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文学批评的回顾与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孟繁华：2000年的太阳升起的时候，是个特别适于抒情的时刻，但对我们所要谈论的文学批评而言，似乎已经失去了这份浪漫。刚刚逝去的20世纪90年代，对文学批评来说几乎是悲剧性的：一方面，文学批评以前所未有的理论的丰富性和观念的多样性参与了这一时代的文学建构，在商品经济大潮和多种复杂因素的困扰下，捍卫了文学所剩无几的尊严；一方面，在不同的场合和传媒中，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指责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在“从众”的庸常之气无处不在的时代，这些指责在传播中演变为舆论，它的不断重复不仅强化了人们这一似是而非的印象，而且被成倍地放大。文学批评仿佛成了90年代文学不幸的万恶之源，成了一块避之不及的不祥之地，不论什么人，似乎都可以向文学批评或是冷嘲或是瞪眼。但如果分析一下这些带有轻喜剧风格的指责或不满，会发现它们对90年代的文学批评究竟发生了什么并不了解，因此也就构不成对文学批评真正的批判。
当然，我们作为“业内人士的上述言论，很可能招致误解，认为是在为90年代文学批评全面辩护。事实上，90年代的文学批评显然是存在问题的。现在“真相”一词颇为流行，而真相永远不可能被绝对地说出。但我们都是90年代文学批评的参与者，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即便我们难以说出它的全部真相，起码可以用我们的体会对其作出检讨。
一、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基本评价
李洁非：不少人论及90年代文学批评，喜与80年代相比，并认为，两相比较，前者颇显平淡，是占不到一点便宜的。进行这种比较的理由，也许并不充分，不过，有其可以理解之处。回顾共和国建立以来整个50年间的批评史，我们似乎有一种80年代是其黄金期的感觉——在那以前，文学批评为政治所播弄，处在不正常的状态，而那以后，无论在文学内外，批评的影响力不免渐形弱小——如此，前衬后托，80年代似乎就成了一段令人回味不已的独特时光，引来今不如昔之叹！
80年代文学批评，尤其中期之后，英气勃发、激跃向前，曾极一时之辉煌，这是很难否认的。但拿它来跟今下相比，舍声势煊赫与否以论，我倒不愿苟同于彼强此弱的说法。上述判断，多大程度上存在感情渲染之嫌，恐需界内人士慎加思索。80年代批评激动人心之处，其实主要在于它极富革命色彩。好像以往的批评还从未像那时一样，冲决了那么多旧的藩篱，打开了那么多新的窗户，随时有振聋发聩的声音传来，随时有别开生面的主张发表。就此而言，90年代的批评，谓之平淡可也。不过，大家可能完全忽视了某种历史的客观，亦即，当时面对的，究竟是一个被诸多教条窒息甚久的理论批评格局，究竟有无边的沉闷可供突破：这种情势，并不是任何时候的批评家都可能面对的。古人云，一代而有一代之文学，批评岂独不然？80年代批评披荆斩棘，烧荒垦田，固然轰轰烈烈、功颇可矜，但世上未必只有这种批评才光彩，才具分量，才显出创造性。90年代后，轰动效应渐离文学（包括批评在内），原因多多，但究其根本，势尽而已，本在情理之中——否则，文学永远在80年代那种气氛里延续下去难道是正常的么？所以，关于批评在90年代是不是盛极而衰了，绝不可以表面气象论，倒是应该更多地看实绩。
谈到实绩，我以为90年代的批评非但未停下前进的脚步，较80年代兴许还更沉稳些。80年代批评的遗产里头——好东西且不说了——也有一些很不好的弊端。最突出的，便是浮躁之气和盲目唯新倾向；这类因素，在90年代显然被有效地抑住了，批评的思考方式，比较不在乎“主义”而看重“问题”。其次，相对于80年代批评家喜欢逐流追潮的特点，90年代批评家好像也更接近于自己，从理论资源和批评对象两个方面看，分化大于趋同，甚至于都有了不便沟通之苦。再次，视野较80年代肯定变宽了，80年代批评有着很强的排异性、壁垒性，实际上一直是狭隘和偏激的，虽然也是情势使然，但毕竟有失公正，可以说，80年代的作品将来迟早还有“重读”的必要，以拗回当时批评的偏颇，而90年代批评，却没有刻意迎拒什么，新与旧、本土化与全球化、左与右、传统与现代、知识分子立场与民间立场……都在视野之内，都可坦然对之。试以上述所论，看90年代几种重要的批评观象，如人文精神讨论、新生代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断裂”之争和眼下正酣的诗界笔战，似皆吻合，足见90年代批评并没有被80年代巨大身影所吞没，相反倒逐渐走出了自己的路子。
徐坤：不管人们怎样谈论90年代文学批评的“缺席”，在我看来，批评仍然在显示着巨大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和勃勃生机。谈“缺席”者，多半是在80年代曾经辉煌和战斗过的老一辈同行。作为一名在90年代才参加革命工作、进入批评队伍中的新兵，相反，笔者却能感受到周围同行兢兢业业、扎实努力在为批评的建设作贡献的氛围，并也看到了他们的工作在某些方面极其富有成效。
