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理论内涵、引领理念与实现路径
张二震1 戴 翔2
(1.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2.南京审计大学，江苏 南京 211815)
[关键词 ]开放型世界经济；人类命运共同体；互利共赢；可持续发展
[摘 要 ]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因而其本质上就是开放型经济。近年来，一直作为经济全球化推动者的美国等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霸凌主义等不断抬头；而发展中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则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习近平在许多重要国际场合多次强调和呼吁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和赞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特别凸显和强调的“开放”，不能仅仅看作是应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困局所发出的简单倡导和呼吁，实际上更是基于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当代新特征的深刻认知，以及对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精准判断而作出的理论总结和创新发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世界经济理论的新境界。新时代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必须突破以往传统理念和思维模式的局限性，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并坚持以开放为导向、以创新为引领、以包容为核心、以互利共赢为目标、以多边主义为保障、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如此，才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推动世界经济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普惠、共赢的可持续方向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世界经济因此获得了长达近20年的繁荣发展。然而，这一进程却被2008年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所打断。近年来，一直作为经济全球化推动者的美国等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霸凌主义等不断抬头，而发展中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则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习近平在许多重要国际场合，多次强调和呼吁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和赞同。众所周知，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因此，世界经济本质上就是开放型经济，那么为什么现在还要特别强调“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深刻内涵是什么？如何构建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层次探讨，对于正确认识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新特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世界经济理论，无疑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当代世界经济演变发展的新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演进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从18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第二阶段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结束前的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第三阶段是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阶段[注]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第三阶段，也就是当代的世界经济发展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第一，全球价值链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态。大致来说，当代国际分工主要有三种基本形式：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分工。所谓产业间分工，是指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生产的国际专业化，促使不同要素密集型的产业在不同区域集聚，国际分工的基础是国家间要素禀赋的差异，通过国际分工实现全球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即第一阶段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国际分工的基本形态和主导形式，突出表现在亚、非、拉国家专门生产农业原料、矿物原料及某些食品，而欧美等国家则专门生产工业制成品。所谓产业内分工，是指相同生产部门内部各分部门之间生产的国际专业化，主要是指同类产品的差异化分工。这类国际分工的基础是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通过产业内分工能够实现诸如规模经济的收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产业内国际分工的快速发展，并成为第二阶段世界经济发展期间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这突出表现为发展水平、要素禀赋结构以及消费结构等相似的工业国之间所进行的差异化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无论是传统的产业间分工还是产业内分工，都是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
太和医院在规模、技术、人才队伍等综合实力方面，当属鄂西北地区实力最强的医院之一。而且，经过多年经营，医院也是周边地区急危重症患者就医的首选医院。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范围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和贸易投资壁垒的逐渐降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出表现为产品的价值链被分解了，从而导致国与国之间按同一产业或产品的生产环节或工序进行分工的现象。学术界把这种新的国际分工称之为价值链分工，也有学者将之称为产品内分工、地点分散化、价值链切片、中间品贸易、垂直专业化以及片段化生产等。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仍然发挥着主要作用，但各国无需在整件的完整产品生产具有比较优势，而只需要在价值链特定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即可参与国际分工，从而使各国专业化生产产品价值链条上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诸如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的环节和阶段。这正是第三阶段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之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应对全球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具有实践意义的行动纲领。学术界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一种“乌托邦”幻想，在理论与实践上具有构建的可能性。
山东省成立了以分管副省长为组长，水利厅厅长和省政府办公厅负责人为副组长，省发改委、经信委、监察厅等11家省直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山东省加快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水利厅，具体负责试点工作的组织、协调以及日常事务。充分利用各类会议、培训，在水利系统内部广泛发动动员，凝神聚力，形成合力，全力推进试点工作。
