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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专家、学者对语文课堂教学作过种种评判,都把“活”字作为教学得失、成败、高下的主要标志。吕叔湘先生提出:“关键在于一个‘活’字,……成功的教师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把课教活了”。①语文教学要求活,怎样才算活呢?对此,刘国正先生有一段生动描述:“教学活动要能拨动学生的心弦,激发学生的感情,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是我教你学,也不是我启发你,而是教与学双方在教学活动中做到融洽的交流。教师引导学生走,学生也推着教师走,教师得心应手,学生如坐春风,双方都欲罢不能,其乐融融。”②这是教学活动的一种新境界,是教学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志,也是教学高效率的前提。如何把课教活?革新课堂教学结构,生动恰切的讲解,恰到好处的启发提问,使用电化教学手段等,都是必要的。而在诸多求“活”的手段和方法中,利用教材的可比因素,在形式多样求同辨异的比较中求“活”,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一、在类比联想中求“活”
类比联想是一种侧重求同的思维活动。它是指在引导学生学甲事物时,很自然的联想到与之同类的乙、丙等事物,然后比照起来学习,从而加深对甲事物的理解。正如谈到声音,就会想到“风声、雨声、读书声”,谈到事情就会想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一样;也同谈到山,就会想到泰山、华山、黄山,进而想到泰山的日出、华山的古道、黄山的劲松,说到水,就会想到长江、湖泊、大海,进而想到长江三峡、青海湖的鸟岛、海上的航船一样。从所学到的事物联系到其他同类事物,这样的教学会形成线性的连锁反应。只要引导得法,思路犹如开启闸门的水,奔泻而下,一往无前,这样的教学易于以新带旧,以旧促新,会收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揭示规律之效果。
朱自清在《绿》中写梅雨亭的居处形势时写道:“这个亭,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儿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浮”字用的好,写出了梅雨亭飘然欲飞的动感,能把静物写活,这是作者的功力使然。由这里的“浮”很自然的联想到“飞”,用“飞”字见功力的例子也不在少数,“一桥飞架南北”(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中的“飞”字,体现了建桥的速成及桥梁的高大,给人以跃跃欲飞之感。而“浪遏飞舟”(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的“飞”字,给人以轻快之感,舟的速度之快,如在空中飞行,而不是在水中划行。写物件的动态用“飞”字,写人的动态同样可以用“飞”。如鲁迅《故乡》中“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写宏儿出门迎接“我”时,没用“跑”,也没有用“跳”,而用了一个“飞”字,表现了八岁的宏儿行动之轻捷,欲见“我”之急切的心情。一个“浮”字,派生出来的三个“飞”字,都是写动态的,准确的表现了静中意念上的动态和动中情势上的动态。
再看《西湖漫笔》、《绿》和《济南的春天》中有关“绿”的描写。《西湖漫笔》不仅使学生领略到西湖不同色泽的“绿”,更主要的是领受到“心到神知”的意趣之“绿”,如果把这“绿”同朱自清《绿》中的“绿”联系起来看,梅雨潭的“绿”是有质感的“绿”,是以“滑”、“嫩”、“软”、“温润”来显示她的“奇异”和“醉人”的。如果说《西湖漫笔》是写“没有春光,没有雪,没有秋意”的夏日的“绿”,那么,在老舍的《济南的冬天》里,会寻到冬天的“绿”,这里是水藻的“绿”,是把终年贮蓄的绿色拿出来了”的“绿”,是“水也不忍得冻上”的“绿”。如果从写法上比较,西湖的“绿”以拟人见长,梅雨潭的“绿”以比喻见功力,济南冬天的“绿”则以赞颂“绿的精神”使其寓意更加深远而独具一格。
二、在正反对比中求“活”
正反对比是一种求同辨异的思维活动。教学中通过这种对比求“活”的例子很多。有位教师讲《荷花淀》时,对水生嫂和水生的对话“你总是很积极的”用了三种语调读,以便形成语感上的鲜明对比,让学生在比较中辨清正误,正确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还有一位老师在讲《藤野先生》时,为了说明“善意的谎言有时是必要的”这样一个论断,故意说:“鲁迅是最诚实的,可他也有不诚实的时候:他竟然对他的老师撒谎,明明要去改学文学,可他与藤野先生告别时却说,要去学生物学。”这样从反面提出问题,从心理上强化了学生探求新问题的欲望。学生纷纷举手反对说:“老师,你说的不对,鲁迅先生虽然在老师面前说了谎,但不能说他不诚实。藤野先生没有民族偏见,精心教给鲁迅医学知识,可是鲁迅却要弃医从文,鲁迅怕老师难过,故意用一个善意的谎言来安慰自己最钦佩的老师,这是一种真诚的做法。”老师点头称是,并接着追问一句:“那么,怎样判断谎言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呢?”有的学生回答:“这就要看说谎的动机是什么,利己的是恶意的,益人的是善意的。”在教师的启发下,在求同中联系已有的知识库存,有个同学补充说:“小学语文中《金色的鱼钩》里的老班长,红军过草地时没有吃的,他从未吃过自己钓的鱼,可每次都撒谎说自己先吃了。他在关键时刻,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这样的谎言是一个共产党员高尚品格的体现。”课堂上的正反对比并引申发挥的谈话,比一般平铺直叙的讲解要活得多,效果好得多。
