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对人口研究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启示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人口人类学(Demographic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和人口学交叉学科的研究。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对人口学研究的贡献是最近的几十年才被人口学界所认识到的。人类学家人口研究的特点是定量分析相对少，定性分析、描述性的研究比较多。注重文化对人口变化的作用，也探讨人口的变动对婚姻、家庭以及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影响。文化与计划生育也是人口人类学家研究的一个重点。人口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在中国深入进行人口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
人口学与人类学都是研究人的科学，但两个学科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人口学偏重人口的变动；人类学偏重研究某类人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的历史，特别是对所谓的初民民族的研究①；任何与人类有关的问题都属人类学研究的范畴。比如摩梭人是什么人？与其他民族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他们如何生活？什么因素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文化中得到什么启示？概括地说人类学从比较（了解人类社会现在和过去的异同）、发展（人类进化的过程）和全盘的角度来研究人类。就研究方法来说，人口学与人类学原先也有很大不同：前者侧重量的分析，而后者则注重质的分析。因此，在人口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科创建时以及此后发展的一段时间内，学者们没有意识到对方的方法对加强自身学科的研究有帮助。但今天，这两个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非常常见。人口学中出现了人类人口学的分支(Anthropological Demography)；人类学中也出现了人口人类学(Demographic Anthropology)。虽然这两个新出现的交叉学科的名称不同，两者的研究目的和方向基本是一致的。
交叉学科之所以出现有种种原因。早期的人类学家不注重数理人口统计的分析方法。这首先是因为人类学家（特别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人口和作为人口学家研究对象的人口相当不同，因此人口学的一些定量分析方法不适合侧重理解和解释的文化研究（如Feeney的预测婴儿死亡率的模型，1980）。其次是因为他们怀疑人口学家采集的统计资料的可信度。一位人类学家曾说过，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学家每天研究的重点是如何评估和矫正统计资料的缺点和错误(Peterson,1975)。第三，他们“畏惧”数理人口统计学，认为数理统计方法或模型的建立需要很强的数学背景知识；而这在人类发明计算机，大量制造计算机并普遍使用于实验室，制作出各种数据处理软件程序之前，这种畏惧并非毫无理由。因此在70年代以前，人类学家的这些观点阻碍了他们系统接受和掌握人口学的新知识和成果；并且的确曾犯下了一些比较可笑的错误。例如，有的偏重人口研究的人类学家所推算出的人口增长率竟高达20%、总和生育率高达20、平均期望寿命为10岁或80岁(Howell,1986)。70年代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接受了更多的人口统计分析方法的训练，一些学者将人口学的研究方法有机地纳入传统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人口的方法之中，这为人类学家为人口学研究做一定的贡献打下了基础。
