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中国经济“缩长”之谜的可信谜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才是论文,中国经济论文,谜底论文,之谜论文,可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72X(2009)11-0004-06
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经济负增长)并存似乎是一个不容怀疑的教义，以致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不乏有信徒。①所以中国出现的通货紧缩与高增长并存的现象就使得很多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中国经济学家称之为“缩长”之谜。围绕着解释“缩长”之谜，中国的经济学家主要贡献了两大对立假说，分别是总需求不足说和生产能力过剩说。②但是哪个假说更可信？若一个假说更可信，是否还有完善的余地？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全面和深入的分析过这些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本文拟做一尝试。我们的分析结论是：对于前者，我们认为总需求不足说更可信；对于后者，我们认为可以引入互补而非竞争的假说——基于FTPL(即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的假说以丰富总需求不足说。
一、总需求不足说
持总需求不足说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同意这样一个假定，即总供给保持正常的增长速度。③在这个假定下，就是不利的需求冲击——总需求增长速度的下降，导致“缩长”现象。樊纲(2003)典型地在一个AS-AD(总供给与总需求)框架下导出了上述结论。④但在什么因素导致总需求增长速度下降方面，各个经济学家的侧重点不同。胡鞍钢(1999)、李扬(1999)认为是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性供大于求的矛盾的外部冲击导致出口的下降；赵京兴(1999)认为是居民收入增长长期以来较大幅度地落后于经济增长导致消费需求的下降；⑤田秋生(2006)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医疗和养老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造成预期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因此消费需求下降，而货币政策调整不当、滞后造成以投资需求为主体的需求增长速度的下降(田秋生，2006；蒋永庆，2005)；樊纲(2003)认为1996年夏天实施防范金融危机、控制银行坏账的政策导致信贷萎缩，进而导致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下降。但在这些认识中，最有争议的是信贷萎缩和投资需求不足之间的关系问题。蒋永庆(2005)和田秋生(2006)强调是由于真实利率太高导致投资需求不足，从而导致信贷萎缩，与上面樊纲(2003)所给出的因果关系截然相反。究竟谁是因，谁是果，或互为因果，只有经验证据来回答。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真实利率太高肯定是发生在通货紧缩之后的某一时点，因此它不足以解释通货紧缩为什么会发生，而只能解释通货紧缩为什么会恶化。那么究竟什么因素可以解释通货紧缩会发生在1997年10月呢？我们认为必须从1997年10月这个时点之前去寻找导致1996年宏观经济软着陆之后的总需求增速仍然继续下降的主要因素。通过梳理总需求不足说的相关文献，我们认为主要是以下因素(含上面曾提到的)共同导致的。(1)信贷紧缩和萎缩。⑦樊纲(2003)认为正是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在1996年夏天实施的防范金融危机、控制银行坏账的政策导致1997年信贷的大幅度萎缩，进而导致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下降。⑧我们之所以还增加信贷紧缩这一因素，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根据樊纲(2003)对1998年不再存在信贷紧缩的判断，我们认为1997年信贷应该是紧缩的；第二，根据朱民等(2002)的考察，1997年年初制定的货币政策取向还是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因此，我们认为，投资需求增速下降应是以上两个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2)亚洲金融危机。它的爆发时间为1997年7月，早于通货紧缩的发生时间1997年10月(田秋生，2006)。它的作用是给中国政府敲响了防范金融危机的警钟，恶化了信贷萎缩(易纲、林明，2003)，而不是导致出口增速的下降(田秋生，2006)，这里有一个时滞问题，在1997年下半年并没有体现出来。(3)国有企业改革、医疗和养老体制改革及住房制度改革(简称三大改革)主要导致消费需求的增速下降。
我们相信，以上关于通货紧缩为什么会发生的解释仅是总需求不足说所要叙述的整个故事的一部分，真正的完整故事应该是这样的：总需求正向冲击(特别是投资冲击⑨)→通货膨胀→利润增加和实际利率下降⑩(企业资本金增加)→企业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意愿都增强→总需求超常增长→通货膨胀加速→中央银行执行反通货膨胀政策(1993年下半年)→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向潜在产出增长率回归→宏观经济软着陆(1996年下半年)→企业和银行分别积累了大量债务和不良资产(11)(1996年第四季度银行开始惜贷)；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7年年初)；三大改革(1996年以后)；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7月)→总需求增速下降→通货紧缩发生(1997年10月)→实际利率大幅上升→企业惜借再加上信贷紧缩的三大改革导致通货紧缩发生的因素(12)→总需求增速大幅下降→通货紧缩恶化(1998)。在这个故事中，企业资本金变化扮演着很重要的作用(赵振全等，2007；周扬，2001；宛圆渊，2005；蔡辉明，2005)。(13)
