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可以概括为4句话：价值是劳动创造的； 剩余价值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企业利润以及整个资本是工人的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工人起来将资产分掉，是物归原主。
随着改革的深化，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促使我们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有个重新认识，这是改革到今天经济理论界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一、中国的富强还得靠全国人民的创造和积累，关键是要在十几亿中国人中形成一个拼命创造财富和自觉积累财富的机制。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对贫困，财富有限；一两个亿的待业者需要就业，社会要为这一两个亿的待业者提供就业岗位，就意味着财富的大规模增加。那么多的财富从何而来，就业机会从何而来呢？
要增加财富、增加就业机会，关键是要对十亿中国人做好两个转化：一是将人民大量的闲暇时间，变成创造财富的时间。二是创造财富后，把奢侈、浪费等过度消费转化为积累和投资。如果十亿人都拼命去创造，拼命去积累，整个中国的财富才会滚滚而来。
二、多数人还比较计较个人利益，这是我们最大的初级阶段，制度的构造和体制的设计要符合初级阶段的实际。
用什么来引导人们达到上述两个转化，使每个人都有创造、积累财富的动机呢？怎样使十亿人民在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方面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呢？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私人财产保护问题。
为什么个人产权明晰必须受到法律保护呢？因为人们从事劳动，包括脑力劳动，是把生命的流量转化成财富的存量。因为大多数人比较讲究个人利益和得失，生命的流量是否要转化成精神财富或物质财富的存量，关键要看创造、积累的财富能否归他所有。特别是要完成这种生命的流量到财富的存量之转化，是件异常艰苦的事，无论是精神财富抑或是物质财富。
既然人们比较计较个人得失，就应当把个人的得失联系在一起。劳动、拼搏等创造财富是“失”，则财富的收获是“得”；积累和投资既减少了当前消费，又要为投资付出很多心血，但投资而获得的财产是“得”。如果不明确产权，人们基于自私的本性，不属于自己的永远也就不会主动去做这些事。而给予产权，承认、保护私人产权，产权的合法化与明晰化，就是满足了人们的这种自私欲，解决人们创造、积累财富的根本动力问题。
如果说，把收益与贡献挂钩等于是将个人的“得”与“失”用绳子捆在一起，捆得越紧，人们创造财富就越起劲；而把产权与贡献挂钩就好象是将个人的“得”与“失”用电焊焊在一起，人们创造财富以后对积累财富也充满了动力，这样就形成了促使整个社会创造与积累财富的永恒的连续不断的强大的原动力。
三、承认个人利益，这是贯穿于改革自始至终的一条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改革在分配制度和财产制度两个层面进行。
过去几十年，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最根本的错误是经济制度和经济管理体制的设计，都是建立在人们大公无私的基础上，或者说以人们都是大公无私作为前提。实践证明，我们脱离了实际，于是就改革。80年代初期至今的改革，几乎都是围绕一个主题：使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制度的构造回到大多数人思想觉悟的实际上来，即以大多数人目前还比较自私，比较计较个人得失这一现实为前提，重新调整我们的体制和制度。这就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
因此，承认大多数人还比较自私，比较计较个人得失，这是贯穿于改革自始至终的一条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改革实际上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分配制度的层面；二是财产制度的层面。
收入分配层面的制度改革，主要是通过工资制、资金制、承包制、价格制度（主要是解决单位之间的分配问题）等制度的实施和调整，将人们收入水平与他们的贡献尽量联系得紧一些，以此照顾大家比较自私或比较计较个人得失的现实，调动个人和单位、团体多作贡献的积极性。
财产制度层面的改革，主要是通过个人财产和团体财产的明晰化和合法化，既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更要调动人们积累财富的积极性。通过调动人们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使社会的财富迅速增加。
四、在勤劳与懒惰之间，应当把中国人引向勤劳；在奢侈与节俭之间，应当把中国人引向节俭。
我认为人可以划为两个分类：勤劳与懒惰、奢侈与节俭。
