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社会化、市场化与产权主体分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分散论文,主体论文,产权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正处在一个制度变革的时代，不仅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而且，市场经济国家也表现出进一步市场化的趋势。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一般研究，以及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种种问题的研究已有很多，本文拟就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即关于生产社会化、市场化和产权主体分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一探讨，试图对当今世界经济制度变革的方向与趋势作出进一步的理论解释。
一、分工与生产社会化
分工是指这样一种经济现象，即生产过程中的若干职能相对地或绝对地分别由若干个人或组织加以完成，某一职能成为专属于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的专门业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深刻说明了分工的本质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指出了它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使生产效率得以提高的。就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就是分工不断深化与发展的结果。
马克思科学地区分了两类不同的分工，即企业内分工与社会分工。后者是指企业外的各个群体之间的分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明了人类社会三次大的社会分工，即畜牧业与农业的分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这是第二次人类社会分工；而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商人的出现。
分工推进着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但生产的分工不等于生产的社会化。生产的分工，即使是社会分工也起源很早，它发轫于人类社会的幼年时期，而生产的社会化只是近100多年才出现的经济现象。可见，生产社会化比生产分工具有更新的时代意义。那么，究竟什么是生产的社会化呢？理论和实践已表明，只有当生产的分工达到这样的程度，即一件完整的产品只有在大批人共同使用一系列有机联系的生产工具的基础上，并且众多的分工（企业内分工、企业间分工、地区间分工乃至更大范围的分工）得以完成时，才能称之为生产的社会化。恩格斯对于"生产的社会化"这一概念的内涵作过严密分析。根据他的分析，生产社会化具有相互联系的三方面的涵义：(1)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即"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2)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即"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3)产品的社会化，"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生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6页。）。在这里，恩格斯在阐明生产社会化这一概念时，首先强调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之所以如此，因为它是生产社会化的物质基础。正因为机器体系代替了手工工具，才使生产过程和产品成为许多人分工协作的行为和产物。尽管建立在手工工具基础上的分工，如斯密所描述的那种生产别针作坊内的分工那样，也能提高生产效率，但那样的分工协作是松散的，即使不进行那样的分工，例如由一个人完成全部生产过程，也能把产品生产出来。然而，当机器体系一经确立，生产的分工就不可逆转地固定化和制度化了。这样的分工才能叫做生产社会化。生产的社会化使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它不仅使产品产量数倍、数十倍地增加，而且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实行社会化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7页。）。
恩格斯所说的生产社会化显然是建立在企业内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化。它相对于当今世界来说，还只能算是生产社会化的低级阶段。今日的生产社会化早已超越了一个工厂、一个企业、一个公司的范围。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超越了一个企业的边界，大批人在不同企业使用着相互间形成有机联系的机器系列生产着同一产品。因而，生产过程和产品不仅要经过企业内许多人，而且要经过企业外许多人的分工协作才能完成。许多产品生产社会化范围可能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是全世界。无数事实表明，今日生产社会化范围比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要广泛得多，生产社会化程度也要高得多。现代生产是专业化水平很高的生产，它不仅要求企业内具有细微的分工，而且要求各个企业尽可能提高其专业化程度。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1)现代产品，特别是那些新型、大型产品（如航空、航海交通工具、人造卫星、信息网络和通讯设施等），其主机、零部件和辅助配件的构成相当复杂；(2)由于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多，要求每道工艺、每个构件的质量相当严格；(3)同大批量销售相联系，生产也必须是大批量的。企业专业化程度愈高，生产社会化范围也愈广。许多产品的生产往往依赖于几十个、几百个或更多企业的分工和协作才得以完成。例如，日本丰田汽车的制造，是1000多家企业协作的产物，波音飞机则需要世界上40000家企业的合作才能生产出来。如果考虑到资金、原料、产品销售和产品设计与技术开发等环节，一个产品的生产所囊括的范围还要广泛得多。据估计，在现代发达国家，生产的合同制度和订货工作实际涵盖了2/3以上产品的全部大企业。
