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文[1]2004年在《吴越钱氏政权研究》文中认为吴越是五代宋初割据两浙的地方政权。自开平元年(907年)后梁封钱镠为吴越王，到北宋太平兴国叁年(978年)钱傲纳土，吴越钱氏政权存在72年。如果从唐昭宗乾宁叁年(896年)钱谬消灭军阀董昌、占有两浙地区算起，钱氏割据凡八十二年。 吴越钱氏是在与周边藩镇争战中发展起来的。在其发展过程中，钱镠打着尽忠唐室的旗号，依靠北方强藩朱全忠的势力，先后消灭浙东军阀刘汉宏、董昌，并与淮南藩镇杨行密周旋，最终控制两浙之地。五代时期，钱氏始终尊奉“善事中国”方针，争取中原五代王朝的支持，抵御强邻的进攻，保持境内安宁和政治稳定。吴越的兴起及其割据，既是中原局势动荡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与周边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唐末中原动荡削弱了控制地方局势的力量，吴、南唐与中原王朝长期对峙，有效地阻挡了中原王朝势力的南下，起到了屏蔽吴越政权的作用。唐代以来两浙地区经济发展，为钱氏偏安一隅奠定物质基础。 钱氏割据时期，为了与周边政权相抗衡，采取息兵劝农、大兴水利等措施，积极发展经济，经济上也取得了一定进步。这一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及对外贸易均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吴越最后纳土归宋，实现和平统一，也使两浙地区免遭兵燹。这些对两浙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吴越钱氏政权，注重对外交往。在对外政策上，奉行臣属中原王朝、结交与国、对抗吴——南唐的政策，与契丹政权也有往来。这一政策前后虽然有过一些调整，但基本上保持连续性。在经济上，积极发展与周边贸易关系，尽管与吴、南唐在政治上存在对抗，但经济交往并没有中断。此外，吴越还注意与海外地区保持政治联系，发展经济往来。
张荣波[2]2014年在《五代十国政权交际述论》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五代十国历史研究的成果逐渐丰富,研究领域趋于细化,但仍留有空白。在传统研究侧重历史沿革、典章制度、社会文化之外,探究五代十国多个政权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于五代-宋的统一走向有何贡献,这样的选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学者视野。五代十国如此多的政权,彼此之间是怎样互动的?它们的关系靠什么样的方式来建立和维系?这样的方式对于政权存废起到了什么作用,又对历史大势有何影响?这些问题都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在公元907年-960年这一时间范围之内,由唐王朝分化而来、先后或同时存在的有十五个政权：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吴越、楚、吴、南唐、前蜀、后蜀、荆南、闽、南汉、北汉,它们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王朝”甚至“藩镇”,如果要用一个合适的称呼统一对它们进行指称,最合适的概念恐怕就是“政权”。54年中,这些政权之间产生了频繁的互动式交流和交往,本文称之为“交际”(非“外交”)。交际及其过程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对每个政权的存在和发展,以及时代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五代战争频仍,但交际就只能是“军事斗争”的附属吗?恐怕难以妄加定谳；十国各有自己的社会治理需求,但交际是有效的“社会管制”手段吗?显然也不准确。所以,对于“交际”的研究,需要在“事件史”的基础上进行全新的定位,这一定位也与进一步拓展乃至重新发现对五代十国历史的观察视角密切相关。交际的基本目的是“求同存异”。