在第一类中，勤劳而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人必然能够创造比较多的财富，而成为有钱人，只是因为劳动能力的强弱，使他们拥有钱财的数量有多有少。而懒惰者以及一部分虽然勤劳但劳动能力较差者，比较贫困。这样，社会中因为勤劳与懒惰的差别以及劳动能力强弱的差别，造成了有钱和贫困的区别。
第二个分类是在因勤劳而有钱的人中，比较奢侈的人赚钱却不会攒钱，今朝有酒今朝醉，全部吃光用完，自然还是无产者。而勤劳却比较节俭的人则省吃俭用，赚钱舍不得花，攒起钱来买房买地开商店办工厂，最终成了有产者。
于是，便可分为这样4个层次：因懒惰而贫穷者； 因低能而贫穷者；因奢侈而无产者；因勤劳和节俭而有产者。
从社会的发展看，在上述几类人群中，因勤劳和节俭而有产的人越多，这个社会的发展就快，社会就富强。相反，因懒惰而贫穷的人越多，这个社会的发展就慢，整个社会也贫穷。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体制和政策的调整，越来越多的人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许多人由“大锅饭”下的懒汉变成了新体制下的勤劳致富者。但应看到，由于我国人口众多，长期的计划经济思想和越穷越光荣的传统观念，再加上就业机会不足，仍然有相当多的人无所事事，整个社会有劳动能力而没有创造财富的人比例仍然很大；有了一点钱后，超前消费的现象也很严重，个人积累和投资的动力不足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整个中国社会建立一套能激发人们拼命创造财富和自觉积累财富的机制。明晰个人产权并使之合法化，这是建立一套激励人们创造和积累财富的机制。十亿中国人为了积累更多的个人财产，拼命地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结果使整个国家的有产者越来越多，整个社会的财富滚滚而来。
在一套鼓励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社会机制下，勤劳、节俭的最终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有产者。目前，我国部分沿海地区，如温州，半数以上的人都是有产者，百万富翁、千万富翁遍地皆是。面对这个现实，我们还能说有产者是“吸血鬼”吗？这里涉及到我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问题，社会究竟引导中国人向何处去？在勤劳与懒惰之间引导人们选择勤劳还是选择懒惰，在奢侈与节俭之间引导人们选择奢侈还是选择节俭？
五、公有制可分为公有公用和公有私用，私有制可分为私有私用和私有公用。不求归谁所有，但求为谁所用。
收入的分配与财富的消耗有直接联系但不是完全等同的。占有多少财富其实并不重要，真正要害的是财富用来干什么，是用于奢侈、浪费、消耗了，还是用于财富的再创造。即关键不是归谁所有，而是为谁所用。
甚至可以说，哪怕原始资本来的不是很合理，只要不是用于挥霍，通过自己的精心管理，使这些财富用于社会财富的再创造，用于为社会提供福利，对社会也是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实行双轨制、国企改革及转轨期国有资产管理的不规范和法制的不健全，确实造成了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分配。有些人因某种政策机遇，在转眼之间，获得了大量财富。现在社会很难把这部分财富直接从他们口袋里拿回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创造一种机制，促使这些人不是迅速挥霍掉这些财富，或者将财富转移到国外，而是用于财富的再创造，为国家提供税收，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所以，社会不仅要关心人们有多少钱，有多少财富，更要关注这些财富用来干什么，怎么用。
有的人创造很多，但个人消耗很少，名义上私人所有，实际上为国家提供税收，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对社会财富的增加贡献很大，可以称作是实际公有；有的财富本来是公家所有，实际上被用来满足少数人的私欲，名义上是公有，实际上成了私有。所以，现实生活中事实上存在以下几个概念：公有公用制、公有私用制、私有公用制、私有私用制。
比如，有的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一掷千金，买高档豪华车，产权是国家的，但是却由少数人或个别人长期享受，公有财产实际是个人使用，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却是私有制。或者说，公有私用制。
公有私用制最典型的是吃喝。一桌高档宴席花费上万元。这桌宴席是公家买单，在吃掉以前是公有制，在吃掉以后是什么所有制？1998年2月23日《中国企业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内蒙古有74 名公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因“贪亏”、“吃亏”而被免职。其中，赤峰市翁牛特旗镇饲料公司仅70名职工，最好年份只能盈利10万元，而这家企业近两年花掉吃喝费26万多元，自己把自己吃倒闭了。