与人类学从人口学中获得启发的同时，人口学家如今也开始日益注意到了人类学人口研究方法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力量。他们开始反思那种以自然科学模式构建的，排斥文化因素的人口学研究模式，并越来越多地利用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或者直接学习掌握文化人类学的侧重理解的研究方法，以帮助人口学家采集更为准确的普查或抽样调查和其它的人口统计资料。例如，在设计问卷上，更多考虑到不同社会或群体对问卷的理解和反应，问卷的表达方式，因此尽量以适当的特殊语言表述所提问的问题；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排除那种普查式问卷中的外在文化预设所带来的一些偏见和歧义。在分析问卷调查结果时，人口学家也日益考虑到当地的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在对于那些难以以量化形式表现、解释的人口问题，学者们干脆直接借助人类学的方法。而在有些情况下，人类学和人口学的研究起了互补或引证的作用。
应当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比较完善、系统的人口人类学交叉学科的书籍（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也许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欲的）。然而，有关的个案研究成果却并不少。其中有的是对某个整个部落人口研究的专著（如Howell,1979），有的是就部落或一个地区人口的某一方面进行的详细论述（如Nag,1962;Greenhalgh,），有的则是在研究某一社会或社区时研究了其中的部分人口问题（如Chagnon,1983;Eder,1987）。
2
众多的人类学研究、以及人类人口的交叉研究表明人类学对人口研究有重要的启示。首先，大量的研究都显示出社会中有一种人口稳定的机制。人类学家在对许多民族、部落或社会的研究中都发现这些社会的人口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致保持了一种恒量的人口总数，这种态势与现代社会人口不断增长的趋势形成一种强烈而鲜明的对比。在此基础上，人类学家提出了“人口平衡”(population homeostasis)的学说②。他们认为特定区域人口规模的大小是该地区人口与其特有环境适应程度的表现。在人口规模与环境平衡的状态下，一个人口是不会改变其规模的。人类总是会以某种办法将出生率和死亡率限定在一定的水平上（Levine和Scrimshaw,1983）。他们发现，控制人口增长的并不仅仅是一些现代的科学技术的产物，当人口发展发生失调时，社会中会产生某种文化习惯风俗来进行调整。当一个社会的人口减少、威胁到该社会的延续时，就可能发生、产生或蜕变出一些文化习俗来促进人口的增长；而在一个密度过高的人群中总会有一些习俗帮助限制以致减少人口过度地增长(Alland,1970)。在这个意义上看，尽管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采取的人口控制似乎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但从这种人类学观点来看，这也许可以视为社会中人口均衡机制的一种现代表现形式。这是在人口压力下社会文化机制的一种反应，其功能是保证人口与资源之间的供求平衡(Abernethy,1979)。例如一些人类学家发现，在一些工业革命前的社会中，就有一些方法使自身的生育率不超出最高限度，同时死亡率也不会极高（Dumond1975; Polar1972;Swedlund和Armelagos,1976）。还有人认为，性病的传播就是一种控制生育、影响人口规模的方式(Nag,1962;Reyna,1976)。尽管这种观点过于功能主义，但这种看问题的角度还是给人一种启发。
这种人口控制机制首先体现在人类有目的的活动中。文化人类学家发现，一般来说，在没有其它资源限制的条件下，人会尽可能地繁殖，促使生育成功。但这种一般性的意愿在现实生活总是受制约的（如Levine和Scrimshaw，1983），因此许多社会中的人们都会有意识有目的调整自己的生育意愿，他们会确定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选择一定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在巴西有两个讲Tupi语的部落，Tenetehara和Tapirape。它们虽然同处一种自然环境里（热带雨林），Tenetehara人不提倡控制生育，崇尚大家庭；而Tapirape人的观念是每个妇女最多生3个孩子，以小家庭为主(Wagley,1977)。由于人口的压力，Tapirape不鼓励通过开辟新的地域来减轻人口压力，因此控制出生率来控制人口规模是保持资源和人口的相对平衡、维系部落的唯一出路。而在Tenetehara部落只要条件许可就扩展自己的村落，通过这种扩张使人口压力得以缓解。
