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丽婷[1]2014年在《汉英职业交往中的拒绝言语行为研究》文中提出“拒绝”,无论是发生在日常交际、职业交往、商务谈判还是政治协商中,都是一种需要言者谨慎处理、听者敏感释话的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而由于语言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同一场景中,汉语使用者和英文使用者在实施拒绝和解译拒绝等方面会存在许多差异。关于将拒绝作为一种言语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用学、跨文化交际学和二语习得等方面。然而,大部分的研究存在单纯列举语料、直白描写语料和罗列对比数据等问题,缺乏解释性的研究、系统的言语行为策略分类和高度概括性的总结等。本研究不是单一文化背景下的拒绝言语行为研究,而是从汉英对比的角度出发,试图从多个理论视角,结合抽样语料,考查和探究汉英职业交往中拒绝言语行为的解译模式、策略偏好、及物性选择对比和文化语用原因等。在开篇两章对研究目的、研究背景、基本理论和研究思路等作简要阐明之后,第叁章详述了语料来源。语料的收集和取样也是本研究的特色之一,以往的研究多直接使用语篇补全测试(DCT)完成数据采集工作,本研究则不仅在问卷设计上大下功夫,更是通过一系列的情景调查、试点测试、反馈和面谈、按比例抽样等多种可控的实验方式来保证数据的真实有效,从而使其具有普遍性。另外,也利用现代职场剧中相关场景的视频转录方式,收集到另一组视频语料。为尽量避免随机采样的错误,同样将其按比例抽样,作为对第一组语料的补充,弥补DCT采集语料存在的若干弊端。接着,从四个视角,即“言之解”、“言之行”、“言之法”和“言之因”对汉英语料进行观察、描写和解释,力求在一个更立体的多维平台上研究汉英职业交往中的拒绝言语行为。视角一是从关联理论看“言之解”,关联理论指导下的明示——推理过程对间接言语行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关联期待的满足甚至是放弃都是以言语行为得解为目的的。汉英拒绝言语行为关联意义的使用,是解译拒绝的关键。本研究中的拒绝,可以理解为职场人际交往时,会话互动中产生的针对一方提出的请求、邀请、提供和建议等给出的具有动态语境假设的选择。使用数理统计的方法观测叁类关联意义在汉英拒绝释话中的使用频率,为的是对比汉语使用者和英语使用者在释义拒绝时的认知机制和心理过程,也为的是辅助解释汉英拒绝策略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原因，更是为了印证“最佳关联”是在不同认知环境和文化环境中,想要获得交际成功而对一个语境假设集合做出的不同选择。视角二是从言语行为的实施过程看“言之行”。在实施拒绝这样有损“面子”的言语行为之时必然要使用各类语用策略,这也是以往各项研究的重点。而本研究创新性地将拒绝语用策略做了“内容”和“形式”上的分类,提供了新的分类依据,总结了两类共46种拒绝行为策略,并——作描写分析。用数据和材料实证的方法对汉英样本进行数理统计,以社会权利为变量,归纳汉英拒绝言语行为实施的过程中的共性和个性。视角叁“言之法”是指使用功能语法中及物性过程的分析方式来对数据进行对比。通过对汉英拒绝语料的及物性过程标注、统计和分析,对六种及物性过程在汉英职业拒绝样本中的选择偏好和频率,以及以社会权利为变量,汉英数据变化规律等,都进行了充分的对比描写和语里解释。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强调语言的功能、语境的重要、篇章的衔接等方面都与语用学理论暗相呼应。也早有学者提出两门学科之间可以互相支持的假说。本研究通过将语用学分析和及物性过程分析作用于同一研究客体——汉英拒绝言语行为,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印证该假说的成立。在以实例为基础,以理论为纲要,综合分析了各方原因之后,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及物性过程的选择和语用策略的生成是“暗合”的,言者对于及物性过程的选择自动生成了其对于语用策略的使用。视角之四,被称之为“言之因”,为的是探究汉英拒绝言语行为具有差异性的深层文化原因。文化语境差异、语用策略差异、语用主体差异等是构成本研究汉英拒绝言语行为差异的“因由”。文化语境是隐含在文化内部的不可量化的隐性语境,它包括传统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等,它隐蔽不显现,却强有力地控制着汉英拒绝言语行为的实施；语用策略中称呼、恭维、礼貌和方式等的汉英对比可以给汉英拒绝策略差异提供最直接的解释；而语用主体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它与交际意图、文化语境和语用策略之间的密切联系,语用主体的个体差异对拒绝言语行为本身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一章是结论部分。回顾和总结了研究内容和结论,提出了此项研究的研究价值并列举了不足之处和若干值得后续思考的问题。