自由贸易理论虽然论证了分工和合作的互利共赢基本原理，但是却并没有给出一个能够让所有分工和贸易参与国都能获益的利益分配机制。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情况看，利益分配从来就是不均衡的，更确切地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往往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发展中经济体和最不发达经济体不仅获益有限，甚至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受损者。在殖民扩张时期由于主要是“巧取豪夺和强权占领”，所以所谓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是必然结果也是不言而喻的。即便是在自由贸易时期，利益分配失衡也是普遍现象，诸如贸易条件恶化论、贫困化增长理论、中心——外围论等无不揭示了这种情况。虽然二战后成立的GATT后来变身为世界贸易组织，其开篇宗旨指出：“在提高生活水平和保证充分就业的前提下，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与贸易，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佳配置”，但南北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说明，世界经济的实践演进与WTO提出的美好愿景和目标还相距甚远。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内部治理能力未能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致使其在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同时，也造成了国内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局面。应该说，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逆全球化不断有新的表现，正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内外利益分配双重失衡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发展世界经济，开放的目标不是让部分国家或者部分利益集团受益，而是要让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世界人民，这也是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从世界经济实践的“开放”目标升级意义上理解，更加强调世界经济的“开放”，就是要凸显其意义不只是针对少部分国家或者少部分利益集团，而就是要凸显经济发展的成果和利益更加具有“世界”意义，就是要让“开放”更加具有包容性，开放的成果更加具有普惠性，如此才能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真正的互利共赢，实现国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利共赢。否则，世界经济就会失去“世界”的本真意义。
②构建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是确保宪法等法律法规得到充分实施的有效途径[2]。宪法中的普法规定要重点落实，同时鼓励广大领导干部学法、守法、合理用法，教育引导公民积极学习和掌握宪法法律知识，树立宪法法律意识，培养尊重守法的习惯。要不断创新普法工作方法，以更加灵活多样的事迹或案例对基层群众进行普法教育，使宪法真正走入日常生活、走入基层群众，为国家机关顺利展开普法工作奠定扎实的群众基础。
第四，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兴未艾。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显著趋势，这两个趋势既有区别又存在联系，从最直接的方面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实现路径和表现形式。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大量涌现。按照WTO的统计，区域性贸易协定(RTA)的实施数量，最开始的时候发展很缓慢，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以平均每年10个以上的速度增加[注] 全毅：《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及中国的对策》，《经济学家》，2015年第1期。 。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之所以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度演进使得国家有动力形成更为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以促进相关国家区域生产网络构建，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发展所涉及的领域逐步向投资自由化、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劳工等方面拓展，从而不断超出GATT/WTO所覆盖贸易自由化以及关税减让和非关税壁垒的消除等传统范围。不同的国家集团为了实现诸如上述等不同利益诉求，必然激励其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式来实现。此外，由于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不适应全球治理的新需求，全球经贸规则高标准化发展是必然趋势，而争取主导权成为获取未来竞争优势的关键。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博弈力量是规则制定主导权争夺的途径之一，尤其是对大的经济体更是如此。
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理论内涵
基于前述分析，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其实就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因此，世界经济的本质就是开放型经济。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征，尤其是发展到第三阶段后呈现了显著有别于前两个发展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其中“开放”的理论内涵也出现了深刻变化。换言之，第三阶段的世界经济发展，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有了实质性变化，世界经济内含的原有“开放”内涵在广度和深度上被赋予了新内容、新元素。
(一 )主动开放 ：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
如果说，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其内含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还含有被动性的话，那么，世界经济发展进入到第三阶段尤其是21世纪新千年后，“开放”则更多体现为一种主动性选择，成为一国或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在世界经济形成和发展的早期，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巧取豪夺、强权占领”反映的是发达工业国家对开放的强烈需求，并不代表落后国家的需求。后者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本质是一种被动开放，甚至是被“坚船利炮”打开的“门户开放”。虽然世界经济发展到第二阶段后，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相互开放更多是一种自主性选择行为，但是由于世界经济是两个平行市场的发展格局，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阵营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不能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动开放仍然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当世界经济发展进入第三阶段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的基本道理，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选择了主动开放，积极承接和接受发达国家产业和技术的全球扩散，融入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来。这一阶段世界经济的发展，不仅因为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的终结而实现了世界市场的统一，而且在开放行为的选择上，也从以往主动开放与被动开放相并存的格局，逐步发展到主动开放的行为选择的统一。在开放行为选择上实现统一，显然与第三发展阶段世界经济的自有特征有关，即“开放门户”不仅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拓世界市场的需求，同时由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要素跨国流动给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从而“开放门户”也越来越成为后者的自主性需求和选择。从这一意义上看，新阶段世界经济发展中内含的“开放”之义，既可以理解为广度上的拓展，也可以理解为程度上的深化[注] 蔡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及中国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1期。 。
(二 )领域开放 ：不断扩大开放范围