由于母亲生孩子的“成本”会随着孩子间隔的缩短而增加，人类学家发现因此在许多初民社会中，人们就会计划要生几个孩子，还计划在什么时间生孩子。如非洲的布须曼人生孩子间隔时间较长。按照他们的文化，孩子的间隔时间应该在4-5年（Blurton-Jones和Sibly，1978）。这样的时间间隔规定虽然减少了孩子出生的数量，但孩子成活率更高一些。就整个社会来说，成本会比那种间隔短、生育率高、但死亡率也高的生育制度的成本要低一些。而在有些社会，为了保持部落、社区或家庭内人口与资源、特别是与可获得的资源之间的大致平衡，人们会因婴儿身体的缺陷（抚育这样的婴儿会消耗更多资源，而且即使成功，子女获得资源的能力也有限）、父母对养育一个新生儿缺少信心以及孩子间隔（家庭资源有限）等原因而有规律、有意识、没有任何性别偏好地杀掉婴儿（Chagnon,Flinn和Melancon,1979）。
然而，生育率并不仅仅受单个家庭一时的资源平衡的影响。一些人类学家发现，在一些文化中人们往往有意识地帮助有潜在生育力的亲戚，冷落其他生育力低的亲戚。他们的解释是，这种帮助是因为这种投入对投入者自己的将来有利；特别是这些社会几乎毫无例外是农耕或狩猎社会，投入者实际上期望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后会在一些方面对自己有所帮助与照顾(Alexander,1977)。此外家庭生活的富裕程度以及社会地位的高低都会影响到人们的生育，特别是当子女的数目与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紧密相连、人们又有能力抚养时，婴儿成活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人类学家对Ifalukese（Turke和Betzig,1985）和摩门教会上层人物（Faux和miller,1984;Mealey,1985）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文化人类学家心目中，文化并不限定于人的有意识的活动，文化还包括或体现为社会结构或风俗习惯。这些社会结构或风俗习惯之发生最初也许是偶然的，也许是有意的设置，但当年代久远，并且由于功能性的淘汰，这些社会结构或风俗习惯就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或意图，而成为一种功能性的无自觉意识的因素调整着人们的行为，并进而影响社区人口的规模和社会的发展。例如在50年代，许多人类学家认为扩大家庭与高生育率有直接的关系（如Lorimer,1958），而Nag(1976)发现扩大家庭中妇女的生育水平实际上要比核心家庭低一些，因为这两种家庭环境下夫妻性生活行为不同。因此在某些社会中，之所以大家庭长期存在，也许不能仅仅从这些社会“尊崇”大家庭来解释，也许应当以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限制人口的功能上加以解释。
一般说来，这种无自觉意识的社会结构或风俗习惯会起到调整平衡人口的作用，但人类学家发现，并不总是如此。一旦一种社会结构或风俗习惯形成以后，僵化起来，长期没有变化，有时这种集体无意识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例如，人类学家研究发现太平洋岛屿上的Yap部落，那里的人口数量在不断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妇女在30岁以前一般不要孩子。他们认为有了孩子会妨碍她们自由的社交活动，使她们难以随心所欲地谈“恋爱”（吸引或甩掉不中意的男子）。当地的风俗习惯是鼓励年轻人花时间“谈恋爱”，在40岁之前人们不承担任何重要的社会责任。Schneider在1955年就证明当地妇女在生育高峰期间普遍实行人工流产。在他所采访的26-50岁妇女中，有34%从未生过孩子。这种习惯也许是为限制人口过快增长而从社会生活中演化出来的一种手段或功能，但一旦固定下来，成为一种难以变更的社会的理所当然，就危及了这个种族的延续。
人类学家还从部落社区所处的其他人文环境解释了一些地方性的风俗习惯。有些学者发现当一个社会处于资源高度竞争的环境中，由于战争频繁，就可能形成高出生率的生育文化；这时战争实际上又起到了控制人口因高出生率而产生的过度和过快增加(Cook,1946)。并且他们还用战争解释轻视女孩，遗弃、虐待、甚至杀害女婴的人文现象。他们认为这是由于战争需要有足够的人口参与，战斗的需要会使一个社会更为重视男子，进而男婴（Divale和Harris,1976;Harris,1977）。有些学者对这种解释表示怀疑，认为战争造成的对男子的需求并不必定引起轻视女子，因为众多妇女的存在才是人口能够增加的保证。同时还有学者认为，战争也并不一定会产生高出生率的生育文化。即使有这种意图，因为如果男子长期在外参与战争也必然会减少妇女怀孕的机会，因为实际上战争会引起一个社会人口数量的减少。尽管这些争论目前尚无定论，也许永远不会有定论（因为同样的外显的生育文化并不必然是因同样的原因引起的），但这些解释是有一定的启发性的。