贾玉秀[2]2013年在《汉语拒绝言语行为及其语用策略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经常会遇到和使用“拒绝”。它让我们经常处于尴尬的境地，却又不得不直接面对它。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以言语行为的有关理论为基础，对汉语拒绝言语行为特点、分类及其语用策略进行了初步研究。首先，我们对拒绝言语行为进行了分类。按照主观标准分类把拒绝言语行为分为强烈拒绝和委婉拒绝；诚意拒绝和虚假拒绝，按照客观标准分类把拒绝言语行为分为直接拒绝和间接拒绝。本文将以社会距离（亲属关系、朋友关系、一般关系、陌生关系）为控制因素，分析这四种关系在拒绝不同言语行为时采用的拒绝方式情况。另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将汉语拒绝策略归纳为十五种，并分析了影响拒绝策略选择的因素。通过研究发现，拒绝策略组合使用的情况较多，且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选择的策略组合也有所不同。本文用列表的方式将具体的策略组合呈现出来，并附加具体的示例，让人们更加直观的了解拒绝策略的组合使用情况。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让人们对汉语拒绝言语行为有一个新的认识。另外，希望国外的汉语学习者在看过本文后能对中国人的拒绝言语行为有更深入的了解，并在以后的日常交际中能够更恰当、得体的使用拒绝策略，更顺畅的表达自己的拒绝意图。
莫小芃[3]2016年在《越南语拒绝言语行为的语用研究》文中认为拒绝言语行为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交际中,其本质是一种不礼貌的面子威胁行为。本文从语用学角度出发,依据言语行为的相关理论,结合越南人民的文化心理,以越南现当代文学作品、越南语会话教材及问卷调查所收集的拒绝语语料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定义法、分类法以及对比归纳法,对越南语拒绝言语行为的界定和分类进行研究,总结越南语拒绝言语行为的表现形式和交际策略,初步探讨影响越南语拒绝言语行为策略选择的语用因素与文化心理。对于越南语学习者而言,仅仅掌握越南语的发音、词汇和语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在跨文化交流中准确、礼貌地使用越南语,尽可能减缓或避免交际冲突。希望本文可以丰富越南语拒绝言语行为的本体研究,进而让更多人理解越南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习惯,规范越南语拒绝言语行为的表达方式,使跨文化交际能够顺利进行。
王昀[4]2011年在《留学生汉语委婉语习得状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委婉语是人类社会重要的语言行为,也是人类运用最为广泛的交际策略之一。汉语委婉语负载着中华民族中庸尚和的文化心理,是在汉语环境中展开得体交际的必需工具。培养留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目标,而能否熟练和得体运用委婉语成为衡量留学生汉语交际能力的重要指标。现有研究表明二语学习者委婉语的习得情况不容乐观,一些研究者从教材、教学等方面探究制约留学生委婉语习得能力的因素并提出相应对策,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使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且由使用能力反观习得情况的研究还非常少。论文以语用学为理论背景,采取二语语用发展研究中的横向研究法,以问卷调查为主要方法结合访谈法展现留学生委婉语习得的直观切面。