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越南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越南论文,述评论文,高等教育论文,体制改革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6年越共“六大”宣布革新开放路线之后，教育很快被确立为越南国家的优先发展战略。作为越南教育体系的核心，高等教育被赋予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与社会服务的重任。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积累形成的旧体制已严重束缚了越南高等教育的发展。90年代启动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越南革新开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使高等教育进入与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变化相适应的发展轨道。
一、关于80年代末高等教育的变化
1976年全国统一后，越南沿用了北方高等教育的体制。在高等教育类型结构方面，存在大量的、规模很小的单科学院（单科大学）和初级师范学院。高等教育管理高度集权，实行严格的名额配给制和统包统分制。政府是高等教育唯一的、合法的举办者和投入者。70年代末，越南深陷社会经济危机。与在危机中凋敝的其他部门一样，越南高等教育面临资源极度萎缩、人心涣散、学生、教师大量流失等危及生存的严重问题。1987年8月，越南高等与中等专业教育部在芽庄市组织了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以下称芽庄会议）。会议评估了越南高等教育的状况，提出在财政状况继续恶化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在以后三年的时间里如何发展的问题，会议对高等教育的僵化与教条主义首次提出尖锐的批评。
会议最后提出了三项行动纲领：第一，改革高等教育的投入体制，拓宽投入的渠道。除了政府的财政拨款，高等教育部门应主动寻找更多的经费来源；第二，改革官僚集中的管理体制，使管理体系变得灵活和有效率；第三，引入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以增强教学对社会经济形势的适应性。[1](P33)芽庄会议之后，越南高等教育的服务对象、投入体制、办学体制、毕业生就业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具体而言，高等教育开始为其他经济成分的组织培养人才；办学经费呈现多个来源，包括政府拨款、学生学杂费、与企业签定的合同费用等；统包统分制度被取消，普通奖学金的支出开始收缩，大部分毕业生需要自谋职业；自费生大量涌现；学校开始从事对外服务性的活动；第一所民办大学升龙大学于1988年在河内近郊诞生；部分学校引进了西方的学分系统和两段培养制度。
20世纪80年代，由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严重不足，原来完全依赖政府财政的高等院校被迫寻找其他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希望通过成本补偿和收入来源多元化的手段使自己不至于倒闭。[2](P3)因此，客观而言，芽庄会议后越南高等教育出现的上述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在危机来临时刻的应急或者缓解压力的表现，1987年后过快升温的开放入学现象（自费生制度）便是一个佐证。越南政府对民办升龙大学筹建的许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尽可能减轻当时教育财政负担的考虑。这些政策与措施虽然对旧有的高等教育范式构成了一定冲击，但是却违背了1980年越南宪法。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策与措施的初始动机与视野比较狭窄，并非教育理论与思维变化的结果，而基本属于一种教育危机策略的范畴，因而与真正意义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之间存在一定距离。
二、90年代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动因
（一）80年代末90年代初越南革新开放的图景
1986年越共“六大”从发展目标、形势估计、经济结构布局、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深刻检讨了过去的错误，基本确立了越南经济革新的总路线。革新路线的实质是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半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型。1991年6月召开的越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肯定了“六大”的决议，并进一步提出了从根本上革新计划经济机制，由集中的计划模式向市场调节的计划模式转变的问题，按照市场机制发展多种形式的商品经济，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巨大潜在能量，继续废除官僚集中统包制，转向由国家管理的市场机制。在国防政策方面，由备战转向和平状态。自1992年始，越南经济逐渐走出了困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迅猛。而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原先“一统天下”的公有制经济的规模出现相对的缩减，以私营、外资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体系获得极大的增长。早在1989年，非公有经济贡献的产值在越南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就已经达到了66.8%。
（二）革新开放背景下高等教育旧体制所面临的现实压力