陈寅恪先生说过,在五代十国雏形已现的唐末,中原和南方各个地区“已截然划为二不同之区域,非仅政治军事不能统一,即社会文化亦完全成为互不关涉之集团”,五代十国各个政权,.正是有这样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一一相同点是大家都是军事割据,不同点是社会文化风貌千差万别一一才有了彼此交往的基础。无论五代还是十国,交际的第一义应当是追求和维护政权的“生存”,第二义才是客观推进了历史的发展进程。所以它们所面对的形势,以及形势的不断整合(交际本身也是整合过程中的力量),也十分重要。在此之前,恰好有两个典型例子,为我们了解五代十国政权交际发生的时代背景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一个是幽州燕国的建立和灭亡,从唐景福二年(893年)五月到后梁乾化四年(914年)正月；一个是前蜀建立之前王建成为蜀王和取得蜀地控制权的过程,从唐光启二年(885年)四月到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八月。这两个案例,比较充分地展现了唐末五代政权在谋求立足过程中参与权力争斗的面貌,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一个政权存在的交际渊源、内外交际实践,和分析“交际”因素在其中产生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是五代、十国政权交际的“前史”。通过这一背景梳理可以发现,五代十国政权间的交际与互动是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问题提出的。那么,接下来应该思考和辨析问题就是：政权交际对于五代-宋的历史发展趋势有何贡献和作用?所以,依照时间顺序梳理五代十国政权交际的史实,即针对“事”——交际事件的背景、进程、结果、影响等加以综合性考察和评论,就成为本文的首要任务。交际的发生,不仅包括在“五代”之间、“十国”之间,也包括“五代”与“十国”之间。五代,应当每个政权述明其交际之重心或主要矛盾,如后梁重心为与李克用之争夺,后唐后晋多用力于巩固政权,而后周则因郭威柴荣之谋划,所虑者甚远；十国,需要归类和划分其交际策略的阶段性,如比较显着的南汉、南唐；五代与十国,双方政权之间角色、地位的确立和转换,以及其关系的辐射效应、具体影响则是重点,如中原各朝与吴/南唐的关系。这样的重心、阶段和重点,都会反映到政权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并投射出相应的政治、社会变化。在对这一过程的叙述中,本文尝试提出和部分解决一个问题——交际是被哪些历史因子推动的、它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就五代政权来看,彼此之间有“各务争胜”的基本诉求,但也有对南方诸国进行“经略”、“羁縻”的现实需求。而且,鉴于身处中原代表“天朝上国”的当权者心态,使他们不能像个别十国政权那样关上大门,或偏安一隅、或局促一时,而是很多时候需要主动和别人发生联系,比如新皇帝即位时的“宣谕各镇”、频繁的封册官爵等。但是,同时面对北方逐渐强大的契丹,和横亘在江淮之间的吴-南唐,使得中原政权倍感压力,在交际上也颇多拘谨,能够制定出很好的交际策略并顺利执行的主政者并不多见,从而影响了五代整体的交际局面。就十国政权来看,虽然本文倾向于将之与五代政权同等对待,但在具体分疏上,还是略有差别的。应该说,十国政权的价值取向,并非追求“独立”或“统一”那么简单(或曰宏大),而是在局面上更加复杂一些。十国史书中,如《吴越备史》、《蜀祷杌》、《南唐书》等,对于遣使贡奉中朝之事并不讳言,而且大书特书；对于其他政权的交好,也是逢事必记,这一点可以看出它们对待交际的心态比较重视。它们在交际方面的努力,姑且可以视为如何更好地处理政权的“内部稳定”和“外部稳定”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无论是前后蜀的“将蜀中之事关在门内”,还是南汉的梯航万里远事“中国”,都是稳定自我的立身策略,当然,这些策略是有发展变化的。也就是说,必须根据政权之间交际行为的共同或不同特点,进行分类和分析,并对政权彼此之间的交际活动展开具体论述。