首先整体调查描述中高级留学生汉语委婉语习得状况,然后将留学生与中国人使用委婉语的情况进行对比,描写留学生使用委婉语的中介语特征,分析制约留学委婉语习得的两大障碍及其成因；最后探讨基于习得障碍成因分析的相应对策。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中高级水平留学生具有使用委婉语的意识,平均水平处于及格线上下；留学生语言水平与其委婉语习得正相关；文化背景对留学生委婉语习得存在影响,同等水平下亚洲价值观区域留学生的委婉语习得情况优于其他区域；相较于中国人,留学生使用的委婉语在结构、言语策略上有明显的中介语特征,负向语用迁移制约留学生习得委婉语,留学生在习得委婉语的过程中存在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障碍。基于上述结论,研究在师生互动与教材研究两个角度得出启示,提出教师在讲授中加强背景知识输入、运用汉外对比、语境设置等方法促进教学；学习者增强多元文化认知、提高汉语综合水平和应用“元认知”策略监控习得效果；教材改进委婉语呈现方式等建议,最后提出汉语委婉语应用研究的参考框架,服务对外汉语教学。本文的创新点首先是研究方法上采取二语语用发展研究中的横向研究法,以现行通用教学大纲为基础设计调查问卷,并为问卷设计定量计分体系,使得对委婉语习得情况的分析有数据可依；其次是研究视角上由使用障碍分析反观制约留学生委婉语习得的因素。
王楠[5]2012年在《汉语和西班牙语拒绝言语策略对比研究》文中指出拒绝言语行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要得体地实施这种“威胁面子行为”，拒绝者往往会谨慎地采用各种策略，使其言行更礼貌，尽可能地减少对对方面子的损害。汉语和西班牙语拒绝语策略在种类上存在着极高的相似性。然而，中国人和西班牙人在实施拒绝言语行为时，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往往会选用不同的拒绝策略，由此可能引起双方的迷惑和误解，导致交际不顺畅。以往对汉语拒绝言语行为的研究十分有限，而从汉语和西班牙语对比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也尚无记录。本研究在对中国受试和西班牙受试进行语篇补全测试(DCT)的基础上，从表层和深层两方面描述和归纳了日常生活语境下两种语言针对请求言语行为的真实拒绝言语策略表现方式的异同，并对影响双方拒绝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解释。参与问卷调查的受试共84人：其中汉语受试48人，西班牙语受试36人，男女各半。每份问卷设计了12个情景，让受试根据实际情况写出拒绝语。收回有效问卷84份，有效题目共1004道。实验数据用excel软件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汉语拒绝语和西班牙语拒绝语无论在表层形式策略上还是深层语用策略上都有着相似的分类。在表层形式上都采用了引语，并运用了相似的词汇和句法手段；在深层语用策略上两者都使用了直接拒绝和道歉、说明理由等13种间接策略（汉语在感谢策略上缺项）。（2）西班牙人使用直接拒绝策略的频率比中国人高。但总体来说，中国人和西班牙人在拒绝时都倾向于使用间接策略，且在不同情景下两者对策略的选择和组合模式都存在着差异。比如中国人最习惯用“道歉+理由/借口”的方式拒绝请求者；而西班牙人最习惯用“只说明理由/借口”或再加上“直接拒绝”的方式。中国人习惯在拒绝语中使用建议其他方案、商量、移情等多种策略试图弥补对方的面子；而西班牙人使用策略较单一，在拒绝策略的选用上毫“不枝蔓”。同样是“说明理由”，西班牙人多谈及自身的感受或利益，中国人则更侧重为对方考虑。（3）中西拒绝者都对好友的礼貌程度最高，其次是陌生人、同事，最后是亲人。社会距离因素和请求行为的难易程度对西班牙人影响显着，对中国人的影响不明显。社会地位是中国人实施拒绝言语行为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中国人更注重维护位高者的面子。情感因素对西班牙人和中国人拒绝策略的选择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们对待喜欢的人比厌恶的人更礼貌。性别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女性比男性更有礼貌，使用策略的种类和频数都比男性多。我们还发现，女人比男人更重视亲人、更关心地位低的人和陌生人，而男人比女人更重视朋友和同事关系的维护。本文参考的理论框架包括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和面子理论。我们希望本文的研究结果能为今后汉语拒绝言语行为的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及跨文化交际提供一些帮助。