长期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国际商品交换的极大发展。即便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也存在着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但是，一方面，垄断金融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游走，实际上是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上而强行打开落后国家的门户，这并非是一种供给和需求相契合下的经济自然行为和规律使然；另一方面，垄断资本向其他国家的渗透，从分工角度看，也主要基于为其工业品打开市场的需要，以及为了确保其大规模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初级产品和原材料的供应。从这一意义上看，垄断资本的输出实际上仍然是附属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因此，从“开放”领域看，长期以来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并且侧重于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领域。世界经济发展到第三阶段后，伴随着价值链分工的日益发展、新的生产力因素不断涌现等因素的作用，开放的领域得以不断扩展。在生产领域不仅表现为传统的制造业领域分工日益细化，开放的领域不断从传统部门向先进制造业部门拓展延伸，而且还表现为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领域延伸。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服务环节日益成为高附加值的主要来源，日益成为各国争夺和掌控全球价值链高端和制高点的“必争之地”。与此同时，经济领域“开放”的扩大，生产要素跨境流动性日益增强，其影响逐步渗透到其他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包括文化领域、社会领域，甚至包括思想和观念等无形领域。正如克鲁格曼在定义经济全球化时所指出：经济全球化不仅是一个关于日益增长的世界贸易和市场的连接，同时还表现为能够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小的许多事物的包罗万象的表述[注] Paul R.Krugman. Venables.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4):857-880. 。总之，从开放领域角度看，伴随国与国之间的分工关系和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彼此之间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相互之间的开放领域或者说需要开放的领域，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领域。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发展阶段和背景下，虽然我们仍然习惯于称之为“世界经济”，但是由经济而引致的开放领域向其他层面的延展，在前面冠以“开放型”，则更能反映实践发展和演进的本质特征。
第二，要素跨国流动性日益增强。在传统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尤其是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中，均假定生产要素不具备跨国流动性。虽然从实践角度看，在世界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初期，也伴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尤其是垄断资本的跨国流动。但是在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资本跨国流动，主要还是一种巧取豪夺、强权占领的殖民主义行为，其经济层面的理论意义并不是十分突出，也无需进行专门探讨。这或许正是为什么传统国际经济理论分析鲜有提及要素流动的重要原因。当世界经济进入第三阶段后，不仅商品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而且以对外直接投资为重要特征的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性不断增强，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和主要运行机制。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成为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中，产业资本的跨国流动(FDI)最为活跃。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规模角度看，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资料[注]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的《UNCTAD统计手册2010》(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10)，available at: http://www.unctad.org/Templates/WebFlyer.asp?intItemID=5771&lang=1. ，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Global FDI Outward)仅为515亿美元，而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已经上升至2.26万亿美元。27年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了43.89倍，年均增速高达115.03%。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虽然有所下滑，但伴随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10年起开始呈恢复性增长。此外，全球劳动力的跨国流动(Global Migrant Workers)，以及跨国技术转移等，均呈现稳步上升态势。总之，以资本为纽带的一揽子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日益增强，已经成为第三阶段世界经济发展的又一突出特征。
(三 )开放程度 ：从边境开放到境内开放
一个可取的办法是，重复检验！例如，在上面的问题中，一个非肝癌患者，检验呈阳性(+)的可能性是百分之十，两次检验结果都呈阳性(+)的可能性，就只有百分之一了，这个可能性就很小了．从而表明，如果一个人做两次检验，结果都呈阳性(+)，他极可能患癌症．
(四 )全球治理 ：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的协调
一是传统零和博弈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局限性。在有关经济全球化的早期理论中，以重商主义为代表的观点就认为，国际分工和贸易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博弈，分工和贸易参与国的利益在本质上是对立的。重商主义受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创立了自由贸易理论，论证了分工和贸易的互利性原理。但是，一方面，从理论层面看，自由贸易理论主要是在推演分工和贸易具有互利共赢基础方面给出了完美的理论逻辑，但却没有揭示出能够保证互利共赢实现的基本机制。换言之，从封闭走向开放后，虽然以世界总产出增长为表征的利益总额构成了互利共赢的基础，但是在利益分配方面实际上仍然存在冲突，因为利益总额大小一旦既定，一方所得更多就必然意味着给另一方留下的部分就越少，从而在本质上看仍然会陷入“你输我赢”零和博弈的二元对立思维困境。另一方面，从实践层面看，真正的、公平公正的互利共赢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的格局并没有改变，部分国家不断被边缘化，能够获得的经济全球化红利十分有限，甚至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输家，而发达经济体则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即便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仍有很多国家秉持着“重商主义”的思维模式，错误地将贸易逆差简单地等同于利益损失，比如特朗普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指责。应该说，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局面，正是传统零和博弈和二元对立思维主导下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这种思维模式在世界经济特定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话，那么当分工演进使得世界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真正意义上相互依赖、彼此交融的关系后，世界经济发展显然也就具备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本质特征。国家间利益和风险的共振、共生、共存必然要求摒弃传统的零和博弈的二元对立思维，否则，传统思维模式不仅难以进一步推动和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反而会严重阻碍和制约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五 )开放功能 ：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与全球化相互促进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规律和必然结果。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也意味着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对全球化只具有单向促进作用。然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通过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经济中的开放功能也逐步超越了传统意义，并形成了对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强大反馈作用。目前，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飞速发展，很多创新活动和项目日趋复杂化，对人力、财力、物力乃至创新要素如知识信息等的要求超乎想象，已经成为单个企业乃至单个国家的“不能承受之重”，需要不同国家的企业乃至多国共同举国家之力进行通力合作。比如基因测序工程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新型医疗技术。应该说，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和知识经济不断发展，国际科技合作越来越普遍，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创新合作已经成为世界科技发展的重要推手。世界经济发展进入到这一阶段后，开放显然不仅仅是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推动的结果，前者也越来越成为后者的需要，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了互为因果和相互作用的新型内在逻辑关系。显然，仅仅注意到开放对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开放”功能的实质性转变予以充分的认识和关注。因此，强调“开放型”世界经济，其实强调的就是对世界经济中“开放”功能升级的准确认知和判断。