人类学家不仅发现一个社会的组织结构或文化习俗与人口的变化有因果关系，同时还发现人口的变化对社会关系和结构产生影响，并转而再影响人口。例如有的学者利用已知的年龄别生育率和死亡率来预测亲属的数量，利用最大和最小的兄弟姐妹数量来推算人口的增长率。在两个具有相同死亡率但不同生育率的群体里，生育率高的群体就会有更多的横向和下一辈亲属；在生育率相同但死亡率不同的情况下，死亡率低的群体会有更多的上一辈的亲属。不同的婚姻制度（续嫁夫兄弟婚、续娶姊妹婚、或是交换姐妹婚）对人口的构成有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会使一个人有不同类别的亲属。当一个人的父亲实行的是姐妹交换婚时，他（她）的下一辈亲属数量会比其父亲未实行姐妹交换婚时少；因为实行姐妹交换婚后，母亲的兄弟和父亲姐妹的丈夫是同一个人。这样，母亲兄弟的子女和父亲姐妹的子女也就是同一组人群。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一个人会有许多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一孩政策，也会直接影响到亲属关系的变化，某些亲属及其称谓出现和使用的频率会逐步减少甚至消失（兄弟姐妹、叔伯姑姑、姨舅等）、亲属数量减少、社会组织结构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对将来的生育文化也可能产生一些目前无法预期的影响。
人口的变动还会直接影响到遗产、地位、权利等的继承。早期人类学家发现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继承方式，主要有横向和直系继承两种方法。横向继承的方法是将财产等传给死亡者的旁系亲属，主要是同辈人，如兄弟。直系继承方法是将财产等直接传给直系后代，如儿子。人们对引起这两种继承方式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核心家庭的出现、以核心家庭为中心掌握和使用家庭重要财产时，继承方式多以直系继承方式为主（如Goody,1976）。Martin(1984)则认为男子平均初婚年龄、已婚男子子女年龄分布状况、以及男子初婚时的平均期望寿命决定着一个社会财产等的继承方法。这些因素决定着权力和财产等需要转移（继承）时哪些人是候选人。Martin指出在一个男子去世时，如果他儿子或侄子的年龄够大，社会采用直系继承方式；如果他儿子或侄子的年龄不够大、无法承担继承责任，社会就要采取横向继承方式。父子年龄相距越大，男子初婚时的平均期望寿命越短（如发生在一些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横向继承的可能性就越大。
现代的人口研究很重要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控制生育。人口学家虽然总结了控制生育的基本手段，但人类学家的研究发现文化与控制生育手段的采用有很重要的关系。他们发现尽管一般说来人们有不受时空限制的生育愿望，但他们也同时具有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控制生育的愿望。特别是在生育或再增加一个孩子会威胁到母亲的生命时，人们更注意控制生育。Himes(1970)发现在非洲大陆人们很早就采用性交中止的方法控制生育，南部非洲的Djukas人曾使用过女性避孕套，世界其它地方人们以巫术、奇特的配方和药水防止怀孕。10世纪-16世纪穆斯林的医药、法律等文献揭示当时人们已充分了解了生育的原理，性交中止是避孕的方法之一。Yorubaland人传统的控制生育的方法是使用巫术、转动子宫、地方产草药和一些化学打胎制品来避孕和堕胎的(Abernethy,1979)。人类学家发现，在这类社区实行计划生育，相对说来比较容易；在这些地方不需要进行人为控制人口的观念的培养，而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借助现存的观念引入现代的技术和方法。
控制生育的困难在于人类普遍有控制生育的愿望并不是必然导致一切社会或群体都自觉采用某种控制生育的方法。Malinowski(1962)发现美尼西亚人从未使用过任何避孕方法，和这些人谈论控制生育只会引起他们的恐惧心理。Nag(1962)也发现他所研究的人群没有使用任何控制生育的方法。Yap人虽然知道一些避孕方法（不包括人工流产），但从未实际使用过(Schneider,1955)。在这些没有任何控制生育传统的地区，实行计划生育会引起一些社会矛盾。要在这些地区推广计划生育就要采用一些当地人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法。Korovkin(1986)发现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些地区不同的人群（如不同性别或婚姻状况的人群）对口服避孕药的反应不同。但总的来说人们认为避孕药破坏家庭的和睦、削弱传统的家庭观念、特别是会降低男子的社会地位。Marshall (1973)建议在上述类似地区推广计划生育时要1)设法改变传统的观念；2)改变控制生育方法的形象；或者是3)直接改变控制生育的方法。