朱德光[6]2013年在《“批评”言语行为在感知和表达两个层面上的语用迁移研究》文中提出语用迁移是语际语用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人们对它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言语行为中寻找迁移的证据，二是研究影响迁移的限制性因素。在第一方面，多数研究仅关注几个相对做出明确界定的言语行为，如“请求”、“拒绝”、“道歉”、“恭维”、“邀请”等，而对其他言语行为的研究则不够；有的研究发现了语用迁移，而有的没发现语用迁移；而且多数研究只关注表达层面的语用迁移，而忽视对感知层面的语用迁移的研究。在第二方面，部分研究者考察了二语水平与语用迁移的关系，但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有的研究发现二语水平与语用迁移呈正相关；有的却发现二者之间呈负相关；还有的发现二者之间不相关。鉴于上述原因，本文以“批评”言语行为为研究对象，以语篇补全测试问卷和语境适切性评价调查问卷为工具收集表达和感知层面的研究语料，以独立样本t检验和使用频率或语境适切性评价差异度为测量工具，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表达和感知层面的语用迁移以及二语水平与语用迁移的关系，主要分析和解决下列七个问题：1）美国英语本族语者使用什么语用语言策略实施批评言语行为？2）中国汉语本族语者使用什么语用语言策略实施批评言语行为？3）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表达“批评”言语行为时，其语义程式和修饰语的使用频率是否发生语用迁移？4）在表达层面，二语水平对语用迁移有何影响？5）中国英语学习者在感知批评言语行为时是否发生语用迁移？6）在感知层面，二语水平对语用迁移有无影响？7）如果中国英语学习者在感知和表达批评言语行为时发生了语用迁移，那么发生在这两个层面的语用迁移有何联系？通过对54名中国汉语本族语者、30名美国英语本族语者、30名高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31名中等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和50名低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提供的语料进行对比和分析，本文主要取得了以下一些研究发现：1）中、美本族语者均以间接批评策略及其语义程式和内部修饰语为主实施批评言语行为，但他们常用的语义程式和修饰语有所差别。2）中、美本族语者人均和每个批评言语行为平均使用的语义程式的数量基本相同，但美国英语本族语者人均和每个批评言语行为平均使用的修饰语的数量远远高于中国汉语本族语者的人均和每个批评言语行为平均使用的数量，而且美国英语本族语者常用的语义程式和修饰语的种类多于中国汉语本族语者常用的种类。3）在表达层面，通过使用频率差异度分析，发现不同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批评言语行为的语义程式和修饰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语用迁移，有些发生了明显语用迁移，有些发生了非明显语用迁移；还发现二语水平与语用迁移的关系表现出四种类型：直线上升型、直线下降型、U型和倒U型。总体上语用迁移的程度随着二语学习者语言水平的提高而呈下降的趋势。4）在感知层面，通过语境适切性评价的差异度分析，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对中国汉语本族语者和美国英语本族语者的批评言语行为语境适切性的评价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语用迁移；同时发现在感知层面二语水平与语用迁移的关系也表现出上述四种类型，但总体上语用迁移的程度随着二语水平的提高而变小，与表达层面二语水平和语用迁移的关系基本一致。5）通过对比分析中国英语学习者在感知和表达两个层面的语用迁移，发现二者之间的一些联系：某些语义程式或修饰语同时在表达和感知层面均发生了语用迁移。研究发现表明本文所采用的研究工具、研究方法和测量工具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总的来说还是行之有效的，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以为进一步研究语用迁移和二语水平与语用迁移的关系问题提供借鉴，理论上为丰富和完善语际语用学做了一点贡献，实践上可为课堂语用教学提供一些参考。