(六 )开放利益 ：包容 、互惠 、共赢
第三，新的生产力因素不断集中涌现。与第一次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20世纪后期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并且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相比，互联网革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节约生产成本，更重要的是节约了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下降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网络电商包括跨境电商的大发展，也使得生产领域的分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机器人、电子技术及人工智能所实现的跨越式进步，使得工业生产进入自动化与物联网及服务网络结合的时代，生产过程中的一切环节都可以实现变换，工厂完全变为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中的“智能空间”，是集成生产、仓储、营销、分销及服务于一体的数字信息链。21世纪初酝酿的以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所谓“工业4.0版”，可以说都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革命基础之上的。交易成本的下降使得企业可以通过企业间更加细化的分工合作实现最终产品的生产，而这种分工合作也可能是跨越国境的国际合作。目前，“互联网+”逐步从消费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推动着生产技术不断进步，极有可能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目前，生产力技术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数字经济的出现，即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为新技术基础的应用，广泛进入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推动着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等新兴和前沿产业快速发展，不断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为了防止风浪对堤防的淘刷，一般在堤防的迎水侧，距堤脚外一定区域种植防浪林。这些防浪林在设计时已经考虑其不影响堤防的安全。如果因为地质、崩岸等原因，种植防浪林对堤防不利，设计时会取消防浪林，改用混凝土护坡、块石护坡、防浪坎等方式来减小风浪对堤防的影响。所以可以根据堤防的防浪需要种植防浪林。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必须首先坚持以“开放”为导向。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商品和投资等方面的跨境流动，其基本的动力和遵循的基本原理就是互通有无和实现优势互补。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首先建立在各国不断扩大开放的基础之上。从以往的实践经验和取得的成就看，突出表现为在WTO框架内实现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削减和消除。因为只有相互开放，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血脉才能打通和畅通，否则就会气血瘀滞，世界经济就不可能健康发展。这一基本道理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过去是正确的，今天以及未来仍然是正确的。而且与之前相比，进一步的发展不仅要在贸易领域进一步扩大开放，打通血脉，还要在更为宽泛的经济领域不断扩大开放和实现畅通、更要在政策领域扩大开放和协调、在制度领域更加开放和兼容、在思维观念上更加开放和相通。也就是说，未来以开放为导向的世界经济发展，必须紧紧围绕开放内涵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变化和拓展，不断扩大有形和无形领域的开放范围，不断提高开放的高度和深化开放的深度。这是新阶段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首要前提和必备基础，它既是各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的必然选择，也是各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必由之路。
三、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引领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正确，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同样如此。西方有许多学者的研究甚至认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关键力量就是理念[注] Waters, Malcolm,1995,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注] Roland, Robertson,1992,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Thousand Oaks, Calf: Sage. 。
(一 )传统理念的局限性
西方推崇的“华盛顿共识”理念，由于只考虑资本利益而对全球劳动者正当利益重视不够，过分强调发达国家利益诉求而忽视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从而在世界经济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后，难以成为引领新时代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理念。其局限性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
夜色已至，距离火车站几公里之遥的广垦华府施工现场仍然灯火通明。这里是农场与广东农垦旗下的广垦置业公司合作开发留用地的项目施工现场。
从世界经济形成开始，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均是发达经济体，或者说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及其政治精英和智囊们。因此，经济全球化怎么发展，世界经济在怎样的规则体系下运转，基本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和制定的游戏规则决定的。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WB)、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前身)，虽然在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发展、协调国际经济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国际经济组织显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其制定和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则更多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诉求。因此，世界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谓的“开放”只不过是以发达国家制定的既有规则体系为主导的开放。然而，规则体系本身并不具有开放性，或者说，即便具有开放性也只不过是局部范围的有限开放，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部的自我开放。然而，伴随国际分工的深度演进，世界经济越来越具有一体化特征，使得世界经济的“开放”内容不仅体现在实际的经济实践方面，同时还要体现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则体系方面。一方面，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呈现“东升西降”的转移；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在密切各国联系、带动世界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全球性”问题，比如生态环境问题、资源能源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网络安全问题、金融安全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单独一个国家不能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发展问题还是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都应该是大家商量着办。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开幕辞中所指出的：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相待。因此，强调“开放型世界经济”，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开放，同时也应该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制定的开放与协调。
