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两种文化：第三种文化与变革中的当代心理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文化与论文,第三种论文,心理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1)06－0483－06
1 两种文化在心理学内部的对立与决裂
1959年5月，英国学者Snow在剑桥大学做了一场题为“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的讲座，深刻揭示了在西方的学术与文化圈子内日渐分裂出两极对立的群体：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文工作者和以物理学家为代表的科学工作者。在这两个群体背后各自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立场：即科学主义文化与人文主义文化。两者的沟通与理解存在巨大的鸿沟，并衍生出相互歧视与攻击。回顾从十九世纪末至今的心理学发展史，心理学已然不幸且无可争辩地成为Snow观点的代言人。早在现代科学心理学之父Wundt的划时代名著《生理心理学原理》出版的1874年，现代人文心理学之父Brentano也出版了他最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从经验的观点看心理学》。在随后的百余年里，心理学的发展一直沿着上述两位大师指定的双行道行进着。虽然科学主义一直是心理学的主流范式，但即便是在行为主义如日中天的岁月里，Freud领导的精神分析运动依旧以一种蓬勃之势席卷欧美心理学界。时至今日，认知心理学作为心理学内部科学主义的中坚力量方兴未艾，但其根植的土壤却面临被后现代思潮抛弃的威胁。Kimble对代表科学文化的美国实验心理学分会和被认为代表人文文化的社会问题研究分会、心理治疗分会、人本主义心理学分会成员进行了调查，结果证实了在心理学内部存在着两种文化[1]。Ardila在《美国心理学家》上发表了《心理学的性质：巨大的困境》一文，文中剖析了当前心理学的四大困境，其中之一就是关于心理学学科性质的争论[2]。两种文化的对立与决裂正在严重侵蚀着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根基，使得心理学在表面繁荣的景象背后呈现出分裂的危机。“Snow命题”更是束缚着两个心理学群体之间的有效沟通，整合心理学的努力也因此变得苍白。
2 超越两种文化：第三种文化的兴起
在1964年再版的《两种文化：一次回眸》一书中，Snow已经开始反思“两种文化”这种非此即彼的提法，他认识到“数字2是一个危险的数字……试图把任何事物都划分为两类，这应该大大的受到怀疑”，并且敏感地预见“两种文化”之间可能会出现“第三种文化”(the third culture)，虽然“现在谈第三种文化已经存在可能为时尚早。但是我现在确信它将到来。当它出现的时候，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一些交流困难最终将被克服”[3]。就广义上而言，在现代科学确立以前，并不存在所谓“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对立，两者合流于一种文化。因为早一百多年前，人文工作者或知识分子等同于科学家——两者统一于自然哲学家(natural philosopher)的名下，这从现代经典物理学的奠基之作——Newton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书名中就可见一斑。但伴随现代科学的专业分支日益精细及其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使得科学逐渐成为“独立”于人文的另一种文化。Snow所希冀的“第三种文化”，实际上应该是科学和人文文化所融合而成的一种新文化。然而，Snow本人并未提出第三种文化的本质、实现方式及其具体表现形式。
那么，两种文化间怎样融合才最具可能性和可操作性？首先，第三种文化需要预设一种超越两种文化对立的新思路，即综合科学(integrative science)的概念。在传统意义上，部分人文科学一直存在着“硬科学羡慕症”(envy of hard science)。在两种文化体系下，所谓“硬科学”的指标主要还是体现在研究方法的领先上，即实验仪器、设计和数据分析的精密程度，以及研究结论的普遍法则(universal laws)意义。但这种认识是肤浅的，物理学作为这种“硬科学”的代表并非仅仅体现在“方法领先”上，理论假设的领先和不断创新才是物理学引领自然科学前进方向的根本动力。Bordens和Abbott一针见血地指出“理论在科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些现象，让我们能够预言关系，帮我们组织和解释资料，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帮助生成新的研究。这最后一个角色经常是与理论正确与否无关的。有些理论尽管是不正确的，却也导出了重要研究与新的发现，它们极大地推进了科学”[4]。