除“事”之外,交际中的“人”也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就是交往中的使节,和流动频繁的人才。使节(或使者),是交际事实发生、发展的维系者和直接参与者,他们的个人风貌和活动情况所展现的群体魅力和历史作用,对于理解政权间的交际内容和实质,是不可或缺的；而人才则是能够直接增强或削弱一个政权实力的重要因子,他们在五代时期流动频繁,追寻好他们的动向,实际上就是很好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络。本文对这两个群体进行相关认识和分析,也试图展示五代十国政权交际的一个重要侧面——交际(历史)怎样影响人、人又怎样影响交际(历史)?在交际附着的文化层面上,还有一些零碎但并非不重要的角落,如交际中的礼仪文化,外部交往与内部政治的互动影响,为质、婚媾、间谍等现象,也是值得探讨的,它们构成了五代十国政权交际时而热闹时而冷清的协奏。五代十国号称“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这段历史究竟该如何把握和认识?从“向前看”的角度,笔者认为应该把它更多地放在“宋初”而不是“唐末”。自唐末兴起的藩镇(方镇)势力,影响历史不可谓不深远。但就“藩镇与中央集权”此消彼长这一角度来说,割据政权存在的整个过程也可以说是削藩而一统的过程,而五代十国都不同程度地对此作出贡献,并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又直接或间接地启迪了北宋统治者。针对这一过程,笔者也试图在叙述当中加入一种思考,即：在个别历史事件之外的综合叙事如何进行,亦即如何理出54年中隐藏的历史发展脉络。如果将交际作为观察五代十国历史的一条线索,我们会发现,通过这条线可以开拓出那个时代的两个主题——“战争”与“政权更迭”之外的第叁个象限,那就是政权之间的交往与互动；由此延伸开去,更会发现这种互动是一直存在的、不断变化的,而且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因此可以说,交际在五代十国政权之间织出了一张时代变化之网。通观五代十国历史,交际的功能和作用至少但不完全包括：一,切实加强了政权间的联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二,促进了各个政权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叁,在彼此往来之中,让当权者对分裂混战的局面产生厌恶心理和规避行为,并能达成共识；四,在稳固彼此统治的基础上,推动割据势力的整合；五,逐渐积累了历史统一的力量。总之,五代十国政权间的交际,在“唐宋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宋初”统一历史进程的正面意义功不可没。
马天宝[3]2011年在《北宋吴越钱氏后裔—钱惟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钱氏家族自五代钱镠开创吴越国后,历经宋元明清并时至今日千年不衰。钱氏家族并能够在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知名人才,有着其独特的内在原因。本文正是对归宋后吴越钱氏后裔钱惟演加以研究,以期得到北宋对吴越降臣的政策与方法;吴越钱氏在宋延续和发展的原因;以及钱惟演个人在北宋政治、文学和钱氏家族中的作用。本文一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概述选题依据、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是钱惟演的家世及其家族的发展状况,以及钱惟演在钱氏家族中的作用。第叁部分是钱惟演的政治历程,分析了钱惟演与主要政治人物的关系,几次挫折和谥号问题,总结钱惟演的政治历程中的处事原则与方法。第四部分是钱惟演的文学活动,揭示其丰富多样的文学成就。第五部分是钱惟演的交友和逸事,通过其交友和逸事来展现钱惟演多方面的人物性格。第六部分是结语、附录、附表、参考文献。