Ibanez-Novion(1980)在研究了Sobradinho人对避孕方法的看法后，提出了有利于推广计划生育的建议。在Sobradinho，妇女被认为是避孕方法使用的载体，她被认定对一个人的出生负有责任，对限制一个人的出生也同样有义务。Ibanez-Novion建议口服避孕药是适合当地的避孕方法。使用前的药品应该是呈液体状态；为表明其效力，液体的颜色应该是深色；为说明药物是有作用的，其味道应该是苦的。而且这种口服避孕药应该只能直接从药店的药剂师手中得到。Martinez-Manautou和其他人在研究了某些地区特定的婴儿成长和养育习惯后，建议在该地区散发的避孕药具上写明当您的孩子长出第一颗牙、开始会走第一步、或者是第一次吃其它食物时妇女应该开始使用这种药具(1980)。他们把避孕同特定文化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3
从以上的这些分析表明人口人类学家的人口研究有一定的特色：定量分析相对少，定性分析描述性的研究比较多；其研究对象有一定的特殊性；一般说来，其研究的题目更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注重社会中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这些与人口学家的研究有所不同。正因为如此，人类学对人口研究已经有一定的贡献，并且也应当有一定的贡献。开展人口人类学的研究对中国人口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目前的人口研究主要是在一种科学范式指导下进行的，强调和着重的一般说来都是人口的普遍性问题。而实际上，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民族众多，地域广阔，因此地方性的文化有一定的甚至很大差别。这些差别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态势有一定的影响。而中国的人口研究尚未给予这些差别以足够的重视；由于研究资源和专业人员有限，即使意识到这些问题，也无法进行足够的研究。这并不是说中国在这方面没有经验和积累。事实上许多在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在基层工作的人在进行着大量的这类工作，并实际运用着他们的发现与经验。但问题在于我们尚未将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未给予系统的总结。这与中国的人口研究的基本模式是科学模式而不是人文模式有关，因此强调普遍性和规律性，对特殊性关注不够。容易认为，那些个别的地域性的经验不具有学术意义。此外也由于中国的人口研究更多是以实用性为指导，以控制人口为目的展开的。因此，集中关注更多的是总体的人口控制问题，还未重视一些具有人文学术价值的经验。第三也是由于财力的限制。
我们应当承认目前的这种研究格局和战略有其合理性，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但随着中国的人口控制工程和人口研究的发展，目前、或者在不久的未来应当将研究进一步深入。这不仅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和一些偏远地区的人口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提出来，因此有必要进行有针对性的个案或特殊性研究。而且，这种研究事实上也将有利于计划生育，妇女保健，农村养老保险等人口问题和其他一系列实际社会工程。最后，人类学的人口研究也将会促进中国学术的发展。通过研究一些局部的、地区性文化人口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阐述，将会大大促进人类学以及其它相关的人文学科的发展，并进而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人类的文明提供更多当代中国的经验。
收稿时间：1995-03
注释：
①初民社会这个概念在当代人类学上是很有争议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概念是文化线性进化论的产物，其潜在含义是这些社会在某一方面属于尚未发展起来的社会。这一概念与西方文化中心（高峰）论相对应的。在此我仅借助于一术语，而未必接受这一概念。
②这方面的研究是受“体内平衡”(homeostasis)这一概念的影响的。“体内平衡”概念的几大特点是：整个机制内1)存在一种可以观测到的、跨越时空的、有微小变化的静止状态；2)有一个变化范畴；3)有一种可以报告监测静止状态变化的装置；4)有可以调整变化的途径(Wynne-Edwards,1962)。
*本论文的写作得到国家教委回国留学人员研究基金的赞助，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