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僚资本主义论文,俄罗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自由思想——21世纪》杂志2000年第3、4期刊登了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诺·亚·西蒙尼亚的长文《俄罗斯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成（1992—1998）》。作者对俄罗斯官僚资本主义形成的特点及进程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这里将其前半部分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俄罗斯政权的性质
有人认为，自1991年8月的未遂政变以来， 俄罗斯已经确立了民主制。理由是：已经有了议会和总统的定期选举，有了多党的并存，有了各种不同倾向的报刊和其他大众传媒手段。然而，外部形式并非总能反映出相应的实际内容。俄罗斯与世界上数十个国家一样，穿在自己传统的“身体”上的从西方引进的民主“外衣”是用坚固耐用的专制型缝线缝制的。
最初的民主运动是以1990—1991年为改造苏联而进行的斗争为先导的。但要真正确立这一运动，当局既无社会基础，也无经济基础。当时，没有相应的历史传统，没有相应的群众性心理准备，也没有哪怕是稍许发达的公民社会。这就使作为政治潮流的俄罗斯民主派的斗争，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在客观上为另外一种社会力量——上级任命的经济管理官员们掌权扫清了道路。在此之前，统治国内一切的是意识形态官员们。1991年8月，这种状况被彻底消除了。 在盖达尔当权的暂短时期中，经济管理官员们多少有一些惊惶失措，但从切尔诺梅尔金担任总理以后，经济管理官员们开始有计划地在联邦层次上恢复和巩固自己的地位（1993—1995年）。各地区的经济管理官员们凯旋行进的时间稍长一些，在1996—1997年的地方大选中，获胜的多是经济管理方面的实干家，不管他们属何党派。
俄罗斯的特点和不幸就在于：表面上民主而实质上专制的政权，并非是强有力的。俄罗斯从建政伊始，就是一个松散、不团结的政权。相互间在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上都缺少共识，而且这不仅仅表现在党派斗争的层面上，还表现在高级权力的结构上（在行政和立法系统之间、在行政系统内部的派别和集团之间）。叶利钦总统本人也无法有效地克服政权和社会政治精英的“分裂”。结果，就在总统的身边出现了宫廷集团，或称“影子内阁”，它有时比官方政府还有强势。另外，国家元首的情绪、好恶、健康状况，也都成为俄罗斯内外政策的重要因素。
因“民主的胜利”以及宣布进行政治、经济的激进改革所表现的最初欢欣，证明俄罗斯的民主派以及西方的支持者都完全忽视了俄罗斯的现实状况、它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构成以及经济利益。反映在对外政策方面，就是使俄罗斯迅速加入西方民主国家俱乐部、迅速与“七国集团”确立平等伙伴关系的方针占了上风。为了这种形式上的大国地位，科济列夫的外交政策不惜付出听命于美国野蛮的外交方针的代价。为此，俄罗斯放弃了与诸发展中国家重建互利商业基础的机会，中断了与他们的合作。甚至在与独联体、特别是中亚和南高加索各共和国的关系方面，占上风的思路是“沉重负担论”，它阻塞了来自这些共和国的任何一体化的意向。片面的面向西方的方针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忽视了与亚洲诸国的合作，只注重寻求西方的财政支持。但是西方把对俄罗斯财政支持的职责推给了各个国际金融组织，而这并不是官方的优惠发展援助，所以，俄罗斯的外债持续增长。至于跨国公司和一般的西方企业，它们担心局势不稳定、没有明确可靠的法制环境以及官僚们的贪污腐败等等，直到现在仍不急于到俄罗斯进行直接投资。
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成
官僚资本是资本主义在“追赶型发展”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形式。实际上，这是在国家官僚集团的积极参与和倡导下实现“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途径。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后期，已经出现了官僚资本的最初因素，而盖达尔的自由化政策则推动了官僚资本主义的普遍而且实际上是无节制地形成，并且出现了私人官僚资本、国家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国家垄断官僚资本主义（金融—工业集团）等表现形式。盖达尔及其同僚们不顾俄罗斯的现实情况，在尚没有形成像样的企业家阶层的条件下推行无节制的自由主义政策，只能有两个社会群体大展身手：唱主角的是经济管理官员们，他们有必要的社会关系，有专业知识；唱配角的则是地下经济、即“影子经济”的代表人物，他们从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就大批成长起来了。