谢婧[4]2016年在《北宋陕虢杨氏家族的播迁与生存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传统社会在唐宋变革的大背景下,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之一便是门阀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弘农杨氏家族,作为我国汉唐时期极具代表性的门阀士族之一,历经兴衰,从汉代一门“四世叁公”到隋唐年间较高的仕宦率,受到世人瞩目。但在唐末五代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士人多离去乡里,杨氏子孙为了生存四处播迁,定居他乡。入宋后,弘农郡名不复存在,原地析分为陕、虢二州。北宋的杨氏家族后裔适应时代的变化,积极进取,文武并重,并有不少子弟因政声显着、才识出众名留青史。然而,目前学界关于该家族的研究多集中在某一成员或门阀制度盛行时期的陕虢杨氏家族,还未见有关北宋时期杨氏家族的系统研究。在唐宋变革的大背景之下,考察一个门阀制度盛行时具有典型意义的世家大族在此历史大潮中的变化,是十分有意义的。通过对陕虢杨氏家族在北宋时期演变轨迹和社会影响的考察,可以加深对宋代社会以及宋代家族的认识。本文首先考察了北宋陕虢杨氏播迁地、地域分布情况及迁徙成因,在窥其家族发展踪迹的基础上,重点考释杨氏族人在北宋的入仕途径及其宦绩概况,如在沙场上浴血奋战,精忠卫国的杨家将及杨宗闵、杨震父子;一心以兴复儒学为已任的杨徽之;长于典章制度,开创一代诗歌新流派的杨亿;毕生致力于学,深得二程精髓,倡道东南的杨时;专注于礼乐之事的杨杰;兼具文武之才的杨畋等,以了解其家族政治地位的变化。同时,在北宋婚姻出现了有别于以往婚姻的新特点的背景下,对杨氏家族婚姻情况及特征进行了梳理和阐释,并结合宋代的社会背景,着重对杨畋、杨绘、杨杰、杨亿诸人的交游活动进行考述,最后,再进一步对杨氏家族在家风、家学的传承和创新方面进行探讨。由此可以发现,在唐末五代战乱频仍以及五代时期南方诸国大力招徕人才政策的影响下,杨氏子孙为了生存不得不远离本望定居他乡,播迁定居地相对郡望地呈现出范围分散且南移趋势明显的特点。入宋后,他们顺应时代发展,大多以恩荫、科举步入仕途,虽在科举、仕宦人数以及仕宦品级方面不及唐代,但位居五品及以上的贵官数量仍不容小觑,同时,入仕北宋者不论任职京师,还是扎根地方,不论就职馆阁,还是驰骋沙场,均有政声显赫于世。陕虢杨氏成员联姻时,表现出鲜明的重才轻财的特点,十分看重姻亲家族的门第以及姻亲对象的政治地位和文化素养,而并不着意与富室联姻,就现有资料来看,也未见有财姻现象的记载。从杨畋等人的交游情况来看,交游对象的丰富和范围的广泛,对个人及家族网络的拓展大有裨益。同时,他们在过从往来中赋诗作词相互唱酬,不仅有助于提高自身文化修养,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北宋文学的发展。此外,北宋陕虢杨氏除继续延续家族旧有家风传统外,还紧跟时代步伐,在秉承传统家学的基础上,开始在其他领域进行新的尝试。
惠冬[5]2010年在《势在中原：五代时期中原王朝之地位与宋初统一战略》文中研究指明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而典型的分裂时期之一。虽云分裂,却并非毫无特征可寻。在这一时期,十国各据一方,却都没有真正要抗衡中原、一统天下的雄心：前后蜀、南汉政权均呈现出较强的封闭性,开拓精神不足；南唐虽以唐朝后继者自居,但更多意义上只是一种政治宣传,在实际行动中南唐并没有勇气直面与中原王朝的冲突；其他政权力量更弱,皆以自保为事,构成不了实现统一的力量。十国中虽不乏以帝自命者,却并非传统意义上“帝天下”的意涵,而是一种对中原权势的分割与制衡,与中原王朝之称帝不可同日而语。中原王朝历尽丧乱,仍然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是能够左右整个政局的唯一力量来源。五代之乱的根源实自中原之衰摧,故而十国在面对稍显强盛之姿的中原王朝时处于心理弱势地位,往往易于折服。自后周而始的中原王朝实力的逐渐恢复,为统一带来了曙光。北宋禅周之后,利用中原王朝强大的震慑力,依势而为,恩威并施,采取了较其他王朝不同的统一方式。自古得天下者未有如宋太祖之易者。在必胜的基础上,宋太祖亦以宽仁的个性,为这一时期战略风格由五代时期的急攻嗜杀向缓攻以减少人、物损失的转变带来了契机。