二、生产能力过剩说
(一)假说提出的过程与问题
生产能力过剩说的典型代表人物是林毅夫。林毅夫试图通过证明投资需求的下降不是由于信贷收缩和利率的提高而是由生产能力过剩导致以构造自己的理论(1999)。他认为投资需求萎缩不应归咎于利率上升和信贷收缩的理由是1997年以来我国信贷供给环境是比较宽松的，贷款筹资成本低廉，不存在紧缩的问题。但正如上述所言，投资需求萎缩不应归咎于利率上升和信贷收缩的观点，明显既不为樊纲(1999、2003)，也不为蒋永庆(2005)(14)所接受。基于问题的重要性，我给出樊纲(1999、2003)的详细理由，樊纲(1999)将政府实行货币紧缩政策的信贷行动不活跃的情况称为“信贷紧缩”，而将由信贷双方本身“惜贷”或“惜借”造成的信贷活动不活跃情况称为“信贷萎缩”。虽然经过1998年包括货币放松的政策调整，基本不再存在货币政策意义上的“信贷紧缩”，但由于过去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在政府的干预下积累了大量的银行坏账，再加上1993年以来实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所积累起的高额不良贷款，迫使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在1996年夏天开始实施防范金融危机和控制国有银行坏账的政策，结果导致了贷款增长速度突然大幅度下降，于是产生了总需求的相对不足(相对于供给的正常增长)和通货紧缩。
如何证明生产能力过剩(15)林毅夫(1999)采用固定资产投资超前系数作为分析工具。固定资产投资超前系数等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指数与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指数之差。他认为生产能力的增加主要来自固定资产的投资和技术的创新，而技术创新通常需要物化在新的固定资产中。通过考察超前系数，他发现了超前系数迅速增加的证据。因此，他认为生产能力的增长远远超过最终需求的增长是造成当时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从而形成通货紧缩这种尴尬局面的最主要原因。我们认为，林毅夫教授是在假定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没有下降的情况下，才转向考察这个指数的。而实际上，存在消费需求明显下降的证据。(16)因此，他根据这个超前系数的考察是有问题的，这是其一；其二，固定资产净值的增加就一定显著地增加生产能力供给吗？林教授认为可以，而且是至少成倍的增加。我们认为这得取决于生产函数的性质，但通常是报酬递减的，因此这个指数是否能够真正反映生产能力过剩程度值得怀疑；其三，在一个开放经济体下，最终需求可以不考虑出口需求吗？我们认为即使有效处理了这个问题，生产能力过剩是由于生产能力增加所致还是需求下降所致依然不得而知。
为何投资需求下降？他认为这是因为在生产能力普遍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企业找不到好的投资机会，利率再低，只要借款要还，企业也不敢向银行借钱投资。这意味着投资需求决定信贷需求。
(二)潜在产出的增长率发生突变了吗？
龚刚、林毅夫(2007)认为“缩长”是由于前些年的过度投资所引起的。(17)过度投资不仅在未建成生产能力前创造了过度需求，从而加速了通货膨胀，同时在建成后也会突然增加大量的生产能力。所以当政府通过需求管理采取反通货膨胀政策时，生产能力就会过剩，从而产生通货紧缩。以上“缩长”的生成机制，我们认为是林毅夫教授继1999年之后关于“生产能力过剩说”的正式表述，因此，下面直接考察这个表述应该没有歪曲作者的本意。我们注意到，“突然增加了大量的生产能力”是“生产能力过剩说”的标志性特征。因此，若潜在产出的增长率没有发生突变，则“生产能力过剩说”被证伪。若不考察潜在产出的增长率是否存在突变，而一心关注生产能力是否过剩或产出缺口是否为负，则“生产能力过剩说”很难被证实或证伪，因为总需求的下降同样可以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因此，当上述机制中存在“反通货膨胀政策”时，识别问题就出现了。
表1提供了1990-2002年间的潜在产出增长率的数据。该数据直接引自权威研究郭庆旺、贾俊雪(2004)和沈利生(1999)。观察表1，我们不难发现，无论采用生产函数法还是HP滤波法，在1997年前后，潜在产出增长率都没有发生任何突变，而是基本保持正常增长。因此，至少从目前看来，以林教授为代表的“生产能力过剩说”被证伪。换言之，“总需求不足说”被证实。
三、基于FTPL的假说