俄罗斯形成资本主义的这种形式，有其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政权的不团结和软弱无力造成了两个后果：其一是官僚们的手脚充分自由，实际上不受高层政权的监管；其二是官僚资本的派系林立，官僚资本各派系之间的尖锐对抗实际上构成了1994—1998年国内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并且在对外政策方针的改变和转折中得到了反映。
最初，派系是按照产业部门组成的，其中有三个最主要和最大的派系，即原料出口、金融—贸易、工业派系。
原料出口派系是最有钱有势的，因为它囊括了石油天然气工业以及若干采掘业部门的代表人物。仅石油天然气一个部门就占国家外汇进项的一半和预算收入的40%。这个派系在行政权力机构中有最强有力的代表（首先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这个派系拥有自己的商业银行，都是在原苏联各部委基础上组建的。一些大公司实际上以对外政策的主体身份，在独联体和东欧、南欧、近东、中东、东南亚等地开展活动。
金融——贸易派系是由商业银行和大贸易公司构成的较庞杂、不很牢固的组合。其中的商业银行并不从事对生产部门的信贷业务，它们与生产部门的“联系”至多表现在廉价收购（在国家官员的促成下）某些赢利大或前景看好的企业上，收购这些企业可使银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或者把企业再倒手转卖，主要是卖给外国投资者，在政治经济学中，这是典型的买办职能。这个派系中起支配作用的，乃是所谓的“被授权银行”，它们增加财富的主要手段，是利用国家机构的预算内和预算外的资金（例如“俄罗斯军备公司”和军事工业综合体所属企业出口产品获得的外汇收入）进行周转。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这些银行与政府高层官员们的特殊关系，以及这个派系所拥有的众多专门从事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小银行基础。这种银行最初达2,500家以上， 后来由于破产和被中央银行吊销执照，缩减到几百家。这个官僚资本派系，最热衷于同西方合作。如果说第一个派系在增加自身财富的同时还被迫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交给国家的话，那么这第二个派系基本上只从国家和社会索取。在1998年8月以前，这两个派系成为俄罗斯的真正主宰， 也正是他们在1996年的大选中提供给叶利钦总统充分的财政支持，而总统事实上也就成为他们利益的代言人，通过颁布有关命令和指示，给予他们许多优惠和特权。
官僚资本的工业派系是发育不良的派系，原因很清楚：它的核心是军工综合体，而在激进的改革过程中，军事工业（包括其民用产品）的生产损失最大。1990年以来，军工综合体的生产缩减了53%。虽然这个派系不如前两个派系的规模大，但也经历了官僚资本积累的强化过程，在丘拜斯的私有化进程中，允许经理厂长们掌握自己企业的控股额。
官僚资本各派系间的对抗
在第一阶段（1992年至1996年6月）， 原料出口派系和金融—贸易派系占主导地位。从1993年起，这两个派系的代表人物在政府中占据优势。他们既有联合，又有对抗。他们需要联合，是因为都面临反对派的威胁，担心会有更强势的爱国主义人物当政，那就会剥夺这两个派系的自主权，并且为了振兴和发展民族工业，强行建立重新分配这两个派系的收入和利润的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个派系没有矛盾。例如， 1993—1994年就发生了关于石油工业结构调整的论争。原料派要建立少量能进行垂直和综合管理的大型公司，以便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金融派则根据反垄断政策坚持要把各个行业按照生产活动的种类（开采、加工、运输和销售）划分成众多的较小型企业。这些名为刺激竞争的措施，实际上意味着让这些无实力的、分散的企业成为西方跨国公司的附庸。这场论争以“原料派”的胜利告终。
总之，在第一阶段，金融—贸易派系的支持者逐渐被排挤出政府的领导岗位。1993年底的杜马选举，鲜明地反映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拥有的社会基础是多么狭小，实际上宣告了短暂的“自由浪漫主义”时代的终结。
与此同时，“强力派”（此处指国家安全机构。——编写者注）的地位已有所加强。1993年的新宪法，标志着俄罗斯国家制度中集权趋势的加强。在金融——贸易派系被削弱和“原料派”、“强力派”地位巩固的背景下，俄罗斯的强国情绪有所抬头。实际上，强国派在客观上成为已在联邦一级站稳脚跟的经济管理官员们利益的政治代言人。同时，这种情绪也日渐清晰地反映到对外政策中。1994年，独联体因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加入而扩大。“强力派”和“原料派”在此事上利益完全吻合：“强力派”关心的是对前苏联领土可进行一定的政治军事监视（保存那里的相当一部分军事设施，以保障俄罗斯安全）；“原料派”（特别是石油天然气集团）关心的则是进入这些共和国的市场，对那里的石油天然气开采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保证那里的石油天然气的输送经过俄罗斯领土，开办合资企业，等等。石油天然气集团的（对外）活动，有时不仅我行我素，而且与外交部的方针对着干。