苗梦颖[6]2018年在《新旧《五代史》关于吴越钱氏家族记载的异同》文中提出新旧五代史均成书于北宋时期,是记载五代十国历史的基本文献,但两史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它们之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成书历程、编纂体例、史料择取、叙事风格等方面,而且体现在它们内在的思想观念上。这里通过对钱氏吴越国的不同记载,以探究新旧《五代史》所体现作者的不同思想内涵。
杨年丰[7]2010年在《钱澄之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钱澄之(1612-1693),江南桐城人,明末诸生。他先是为避党祸,后又因参与起兵抗清失败,辗转流徙于浙、闽、粤、桂等地,崎岖山岭,备尝艰辛。南明桂王永历朝败亡后,顺治八年(1651),钱澄之回到故里。此后,他过着隐居田园和在南京、苏州等地同故交新知交游的生活。钱澄之生平着述,总量在230多万字。归里以后,他先后完成了《田间易学》、《田间诗学》和《庄屈合诂》的着述,又在友人的帮助下,辑集归里后的诗歌为《田间诗集》,还自己整理了诗文作品《田间文集》、《藏山阁集》。在徐乾学等人的资助下,于康熙二十八到二十九年(1689-1690)在苏州完成大部分着作的刊刻(《藏山阁集》与《所知录》因为涉及到南明史事而没有刊刻)。钱澄之是一位醇醇儒者,他从小接受祖、父的教育,儒家思想是他一生思想的主流。在明亡以后,由于家国的剧变而遭遇坎坷、颠沛失所,他在逃亡途中比较多地接触了僧人,一度削发为僧,归里后还对《庄子·内篇》有深入的研究。所以在中年归里以后,佛、道二教的出世和顺时的思想,对他思想的变化和归里后生活态度的转变都起了比较大的作用。钱澄之对经学有很深的造诣,他对自己所着的《田间易学》和《田间诗学》也颇自负:“平生怀抱,毫发未申,惟少有着述,妄谓足传。四十年心血,尽于《诗》《易》两书,颇发先儒所未发。”(《与余诠庐》)而准确地把握了《易》中“变”的思想,使他能把儒家的思想和佛教、庄子的思想相融通。这种融通的思想尤其体现在他归里后的作品《田间诗集》和《田间文集》中。在明末、尤其是清初,钱澄之以诗文着称,韩菼说他“诗歌古文满天下。”(《田间先生八十寿序》)如他的诗歌,作于明末(包括南明时期)的《藏山阁集》和作于清朝的《田间诗集》体现了他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思想,也鲜明地体现了不同的风格特点。他的文,体裁多样,政论、史论、游记比较突出,理论上继承韩愈“文以载道”的传统,语言雅洁,不发空论。对钱澄之的研究,此前有一些研究成果,但都与其明末清初辈行甚高的遗民身份不相称,本论文即以《钱澄之文学研究》为题,拟对其诗、文、及诗歌理论成就进行相对整体的把握。论文共分为六个部份。绪论:先对钱澄之研究的历史和现实的状况做一个相对全面的回顾,理清研究思路。第一章:钱澄之及其时代。明清易代让许多明朝士人陷于沉痛,而清朝的“异族”统治更在清朝统治之初激起强烈的反抗。本章将钱澄之个人的行迹纳入明清易代的大背景中,考察他在政治、文化等的历史更迭中生活及思想的变化。第二章:明末和南明抗争时期的诗集——《藏山阁诗存》论:诗史精神。钱澄之历经颠沛困顿、危疑震撼,遂将所见所闻一一托之于诗,忧时事、悲丧乱、吊忠义、悯生民,题材多样,沉痛真挚,可谓“以诗存史”。这种“诗史”的观念既是历史的传承,更是易代之际士人经世观念和责任感的具体体现。第叁章:归里后的诗集——《田间诗集》论:沉郁深粹。《田间诗集》中,乐府体诗继承了“诗史”的纪实特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初社会的真实情况;田园性质的诗歌体现了他归里后的闲适心态;还有一部分诗歌写不甘失败、怀念故国的心情,体现了沉郁、深粹的特点。第四章:《田间文集》论。钱澄之的文秉承“文以载道”的古文传统,不发空言,有人评价为“无色”之文。他的政论、史论文往往多新颖之见,亭台游记性的散文则多体现简洁而寓含哲理的特点。第五章:钱澄之诗歌理论及对其诗歌风格的影响。钱澄之是明末复古派的代表诗人,其诗歌理论核心是儒家“性情论”,他所持的“性情论”不同于明末公安派、竟陵派等的“性情”之说。钱澄之经历明清两朝,复杂的经历使他的诗歌理论在明末和清初又有所不同,诗歌理论具体体现在两个不同时期创作的诗歌中,又使他的诗歌风格有叁种不同的转变。结语:在上述各专题的基础上,对钱澄之一生的气节、学问进行综合考评,并给予充分肯定。笔者以为,钱澄之作为一位遗民诗人,不仅以气节高峻赢得人们的尊敬,也以学问的广博和精深受到后人的景仰。