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越南政府建议，在越南展开一次教育和人力资源状况的调查与研究。199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越南政府合作完成了《越南教育与人力资源分析：综合报告》。该报告指出，高等教育在越南教育系统中占据了核心位置，是在革新开放历史时期越南国家和社会最主要的人力资源开发部门，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越南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型相适应。但现实情况是，越南高等教育总体规模过小，同时以单科学校和初级师范学院为主体的体系结构显得十分破碎。1990-1991学年，在全越南103所高校中，有58所全日制学生数低于800名，这其中又有12所甚至不足200名，全国仅有4所大学达到和超过了3000人。[3](P80)1991-1992学年，越南高校学生平均规模仅为1200名。[4](P20)学校规模过小直接导致了生均成本过高。在各级教育中，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反映的虚弱性最为明显。[5](P35)
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拨款严重不足。芽庄会议后高校非公共财政的渠道虽然有所拓展，但这些经费来源缺乏稳定性，社会对教育的经济价值也尚未完全认可。高校教职员工的工资已经是连续数年出现50-60%的缺口。[1](P80)经费的严重短缺直接导致学校办学水平的持续下滑：有66%的高校其建筑属于半永久性建筑和质量低劣建筑，图书、计算机、试验设备等教学资源极度匮乏。[5](P23)教师的社会地位严重下滑，教师职业遭到冷落，教师群体人心涣散。因此，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越南高等教育的处境相当尴尬：一方面，急剧转型中的经济对高等教育提出了许多新和更为复杂的要求，而从社会需求的角度看，民众对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的认识也日渐深刻，对高等教育的个人需求迅速膨胀。但另一方面，现有的高等教育在规模扩展、灵活性和质量方面都显得相当得疲软，缺乏满足个人教育需求以及组织大规模教育和培训以及研发的能力。
（三）革新开放背景下新的教育思维的形成
越共中央委员阮维贵在其《越南革新事业中的理论思维革新》一文中指出，从1986年越共“六大”至今，在越南的整个革新事业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是思维的革新，“因为思维革新了才能革新其他领域”[1](P278)。阮维贵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它继承了前越共总书记长征在“六大”前夕关于新思维地位的讲话精神。从经济、政治领域的革新推演至教育革新，正如越南科学与教育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范明鹤所言：“教育的革新之路是从思维的革新起步。”[1](P27)旧的教育思维模式是高等教育旧体制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越南认为教育不是获得经济增长的途径。[8]越共的传统观点是：经济的增长来源于物力的投入。对教育的投入是一种消耗性投资。教育部门因而历来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从1981年至1989年，越南对教育的年拨款占国家财政总预算的比例一直没有超过3%。[1](P89)学校对人才的培养必须严格依据国家的计划，因此，从为经济培养人才的角度而言，教育部门始终处于一个极为被动的地位。另一方面，教育的阶级立场似乎远比其经济地位更加鲜明。1976年后对南越高等教育过于急促的改造，以及以家庭出身及政治素质为重要参考的国家高校招生政策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在历次越共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包括1986年“六大”政治报告，关于教育在经济发展规划中的地位与作用所用笔墨甚少。
1987年，时任越南科学与教育中央委员会主席的邓国葆在对高等教育的僵化性和封闭性表示忧虑的同时，呼吁道：“高等教育的困境要求我们审视过去的所作所为，……我们需要改变陈旧的教育观念，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8](P34-35)当时越共内部已经出现了关于教育与经济关系的理论性争辩。这些争论最后集中到教育在社会经济革新中的地位问题。1990年与1991年期间，越南官方的经济类权威杂志，《经济研究》连篇登载了亚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一书中的多个重要章节，该书以强调知识在未来社会中地位与作用为主题，在越共内部和越南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说1990年与1991年是越南高层的传统教育思维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准备期，那么在1992年新宪法（第35条）将教育置于“国家的优先发展战略”的高端地位之后，思维的转变开始有所表露。随后进行的越共七届四中全会则宣告新的教育思维的初步形成。
1993年，越共七届四中全会对过去的10年里越南教育的发展进行了全面和深刻的分析与评价，并据此颁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教育与培训事业革新的决议》。该决议提出了“人的因素”和与之密切关联的“人类发展”、“人力资源”三个新概念。决议指出，在越南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的因素”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而“人类发展”是形成“人的因素”的基础，前者以教育为之基本途径。与物力资源和财政资源相比，“人力资源”是母体资源。“当前最重要的是扩大越南人力资源的规模，提高他们的素质与能力，使之远高于过去。”[1](P36-37)该决议强调，教育是实现越南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原动力和基本条件，教育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一个主要方向。[9](P20-21)教育—人力资源—市场经济三者之间紧密的逻辑关联构成了新的历史时期以教育为龙头的越南国家长期战略体系的支撑点。扩大教育规模，形成灵活的、多元化办学体系随之成为一种共识。随着官僚集中与国家统包统管的经济体制被逐渐弃置，其他领域中的国家集权和包办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其存在的基础。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的社会福利事业观也遭到了否定。