在当代，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还表现在企业一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方面。由于企业规模的扩张可以提高效益，所以，现代生产还表现出另一种趋势，即把已经独立并专业化的企业通过兼并或合并的方式，重新联合为一个大企业或特大企业（这个问题以下还会涉及），从而，扩展了企业内的分工，提高了企业一级生产社会化的水平。这就是说，现代条件下的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是通过两条相反途径实现的：一方面是社会分工的广泛化；另一方面是企业内分工的集约化。当前，许多公司的一体化水平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即把从原料加工到制成品产出，再到副产品和废料再加工的各个连续阶段联合为一个综合体，甚至有的公司囊括着几十个、几百个工厂研究机构和销售组织。
二、生产社会化与市场化
自从有了社会分工，就有了交换的必要。就是说，人们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才能满足彼此的需要。所以，马克思把社会分工看作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一个基本前提。这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也符合人类历史的进程。人类历史上最初的商品交换正是发生在有着不同分工的两个部落--游牧部落与农业部落之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6页。）。
如前所述，生产社会化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个阶段上，生产力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产品以数倍、乃至数十倍于过去的速度急剧增长。这样大批量的产品怎样到达消费者之手呢？不解决这一问题，所谓生产的社会化就不能保持和继续下去。直到今天为止，除了通过市场机制并扩大市场交易量外，人类还不知道其他任何有效途径。此外，在生产社会化的更高阶段，一个产品的生产是一系列生产单位共同制造完成的。通过什么途径和媒介才能把这些生产单位（企业）联结起来呢？这样的媒介也只能是市场，并且只有扩大市场范围才能使这样的生产社会化持续下去。所以，生产社会化必须伴随有市场化。历史也正是如此，当经济的发展达到生产社会化阶段时，市场变得狭窄，于是，世界市场被开拓，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许多工业企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市场制度是人类制度创新的一个伟大成果，它使生产社会化这一复杂过程中的无数矛盾迎刃而解。任何万能的指挥者都无法把分散于各地，乃至全世界的相互独立的众多企业联结起来协作生产某种产品，把相距遥远的大批量某种产品的生产者与渴求该种产品的众多消费者联系起来，只有精巧的市场机制能够担当这一使命。当然，市场机制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市场化，正如社会分工不等于生产社会化一样。只有当市场机制普遍充当生产与生产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媒介时，才能称之为市场化。事实上，生产社会化与市场化是同时发生的。不开拓和扩展市场，实行社会化生产的企业就无法进行再生产，整个生产过程就会中断。总之，市场化是生产社会化的实现形式，没有市场化，生产社会化也不可能存在。
传统经济学理论过分夸大了生产社会化与市场化之间的矛盾，没有注意到它们本质上的一致性，把它们看成是彼此对立和冲突的，甚至认为只有消灭市场制度才能解决这一冲突。所谓"生产社会化与市场化的冲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1)生产社会化造成的生产力扩张是无限的，而消费却是有限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于是，交换方式起来反对生产方式，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我们应怎样认识这一"冲突"呢？所谓消费限制生产，应作具体分析。第一，有些消费属于生产消费，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部分。因此，生产的扩张也包括生产消费的扩张，其中不存在限制和冲突。第二，有些消费属于居民个人消费。这种限制个人消费的情况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确是显著的，但在当代社会，这种制度性限制已大大缩小，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通过直接提高工资水平、政府转移支付、分期付款、消费信贷、开拓国外市场等方式，已大大缓和了这一矛盾。至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化的发展只能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民购买力的增强，从而促进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绝不会形成它的障碍。(2)生产社会化要求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密切联系，协调配合，而市场化却造成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人们常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说明上述观点："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权。......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会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或者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9页。）