刘闯[8]2017年在《防御与扩张:唐末五代吴越钱氏筑城之时空解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时间上看,吴越地区在唐末五代的筑城是以钱谬在世时的887~893、896~909两个时段为集中发生期,以军事防御为主要目的开展的,前段为钱镠身为杭州刺史的自固之举,后段是兼领镇东军后权力深入属州的需要;从地域上看,所筑的城池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北部,这和吴越与吴国紧张的对峙密切相关,同时也反映出钱氏在吴越地区北部及西部存在着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倾斜,此举进而促进了区域中心城市由越州向杭州的转移和浙北地区的开发。
李晓红[9]2016年在《北宋佛寺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北宋时期,佛教影响波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文化都被打上烙印。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文学也记录下了当时佛教的盛况,时之各类文体,诗、文、词、小说中都有大量佛事记载。古代主流文学观念中,文体尊卑是文第一,其次诗、词、曲、小说,文居于至尊。宋代又是文得到极度发展的时代,“抗汉唐而出其上”、“轶周秦”而“抗前古”。作为宋代主流文学的宋文对于佛教的展示,较之宋代的诗、词、曲、小说等文体当更为深入和全面,它对宋代佛教的各个层面,包括佛法教义、佛事仪轨、释门僧侣、寺院庵堂乃至沙门管理制度都有涉及。与佛关涉的宋文中,数量最多,最具美的特质的,当属以佛教寺院为表现对象的篇章,本论即以北宋佛寺题材的文为研究对象。北宋享国167年间,就有僧俗合着佛寺文1200余篇。这些佛寺文中有大量篇章或绘山水清姿,或状僧俗深谊,或叙洁僧高义,极富文学审美价值。北宋一朝的佛寺文,不仅参与人数和作品数量众多,文章体式纷繁多样,更重要的是其间名家荟萃,佳作纷呈,有相当数量的北宋佛寺文在宋代文中都属上乘之作,此类作品对政治与佛教的关系、北宋佛教发展状况、北宋佛寺的特色与功能,以及佛对时人心灵世界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等内容均有清晰展示。此外,北宋佛寺文在中国古代佛寺题材文中亦属巅峰之作。令人抱憾的是,对宋代文的研究相较于兄弟门类——宋诗和宋词,却薄弱的多。目前学界对后者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和全面,而对宋代文的研究却多停留在古文(或称散体文)上。即便是对宋代古文的研究,亦很少涉及佛寺文题材。本论所涉北宋佛寺文中许多篇章当归于四六一类,正是在宋代文研究领域被遮蔽和忽视的。北宋佛寺文,数量众多,且多佳篇巨制,作者又多为时之名匠,对该类文章的爬梳整理以及深究细研,对于宋代文研究领域或是有弥缝和光耀之功的。本文共分六章。首章阐述北宋佛寺文产生之文化环境；第二章论述宋代佛寺；末四章专论北宋佛寺文。本文以北宋佛寺文为研究对象,佛寺与佛教之间系属源流关系,宋代佛寺突出的世俗化特征又与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佛教和政治的影响构成了宋代佛寺文赖以存活的土壤,对当时政局以及佛教发展状况的揭示是本论必不可缺的内容,所以本论单独拿出一章的篇幅专论宋代政权、佛教发展状况。剩下章节则围绕佛寺文的描写对象——佛寺以及佛寺文展开。利用佛寺文证明观点,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是本论的总体写作思路。第一章论北宋佛寺文产生的文化环境,重点围绕北宋政治与佛教的关系、其时佛教发展概况、北宋佛教世间化叁个问题展开,将对北宋佛寺文的研究置于北宋时代大环境之下。本章首先阐明北宋政教与佛教双向需要的关系实质,进而对宋代佛教发展状况展开阐述,抓住具体问题如宋人对佛教起源的认识、北宋佛教流变、北宋佛教盛行原因等层次铺开。