(一)FTPL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般可以从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或政府预算方程说明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从政策搭配角度说明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的代表性研究是Leeper(1991，1993)等。Leeper认为通货膨胀永远只是货币现象的观点正确与否取决于特定条件，这个特定条件就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组合(简称AM/PF)。在上述政策组合下，财政政策只是起到平衡政府现值预算约束的作用，对价格水平的决定不起任何作用。然而，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政策组合(简称PM/AF)使得通货膨胀成为一种主要由财政政策决定的财政现象，而货币政策以非传统理论所预期的结果在起作用，(18)从而得到Leeper基于政策搭配定义的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以上两个政策组合可以保证经济存在局部唯一的理性预期稳定均衡，相应的均衡又称为“政策诱导性均衡”(Favero、Monacelli，2005)。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政策搭配定义的FTPL比基于政府预算方程定义的FFPL更加适用于政策分析。此外，被动型财政政策和积极型财政政策又分别称为局部李嘉图财政政策和局部非李嘉图财政政策(Woodford，1996，2001)。尽管积极型财政政策与积极型货币政策的搭配并不导致非爆炸性均衡，但通货膨胀依然主要是一种由财政政策决定的财政现象(Creel、Bihan，2006；Woodford，2001)。因此，基于政策搭配的FTPL还包含积极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组合。
从政府现值预算方程定义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认为政府现值预算方程不是约束条件，而是决定价格水平的均衡条件。(19)基于政府预算方程的FTPL也称为非李嘉图制度，相应的财政政策就是非李嘉图财政政策(Woodford，1995；Canzoneri、Cumby、Diba，2001)。
值得指出的是，FTPL成立的隐含前提之一是货币政策必须具有自主性。Woodford(1996)认为，自主的货币政策就是不直接对财政变量进行反应，而是直接对非财政变量作出反应。否则，货币政策就从属于财政政策，政府现值预算方程完全可以通过当前或未来的铸币税得以平衡，从而意味着通货膨胀依然是一种货币现象(Sargent、Wallace，1981)。因此，沃什(2004)依然把这种传统的财政主导的非李嘉图制度归为李嘉图制度的范畴。为此，FTPL探讨的正是对应自主性货币政策的财政政策决定价格水平的机制。实际基本盈余外生变动时，至少存在以下三种机制保证政府现值预算约束得以实现(Woodford，1996；Davig、Leeper，2006)：(20)第一种机制是通过货币政策内生变动货币存量的铸币税实现货币供需的均衡；(21)第二种机制是财政冲击导致的不可预期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可以减少(或增加)未清偿的政府负债的实际值；第三种机制是政府债务应付实际利息成本的变动。
政府现值预算方程成为必须满足的约束条件时，自主性货币政策决定价格水平，财政政策只是被动的满足政府预算约束，这种情形常称为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相应的财政政策为李嘉图财政政策(Woodford，1995；Canzoneri、Cumby、Diba，2001)。
从政策搭配的角度理解，FTPL或非李嘉图制度可由两类搭配构成，一类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另一类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分别对应唯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和爆炸性理性预期均衡解。同样地，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也可由两类搭配构成，第一类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第二类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分别存在唯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和不可决定性理性预期均衡解。
(二)基于FFPL的假说为什么可以丰富总需求不足说
1.基于FTPL的假说。这个假说是以FTPL第一定义为基础上提出的，即在动态一般均衡的框架内，采用AF和PM的组合作为最重要的构件，讨论总需求冲击和总供给冲击的理论脉冲反应。Kim(2003)在无限期界模型中考察了除财政性冲击之外的非政策性冲击，发现在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搭配的非李嘉图制度下，一单位总需求正向冲击或一单位总供给的负向冲击将造成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现象，而在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的李嘉图制度下，通货膨胀在到达最高点后会向稳态值回归，不会出现通货紧缩现象。之所以在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搭配的非李嘉图制度下出现交替现象，是因为在这个制度中，通货膨胀税在满足政府预算约束中起关键作用。通货膨胀率的初始增加为政府名义负债创造了正的通货膨胀税，从而降低实际政府负债。由于财政政策根本不调整实际税收和政府支出，政府负债的实际值就会低于当前和未来预算盈余的现值。这将诱使家庭放弃对商品的消费而增加对政府负债的持有，于是下降的总需求造成通货膨胀率下降。因此，作为均衡条件的跨期预算方程便可以恢复均衡。而在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的李嘉图制度下，净税收会对实际下降的政府负债作出反应以满足政府预算约束，因而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现象。
