前，在要素资源领域的价格形成机制中，非市场化定价手段还发挥一定作用，要素价格扭曲阻碍了工业转型升级。由于我国长期对要素资源使用非市场化定价手段，这种价格信号对企业微观主体的引导作用会出现呆滞或时滞现象，致使企业缺乏动力转变经营方式或改进技术工艺。同时，理顺自然资源价格还应考虑资源开采带来的环境成本。尽管近年来我国要素资源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但是价格传导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引起企业下决心进行自主的绿色转型。另外，如果要素资源价格上涨过快，会使一大批中小企业因在短时间内难以消化价格上涨压力而倒闭，这些企业将失去参与绿色转型的机会。
（3）技术创新、转让和应用存在障碍。推进工业绿色转型亟须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支撑，但目前技术创新和应用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技术创新投入不足。中国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低于世界先进国家至少0.5个百分点，与世界500强企业的差距更为明显，而且中国企业的创新投入项目更注重应用性强的技术，基础研究相对薄弱，不利于技术创新的长期积累。其次，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完善，影响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再次，由于技术标准和设备类型不同，导致绿色技术在中国工业领域难以获得更广泛的应用。
（4）环境补偿机制不健全。长期以来，中国并未真正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地区间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导致生态脆弱或资源富集地区的利益长期受损，丧失了地区经济发展机会。如资源开采的环境成本未按市场机制定价并纳入到原材料成本核算之中，致使原材料价格长期偏离于市场价格，下游企业或消费者无法对这种价格扭曲行为做出调整，难以树立“绿色消费”理念。另外，中国工业尚未形成绿色增长核算体系，也没有出台具有市场调节作用的政策工具，如碳税，造成环境治理成本长期低估；而且节能减排设备投资的税收政策不配套，企业缺乏采用先进技术和生产装备的微观激励。
（5）社会监督体制有待完善。工业绿色转型带有很强的外部性，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监督企业的绿色转型行为。然而，在中国，公众参与社会事务长期流于形式，甚至受到各方力量的制约，难以形成监督社会公共事务的合力，特别是面对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社会舆论很容易受到地方政府和当事企业的干预。此外，中央和地方垂直的监督体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地方政府监督不到位等，从而给高污染、高排放、低产出的企业留下了生存的空间。
三、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路线图
工业绿色转型离不开宏观经济发展环境。未来5—10年工业绿色转型的外部环境存在多种可能。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分两种情景进行分析：基准情景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情景①。在基准情景下，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和外部环境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政府将延续2005年以来采取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措施，并不会进一步实施能源税或碳税等强制性的措施；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情景下，环境保护作为促进经济发展转变的重要手段而受到高度重视，政府将在加大节能减排力度，综合实施各种能源环境政策，尤其是通过征收能源税或碳税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从工业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角度看，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情景下，由于能源资源价格趋于合理，污染物排放等具有负外部性活动的社会成本内部化，因此其采取节能减排行动的预期收益更大，从而具有更强的激励开展提高能效、减少排放等活动。与基准情景相比，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情景下，工业企业对有助于节能减排的先进适用技术的需求会更大。因此，从整体上看，在不同情景下，“十二五”时期至2020年我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技术路线图会存在一定差异。
确定“十二五”时期至2020年工业绿色转型的技术路线图，应遵循两个原则：①技术基本成熟，可以大规模推广应用。目前看来，不论是在基准情景下，还是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情景下，工业企业应用节能减排技术时都需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当一项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前景存在不确定性时，政府很难在应用领域对其进行推广。②要突出重点，以高耗能行业的关键节能减排技术为核心。由于资源转换过程存在明显差异，不同行业的能源消耗，以及基于能源资源消耗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有显著不同，电力、钢铁、水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的能源消耗、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在工业部门中占比很高②。为充分利用有限的政策资源，设计工业绿色转型的技术路线要把这些行业的主要节能环保技术作为重点。根据这两个原则，结合节能环保技术发展现状，给出了电力等主要工业行业及工业通用技术的“十二五”时期至2020年的绿色转型技术路线图（见表1）。
四、工业绿色转型的成本收益分析
基于工业是我国最主要的能源消耗、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部门这一现实，工业绿色转型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在推动工业向绿色经济转型的动态过程中，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既包括因为推行节能环保技术而引起的增量投资，又包括潜在的宏观经济损失，还包括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岗位流失，以及对贫困人口的补贴等。另一方面，实现工业绿色转型目标后，也能产生显著的效益，其中既有工业企业能源成本降低等直接效益，又有避免在工业部门中出现高耗能、高排放的技术锁定现象，还有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创造绿色就业机会，改善制成品贸易条件，以及由于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减少而带来的健康等方面的积极效应。