二是传统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思维的局限性。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体现的是生物学方面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规律法则。这种规律法则在促进生物进化方面无疑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从这一意义上看，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理念并无可厚非，因为这一竞争法则在促进效率提升方面是具有关键意义的。因此，其中的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也是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的。但是，人类社会毕竟不同于生物界，人类除了具有正常的自然属性外，还具有社会属性。如果一味强调自然属性的一面而忽略社会属性，不仅不符合道义需求，到了特定发展阶段甚至会带来灾难。最典型的就是国家间利益之争走到了极端状态而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无疑是一种浩劫和灾难。可以想象，在许多国家已经具备和掌握足以毁灭地球的武器的条件下，丛林法则下的利益之争如果再次走向极端，对于人类来说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因此，从社会属性角度看，人类不仅需要竞争，还需要合作，世界经济的发展更是如此。何况，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虽然崇尚和强调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但西方经济学理论同时也承认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此，如果一味地秉持简单的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不完全竞争”必然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在上述思维观念主导下，市场经济的全球蔓延导致国家间发展差距日益扩大、许多国家内部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分配收入差距也在日益扩大。如果说，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在世界经济发展还不具备利益彼此相依的阶段时，尚不至于构成障碍和约束的话，那么，当国际分工演进已经进入到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乃至全球生产要素都已出现合作共生的条件下，则必须要摒弃“赢者通吃”的狭隘心理，每个国家和利益集团都应该努力成为产业“生物链”和“生态链”中更有涵养者，如此才能推动世界经济良性发展。
三是传统利己主义的以偏概全思维的局限性。虽然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指出人都有自利倾向，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受到道德约束的。但后来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经济学为分析问题之便，并且出于数理模型完美演绎的需要，“见木不见林”地将亚当·斯密关于人都有自利倾向的观点，抽象出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即所有人都是完全理性的、绝对自利的、并且总是试图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注] 裴长洪、刘洪愧：《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18年第2期。 。实际上，即便是在西方经济学流派中，也有许多理论研究并不完全赞同“理性经济人假设”，比如利他主义经济学就认为，不管是出于遗传因素还是出于道德情感等因素作用，利他主义的行为就是一直存在的，这种行为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甚至存在于动物界。行为经济学也认为，对公平和正义的偏好同样是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正如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社会财富只集聚在少数人手里，那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是不得人心的，必将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然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扩张过程中，长期以来一直秉持着“利己主义”的思维模式，一直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诉求，而较少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需要，导致全球财富分配严重不均。如果说这种发展思维模式在世界经济处于较低发展水平时，还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的话，那么，当世界经济发展进入到较高水平和阶段后，无论是从不同国家经济之间的融合共生关系角度看，还是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看，对互利共赢的要求、对公平正义的追求都将越来越强烈。在一个“混血、交织、转基因”的世界经济形态下，由于利益的创造更加依赖于合作关系本身，或者说能够产生多大的利益以及在此基础上各方能够获取多少利益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影响合作关系的利益分配本身。完全的利己主义不仅使得重复博弈难以持续，即便是在有限次短期博弈中，由于伤及对方从而影响合作能力，最终也会伤及自身的获益能力。因此，完全的利己主义思维模式局限性愈发明显，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下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新阶段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在注重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关切他人的利益。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先进性
新时代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新的理念加以引领。习近平创新性地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成为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理念[注] 戴翔、张二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的新时代经济全球化》，《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注] 赵可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求是》，2018年第4期。 。因为从理论内涵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强调“合和共生”、更加强调“合作共赢”、更加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因而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传统理念所面临的上述三个方面的局限性。
“合和共生”突破了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更加符合新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实际上，中国早在《国语》中就已出现“合和”一词，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不同事物的共同发展。所谓“和”主要是指不同事物和不同观点之间的相互补充，这是新事物生成的必然规律；而所谓“合”则意味着不同事物之间能够在互通中实现相异相补、相反相成、协调统一、和谐共进。与传统的零和博弈和二元对立的思维不同，这一发展思想具有相当的哲理高度，遵循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对立统一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发展日益具有一体化特征的新发展阶段，不同国家和民众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通过千丝万缕的关系网络成为一个整体，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均是世界经济这一有机整体中的一分子。因此，在这种新型经济发展格局中，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统一关系。矛盾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意味着，“合和”不仅是世界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对道义的彰显和需求，还是实现世界经济“共生”的需求，尤其是持续推动世界经济不断迈向高水平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内含的“合和共生”发展思想，顺应了也必将成为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理念。