该章末节涉及北宋佛教世间化问题,为免作泛泛之谈,本论涉及对佛教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论述,都针对具体而微的问题展开,比如对佛教世间化在教义层面的表现从其精神内核的去宗教化切入；管理体制层面从佛教屈从政权辖制切入；经济层面从农业衰微和工商业活跃切入；文化层面则从融入民间习俗切入。第二章论宋代佛寺的宗教功能及其弱化倾向,重点论述宋代佛寺名号、寺院和僧尼数目、政权对寺院的管理机制、宋代寺院构成四个问题。论及宋代佛教寺院名号时,追溯“寺”名之始,并详论北宋一朝佛教寺院的诸种称谓,其中对佛寺“院”称的开始和流行作了一番考证。北宋寺院和僧尼数目这一问题在各类研究佛教的专着和论文中已有论述,本论除根据《宋会要辑稿》和前人研究对寺院和僧尼数目作出界定外,还立足宋代佛寺文,深入剖析了佛寺和僧尼数目在北宋大量激增的原因：得疾求愈、本心感召、赋役减免、孝论风行、宋廷许可。针对政权对寺院在颁赐寺额、僧人剃度和选任以及赐紫衣和师号等方面的管理,本文亦从北宋佛寺文中的大量实例出发加以证明。涉及宋代佛寺中大量存在功德类寺院、生祠、各类庵堂等问题的研究,亦以北宋佛寺文为实证。第叁章论北宋佛寺文的生成与体裁,本章主要由佛寺引力、记体佛寺文、碑体佛寺文、铭箴赞颂体佛寺文以及赋、序、题名等体佛寺文五节构成。基于寺院强大引力的寺僧与文人的亲密互动是导致佛寺题材文在北宋大量涌现的直接动因。具体来讲,寺院引力的形成主要有赖于僧人在才艺、真情、品德等方面对文士的吸引。综合诸种因素而成的寺院引力促成了佛寺文在该时期星涌蜂出,造就了北宋佛寺文的空前盛况。北宋佛寺文不仅数量众多,体裁上亦颇为纷繁。北宋佛寺文除《洛阳伽蓝记》确立的“记”体以及唐人佛寺文的“碑”“铭”体外,还大量运用铭、箴、颂、赞、赋、序、题名、疏、祝文、斋文、跋、榜、叙、贴、传、述、牒、奏、状等各类文体。各类文体中,尤以记体和碑体数量最多、艺术成就也最为突出。本章在论述北宋佛寺文的体裁时,追溯每种文体源流,见出宋代特色的同时对各类文体的代表篇目亦有论说。第四章论北宋文中的佛寺世界。本章重在揭示北宋文对寺院生活的展呈。寺内建筑、山水风光、宴会游乐、神异事迹、教门弊端、十方机制、宋廷王事、僧俗交谊等内容在北宋佛寺文中都有表现。第一节论寺内建筑特色,对寺院总体建筑风貌以及寺内代表建筑如佛殿、法堂、僧堂、钟、经藏、塔、幢、浴院、堂厨、叁门、戒坛等的功用及佛旨皆有论说。第二节论山水美景和记游,寺院建于山明水秀之处,宋人常于寺院游观山水、宴会赏乐,所以北宋佛寺文中对此类内容多有表现,此类内容的存在亦使北宋佛寺文在整体的辞采和情趣上有很大提升。第叁节论佛教寺院中的感应神通事迹,使佛寺文区别于其他题材文,染上几分神秘的色彩。第四节论教门弊端,对释门内种种乱相皆有呈示,并深入剖析了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第五节论寺院十方管理机制,对十方制的优点和甲乙制度的缺陷都有表现。第六节论寺院兴衰映照王事,深入展示寺院变迁与政权的内在关联。第五章论士林文人的佛寺文创作,主要根据士林文人对佛的态度分为排佛、亲佛、笃佛叁个阵营,于各类选取代表作家、代表作品进行论述。于排佛文人—类,由于该类作品数量相对较少,涉及作家人数亦较少,故没有采纳选取代表的方法展开论述,而是对反佛文人的全部佛寺文作品作了阐述。亲佛文人一类以余靖和苏轼为代表,笃佛文人则以张商英和黄庭坚为代表。这四人的佛寺文创作在北宋文人中非常具有代表性：余靖所作颇合寺院请托,彰显了各处寺院特色,从实用角度考虑堪称佛寺文的典范之作：苏轼作品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重在舒展自我情怀,文学价值突出：张商英倾向于在佛寺文中大谈佛理,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文学性,但其作品很能体现北宋人喜在佛寺文中谈讲佛理的偏好；黄庭坚作品虽亦多涉佛说,但能平衡说理与为文之间的关系,其佛寺文多呈现出理趣与辞采兼备的特色。上述反佛文人、亲佛文人、笃佛文人的分类,尚不能全部涵盖宋代文人创作佛寺文的情况,尚有一些身份比较特殊的人群投身佛寺文创作如道教人士、隐士群体、吴越钱氏家族、敦煌曹氏家族等,他们与上述叁类文人一同缔造了宋代佛寺文的辉煌。第六章论丛林僧伽的佛寺文创作,由于是末章,所以此章中也包括一些对北宋佛寺文总结的内容。林僧伽中主要选取契嵩、元照、惠洪叁位法师作为代表,叁人所作数量众多,一偏于儒,一重于理,一长于文,在僧人创作中极具代表性。而通过本论第五章和本章前叁节对佛寺文创作群体的论述,可见僧人与文人的佛寺文在数量、说理、阐说灵异、所蕴情感等方面皆存在明显差异,僧俗所作佛寺文在北宋的前期与后期在数量和内容上亦差异明显。基于上文所有论述,亦可见出北宋佛寺文的价值和意义：北宋佛寺文不惟是宋文中重要且优质的一部分,于中国古代佛寺文的整体中,更是居于巅峰之位。