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讲这个企业的资产是否公有制，而要根据这些财产的实际运用，进一步分为公有公用制和公有私用制，并根据公有财产的实际运用，统计两种资产的比重及金额。这种统计，比简单的公有财产的统计更有意义，更能说明公有财产的实际功能和归宿。
与此相反，私有制按照其财产的最终用途和归宿，也可以分为两类，即私有私用制和私有公有制。私有公有制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私有财产最终捐献于公益事业。这是通过所有权的转移而改变其最终用途和归宿。如美国著名金融炒家索罗斯已经将巨额个人资产捐献于世界的公益事业，并计划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的全部资产都捐献出去。
第二种，财产的私有制性质没有改变，仍然归个人所有，但所有者永远也没有消费这些财产，不但没有消费财产，也没有消费这些财产所带来的效益。他本身就是经营者或劳动者，当期的经营收入或劳动收入支付当期的消费支出还有剩余，资本收入完全用于积累，使资本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这种人集资本家和企业家于一身，合法的私人财产，只是他经营企业、为社会作贡献的、稳定可靠的基础。但这种财产本身已经不是他追求的目的，正象许多钓鱼人只是追求钓鱼的过程，而不是吃鱼一样。资本对这种人来说，只是一种责任。他今天有价值1000万元的资本，意味着要获取100万的利润；他明天有价值10个亿的资本， 意味着要获取1个亿的利润。如果他不能获得这些利润， 则达不到银行存款利息的水平，他就会感到企业办得不成功，就会吃不好睡不香。这些资本的真实功能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和提供就业机会，为国家提供税收。因此，如果将所有制细分，它应当属于私有公用制。
有的民营企业家财富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更多，但自己节衣缩食，甚至没有时间去消费。企业在迅速发展，为他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为国家提供丰厚税收，为社会提供很多产品，而自己也许到死之前也没来得及好好享受一下。这样的私有财产实际上是名义私有制，应该算作实际公有制才对。
因此，我们应更多地关注实际财产的归宿和最终用途，在社会上形成这样一个机制：让财富更多地积累起来，实际上为大家所用，为社会做贡献，为大部分人带来实惠。
如何才能形成这样的机制呢？越是个人产权合法化、产权明晰化，越有利于名义私有财产变成实际公用财产。反过来，越是强调“一大二公”，强调无偿没收个人财产，就会促使更多潜在的私有公用财产转化为私有私用财产。1988年，《经济日报》发表一位记者的采访，问一位农民为什么不把钱用于办企业，而是盖那么多住房，这位农民回答说：办工厂可能会被没收，而私人住房，就是在“文革”那么左的时候，也没有被没收。
为什么在改革初期会有那么多的畸形消费？就是因为心里不踏实，因为怕财富早晚不是自己的，与其到时被没收被分掉，不如趁早花掉，享受享受。这样，潜在的私有公用制就变成了实际上的私有私用制。
为什么某些国企老板那么潇洒，动辄买豪华车、公款吃喝？也是因为积累是别人的，消费是自己的，于是拼命地把公有公有制变成公有私用制。
因此，我们的改革，要在上述四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促成三种转化：在公有公用制与公有私用制之间，促成后者向前者的转化；在公有私用制与私有公用制之间，促成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在私有私用制与私有公用制之间，促成前者向后者的转化。
这三种转化需要三种不同的机制。要促成第一种转化，主要是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尤其是加强财务监管，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各种开支标准应当统一规定。但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这种约束机制很难硬化，正如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所说的，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是一种体制现象。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不是加强监管，而是产权制度改革。近年来，中央提出“抓大放小”以及十五大提出的提倡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也正是上述思路。
因此，上述三种转化，主要在后两种：即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使大量的公有私用制财产转化为私有公用制财产；通过建立一套民营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机制，调动他们积累和投资的积极性，使大量的私有私用制财产转化为私有公用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