于岩[7]2012年在《关于中美拒绝言语行为的跨文化语用策略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主要研究中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使用拒绝言语行为策略的不同,结合拒绝言语行为理论和面子理论,从社会文化因素,如社会地位、社会距离分析中美拒绝策略的选择。
兰晓霞[8]2013年在《中国学习者韩国语“请求—拒绝”对话研究》文中指出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得不经常请求他人，也经常处于被请求的位置。如何提出请求，如何拒绝对方的请求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两大课题。尽管请求和拒绝本质上是冲突的，但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却也存在着诸多相关性：两者同属“威胁面子行为”；拒绝言语行为作为“应答”总是出现在包括请求在内的另一个言语行为之后；做出请求和拒绝言语行为的双方为了达成各自的目的必然会针对对方的回应调整相应的策略和表达手段，以期在最大程度上缓和矛盾，减少冲突；并且随着双方互动程度的不同，对话中请求和拒绝对话移动的展开构造必然不同。因此，本研究以8所高校韩国语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预备试验确定了实验情景和步骤后，通过“角色扮演法”共录取了4小时46分10秒的对话，进行转写后分别从宏观的对话结构和微观的策略使用和表达手段，以及语用偏误等方面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研究结果如下：第一，学习者的“请求-拒绝”对话展开以仅有核心对话的B结构为主，对预备对话移动和后续对话移动使用不多，且核心对话中极少有再请求对话移动；第二，学习者在“请求-拒绝”对话中所使用的策略和语言手段种类虽多，但在使用频率上均存在高度集中现象，呈现“一边倒”态势；第叁，从影响策略和手段使用的控制因素分布上来看，学习者的“请求-拒绝”对话主要集中在“请求中、双方地位相等、关系亲密”的背景设定下，对其他背景较少涉及；第四，学习者在“请求-拒绝”对话中出现的语用语言偏误包括句型、语尾及否定表达偏误；社交语用偏误包括敬语、补助动词、句类、肯否定及肯定模糊表达偏误。本研究首次在“对话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将静态的言语行为策略和手段使用与动态的对话移动连续体相结合，采用“角色扮演法”对学习者的“请求-拒绝”对话进行研究并分析了语用偏误，最后以此为据构筑了韩国语言语行为教学方案，为同类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杨杰[9]2011年在《探析汉语拒绝言语行为中的性别差异现象》文中研究说明在言语交际中对说话人提出的请求、帮助等作出拒绝回应的行为称为拒绝言语行为。听话人的拒绝言语实际上使说话人的积极或消极面子遭受损害,即拒绝言语行为是一种威胁对方面子的行为(FTA)。然而,由于男女在生理和心理上的显着差异,使得拒绝言语行为在男女中的表现模式存在不同,因此,本文着重探讨拒绝言语行为的性别差异现象并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内在因素,从而对语言中的某些性别歧视现象予以一定的解释,丰富会话分析理论内涵。本文所依据的理论主要是Leech的“礼貌原则”、Brown &Levinson (1978)的“面子保全论”(Race—Saying Theory)和杨永林的性别差异理论。根据本文的研究问题,本文采用国际上比较通行的DCT(情景补全式)的问卷调查法。该调查问卷对象为一个高叁年级的中国学生,分别设置威胁对方消极面子和积极面子的四种现象(请求、建议、帮助、邀请),每种现象给出两个情境,每个完全相同的情境又分为男性和女性两个情况,要求被调查者做出尽可能详细的拒绝回答,最后得到有效问卷40份,男女各半。