“合作共赢”突破了赢者通吃和丛林法则的传统思维局限，更加契合世界经济发展新阶段“开放”的本质内涵。中国从古至今都非常明白“合则强，孤则弱”的基本道理。古有管子“夫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的箴言，今有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佳话，无不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所包含的“合作共赢”重要思想和理念。与赢者通吃和丛林法则的思维模式不同，合作共赢所强调的不仅仅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崇高境界，更是揭示了在寻求各方利益交汇点中将各方共同利益结合起来，通过相互补充、取长补短从而最终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实现最终的双赢、多赢和共赢。尤其是在当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中有他，他中有你我”的命运共同体和世界经济新格局下，各国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共同利益的基础越来越夯实，共同利益的交汇点也越来越多，甚至形成了共同利益的交汇面、交汇体，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就显得更加重要。合作共赢不仅有助于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且也有助于各参与国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犹如前文指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开放”内涵正在向纵深维度不断拓展和蔓延，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也在不断向文化、安全等领域拓展。这一背景下的合作共赢显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的范畴，理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阶段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是“开放”新内涵的必然要求。
“共商共建共享”打破了利己主义的傲慢与偏见，更加适应世界经济新格局变化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需要。利己主义的文化熏陶及其不断膨胀，必然会滋生出傲慢自大与偏见的心态和观念。这也是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为什么“霸凌主义”和“一言堂”一直是主导全球治理模式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伴随着世界的多极化发展，“霸凌主义”和“一言堂”的世界经济治理模式不仅因为缺乏道义基础的支撑，从而面临不可持续问题，同样还因为面临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从而丧失了其执行力的现实能力。换言之，世界经济格局的“均势”化发展，正在不断侵蚀“霸凌主义”和“一言堂”赖以生存的基础。在“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世界经济发展新阶段，世界经济发展何去何从，其命运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治理世界经济的规则体系应该由各国共同商讨书写，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事务和问题，应该由各国共同参与治理，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也理应由各国共同分享[注] 王义桅：《立己达人 共谋发展 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年12月25日。 。这也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旨。可见，“共商、共建、共享”不仅占据着道义制高点，从而代表和反映了更多国家对参与世界经济的利益诉求，而且也顺应和引领了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发展的新趋势。也唯有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才能切实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和合理的方向发展，从而为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以往世界经济发展中所涉及的“开放”问题，主要是指边境开放，即打开边境让渡关税和降低非关税壁垒，使商品和生产要素尽可能地实现自由流动。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的旨在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发展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其所涉及的议题主要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削减和消除问题，因而本质上是属于“边境开放”问题。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以后，推动“边境开放”仍然是其主要职能，即所强调的开放仍然聚焦于“边境”问题。但是，伴随新的生产力因素所推动的国际分工的深化，以及开放和合作领域的日益延伸，尤其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度演进，以及各种生产要素跨境流动性日益增强，生产过程的全球分散化以及各国生产要素的共同参与，必然要求最终产品生产的完成，需要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之间实现无缝对接，特定生产阶段和环节的完成是多国要素共同参与的结果，同样需要具有不同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等背景下的生产要素进行“磨合”。“无缝对接”和“磨合”的需求显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边境开放问题，必须要实现“境内开放”。换言之，一国国内的政策举措和制度设计，已经不再是本国自己的事，而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接轨，必须要能够适宜接受和容纳来自于他国的生产要素，要能够为吸引他国生产要素集聚乃至扎根提供适合生存的土壤。特别地，与以往货物贸易跨境流动主要依赖于边境开放的程度有所不同，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拓展至服务业后，服务业的开放更多的不是服务的跨境流动问题，而是一国国内对服务活动的管辖问题，因此本质上属于境内开放，即实现服务经济活动的管制政策和制度与国际经济规则的接轨。总之，如果说对世界经济的传统理解主要侧重于通过边境开放而实现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话，那么新阶段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促使国家间经济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渗透和融合，进而在开放的要求上进一步升级到“境内开放”。世界经济的“开放”有了新内涵。
四、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实现路径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不仅需要有新的理念加以引领，还需要有切实可行的推进路径。根据新阶段世界经济所具有的“开放”本质内涵，新一轮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发展，应该坚持以开放为导向、以创新为引领、以包容为心态、以互利共赢为目标、以多边主义为保障、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
(一 )坚持以 “开放 ”为导向
综上所述，所谓“开放型世界经济”，主要是指伴随新的生产力因素不断涌现从而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促使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相互渗透、融合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彼此之间的交织性和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进而在广度和深度上改变世界经济中原有的“开放”内涵，或者说新阶段需要世界各国进一步在广度和深度上实施更加主动的开放行为，推动世界经济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普惠、共赢的可持续方向发展，真正凸显“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全球经济有机整体”的世界经济本真意义。总之，采用“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表述，是对世界经济中传统“开放”认知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实践更为深刻的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
以‘索邦’花被片总DNA为模板，根据MYB12核苷酸序列设计染色体步移引物SP1～SP3及第2轮步移引物SP1’～SP3’(表1)。采用 Genome Walking Kit试剂盒(TaKaRa)对 LhsorMYB12 基因的启动子进行克隆。采用Plant CARE(http://bioinformatics.psb.ugent.be/webtools/plantcare/html/)和PLACE(http://www.dna.affrc.go.jp/PLACE/)在线数据库对启动子序列进行分析，并预测顺式作用元件。