理论假设的提出是需要丰厚的人文修养，乃至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终极信念作为支撑的。从Newton的经典力学到Einstein的狭义相对论，再到Bohr的量子力学，物理学史中每一次重大的突破，都伴随理论假设上的领先。这些富有创意的理论假设正是源自对宇宙、世界与存在本身的深切关怀。于是，Newton晚年才会穷其心力论证“第一推动力”，Einstein和Bohr之间的争论才会持续近40年，直至升华为“上帝是否掷骰子”这般具有浓厚哲学色彩的信念之争。第三种文化的立场需要清晰地认识到人文与科学之间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并应以“综合科学”的概念来取代传统意义上硬科学与软科学之间的矛盾。所谓综合科学，即强调即对数据(data)、理论(theroy)和阐释(narrative)进行有机综合。正如Shermer强调的那样“如果将科学比喻成一张三脚桌，那么数据、理论和阐释就是这张桌子的三只脚，缺了其中任何一只，桌子都会塌掉。如果一定要追问这三只脚中哪一只的价值最大，那还不如去算算在计算圆面积时，π和r[2]哪个更重要”[5]。在综合科学的三要素中，数据主要来自实验、调查等兼具自然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理论或假设则不仅需要某一具体领域的知识，更大程度上还来自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本质所持的信念。前者可能只涉及科学文化，但后者却无疑是一种人文文化的显现。至于阐释，同样是一种基于科学性质的事实分析和基于研究结论现象的人文反思的结合体。
其次，要使两种文化间的融合成为可能，第三种文化必须提供一个可供双方平等对话的交流平台。这种交流平台的首要特征是要使双方的话题聚焦于一个具有“磁力”的研究主题之上。所谓“磁力”即指这个研究主题必须包含这样的特质——它不仅能同时吸引科学和人文工作者的目光，激发彼此的热情，还能确保交流的双方以一种各自擅长的方式参与到这个主题的研讨之中。显然，并不是任何一个研究主题都具备这样的特质。某一些主题先天具有这些特质，另一些主题则不具备。以“机器思维”这个研究主题为例也许可以很好地彰显这种“磁力”特质。1950年，计算机与人工智能之父Turing发表了《计算机器与智力》一文，在文中他抛出了关于“机器是否能够思维”的命题，并通过“Turing检验”的设想认为机器可以被视作具有思维的能力。意味隽永的是，这篇具有人工智能领域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刊登在了世界哲学界的喉舌期刊《心灵》(Mind)杂志上。显然，关于机器思维的命题不是一个科学家的专利，Turing检验迅速吸引了大量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眼球，一场急风骤雨式的讨论在科学与人文工作者中间蔓延开来。美国心灵哲学家Searle于1980年再掀波澜，他在《心灵、大脑和程序》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中文屋论证”，通过“语法系统无法产生语义”的论断从命题的证明过程反驳了Turing检验，并将这场论战延续至今。同样值得令人深思的是Searle的论文发表在由剑桥大学主办的《行为和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杂志上。为什么科学与人文工作者会如此钟情于机器思维这一主题？原因在于在这个主题中，科学家可以以其严谨缜密的科学态度、极具冒险精神的科学假设和实证检验的科学手段参与其中，人文工作者(尤其是部分哲学家)也可以将个体信念凭借其睿智深邃的逻辑思辨能力写意地抒发出来。两者的反思、观点与论证又皆必须在充分理解对方思路的基础上才能展开。
再次，在选择了具有磁力的研究主题之后，第三种文化需要寻求一种兼具宽容、批判性反驳与合作的精神。在当代，任何单一的研究者与群队都无法应对呈几何级数递增的知识总量、学科内的不断分化与深化。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成为优势互补的最佳途径，尤其是面对某个重大的研究主题时，这种宽容与合作更是显示出其强大的战斗力。在宽容与合作之间，还需要秉承一种合理的反思精神指引方向。Kant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曾提醒道“一切反驳都可以分为独断的、批判的和怀疑的。独断的反驳是针对一个命题的反驳，批判的反驳是针对一个命题的证明的反驳”[6]。在第三种文化诞生之前，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相互论战与诋毁更多是采取独断性反驳，这种反驳看似直指对方的“命门”——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诉求，但这种针对命题本身的反驳不仅建构能力不足，其解构问题的方式也最终导致一种自我封闭式的倾向。批判性反驳要求双方围绕一个命题的证明过程展开对话，双方可以将各自认识论和本体论立场融入到命题证明过程中去，这样一来不仅能达到论证自身立场的效果，而且使得双方的争论更具建设性，真正促使双方对命题的纵深理解。