高尔基的《海燕》,把“风雷电”作为旧势力的象征。作品中隆隆轰响的“雷声”,掀起巨浪的“狂风”,像一条大蛇的“闪电”,象征着猖獗残暴、妄图扼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的沙皇反动势力,是作为勇敢无畏的革命力量的象征——海燕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作者是抱着憎恶、蔑视的感情去描写的。而郭沫若在历史剧《屈原》中写的《雷电颂》,“风雷电”却代表着冲决黑暗争取光明的力量,在作者心目中,那翻波涌浪的风暴,那爆炸燃烧的雷电,不仅象征着屈原的伟大品格,而且象征着40年代中国人民反抗日寇与黑暗统治的革命精神,这是一种美好的象征。以上是同一类事物迥然不同的两种象征意义,这是同中求异的比较。教学中适时引进比较对象,可以开拓学生思路,使其积极主动的探索新知。
抓住学生出错的地方,设置正反对比的环节,引起不同意见的发表,推动课堂教学进程,要比学生唯唯称是,犹入无人之境要生动活泼得多。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才能体味到探索的无穷乐趣,才能进入鲜活的教学佳境。
三、在多角度多层次比照中求“活”
“滥竽充数”的故事是路人皆知的,故事是从批判南郭先生的角度,说他不该不懂装懂,弄虚作假,冒充内行。为了开拓学生的作文思路可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进行立意选材方面的比较。如,南郭先生本人有什么责任?竽乐队有什么责任?在分析比较中明确南郭先生“充”下去的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进而可从四个角度考虑立意:一是“靠充是没有出路的”,可以从批判南郭先生的角度来谈。二是“要有自知之明”,可从南郭先生自身的角度来谈,奉劝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弃旧图新,学点真本领,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三是“赞‘好一一听之’”,从湣王的角度谈,可赞扬湣王办事认真,励精图治的精神;也可以批判宣王的好大喜功和浑浑噩噩。四是“不该相安无事”,从竽乐队的角度谈,应帮助南郭先生学会吹竽,对南郭先生的混世哲学不该漠然置之,相安无事。
作文教学中可以多角度比较立意和选材,阅读教学同样可以进行多角度比较分析和比较鉴赏。请看《鸿门宴》、《〈指南录〉后序》、《挥手之间》,分别接触到楚与汉、南宋与元、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谈判问题。可以对谈判的形势、谈判的结果、谈判的核心人物的表现及评价等方面进行多层面的对比分析,使得孤立的人物或事件成为相互为用的参照物。
从军事形势看,楚汉相比,楚强汉弱;元与南宋相比,元强宋弱;国共相比,国民党强于共产党。从谈判结果看,有的强者占了主动地位,有的弱者居于支配地位。从谈判的核心人物的表现和评价来看,刘邦为谋取霸业,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注意斗争策略,极尽机诈权变之能事,从被动转入主动,最后从小路逃走结束了这场惊心动魄的谈判。对他的取胜可评为“可喜可鄙”。文天祥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去元营谈判,虽然“抗辞慷慨”,而终“不得还”,当了阶下囚;对他的失败可评为“可敬可叹”。毛泽东肩负着国家前途的重任去重庆谈判,从容大度,不畏风险,使谈判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对他的胜利可评为“可歌可敬”。比较三者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刘邦之所以获得成功,除自身具有的优势之外,项羽的政治近视眼从客观上成就了刘邦的事业;毛泽东的成功既因为他有大智大勇,又因为有以百万计的八路军、新四军作后盾;而文天祥不是这样,濒于灭亡的南宋政权在元兵压境的情况下,搞没有军事实力作后盾的“城下之盟”,注定是要失败的。
四、在多个参照物的比较中求“活”
形成丰富多彩的比较是建立在雄厚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整体把握教材基础之上的。当某个学习阶段完结之后,特别是对某一知识体系把握以后,对比较对象和参照物的确定更具有灵活性和选择性。此时思维的渠道多且畅通,比较起来会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便于选择多个参照物形成更加丰富多彩的比较。
如对语法的总复习,可把五级语法分类的关键部位——短语放在重心地位。短语的五种结构形式,向下可同合成词的五种结构形式(并列、偏正、陈述、支配、补充)联系起来,向上可同单句中的主谓句和非主谓句联系起来,甚至还可以和复句、句群的结构联系起来。因为汉语的五级语言单位组合关系基本一致,在其关联中看出小异中有大同,五种短语就能把短语结构关系和合成词的结构关系以及句子的结构关系统一起来。抓住汉语语法的基本规律和关键,就会形成比较链条,教学中就会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确定比较点以后,从多角度、多层次选择参照物进行比较,形成了一种“活”的体系。以“路”的思维路线为例,从“路”所处的方位来讲,有门前的小路,田间小路,山间的小路、市街的大路等;从“路”的质地来说,有泥泞的土路、石子路,水泥路、柏油路,公路、铁路、水路等;从“路”的喻义讲,有书山之路,学海之路,科学上的攀登之路等;从“路”的引申意义上说,还有生活之路,理想之路,奋斗之路等。如果以“路”为题材进行思维训练,还可以引发不同的人对“路”的不同理解和实践。鲁迅先生曾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先生认为,路是人走出来的,且只有走,才有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有诗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可见他和鲁迅在人生之路的理解上是相通的。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里也说:“世上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可见王安石是敢于跋涉险远之路的。李白当年也曾慨叹过:“行路难”,但他还是唱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壮歌,表达了诗人在理想之路上的宏伟抱负。