三、教育改革行动及其成效
1993年11月24日，越南政府总理武文杰签署第90号政府令，要求对现有的高等教育体系进行彻底的重组。该政府令可以视为是90年代越南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经济转型而展开体制改革的具体行动方案。它以新的教育思维为理论指导，以解决高等教育在规模与结构、财政体制、管理体制、就业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目的，强调了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提出了民办学校、准民办学校、私立学校、短期教育、继续教育、远程教育、教育成本分担、硕—博两阶段研究生教育等新的概念，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高等教育制度框架。
（一）教育财政预算的变化
自被确立为国家优先发展之战略以来，教育获得的公共财政拨款呈逐年上升趋势。从1990年至1995年，教育财政预算占国家财政总预算的比重由8.3%增加到12%。高等教育在这个增长中获利非浅。高等教育部门这期间获得的公共财政拨款，从历时的角度看，增长幅度非常明显。1997年与1998年两年间，高等教育的公共财政经费突破了万亿，分别达到1.3万亿和1.4万亿越南盾。教师的待遇逐步提高。相对于其他公共部门人员，教师的工资属于国家财政预算的优先支出项目，教师的工资体系属于国家行政事业工资体系中的最高级别。此外，教师还能享受政府规定的职业补助金和其他补助金。
（二）高等教育目标与就业体制、招生政策的调整
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范围上不仅要面向政府机构和国营与集体单位，还须延伸至非公有制部门。为此，除了师范、地矿等少数专业的毕业生依旧由国家统一分配，其他专业的毕业生全部面向社会自主择业。高校招生对象的资格限定仅包括了学历、健康状况、年龄等条件。虽然军烈属子女、少数民族、退伍军人子女仍然属于招考中的优待对象，但长期以来以家庭出身及政治素质为重要参考的招生政策已作废。
根据越南劳动、荣军和社会事务部提供的数据，早在1990年至1993年期间，在毕业生获得的工作岗位中，由政府负责统筹安排的工作岗位的比重就已经由26%下降至16.1%。随着多成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越南社会就业机会总量相对于以前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而同时毕业生自主择业意识不断增强，这些都为高层次人才市场的成熟化提供了理想的空间。
（三）高等教育结构的整合
规模过小的单科性学院或者文理综合大学合并组建为河内与胡志明市两所国立大学和顺化大学（越南中部）、泰原大学（越南西北部）、岘港大学（越南中南部）等若干所区域性中心大学。以河内与胡志明市两所开放大学为主体建立非正规高等教育系统。分散各地的初级师范学院和在职培训中心拟转制为社区学院，实行开放办学，为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适宜的初级技能型人才，同时发展社区学院在本科教育上与大学之间的衔接关系。经过上述结构方面的调整，高等教育资源布局过于分散的状况有所缓解。全日制学生人数超过万名的高校在1998年上升到了18所，其中大部分是多学科的综合大学，而人数少于千人的学校数量则相应地减少了约36%。
（四）高等教育办学体制与投资体制的创新
1994至1995年一年的时间里，有7所民办大学获准建立，分布在河内、胡志明市和岘港3地。至1998年，民办高校数量已经达到了18所，其中3所属于准民办性质。相对于公办高校，民办学校一般规模很小，在财政方面几乎完全依赖学生的学杂费，其比重平均达到了94%。随着非政府财政拨款教育的出现，越南高等教育传统的国家包办体制作古，与之相关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也由政府单一投入逐步向多元化投入方向转变。1993年至1995年，公办高等教育系统收入中，政府财政拨款的比重尚接近80%。而自1996年以后，这个比重基本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学费收入和其他非公共财政收入却基本呈上升趋势。
（五）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
1986年，高等与中等职业教育部、教育部与妇幼保护委员会等五个教育职能部门进行了职能与机构的重组，组建了教育部和高等与职业技术教育部两个部，两个部在1990年又再重组为现今的教育培训部。教育培训部从其他行政权力部门逐步归拢了与教育相关的权力，如教育财政决定权。此后，教育培训部对其他部属高校在学位、财政等方面的管理权限有所增强，“政出多门”的现象有所减少。
在高等教育宏观管理方面，政府由对学校的严格控制转变为宏观的统筹规划、政策指导、组织协调，目标是形成政府宏观管理与院校自主办学相结合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央政府将原先掌握的对初级师范学院的管理权限下放到各个省级政府。在高等教育微观管理方面，学校一级的自主办学权力有所增加。以新的财政拨款机制为例，在教育培训部获得教育财政决定权的条件下，学校可以自行制定好预算方案，并提交教育培训部（部属与省属学校提交给相应的部委或者省政府）审核，在财政部和规划与投资部的协助下，教育培训部完成对拨款方案的批复。
（六）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开发体制的形成