上文所叙的围绕机器思维的科学与人文之争便是这种批判反驳的绝佳例子。在这个过程中，某些科学与人文文化及其代表群体之间的隔阂将会逐渐消弭。认知科学的兴起可以完美诠释第三种文化中宽容、批判性反驳与合作精神。作为探索意识这一“世界之结”重任的认知科学，囊括了哲学、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等为主体的六大分支[7]。这其中前三者均为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科学，后两者则显示出自然科学性质，心理学则集人文与科学性质于一身。最近，Osbeck(2009)总结了当前认知科学研究其中最具潜力的五大研究取向：动力学的认知(dynamical cognition)、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延展心智(extended mind)和综合的认知(integrative cognition)[8]。这些取向无一不充盈着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和以社会文化、情境为主导的人文关怀。一方面，在这些取向中科学与人文工作者之所以更愿意摈弃前嫌与通力合作，是因为他们深知只有将人类已有的全部知识整合在一起才有望破解人类大脑的工作原理和意识的起源之谜。另一方面，上述取向也正是由于同时具备人文与科学的内涵才从其他取向中脱颖而出。
总之，第三种文化必须确立“综合科学”中人文与科学的各自地位，通过“主题中心式”的核心构念来倡导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宽容和沟通，为勾勒一幅人文与科学从“对立”到“对话”再到“合作”的宏伟蓝图而努力。
3 第三种文化对当代心理学发展走向的影响
首先，第三种文化对当代心理学的启示在于，心理学要想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必须走向以数据、理论和阐释互为支撑的综合科学之路。早在1892年，James就曾表述了对心理学的科学地位的担忧：“心理学不过是一串原始的事实；一点有关看法的闲谈和争吵；仅仅是描述水平上的分类和概括；一种强烈的偏见，即我们有心理状态，并且这种状态是由大脑决定的；但这不是在物理学表现其规律的那种意义上的单一规律，也不是任何结构都可以推演出的那种单一假设……这不是科学。”[9]百年后的今天，伴随先进的研究手段被不断翻新，心理学的学科地位取得了无可辩驳的攀升，获得了大量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学产生了一种错觉：将其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功完全归因于追随了物理学式的硬科学取向，而将其发展中所遭遇的困境归因于这种努力的不到位，以致滋生了“物理学羡慕”(physics envy)，并认为未来心理学的走向也应该遵循以“方法领先”为指标的硬科学之路。第三种文化必须解构这种传统意义上对于硬科学的误读，并以综合科学的概念重新赋予硬科学以意义。按照综合科学的理解，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充分重视数据、理论和阐释的各自意义，无一偏废，并协调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才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硬科学”。因此，不管是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心理学还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只要满足上述条件就算得上是一门硬科学，反之，则会被剔除出去。回顾心理学发展史——从Ebbinghaus的遗忘曲线，到Miller关于工作记忆容量的实验，再到诺贝尔奖得主Kahneman关于人类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判断与决策行为的研究——大凡一项重要的研究发现或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无一不印证了综合科学的设想：围绕领先的理论和假设，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收集数据，然后对研究结论进行合理的解释，最终将其推广到广阔的日常生活背景中去，并赋予其意义。