李最欣[10]2004年在《钱氏吴越国文献文学考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钱氏吴越国的文献和文学。关于此研究对象,本论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如下条则: 第一,作为研究钱氏吴越国历史最基本最重要史书的《吴越备史》,其版本现存于中国大陆者共有二十叁个;这二十叁个版本分叁个源流:一为清钱遵王家藏述古堂本,二为吴重熹所跋抄本即四库全书本,叁为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钱达道刻本;《吴越备史》的精善版本为四库全书本,而非前贤认为的四部丛刊本和学津讨原本。 第二,钱氏吴越国的着述情况是:作者49人,着作125种2381卷,另有29种不知卷数,2种12卷为清人新编;就着作的卷数多寡而言,僧人、王室、幕僚叁类作者差别颇大,分别是1311卷、685卷、385卷;吴越国的着述就作者人数、着作的种数与卷数而言,在十国中均列名第叁:人数次于南唐和后蜀、种数次于南唐和前蜀、卷数次于南唐和楚国。 第叁,钱谬对两浙地区的历史贡献既表现于政治上制定了尊奉中原,虔诚事大的国策,从而使无数百姓躲过了杀身之祸,也表现于经济上扩建城池、发展水利的作为,从而为两浙发展奠定了千年之基;其中谨遵事大国策时所表现的在帝王宝座前的戒惧心理和矜持态度,历史上唯有曹操可以媲美,尤为值得留意。 第四,吴越国王室文人的代表是钱谬;以民为本、爱民保民是钱谬诗歌的主导思想,建功成名、敬天畏命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形态;大笔勾勒、场面壮阔、乐观开朗是钱谬诗歌艺术上的叁个显着特色;钱谬诗歌艺术特色的成因有叁个:一,戎马倥偬使写战乱景象的时间受到限制,二,文艺末事的态度使写诗的心情受到影响,叁,杀伐果决的个性使写诗的冲动减少;钱谬诗歌突出的民本思想和一贯的乐观主义使吴越国王室文学与南唐二主的感伤主义文学相比,不惟了无愧色,亦且傲视群伦。 第五,吴越国幕僚文人之成就显着者集于钱谬为王时期,其代表为罗隐、罗邺、罗虬、吴仁璧;罗隐、罗邺、罗虬叁人之诗,从思想性到艺术性,皆有龙、虎、狗之别,吴仁璧堪称七言律绝之作手,惜乎死于非命;吴越国幕僚文人,成就有限,不及南唐国、西蜀国之幕僚文人,亦不及吴越国王室文人;吴越国幕僚文人文学创作的不景气状况原因复杂,以察举代科举这种倒退叁百年的人才遴选政策恐难辞其咎。
参考文献：
[1]. 吴越钱氏政权研究[D]. 孙先文. 安徽大学. 2004
[2]. 五代十国政权交际述论[D]. 张荣波. 山东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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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宋陕虢杨氏家族的播迁与生存发展[D]. 谢婧. 上海师范大学. 2016
[5]. 势在中原：五代时期中原王朝之地位与宋初统一战略[D]. 惠冬. 暨南大学. 2010
[6]. 新旧《五代史》关于吴越钱氏家族记载的异同[J]. 苗梦颖.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8
[7]. 钱澄之文学研究[D]. 杨年丰. 苏州大学. 2010
[8]. 防御与扩张:唐末五代吴越钱氏筑城之时空解析[J]. 刘闯.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7
[9]. 北宋佛寺文研究[D]. 李晓红. 山东大学. 2016
[10]. 钱氏吴越国文献文学考论[D]. 李最欣. 复旦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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