1.工业绿色转型的成本
（1）直接成本。工业绿色转型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工业企业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及相关设备的增量投资，包括节能投资和环保投资。先进适用的节能环保技术大量应用于工业部门，是“十一五”期间我国工业能源效率提高和工业污染物排放较低的主要原因。可以预计，“十二五”时期至2020年技术进步将会在工业绿色转型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①节能投资。目前我国没有发布有关节能投资额的统计数据，只能通过间接的方法对其进行粗略的估算。在前述基准情景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情景之间，2015年工业能源消费量相差4.4亿吨标准煤，2020年相差9.1亿吨标准煤。假定在两种情景下，各年工业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保持不变。可以估算出“十二五”期间和2011—2020年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情景与基准情景相比，分别节约21.9亿吨和91.0亿吨标准煤。进一步假定“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技术进步对工业部门能源效率提高的贡献分别是50％和55％③。可以得出：与基准情景相比，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情景下，“十二五”期间和2011—2020年间，技术进步带来的工业部门节能量分别为10.9亿吨和49.0亿吨标准煤。以发热量为5800大卡/千克的动力煤700元/吨的价格保守估计，“十二五”期间和2011—2020年间应用技术手段的节能收益分别为9240亿元、41360亿元。假定工业部门节能投资年收益率为8％，不考虑节能项目建设周期因素，并且节能项目投资受益期超过10年，则为实现上述节能收益，“十二五”、“十三五”时期需要在节能技术及相关设备方面分别投资4.62万亿元和4.99万亿元。②环保投资。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逐年增加。2001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为1106.6亿元，到2008年已增至4490.3亿元；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已从2001年的174.5亿元上升至2008年的542.6亿元。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则由2001年的1.02％提高至2008年的1.48％。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情景下，环境保护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因此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应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十二五”期间将提高至1.8％，“十三五”期间应进一步上升至2％。以此为基础，结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情景下的GDP增长率④，“十二五”、“十三五”时期环保投资总额分别为4.10万亿元和6.56万亿元，得出2001—2008年，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的平均比重为15.72％。另外，2001—2008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平均比重为39％，以此比重作为估算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中工业部门的比重⑤，结合该项投资占环保治理投资总额的平均比重（31％），可以估算出工业部门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的平均比重约为12.09％。也就是说，从历史数据看，工业部门环保投资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比重约为28％。结合环保投资总额估算数据，可以得出“十二五”、“十三五”时期我国工业部门大约需要在环保领域投资1.15万亿元和1.84万亿元。
（2）间接成本。①宏观经济损失。从静态的全社会资源配置角度看，增加工业部门节能环保投资，不管其资金来源如何，都会导致其他领域的投资相对减少。由于节能环保投资的收益有相当一部分无法货币化，因此从国民收入统计上看，工业节能环保投资尤其是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经济效益要低于生产性投资。新增投资效益的相对下降，是工业绿色转型的宏观经济损失之一。此外，推动工业向绿色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工业部门对能源的消耗会相对减少，因此能源行业尤其是传统化石能源行业的增长会受到一定限制。而且，随着工业绿色转型的不断推进，钢铁、有色金属等高耗能、高排放工业行业要逐渐将以前不必承担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产品的竞争力。能源行业和高耗能、高污染工业行业的增长受到抑制，也是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宏观经济损失。综合评估工业绿色转型的这些潜在的宏观经济损失，需要综合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和能源系统动态优化模型等。考虑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能在相当程度上同时降低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Cao et al.,2008），可以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情景下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成本来近似说明工业绿色转型的潜在宏观经济损失。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研究报告，实现2020年单位二氧化碳比2005年降低40％—45％，会导致2020年的GDP损失3384亿元—5862亿元（按2005年价格计算），相当于当年GDP的0.64％—1.1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考虑到工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占全部排放量的比重，以及工业绿色转型的任务不仅包含温室气体减排，还包括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和污染物减排，保守估计“十二五”时期至2020年，工业绿色转型的潜在宏观经济损失会超过1000亿元。②对高耗能、高排放工业行业（“双高”行业）就业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此外，“双高”行业及其上下游行业劳动者收入和消费会因为行业增长受阻而受到影响。就工业绿色转型带来的岗位流失而言，以火电行业节能减排对就业的影响为基础，做出粗略估算。根据潘家华等（2009）的研究，2003—2020年火电产业实施节能减排政策，降低能源消耗9.4892亿吨标煤，减少二氧化硫排放1518万吨，同时导致就业岗位减少41.3万个，即每节约1亿吨标准煤要减少就业岗位4.35万个（王伟中等，2009）。以此为基础进行估算，实现“十二五”时期、2011—2020年工业部门21.9亿吨和91亿吨标煤的节能目标，就业岗位分别会减少95.21万个、396万个。③提高能源及用能设备价格从而对贫困人口造成不利影响（Stefan,Speck,1999; OECD,2005; Cornwell,A.& J.Creedy,1996; Zhang Zhongxiang & Andrea Baranzini,2004）。这主要是因为，与高收入人群相比，贫困人群在能源及用能设备上的支出占其总支出的比重更高，因而受能源及用能设备价格的影响相对较大。为了减轻贫困人群所受影响，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对其进行补贴，或对能源及用能设备提供者进行补贴，降低贫困人群消费能源产品和用能设备的成本。补贴额度的高低视政策强度而定，难以给出具体的估计数据。