五、在图文对照中求“活”
通过图文对照激发学习兴趣,在融融的气氛中学到“活”的知识和迁移的本领,是教学求“活”的另一条门径。
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作品和一些实用性的作品中,作家都是通过语言艺术创作出大量的艺术形象和实物形象。但这些艺术形象和实物形象毕竟是语言文字描绘的,它们是运动着的,不可视的,缺乏实在性的。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配合文字利用插图插画,化抽象为具体,以激起学生和作者的心音的共鸣,扩大教学效果,促进学生能力发展。
语文教学中运用必要的插图插画,形成语言艺术同绘画艺术的鲜明对照,两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如赵州桥的插图,体现了赵州石拱桥的四大特点,它是中国石拱桥的代表,也是世界建桥史上的奇迹。如果充分利用插图,使得插图和书面文字两相印照,就能准确理解课文,使得插图具有文字表述不能达到的作用。这种插图插画反映到九年义务教材初中语文课本里显得更加充分。据统计,义务教材(人教版)初中语文第一册共有插图32幅,插在课文之中的有14幅。这32幅中,有反映作品内容的,有反映作家气质形象的,还有的反映课文中不易理解和读写训练中难以用文字表述的部分,这些,都同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如何在图文对照中把课教“活”呢?钱梦龙老师在讲《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就充分运用了纪念碑上的十幅浮雕和课文中的有关文字。按一般教师的用法,讲到某一部分就拿出某张挂图,一面看一面讲解,只是把图和课文进行简单对照。而钱老师却故意遮去了图上的标题,并颠倒了次序,然后要求学生“猜”出这些浮雕的标题,并讲出自己作出判断的理由。这就激起了浓厚的兴趣,学生拥到挂图前面,边观察画面,边仔细对照课文。到教读课时,不少学生不看课文也能准确说出这些浮雕所反映的历史事件,还能丝毫不差的排出它们的顺序。由此可见,强烈的比照活动不单单是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更主要的是强化了兴趣点,使得“教与学双方在教学活动中做到融洽的交流”,并使获得的知识不易遗忘。
以上是笔者对在比较中求“活”的基本理解。其中“类比”、“对比”、“比照”、“对照”,都含有构成比较的对象和参照物两个方面,都含有求同或辨异两种基本的思维方式,都属于比较的范畴。为了更好的做到在比较中求“活”,还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增强比较意识,养成求同辨异的习惯
比较的实质是求同和辨异,它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异中求同,是从个性到共性,从个别到一般,叫做求同比较;同中求异,是从共性到个性,从一般到个别,叫做求异比较。以上提到的“类比”“对比”“比照”“对照”都离不开求同与辨异。在语文单元教学中,认识了篇篇课文的特殊性以后,进而认识整个单元的共同本质,在这个过程中所进行的是求同比较;以对单元的共同本质认识为指导,继续认识单篇课文的特殊本质,在这个过程中所进行的是求异比较。认识、掌握这两种最基本的比较方式,并经常运用它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是搞“活”教学的基本条件。
二、培强体系意识,灵活使用教材
乌申斯基说过:“智慧不是别的,而是一种组织得很好的知识体系。”就现阶段来讲,按单元编排的中学语文教材,就是一种组织得较好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不仅教师必须掌握,学生也应该在教师的指导下逐步掌握。魏书生老师让他的学生首先通读六册课本,建立语文知识树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比较的实施,是建立在可供比较的大量“材料”前提之下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积累了大量材料,使得应用比较的方法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在掌握了具有体系性的教材后,以此为基础,可根据教学目的需要,进行灵活多样的比较教学。
三、增强大语文观念,扩大语文教学外延
中学语文教学的出路,在于加强同生活的联系。要求以课堂教学为轴心向学生的各个领域开拓、延展,全方位地与学生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并把教语文同教作人结合起来,把传授知识同发展能力,提高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结合起来。有人说“语文教学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这是很有见地的。应该在教师的正确指导下不断扩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外延,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要把教学中的设例延伸到课堂之外,深入到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使语文真正成为学习和生活的“工具”。“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活水的源头在于学生的生活,只有不断的扩大语文教学与生活的联系,教学的“活水”才会长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