对独联体关系的转变，有利于工业派系中相当一部分实体，这是因为，前苏联的国民经济一体中的许多生产环节的中断，不仅是俄罗斯、而且也是许多独联体国家工业生产急剧下滑的最主要原因。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综合体和工业综合体对独联体以外的许多国家，诸如近东和中东国家（如伊朗、伊拉克等）也表现出积极性，而美国对这些国家采取的是孤立政策。这就背离了科济列夫外交部的总路线。这样，我们所回顾的这一历史阶段就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是涌现了一些相对自主的对外活动主体；另一方面是社会上强国的情绪在增强。
1995年外交部领导更迭之后，对外政策越来越集中于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和民族利益。从这时起，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开始缓慢地转向亚洲。
第二阶段（1996年6月至1997年3月）是在俄罗斯官僚资本各个派系间以及相应的各政治集团间全面展开对抗之际，它始于总统大选的第一、二轮投票（1996年6—7月）的间隙。正是在这个时候，各种相互对抗的力量进行了重大的、根本性的重新组合。叶利钦总统把丘拜斯调入总统办公厅，赶走了副总理索斯科维茨等一伙人。趁此机会，总理也在政府中搞了小型的“王车易位”，把以索斯科维茨为首的工业派系的死对头们换掉，让一些较友好而忠顺的人当了部长。
于是，“原料派”和“金融派”都重新组合了自己的队伍，并为尔后的角斗占据了出发阵地。但是他们都必须除掉异己的危险分子列别德将军，是他在第二轮投票中保障了叶利钦当选，也因此被任命为安全会议秘书。除掉列别德的手术于1996年10月中旬顺利完成。
官僚资本主义的结构中出现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新现象，就是各派系间明显的产业界限开始渐次消失。这首先与两种新情况相关联：其一，瓜分国有资产新阶段的到来（把国有资产最重要的部分拿出来拍卖和招标）使大型商业银行的投资活动多样化进程加速，其中若干银行对石油和其他原料产业产生了利害关系。“原料派”的公司也占有了或与他人共同占有了若干工业企业和商业银行；其二，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融合的进程开始启动，形成了金融—工业集团。这一进程是由“上面”推动的，也就是说，金融——工业集团是按照政府的决议创建的，但是这一进程的完成是自发，有时是半合法地进行的。例如，有些金融——工业集团就是由个别官僚资本集团组建的。
第三阶段（1997年3月至1998年3月）始于“金融派”（确切地说，是以丘拜斯为首的那伙人）取得了巨大胜利之时。丘拜斯重返政府，加上涅姆佐夫当上副总理，这样，“年轻的改革家”就组成了强有力的“反原料派”班底。各个产业部被撤消，工业派系在政府中的官位也随之化为乌有。
新的改革帮举起了反对“自然垄断组织”的旗号。但要夺取这些垄断组织谈何容易，它们在俄罗斯处于持续危机的条件下，保障了预算收入的70%。涅姆佐夫做到的最大一件事，便是发布了（1997年5 月）一项关于“天然气工业公司”的指令，强调加强国家在国有股份公司管理中的作用。按照这项指令，公司董事会内设立了以涅姆佐夫为首的国家代表委员会。几个月后，政府与天然气工业公司签订了一份新合同，多少削减了一些公司总裁处置资本金中国有份额的权限。但不久之后，涅姆佐夫又强调保留大型垄断组织天然气公司对于维护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是有利的（总的来说，这是对的）。
“年轻的改革家们”的过分自信，为自己树立了一条广泛的对立战线，这条战线联合了各色各样的社会政治力量——从“原料派”、“工业派”到“强力派”。
总理本人促成了反丘拜斯同盟的胜利。1997年12月末至1998年初，总理在政府内重新进行了分工，丘拜斯和涅姆佐夫虽然仍担任第一副总理，但却手下无“兵”了，即不再兼管关键部门（财政部和燃料动力部）。这样，丘拜斯那伙人的地位便削弱了许多。
第三阶段的明显特点是：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成为主导趋势，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内局势和对外政策方针。俄罗斯垄断组织的形成，很像南朝鲜当年的类似过程；所不同的是，南朝鲜的财阀是由国家直接创立并长期给予财政支持的。而俄罗斯则继承了巨大的国有经济成分，对于官僚们来说，只是如何分配给新兴的“企业家”的问题。从整体上讲，俄罗斯和南朝鲜的垄断公司，类型极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