2.工业绿色转型的综合效益
（1）直接效益。工业绿色转型实质上就是降低工业生产过程中的能源资源消耗量，并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由于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的收益难以货币化，也几乎无法内部化，因此工业部门向绿色经济转型的直接收益，主要指因节约能源而降低的能源成本。如前所述，“十二五”期间和2011—2020年间，与基准情景相比，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情景下工业部门的节能量分别为21.9亿吨和91.0亿吨标准煤。同样以发热量为5800大卡/千克的动力煤700元/吨的价格进行保守估计，“十二五”期间和2011—2020年间工业部门因减少能源消耗而节约的成本分别为18481亿元、76879亿元。不过，工业部门绿色转型必定要使用更多清洁能源。目前看来，我国以“富煤、少油、贫气”为特征的能源资源禀赋，以及核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利用成本相对较高的影响，短时期内清洁能源比重提高势必会导致能源价格上涨。仅考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比重提高这两个因素，能源利用成本大约会提高8％。“十二五”期间和2011—2020年间工业部门能源消耗总量分别为61.25亿吨和130亿吨标准煤。能源利用成本提高8％，相当于分别多消耗了4.9亿吨和10.4亿吨标准煤。同样地，以发热量为5800大卡/千克的动力煤700元/吨的价格进行估计，这相当于工业部门在“十二五”期间和2011—2020年间在能源成本上分别多支出了4140亿元和8786亿元。综合其对能源节约和能源利用成本的影响，“十二五”期间和2011—2020年间，工业绿色转型带给工业部门的直接效益分别为14341亿元和68093亿元。
（2）间接效益。①实现绿色转型有助于避免技术锁定。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巨大的市场需求驱动电力、钢铁、水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高耗能、高排放工业行业快速发展。这些工业行业的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使用寿命较长，如果这类生产设备的能源利用效率较低、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量较高，那么其高能耗、高排放的特性将在长时期内被锁定。如果在“十二五”时期至2020年推动工业绿色转型，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对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能源利用效率、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标准进行控制，将会给未来节能减排打下良好基础。这是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收益。受数据的可获得性等方面的影响，目前还难以对其作出定量评估。②有助于改善贸易环境和贸易条件。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部分发达国家正试图通过碳关税和碳足迹等有关技术规则和标准来引导贸易规则的演化。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变相设置绿色贸易壁垒。一旦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联合对我国出口制成品征收碳关税并实施有关低碳经济标准，将使我国出口企业遭遇困难和被动局面，我国贸易环境和贸易条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因此，积极推进工业绿色转型，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贸易环境和贸易条件，从而有助于提升工业竞争力。③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推动工业向绿色经济转型，需要进行大量投资。如前所述，“十二五”、“十三五”时期我国工业部门在节能环保技术及相关设备方面分别需要投资5.77万亿元和6.83万亿元。实际上，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也会培育并拉动节能环保产业等绿色产业的发展。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的拉动率约为1.1、对GDP的投资乘数为1.4（王金南等，2010），假定节能投资对节能产业的拉动率和投资乘数与此相同，则“十二五”时期、2011—2020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的总产值会达到6.347万亿元和13.86万亿元，GDP会因此而增加8.078万亿元和17.64万亿元。在此基础上，以节能环保产业人均年产值30万元估算，“十二五”时期、2011—2020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分别为1058万和2310万个。此估算结果与王金南等（2010）的分析结论接近。其结果显示，仅环保产业2015年带动的就业人数达512万人。④工业绿色转型还将产生健康效益。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最终会对人类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国家环保部和世界银行在2007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空气污染尤其是大城市的空气污染导致肺癌、呼吸系统疾病等肺部疾病发病率提高，水污染引起癌症和腹泻发病率升高，尤其是5岁以下儿童腹泻发病率升高；仅在2003年由于空气污染引发的过早死亡和疾病的经济损失为1573亿元，占当年GDP的1.16％。鉴于工业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在总排放量中占有较高比重，推动工业向绿色经济转型能在相当程度上改善生态环境、延缓气候变化，从而使得人们生活环境得以提升，使尽可能多的人的健康状况能得以保持。