(二 )坚持以 “创新 ”为引领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需要坚持以创新为引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犹如前文所分析，科技进步既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也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结果。目前，世界经济发展在长周期规律作用下进入到一个相对缓慢的增长阶段，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瓶颈，而突破世界经济发展瓶颈的唯一办法就是敢于创新、敢于变革。在经济增长疲弱阶段，传统的思维模式容易滋生贸易保护主义，即错误地认为采取贸易保护有助于解决“内需外流”，从而能够促进和拉动本国经济增长。这种思维模式和政策举措不仅错误地将解决短期问题的“需求管理”，运用到解决经济增长的长期问题上，而且即便从短期来看，由于其有效性需建立在其他各方不采取贸易报复的不现实假定基础之上，因此，实践结果往往是实际成效与预期结果大相径庭乃至适得其反。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新格局下，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根本之道在于坚持创新引领，坚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当然，如前所述，新阶段、新形势下的创新不是封闭创新，而是一种开放式的创新，因为在全球创新链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中的创新活动越来越具有链式特征且越来越依赖于链式发展模式时，世界各国只有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链，实现与全球创新要素的分工与合作，才能打造出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潮流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三 )坚持以 “包容 ”为核心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需要坚持走包容发展之路。有研究指出，在世界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要素跨境流动为主要内含和特征的新阶段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包容性增长的自发作用机制[注] 方勇、戴翔、张二震：《论开放视角的包容性增长》，《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因为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经济领域产生的各种错综复杂和相互交织的关系，决定了唯有坚持走包容性增长的发展道路，才能确保整个全球生产网络的持续运作和健康发展，否则，任何一个环节的缺陷都会透过价值链而产生不断的扩散和放大效应，从而影响经济全球化最终利益的实现。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能力都会决定其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及其与其他国家在全球生产过程中的协作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为了能够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能力，提升与发达国家的协作生产能力，提高世界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参数匹配度，发达国家应该秉持包容性增长的心态和理念，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帮助和扶持，切实走出一条包容性开放发展之路。然而，由于受到长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思维模式的影响和左右，让更多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能与发达国家一样享受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似乎还难以让发达国家所接受。由于缺乏包容性发展心态，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更是让发达国家对“均势”化发展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和焦躁，焦躁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发达国家的传统和惯性思维模式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这正是为什么当前发达国家兴起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全球化发展遭遇严峻挑战的事实表明，世界经济必须走包容性增长之路才是可持续的。
(四 )坚持以 “共赢 ”为目标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需要坚持走互利共赢之路。实际上，互利共赢是世界各国开展分工和贸易并使之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排除殖民扩张和强权占领不论，在一个自由、自愿的世界经济中，任何一个国家参与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简单而直接的目的，就是能够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利，否则就会退出国际分工和贸易，从而使得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从上述意义看，世界经济发展本质上是要求以互利共赢为基本目标的。只不过，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尚未进入到利益创造具有交织、依赖、共生、共存的发展阶段时，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凭借资本、技术和知识等方面的优势，对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盘剥和压榨，其作为最大获利者有着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虽然获利甚少甚至遭致损失，但由于产生了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效应，或者仍然寄希望于能够通过融入经济全球化而实现发展，因此并没有轻易地退出经济全球化。这使得经济全球化在特定发展阶段，虽然没有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但仍然可以持续推进。但是，当世界经济发展进入到前述所指出的新阶段后，其可持续性已经不仅仅表现为能否获利而选择融入还是退出全球化的主观选择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世界经济发展更具“命运共同体”特征，从而是否实现互利共赢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客观条件。因此，不论是从世界福利最大化角度看，还是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看，在世界经济发展新阶段，继续走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老路必然进入死胡同，而唯有坚持走普惠、共赢的包容开放发展之路才是人间正道。只有让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世界各国人民，世界经济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这恰恰也是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容。
对于Mg2+而言，Ida2-可与Mg2+形成配合物(如式(11)所示)，同时也可以与H+发生加质子反应，其反应式如下：
(五 )坚持以 “多边 ”为保障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需要坚持以多边主义为保障。良好和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是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实施开放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客观而言，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不完美，主要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则关注不够，也未能根据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而做到适时调整和完善，但犹如有些研究指出，再糟糕的规则实际上也比没有规则好[注] 张二震、方勇：《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经验》，《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而且必须肯定的是，现行体系也有许多合理的地方，尤其是其中的多边贸易体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发达国家自身内部治理能力的不足和滞后，未能跟上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的变化，致使其内部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进而将发展中的问题有意或无意地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并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兴起了逆全球化思潮，悍然发动和挑起贸易战，践踏和破坏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合理成分，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必须要坚定地奉行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不是破坏现有规则中的合理部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部分遭到践踏和破坏的背景下，更应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在开放维度向纵深方向拓展深化时，无论是传统的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知识产权领域，抑或是网络、文化等领域，都应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不管是创新、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还是网络、外空等新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都应坚持多边主义，能够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发展空间。