2.理由。(1)总需求不足说所叙述的整个故事的起点是总需求正向冲击，而基于FTPL假说的逻辑起点也可以是总需求正向冲击。(2)总需求不足说的一个重要构件是被动型货币政策，而基于FTPL的假说的一个必要条件也是被动型货币政策。(3)谢平、罗雄(2002)认为在被动型货币政策下，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产生和发展有着自我实现的机制。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经济为什么在1993-1995年间保持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而在1997年年底以后CPI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负增长。其隐含前提是货币政策搭配的是被动型财政政策。(22)但基于FTPL的假说，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现象也可以在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政策搭配(23)中生存。(4)基于FTPL的假说认为通货紧缩的出现是由于下降的总需求，而这与总需求不足说的内涵完全一致。(5)尽管即使不出现总需求不足说所提到的其他多重冲击和其他机制，在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搭配中，一个正向总需求冲击也可以生成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交替现象，但是正如谢平、罗雄(2002)所言，其解释力必定是有限的。因此，我们认为可以从政策搭配的角度丰富总需求不足说。
(三)FTPL在中国具有适用性吗
1.基于事实的逻辑推理。(1)通货紧缩发生前后是中央银行实行自主性货币政策时期，而FTPL所探讨的正是自主性货币政策下的财政政策决定价格水平的机制。这是FTPL成立的基本前提(Woodford，1996)。(2)通货紧缩发生前后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时期，而使具有唯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的FTPL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Leeper，1993；Woodford，1996)。通货紧缩前后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时期的正式依据是：一方面，基于被估计的泰勒规则，谢平、罗雄(2002)和蒋永庆(2005)认为在1992-2001年间中央银行执行的是被动型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基于以三大利率工具(银行间拆借利率、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估计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樊明太(2004)同样表明1992-2003年间为被动型货币政策。(3)张茵、万广华(2005)通过1985-2000年间真实工业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两变量的SVAR(结构向量自回归)发现，总需求的一个正向冲击也生成了通货紧缩现象。这与Kim(2003)的识别FTPL的条件完全一致。(24)(4)与制度成熟的美国相比，用FTPL解释中国宏观经济现象风险最小。Woodford(2001)、Cochrane(2006)和Davig and Leeper(2006)认为美国1979年之前的不稳定性通货膨胀，可以不用太阳黑子均衡来解释，建议用FTPL来解释。因为在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搭配下，可以实现唯一理性预期均衡解，而不必通过太阳黑子均衡去获取一个自我实现性预期均衡。其中用太阳黑子均衡(被动性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的结果)解释那段历史的代表性学者是Clarida et al(2001)和Lubik、Schorfheide(2004)。就中国而言，在主要以经济增长速度指标作为考核地方官员业绩的政治激励模式下，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自然更多地表现为扩张冲动，进而倾向于选择积极型财政政策，而这正好满足Cochrane(2006)、Davig and Leeper(2006)所期望FTPL成立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必要条件。再结合被动型货币政策，可以实现唯一理性预期均衡解，借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宏观经济现象。但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至今还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努力。(25)
假如以上基于事实的逻辑推理还不足以令人信服，下面基于正式检验策略所给出的经验证据，将强化我们的认识。
2.检验策略与经验证据。笔者认为局部制度模拟的视角是现有检验策略中最好的一种，因为它通过将来自不同政策规则搭配下的理论脉冲与来自VAR(向量自回归)或SVAR(结构向量自回归)的现实脉冲的比较，间接识别现实中的政策规则搭配类型，进而去检验FTPL的(2008)。其代表性论文有Sala(2004)和Kim(2003)。Sala(2004)的识别条件是，若在一个系统中一单位正向税收冲击造成了实际利率的显著正向反应则该系统所依赖的制度为以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搭配为基础的非李嘉图制度，FTPL从而被证实；若为显著负向反应或不显著反应则该系统所依赖的制度为以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为基础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FTPL从而被证伪。