综合工业绿色转型的成本和效益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尽管推动工业向绿色经济转型需要进行数额庞大的节能环保投资，也会产生一定的宏观经济损失，并且会导致高耗能、高污染工业行业及相关行业就业岗位减少，但其在节约能源成本、改善制成品贸易环境和贸易条件、促进节能环保产业等绿色产业发展、创造绿色就业岗位、提升国民健康水平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积极影响。整体来看，工业绿色转型的效益远高于成本（见表2）。
五、机制创新与政策支撑体系
纵观其环境治理模式的演变，发达国家产业转型与其发展的阶段性要求紧密相连。目前，我国不少地方工业化发展和环境治理仍沿用发达国家的老路，在制度设计和激励机制上偏重末端治理，缺乏绿色转型的先导意识和主动行为。虽然我国现阶段工业化的特征与发达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相似之处，也同样面临着工业投资扩张、能源资源需求扩大、环境影响加剧等“重化工业化”的阶段性问题，但作为后起的工业大国，我们完全有条件在借鉴发达国家工业污染治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摈弃“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不断吸收世界先进的产业升级和环境治理理念，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加快绿色化发展的步伐。工业绿色转型需要在发展理念、增长方式、目标方向等方面做出重大转变，要从战略层面高度重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机制创新，建立完善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
1.工业绿色转型的机制创新
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机制创新需要综合性、体系化、开放式的战略框架以及来自政府、产业界、企业、公众的参与。在完善环境规制和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的基础上，在技术、资金、交易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不断丰富绿色转型的政策手段（见图1）。
图1 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机制创新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2.推进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政策措施
“十一五”时期，在国家约束性节能减排目标引导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取得了积极进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新政初步形成。“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工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应充分利用全球掀起绿色新政高潮的机遇，加快制定相应政策，进一步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应以绿色转型作为中国工业“由大转强”的指导思想，统一规划，制定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战略框架和国家绿色创新路线图，确立工业绿色转型的战略目标、优先发展领域、战略布局和主要任务。在统一战略规划的指导下，协调各地区、各行业绿色转型的责任与义务，充分体现各地区转型意愿和条件的差异，为中央和地方出台工业绿色转型的扶持政策和保障措施提供依据。同时，应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加大绿色投资力度，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绿色工业体系；促进内需外需协调，鼓励出口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加大海外资源和能源开发利用，大力引进先进的绿色技术和关键设备，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大力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快绿色工业技术的研究开发，完善绿色制造的技术标准与管理规范；着力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形成工业发展的绿色布局；改革政绩考核体系，完善环境规制，加强环保执法力度；深化资源和能源体制改革，完善财政税收支持政策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加大绿色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加强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为工业绿色转型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完善企业环境责任制度，促进企业绿色经营管理创新；推进能源、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全球治理与国际协调，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中国作为一个高度开放、负责任的大国，需要积极参与全球绿色治理。在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中，既要争取维护国家利益和产业发展空间，又应为改善全球绿色发展环境付出更多的努力。
［收稿日期］2011－03－22
注释：
① 此情景分类法参考了李善同（2010）的分类。
② 2008年，此5个工业行业的能源消费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烟尘排放量、废水排放量在工业部门中的占比分别为72.37％、88.20％、81.38％、35.15％。
③ 2000-2008年我国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利润率平均值为14.6％。考虑到节能投资收益率通常要低于其他类型的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率，并且部分节能技术投资要计入企业无形资产或当期费用，而2000-2009年我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平均值为6.31％。因此，假设工业部门节能投资收益率为8％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④ 参考李善同（2010）的研究结论，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情景下，“十二五”时期GDP增长率为8.4％，“十三五”时期GDP增长率为7.2％。2015年、2020年的GDP分别为53万亿元、75万亿元（按2008年价格计算）。
⑤ 所谓“三同时”是指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6条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经原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该建设项目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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