。市场的盲目性、自发性确实存在，但是，市场同时又是形成供给与需求之间平衡的调节器。同时，市场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也在逐渐减弱。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对供求规律的认识逐步加深，人类在长期市场交换的实践中创造出一整套市场调查和预测的方法，投入产出分析的方法等等，大大减少了生产的盲目性。特别是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说的提出，由于把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的未来值的预期纳入宏观经济模型，使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波动受到约束，市场盲目性将被控制到最低限度。这一切表明，生产社会化同市场化一致性是主要的，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是可以减弱的。
我们曾设想，用消灭市场的方法来解决生产社会化与市场化的矛盾，并在实践中尝试建立一个全社会统一的计划组织，来直接满足"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许多国家计划经济的实践都已证明，一旦消灭市场，企图用计划来调节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结果盲目性更大，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资源配置更不合理，浪费更多。所谓生产的社会化只是徒具形式而已。虽然计划机制也是调节生产的手段，但市场化是生产社会化不可替代的、首要的实现形式。
三、市场化与产权分散化
在市场经济中，产权主体必然是多元的。商品交换至少是两个产权主体的交换行为。只有一个产权主体（例如这个产权主体是家庭或国家），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商品交换。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交换中，"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所有者而存在"，这是一种"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他甚至说，在商品交换中，"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着重点为作者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版，第102-103页。）。所以，产权主体多元化是商品交换的基本前提。假定社会分工已经存在，产权主体的数量愈多，商品交换也就愈发展。现在，我们要证明的是，市场化的程度愈高，产权主体也愈多，产权愈是分散化。二者相互促进，互为因果。
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分工也会相应发展。亚当·斯密曾明确说过："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注：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6页。）。这就是说，市场范围小，分工就不发达；反之，分工就会进一步发展。斯密关于分工与市场的关系的经典表述，被斯蒂格勒称为"斯密定理"。市场范围的扩张之所以会刺激分工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市场需求的增长要求生产厂商大批量的供应，而分工由于能提高生产者的熟练程度，从而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于是，原先由一个厂商（企业）所生产的若干产品或技术操作，便由几个厂商分别承担，变成专业化生产了。第二，市场需求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除垄断，而垄断的消除，可降低交易成本，这也会促使社会分工或专业化的发展。社会分工或专业化的发展意味着企业或商品经营者的增多。假定同过去一样，一个企业或一个商品经营者只有一个产权主体，那么，企业或商品经营者的增多，也就是产权主体数量的增多。
市场化的发展还会引起另一种相反的趋势。它不是造成企业的分立，而是引起企业的合并与联合。即使如此，仍然是产权主体的增多，而不是减少。
随着市场化的发展，竞争会日趋激烈。一般来说，在市场竞争中，资本规模较大的厂商总是处于优势地位。一方面，按照平均利润率规律，资本规模愈大，所获利润也愈大；另一方面，在同行业竞争中，市场规模愈大，市场占有率愈高，并且可以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实力，采用价格与非价格竞争的手段，去打垮资本规模较小的厂商。因此，市场竞争规律推动着每个企业力图扩展自己的规模。当然，企业的规模也并非愈大愈好。根据科斯理论，企业规模边界的扩展取决于其内部组织成本的增加是否小于其交易成本的节约数量。如果前者大于后者，企业规模的扩展就已超过合理限界。顺便指出，科斯只是确定了企业纵向（前向或后向）扩展的边界，并未解决企业横向（同行业）扩展的边界。企业的横向扩展，其目的在于力图取得垄断利润，其最大边界也只能是超额垄断利润为零的那一点。撇开企业扩展的边界不说，在市场化发展的条件下，无论纵向，还是横向，企业扩展的趋势总是存在的。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经济现象是应当注意的，即随着企业的兼并，"大鱼吃小鱼"，企业的合并和联合，企业规模的扩展，以及市场垄断处于统治地位，按照逻辑推理应得出企业数量减少，从而产权主体也相应减少的结论。但事实刚好相反，企业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快速增加。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是市场发达国家向垄断化方向发展的高涨时期。在英国这一时期的企业数量在大量增加，从1895年至1913年，在这18年中，工厂的数量增长53%。
又如美国，20世纪初的资本和生产集中程度已相当突出，1904年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大企业的产值占总产值的38%；1909年，这类大企业的产值达到总产值的43.8%。然而，1904年与1909年相比，无论这类大企业数，还是企业总数都在迅速增长。