然而，就目前情况来看，在心理学领域内大量充斥着综合科学三要素之间的不平衡：唯方法中心，轻研究的理论(假设)和阐释。在近期一项有关心算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中，研究者采用一系列实验设计最终得出了类似“简单及复杂加减计算激活的受试者的脑区基本相同，但复杂加减计算时激活的范围大于简单加减计算，可能是由于进行复杂加减计算任务时，需动用更多的脑区参与数字工作记忆对数字信息的储存及提取”的结果。乍一看该研究采用了认知神经科学的先进手段，的确属于“方法领先”的行列，但是仔细考察后，却不难发现这种研究基本没有任何理论和假设上的意义——用一个先进的方法论证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这种研究显然有悖于第三种文化视角下对综合科学的认识，无益心理学的发展。因此，心理学绝不应再被视为一门仅仅是“方法”领先的学科，“理论、假设与解释”领先必须成为所有心理学工作者的研究准则：是“方法迁就想法，而不是想法迁就方法”[10]。以当前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内如火如荼的“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研究为例，Iacoboni也洞悉到了这种理论与假设领先的力量：“谁知道有多少次，镜像神经元在世界上多少个神经生理学实验室中被激活，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它的活动”；因此，“Gallese对现象学的兴趣和相关知识背景在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上功不可没”[11]。
其次，第三种文化呼唤未来心理学需要寻找更多具有磁力的研究主题，以加快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有效沟通。我国学者李其维曾感慨“心理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二者的分离自冯特和布伦塔诺分道扬镳以来，彼此相背而行久矣！”[12]。然而，由于不同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旨趣，心理学内部深受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熏陶的研究者之间不可能就任何一个研究主题都能体现出研究热情。很难想象例如“人的价值”这样的研究话题能够激发科学心理学家们的内心冲动并以其擅长的研究方式参与讨论，也同样无法期待人文心理学家会对类似“结构方程建模”问题意兴盎然。对心理学而言，第三种文化建议寻找具有磁力的研究主题来嫁接人文与科学的主张也并非空穴来风。早在现代心理学诞生的初始，就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思考的雏形。Külpe作为Wundt的得意门生，就曾带领着一大批心理学家就人类思维本质及其规律进行了探索，确立起以“无意象思维”(imageless thought)为主题的系列研究，史称“符茨堡学派”(Würzburg School)[13]。他们将思维视为一种经由通过心理意动(act)产生的、一经启动便无法言明的特殊意识状态与高级心理过程[14]。这样一来，Külpe就将以Wundt的内容心理学思想为代表的科学文化与以Brentano的意动心理学为代表的人文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了。在Külpe的领导下，Marbe的重量判断实验、Watt的联想实验、Ach的心理定势实验、Bühler的思维元素实验等从各个方面均有力证实了无意像思维的存在。在此基础上，Külpe提出了试图调和内容心理学与意动心理学的“二重心理学”(dual psychology)，并希望以此确立一门统一的心理学。虽然由于Külpe的过早离世和符茨堡学派的瓦解，二重心理学的主张并没有最终实现，但却可以被视作心理学史上第一次整合心理学自然科学取向与人文科学取向的尝试。然而，“物理学羡慕”的滋生与人类心理现象复杂性带来的研究困境都促使科学心理学家们更愿意遵循科学方法的前提，强调只有符合科学方法者才能被视为心理学研究的题材，否则便予以抛弃。如爱情被视为人生大事，但科学心理学一向未曾将爱情当作研究主题。原因是爱情属于人的主观情感，不符合科学强调的客观原则[15]。
伴随第三种文化的兴起，心理学内部已经出现了一些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研究主题与取向。刘永琴和熊哲宏列举了二十世纪人类心理学的八大新观念，其中后三项分别为心理机制是“进化”来的、心理是“模块性”的、心理是“具身”的[16]。这三项研究主题均展现了第三种文化带给心理学的冲击。心理机制的进化性可以从Darwin的进化论中找到源头；心理模块观萌芽于19世纪Kant和Call的官能理论，复兴于当代心灵哲学家Fodor的心理模块性理论；心理的具身观更是显示出其复杂的思想渊源：既深受现象学家Merleau－Ponty的“身体意向性”(bodily intentionality)思想的启示，也与Gibson所倡导的人和社会情境交互作用的生态心理学运动存在密切联系。具身的概念最早却出自语言学家Lakoff和哲学家Johnson合撰的名著《肉身的哲学：具身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一书中。以具身心智为基础，以意识经验(conscious experience)为研究对象的神经现象学(Neurophenomenology)运动更是诠释了一种“两面神”(Janus)式的、彻底融通人文与科学的认知科学已初露端倪[17]。此外，一些原先囿于研究手段而无法充分论证的传统心理学主题也正在第三种文化的背景下蓬勃复苏。