他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是五变量VAR，其变量分别是实际GDP、实际财政收入、实际政府支出、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和实际政府债务；所用样本为1960-2003年间数据。实证结论是美国1960-1979年间的制度特征是非李嘉图制度；1990-2003年间的制度特征是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Kim(2003)推荐的主要识别条件是，若一单位总需求正向冲击或一单位总供给的负向冲击造成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过程则该系统所依赖的制度是非李嘉图制度，否则为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次要识别条件是，若一单位总需求正向冲击或一单位总供给的正向冲击造成产出扩张和衰退的交替过程则该系统所依赖的制度是非李嘉图制度，否则为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他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是两变量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其变量分别是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所用样本是1947-2000年间数据。实证发现，1940年代和1950年代是美国非李嘉图制度最可能存在的时期，而在1960-1982年间和1983-2000年间两个样本期间，并没有发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过程，因此是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最可能存在的时期。虽然上述两位学者在他们共同的考察期内的发现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基本肯定了1990年代是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最可能存在的时期。因此，同时采用以上两种方法是锁定制度类型所在时期最稳健的方法。
基于上述Sala(2004)的五变量VAR和Kim(2003)的两变量SVAR方法，方红生、朱保华(2008)分别发现了以下从不同角度支持通货紧缩发生前后的政策搭配类型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搭配的正式经验证据：(1)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实际利率对于一单位的实际税收正向冲击的反应为正；(2)通货膨胀对一个正向总需求冲击的反应结果是不仅显著存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脉冲反应过程而且还显著存在产出扩张和衰退的交替脉冲反应过程。(26)
四、结论性评论
经过以上对两大假说的全面和深入的分析，我们认为，与生产能力过剩说相比，总需求不足说更可信，主要理由为：第一，在现有的估计技术条件下，我们并没有发现通货紧缩发生之前存在潜在产出增长率突变的证据，因此，生产能力过剩说被证伪，总需求不足说被证实。第二，生产能力过剩说并没有区分信贷紧缩和萎缩，而且模糊掉通货紧缩发生的时间概念。(27)实际上根据总需求不足说的分析在通货紧缩发生之前的确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既存在信贷紧缩也存在信贷萎缩。除此之外，生产能力过剩说在证明生产能力存在过剩方面也问题明显。第三，在破解“缩长”之谜的机制上，总需求不足说明确把握时间概念，将事实与说理融为一体，而生产能力过剩说没有做到这点，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识别问题。另外，虽然总需求不足说更可信，但并不是说没有完善的余地。我们认为，以事实为基础的逻辑推理和正式经验证据支持的基于FTPL的假说可以从政策搭配的角度丰富总需求不足说。
注释：
①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认为，仅仅是物价水平的下降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只有当物价水平下滑伴以经济衰退(经济负增长)和货币流通量下降才是通货紧缩。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M2的增长速度都是正的而且速度还不低。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并未出现通货紧缩，至多出现了通货紧缩的某些迹象。除此之外，有些国外的经济学家甚至怀疑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的可靠性(Rawski，2001，2002)，以致中国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研究结论是中国经济的增长过程是真实的，官方统计数据也比较可信(任若恩，2002；许宪春，2002；易纲和林明，2003)。
②汪同三和李涛(2001)把现有关于通货紧缩成因的研究细分为五类，分别是合理说、外部冲击说、货币主义说、政策失误说以及供给说。我们认为，这些假说最终落脚点都在总需求和总供给方面，只是冲击的性质不同而已。
③明确提出这个假定的经济学家是樊纲(2003)。
④但在利用图形分析时，他并没有让AS曲线向右移动，而是让AD向左移动。我们认为，其实我们可以让AS和AD都向右移动，这反映正的增长速度。但向右移动的距离前者为多，后者为少，这样“缩长”的导出更加逻辑清晰。
⑤我们对这种长期角度论证方式表示怀疑，因为消费需求的增长在通货紧缩发生之前是相对平稳增长的，这不能解释消费需求在通货紧缩时的增长速度的下降。因此，我们认为，要解释消费需求的下降，只能采用短期分析方法。