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随着垄断的加强，随着企业的兼并与合并，企业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会大大增加呢？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归纳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解释：第一，如上所说，在市场化进程中，不仅有合并与垄断的趋势，还伴随有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即还有企业分立的现象发生。第二，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市场对新产品、新行业、新专业的需求也在增长，就是说，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在不断刺激新兴企业的出现。例如，19世纪上半期出现铁路行业，下半期产生了电气工业，20世纪初发展起汽车业和橡胶工业。据史料记载，在英国，直至1896年，乘汽车行路还被视为"违法"，1904年底，整个英国还没有一部"出租汽车"，至于公共汽车，也还只有31部。但到1907年，英国公共汽车的制造和行使已经标准化，仅伦敦一个城市就已有900部公共汽车（注：〔英〕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4-177页。）。20世纪下半期新行业、新产品的增长速度更是惊人，如精密化学、电子工业、原子能和宇航工业，生物工程与信息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中门类众多的服务业的成长，使企业日新月异地大量出现，令人目不暇接。第三，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企业的兼并、合并与联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某些企业，但自19世纪下半期直至今天，大都采用了股份制的形式，而股份公司的产权主体（即股东）之多是一般企业无法相比的。1899年，美国托拉斯（股份制企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制造品总值的2/3。1904年，美国共有318个工业托拉斯，是在1898年以后吞并5300个工业企业的基础上建立的。其中，有26个托拉斯控制各自部门生产的80%以上。美国的国民银行也多为股份银行，而且数量很多，1913年国民银行数量达7000多个（注：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1-53页。）。股份公司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企业产权多元化。愈是大型股份公司，产权主体（股东）数量愈多，少则几十人，多则几十万、几百万人。如美国1929年最大非金融公司股东数量达到500万人，在80年代，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东人数多达200万人，股票总数为4亿股。
最后，由于小企业具有"灵便、人性化与易于管理"（注：〔英〕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5年10月版，第39页。）等优点，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具有市场竞争优势。所以，小企业并不都要合并为大企业或在竞争中消失，它们不仅会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保留下来，而且，还可能会增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小企业把高新技术转化为市场所需产品经历的周期较短，这在当今市场竞争中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据美国一项70年代的研究报告表明，500人以下的小企业平均花2.22年的时间，就可将一项新技术转化为商品进入市场，而大企业则需要3.05年（见表1）。
因此，小企业的数量在当今世界仍然是增长极为迅速的。据1986年美国人口普查局资料，美国登记的企业数量为580.7万个，其中就业者在500人以下的小企业为579.4万个，占企业总数的97.8%（注：《美国统计摘要》1989年，第523页。）。
一个国家或社会产权主体的数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企业数量，二是每个企业所拥有的产权主体数量。如果我们用P代表企业数量，用S代表每个企业平均所拥有的产权主体的数量，那么，全国或全社会的产权主体总量Q=P·S。以上的分析表明，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企业数量P是不断增长的，而且，由于大企业多数采取股份制形式，从而，每个企业平均拥有的主体数也是在1以上不断增加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一个国家或社会产权主体的数量也是分散化的。逻辑的分析和历史的考察都表明，这是一个世界发展的总趋势。
所有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都必须面临着一大难题，即如何把产权主体的高度集中化变得更加分散化，尤其是国有工商业企业产权主体的高度一元化变成多元化，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所在，不完成这一转变，就没有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因而，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党的"十五大"提出"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并且指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的局面，主张"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鼓励实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租赁制"等多种形式来改造我国的国有企业。这一切必将会引导我们完成产权改革的任务，造成一个多元化、分散化的产权主体结构，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改革市场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