比如他心问题(other minds problem)或心智阅读(mind reading)问题(即推测他人心理状态)。神经科学家Gallese等(1996)在恒河猴大脑皮层F5区发现了一类奇妙的镜像神经元，这类神经元在猕猴自己执行动作和观察其他个体执行相似动作时均会被激活。近期，Carruthers全面回顾了心智阅读研究的进展，认为二十年来镜像神经元的研究已经引发了科学家与哲学家对于古老心智阅读研究的新热情。以神经科学家、人工智能学者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和以心灵哲学家、语言学家为代表的人文科学工作者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大量纵横交织的探索。如原先有关心智阅读领域的两大支撑性哲学假说——理论论(theory theory)和模仿论(simulation theory)已经可以在神经科学视野下进行检验[18]。
再次，第三种文化提倡心理学内部两种文化间的批判反驳与兼容并蓄，积极汲取彼此学科间的研究进展。不管是人文心理学还是科学心理学家，在面对某一研究主题时均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反思方式：独断反驳和批判反驳。独断的反驳是导致心理学内部的科学主义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之间势如水火的罪魁祸首。它驱使科学心理学与人文心理学之间长期“驴唇不对马嘴”的相互指责——人文心理学家批评科学心理学家为方法所蒙蔽，唯数据是从；科学心理学家则反驳人文心理学家不理解科学的研究方法，歪曲了实验法在心理学研究中的意义——这无疑加剧了心理学的分裂危机。批判反驳主张认为，任何脱离具体研究主题的争论都不利于研究的深化，更无望为心理学的统一提供现实的途径。在心理学史上，格式塔心理学作为这种批判性反驳的代表起到了表率作用。从Wundt提出内容心理学的元素主义主张开始，有关心理本质的还原论与整体论之争一直是心理学的重大问题。以Wertheimer为首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们将关于心理本质的整体论假说融入到
现象和知觉组织律等一系列心理现象中去，并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证实了上述假说，从而有力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反驳了Wundt的元素主义——这种反驳正是批判的而非独断的。后现代心理学作为当前人文心理学的主要力量之所以无法承担起统一心理学的使命，原因就在于支持者与反对者均无法从其身上看到任何批判性反驳的力量，Sokal诈文事件已经为这种独断性的批判拉响了警钟。
4 结语
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们看到了心理学内部两种文化弥合的曙光。哈佛大学Kagan在其新书《三种文化：21世纪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尾处呼吁：“对这三种文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而言，是时候各自采取一种谦逊的姿态了——就像老虎、鲨鱼与雄鹰，它们都是各自领地的霸主，但却在其他领地中处于弱势。”[19]Henriques则通过一幅从宇宙大爆炸到今天的人类知识树(tree of knowledge)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心理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紧密关系。在这棵知识树中，研究对象从简单到复杂，依次是物质、生命、心理、文化，对应的学科则是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科学[20]。由于研究对象本身的连续性和涌现性，每一级研究对象中都至少存在两门学科之间的重合。Pawlik也将心理学定位为连接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学科(bridge－discipline)，并认为心理学从自身发展的历史中学习到的第一个教训便是在未来需要保持并加强心理学内部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ity)之间的平衡[21]。
第三种文化旨在催化这一进程，并推动未来心理学驶入一个科学与人文相互融合的快车道中。这或许正是著名心理学家Brennan眼中“后体系时代”(postsystem era)心理学的新的“时代精神”(zeitgeist)[22]。研究者可以乐观地憧憬，只要坚持批判性反驳的立场和宽容的态度，在未来心理学的任何一个研究主题内，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均具备了合作的必要性、可能性与潜力。因为只有兼具严谨科学精神、精密科学手段和深邃人文思辨、深切人文关怀的心理学才真正有望成为一门“综合科学”化的“硬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