⑥张军和方红生(2007)基于1978-2003年间的数据，利用Toda-Yamamoto长期因果检验程序发现了货币供给M1是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原因的证据，但相反不成立。
⑦关于信贷紧缩和萎缩的具体区别，请见生产能力过剩说。
⑧他给出的1995年、1996年和1997年银行贷款余额增长率的数据分别是24.1％、21.2％和16.7％。
⑨虽然以龚刚、林毅夫(2007)为代表的“生产能力过剩说”也认为通货紧缩发生的起点是投资需求的正向冲击，但是通货紧缩发生的直接原因完全不同。“生产能力过剩说”强调总供给层面，而“总需求不足说”强调总需求层面。
⑩实际利率下降和实际利率大幅上升的理论依据是通货紧缩发生前后，中国执行的是被动型货币政策。具体见“生产能力过剩说”中的谢平、罗雄(2002)的研究。“基于FTPL的假说”将通过政策搭配的视角完善“总需求不足说”。
(11)樊纲(2003)的逻辑起点。
(12)因为它们对总需求有一个持久性的影响。
(13)读者若感兴趣，请参看他们的研究成果。
(14)蒋永庆(2005)认为不是名义利率而是真实利率很高限制投资需求的增长。在总需求不足说中，我们已指出真实利率过高只能出现在通货紧缩发生之后的某个时点，它会导致通货紧缩的恶化。因此，我们认为仅在对通货紧缩发生以后的投资需求萎缩的解释这一层面上，蒋永庆(2005)可以不接受林毅夫关于投资需求萎缩不应归因于利率上升的观点。
(15)汪同三和李涛(2001)认为通货紧缩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实行的高积累政策以及由此对居民收入和消费所产生的抑制作用。与短期因素的解释不同，这是一种长期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和林毅夫教授的思路一致。但是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时期就有通货紧缩压力的存在，其理由是消费需求长期不足。这是有问题的，因为通货膨胀发生时期不存在过剩的生产能力，因此就不存在通货紧缩的压力。
(16)林毅夫(1999)通过总需求分析发现，这次通货紧缩发生的原因不是信贷紧缩造成投资需求下降，也不是房地产或股市泡沫破灭造成消费需求突然萎缩，那么，既然需求没有出现下降，通货紧缩就必然是供给增长过快造成的。为什么他说消费需求没有下降呢？那是因为他发现我国的消费即使在通货紧缩已经相当严重的1997、1998年也没有出现负增长的情形，而且达到相当可观的4.2％和5.6％，仅略低于1979年到1998年20年间平均7.1％的年消费增长率。
(17)Gong and Lin(2006)否认是正向技术冲击导致的。因为他们认为很难相信在这段时间内会同时在各个产业部门出现一个足够强大的正向供给冲击使“缩长”得以产生。
(18)指紧缩性(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导致的未来高(低)通货膨胀现象。这是一种传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价格之谜”(Davig、Leeper and Chung，2006)。
(19)常被表示成政府债务或政府负债(政府债务加基础货币存量)期初的名义值与价格水平的比值等于政府实际基本盈余加铸币税的现值。
(20)必须指出的是他们仅在Leeper(1991)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意义上给出FTPL的三个机制。我们给出的机制更具一般性。即也可在积极型货币政策意义上来探讨FTPL的三个机制。或许，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第二定义比第一定义更具一般性。更详细的比较见Woodford(1995)的注脚12和30。
(21)尽管在自主性货币政策的隐含假定下，Woodford(1996)量化了每个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并发现了第一机制不重要的证据。然而，我们不应试图以比较三个机制的相对重要性来怀疑财政政策在价格水平决定中的重要性，因为第一机制只是内生于由财政扰动所影响的价格水平，而不是相反，这一点受启发于上面提到的Woodford(1995，2001)。
(22)Leeper(1991，1993)认为被动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解是不可决定性理性预期均衡解。
(23)Leeper(1991，1993)认为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搭配解是唯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
(24)下面将给出他的识别条件。
(25)不过，我们想指出的是，中国学术界实际上已经存在着向这方面努力的倾向，如上面曾提过的谢平、罗雄(2002)和蒋永庆(2005)。他们在没有考虑财政政策类型的情形下认为，在被动型货币政策下，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产生和发展有着自我实现的机制。
(26)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我们考察期的起点仅为1996年1月，但考虑到样本容量偏小，我们将终点延长到2006年10月。
(27)特指林毅夫(1999)的如下观点：1997年以来我国信贷供给环境是比较宽松的，贷款筹资成本低廉，不存在紧缩的问题。
标签：货币政策论文; 总需求曲线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财政政策工具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通货紧缩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 林毅夫论文; 财政学论文; 央行论文; 增长速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