通过对调查问卷结果做统计法分析,本文对拒绝言语行为性别差异研究的主要研究结论是：(1)两性均倾向于间接拒绝而后才是直接拒绝,但是在拒绝同性时,男性更多的采用直接拒绝,但是当他们要拒绝的对方是女性时,他们则更多地使用间接拒绝,而女性则较为相反,她们把较多的直接拒绝“留给”了男性,而在拒绝女性时却给她们“留足了面子”。(2)女性更擅长多种拒绝策略的整合使用,较少直抒胸臆的表明拒绝；男性则较为集中的选择详细阐述和直抒胸臆的拒绝策略。这些结论表明不论男女在话语交际中都尽量遵循礼貌原则,迫不得已威胁到对方面子时,会将这种面子损害程度降低,但是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话语更加委婉柔和,显得更为礼貌。同时运用面子理论和语言性别差异理论,我们探究出这种差异现象的内在因素：(1)女性话语较为委婉与她们疑心较重有关,男性常常直接回绝别人与他们易烦躁,怕麻烦的心理密不可分。(2)男性和女性由于自身社会角色和社会经验的不同,促使他们对交际环境的认知也不尽相同,由此可能会导致由于认知差异而产生的交际失误。(3)基于社会主流文化对于男女不同的期望值,使得二者表现出迥异的语言风格。本文对拒绝言语行为性别差异现象的讨论及对其内在因素的探究结论都表明会话礼貌原则和面子理论对会话分析有着积极地指导意义,同时有助于解释和消除语言性别歧视现象。
李婷[10]2017年在《两岸对外汉语口语教材道歉言语行为编排对比》文中提出本文选取教材对比的角度,针对两岸两套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汉语口语》和《远东生活华语》中道歉言语行为的编排情况,从道歉话语模式和道歉应答语的出现类型及其频率、出现顺序、出现位置、文化释义和语境设置等方面进行了两者的对比。对比发现,两套教材在道歉言语行为的编排上都体现了常用性和由易到难的特点;《汉语口语》中所出现的道歉词语较为丰富,包括表达歉意情感、请求谅解和赔罪叁类道歉词语,其小类道歉词语也比《远东生活华语》中出现的多;在道歉语用策略、道歉话语模式和道歉应答策略的编排上,两套教材中的出现类型及其出现频率和出现顺序都大致相当。《汉语口语》教材形成了系统的道歉语用知识,在道歉手段和应答策略的文化意义讲解上较全面,同时也设置了一些情景练习项目来培养学习者的道歉语用能力;《远东生活华语》则更注重道歉词语复现程度,其练习形式以完成对话和语法练习为主,在道歉词语或语句的翻译上适当融入了汉文化意义,但在语用环境设置上,由于编者受到英语文化影响而出现了语境与道歉言语行为匹配不当的情况。两套教材在道歉言语行为专项训练、文化释义及道歉应答策略的编排等方面都有所欠缺,如道歉语用策略的专项训练甚少,道歉词语和策略的语用功能解释不够,道歉应答策略的出现频率较低的问题在两套教材中都有所反映。结合两套教材中道歉言语行为的编排分布情况及对比分析,本文最后提出,在对外汉语教材道歉言语行为编写中,要注重汉语学习者道歉言语行为语用能力的长远培养,具体做到类型全面、均衡分布、循环复现、有目的练习、文化释义到位、语境设置真实自然并符合汉语道歉言语行为的语用特点等方面。
参考文献：
[1]. 汉英职业交往中的拒绝言语行为研究[D]. 芦丽婷.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2]. 汉语拒绝言语行为及其语用策略分析[D]. 贾玉秀.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3]. 越南语拒绝言语行为的语用研究[D]. 莫小芃. 广西民族大学. 2016
[4]. 留学生汉语委婉语习得状况研究[D]. 王昀. 山东大学. 2011
[5]. 汉语和西班牙语拒绝言语策略对比研究[D]. 王楠.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6]. “批评”言语行为在感知和表达两个层面上的语用迁移研究[D]. 朱德光.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7]. 关于中美拒绝言语行为的跨文化语用策略研究[J]. 于岩.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中旬). 2012
[8]. 中国学习者韩国语“请求—拒绝”对话研究[D]. 兰晓霞.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9]. 探析汉语拒绝言语行为中的性别差异现象[D]. 杨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10]. 两岸对外汉语口语教材道歉言语行为编排对比[D]. 李婷. 暨南大学.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