越南的科学研究工作长期以来由国家科研机构承担，而大学则属于教学性质机构。1992年，越南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重组科学技术发展组织的决议》，认定高等院校是国家科学研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3年，在对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大量原国家的科学研究机构被并入到大学，或者与大学开始建立教学与科研合作关系。从1991年至1995年，高等教育部门总共从中央政府获得了42项涉及生产项目的科研合同，总价值约为1500亿越南盾；从各个部委获得部级科研生产项目129个，总值约480亿越南盾以及数千个技术合同。[10](P246)从1998年起，高校也被允许利用自己的人才优势和科研资源，开办企业，从事面向社会的商业活动。
四、当前存在的问题
高等教育的旧体制虽然总体已趋于萎缩，但仍残留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力。1998年，世界银行的评价分析报告指出，越南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官僚集权化管理模式痕迹明显，这是越南高等教育难以响应经济发展要求的重要原因[11]。河内与胡志明市两所国立大学作为国家最高学府，在组建之际都曾强调办学的“灵活性与自主性”，与之相应的是包括自行开发新课程在内的多项自主权。但在实践过程中，政府的官僚集权作风使得大学所标榜的“灵活性与自主性”大打折扣。以新课程开发为例，教育培训部仍然要求国立大学的所有新开发的课程须通过它内部的一系列审批方能付诸实践。因而在最近举行的一次越南全国高等教育大会上，大学的办学自主权问题仍是大学校长们的焦点议题。”[11]
随着民办教育机构的出现，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呈现出“两极化”态势，即如上所述，一方面对财政拨款高等教育实行有限度的权力下放，而民办高等教育似乎又在“享受”一种过度的自由。自1998年以后，鉴于民办高等教育恶化的办学质量，越南政府决定延缓审批新的民办高校筹建申请，却并未考虑采取措施去解决存在的问题。2001年在泰国曼谷举办的第二届地区性私立高等教育研讨会上，越南与会人士指出，越南民办高等教育缺乏长远的规划和必要的监督与管理，以及保护性和鼓励性的政策。[2](P9)而次年越南教育培训部制定的关于民办与准民办院校的管理条例（第五稿）也被指责为“条例之间充斥着自相矛盾和不连贯的地方”[12]。由于办学质量低劣，加之缺乏有效的监督而出现了数起学校管理人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事件，严重影响了民办高等教育的社会信誉。民办高等教育的弱势严重削弱了越南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多元化发展的积极意义。
高校的合并也是体制改革中一个棘手的问题，根据1996年世界银行的报告，经过90年代中期大调整后，在公办领域，越南仍然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小规模的单科学院（大学），这种单科学院的学生人均培养成本高出多学科学校25%。[13]越南现行的高等教育结构仍然凸现出资源的匮乏与资源的浪费并行的严重弊端。越南学者陈南炳建议将剩余的这些单科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再次进行合并，以组建类似于河内与胡志明市两所国立大学的、规模较大的多科性综合性大学。[14](P225)越南教育培训部高层也已意识到，建立一个由多学科综合性大学组成的大学系统，有利于推动越南跟上亚洲地区和世界主流国家发展的步伐。[10](P192)但目前的问题是，以榜样身份示人的两所国立大学在组建后的实际运行情况并不乐观。这为后续的合并行动投下了阴影——国立大学是多所独立的单科学院合并的产物，完全属于政府的强制行为结果，缺乏可行性论证。结果是，被强行合并的学院与学院之间在教学与科研等环节上不仅缺乏沟通甚至还存在一定的矛盾，二级学院与校一级领导层之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10](P193-194)大学的规模在合并之后急速膨胀，因此难以形成有效的内部控制和管理体系。1997年，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在越南调研的结果显示，许多越南高等教育界人士，乃至中央政府高层官员都对90年代中期的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尤其是两所国立大学的建立及其后果持悲观态度。事实上，目前剩余的这些单科学院（大学）、师范学院对政府当前提出的合并计划或设想也多有抵制情绪，有些学校甚至想方设法逃避合并。[10](P195-196)
与单科学院的存在密切相关的是行业部门办学体制，后者的弊端无论在高教界还是在政府内部一直遭到诟病。越南政府也曾在1997年建立了一个包括各个行业部委代表在内的国家教育委员会，试图消除行业部门办学的流弊，但效果并不明显。
就学校自身而言，它在进行内部改革的过程中也残存有旧体制下所养成的“等、靠、要”的惰性。这种惰性阻碍了外来信息与资源的自然流入，加深了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隔离。
总体上，90年代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不错的成效，但这也是基于一个过低的起点而言。当前，越南的人力资源基本处于一种低水平开发状态，难以满足社会经济转型的要求。高等教育作为最主要的人力资源开发部门难辞其咎：一方面，相对于全国适龄人口，高等教育规模总量过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过低；另一方面，政府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经济投入逐年增加，但是高等教育的经济回报却很低：毕业生中普遍存在“毕业即失业”的现象。上述关于自主权、民办高等教育、院校合并及部门办学等种种问题已清楚地表明，越南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目前尚处于一个初始阶段。新的体制架构很不完善，缺陷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