(六 )坚持以 “共治 ”为原则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需要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共治”为基本原则。如果说维护多边主义本质上是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基本制度保障的话，那么共商共建共享其实解决的就是如何完善全球经济治理问题，或者说如何构建这一制度保障问题。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全球治理观基本上是属于“霸权治理”观。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前身GATT)也强调多边国际制度的“制度治理”范式，但考虑到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就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进行的，并以权力为支撑，因此本质上仍然没有脱离“霸权治理”观念和模式。由于这种治理模式具有不平衡和不公平的天生缺陷，因此，当世界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后，其局限性和制约性越发突出，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羁绊，而不是助推器。从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实践需求角度看，亟待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由于更加具有开放性、代表性、包容性、公正性，从而既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也契合了世界经济演进的发展大趋势。正如习近平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平等参与决策，共同构成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总之，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发展，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相协调的新型国际关系，而后者的构建需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
五、结论性评述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之势，特别是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频频挥动贸易保护主义大棒，逆全球化、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等不断有新的表现，使得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遭到严重挑战和破坏，经济全球化发展步履维艰。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在多个国际场合呼吁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这固然有特别的时势针对性，但这绝不是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世界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点所在，具有重要的深刻内涵。实际上，世界经济本来就是指开放型经济，内含了“开放”的本质要求，而习近平采用并强调开放型世界经济概念，着重突出其中的“开放型”，说明伴随世界经济的发展，原有“开放”意义和内涵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或者说学术界和实践领域对开放的传统理解和认识，已经难以反映世界经济发展新形势和新变化。正如有些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国际主义”的，正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市场经济是全球性的，一切阻碍商品、资本、劳动在国际间流动的障碍都是不能容忍的[注] 金碚：《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期。 。马克思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会将世界所有国家都卷入其中。但是，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不可能准确预知世界经济在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上具体如何拓展，以及开放的内涵究竟会在何种维度上变化。从这一意义上说，“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提法既是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又是建立在世界经济发展实践演变特征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准确判断和把握基础上，进行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创新，开拓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新境界。
中国倡导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不是停留在呼吁层面，而是走在了实践的道路上，正在用自己的行动，为世界各国树立“中国榜样”。这一点，无论是从中国不断采取的各种扩大开放的具体举措来看，还是从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等以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来看，都是如此。在扩大门户开放方面，2018年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体现的正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并且如习近平在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再次强调的那样：“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而在走向世界方面，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注] 闻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努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2018年10月31日。 ；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认可。建立在上述先进理念和基本原则基础上而倡导的“一带一路”，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响应。“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型的，体现的正是对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共同维护，体现的是不搞排他性贸易标准、规则、体系，体现的是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探索，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总之，“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创新性理论，正在指导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实践，也唯有以此先进理论为指导，才能让世界经济在商品流、资金流、产业流、人员流以及其他有形和无形领域的互通和畅通中高速转动起来，才能实现世界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9)02-0083-12
[收稿日期] 2019-01-06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研究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8VXK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长江三角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开放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6JJD790025)、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建设基地“苏南产业转型创新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编号：2018ZDJD-B008)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张二震，男，江苏丹阳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戴翔，男，安徽合肥人，南京审计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
[责任编辑 ：李文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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