所谓的批评“缺席”，依我的理解，一方面可能是说人员的缺席——亦即那些在80年代年富力强的从业人员已经自动从批评队伍中退出，在经过八九十年代转型时期的风起云涌的时代变幻之后，兴趣渐渐转向了别处，不再对文坛感兴趣，也不再愿意从业于批评。而一旦没有了他们这些“新权威”所参与的批评——在他们个人看来——“批评”便很难再成其为批评，批评由此不仅仅是“缺席的”，就连创作本身也是——比起有他们在的那个充满光荣和梦想的80年代来说——基本上可说是乏善可陈、一片空白的。这当中，一个毫不费力就可发现的现象却是：在一大批40来岁的年轻又曾荣极一时的批评家当中，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记忆，基本上是到80年代末期的先锋派作家为止，对于那以后的创作实践缺乏了解和介入，记忆和思维不再朝前迈进，没有兴趣去对后来的创作文本进行追踪和阅读，转而言之“空白”和“缺席”。这多多少少也能体现出非常年轻的老一辈革命同志的“繁华落尽”之后的一种复杂心情。从人之常情的角度看当然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所谓“缺席”，第二方面，我以为也许是说批评的轰动效应的缺席。从新时期以来直至80年代末，作家批评家担当着非同寻常的社会角色，通常他们都仿佛是站在高坡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现在的所谓“批评”的风光，却全被热爱（改编）文学作品的电影导演、报纸电视等公众传媒、书刊编辑家、职业记者、专职或业余书评家等三教九流所占尽，这些所谓“批评家”的身份与人员组成与80年代相比又有了很大的不同。相形之下，职业批评家似乎发不出什么强有力度的声音，他们的高头讲章似的专论文章只能在专业领域里的学术期刊上才能见到，且只能供本行业的人切磋探讨，其即时的大众层面的影响远不如前者广泛；第三，也可能是那时（80年代往前）的批评家总是高高在上惯了，再加之他们时不时地又与意识形态的合力捆绑在一起，如同微软的“瘟98”与IE浏览器的免费捆绑式销售一般，力量和功能强大无比，不但总可以压着作家说话，而且还可以强硬到既可以一夜之间让人下地狱，也可以一日之间捧人上青天的地步。如今进入90年代之后，批评家跟作家的关系明显发生了改变，除一部分的不明原因的亲善关系外，在某些场面，作家的声音似乎是远远盖过了职业批评家的声音，如在新生代及70年代生的“断裂”作家群中，年轻作家干脆自己出面担当批评的角色，从感性的认知方面梳理当今的一些文学现象，批评家的声音仿佛已从中湮没，他们还仿佛成了受修理的角色。殊不知，这也正是批评之轰动效应表现之一种。只不过其批评的主体换了而已。
周瓒：就近几年出版的文学批评和研究著作来看，我们会特别注意以下几种：陈思和、王晓明策划主编、学林出版社出版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谢冕、李杨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包亚明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世纪风丛书”，陈思和主编、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的“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谢冕、孟繁华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文学总系”，以及杨匡汉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十年代文学观察丛书”等。这些颇具学术含量的文学研究著作（一些同样有分量的、单独出版的专著，恕不能一一列举），不但展示了文学批评的成果，凸现出文学批评力量的壮大，而且真切地记录了近几年来文学批评研究的历史性踪迹，包括学术问题的艰难积淀、批评理论和方法运用的渐趋成熟、健康的批评格局的逐步形成等方面。它能够使我们在估价9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批评状况时，产生一定的信心。1994年，南方的几位批评家们在谈到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约10年间的文学批评时，用了一个带有反思意味的比喻——“沼泽地里的奔跑”，认为它“看上去抬脚摆手，动作很大，其实经常是一步一陷，东倒西歪，越是急切地想要奔跑，反而越容易踩错地方”（王晓明等著《无声的黄昏》，p.136）。时隔四五年，是否可以推断， 文学批评不再奔跑在沼泽地里，而是踏踏实实地踩在了坚实的土地上了呢？90年代前半期，文化历史转型的冲击对于知识分子社会身份的再定位；“人文精神”大讨论对于人文知识构成的反思和质询；“国学热”引发的知识群体分化和重组以及其间透露出的传统与现代之争的当代话语实践；“经典”论争对批评“话语意识”的增强和重新回到“文学史”的期许等等，加之90年代中后期外国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的大量译介……以上现象，一方面已经为当代文学批评的知识转型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另一方面，它们也暗示出，当代文学批评置身于全球化的文化与文学背景之下的自我调整和应变姿态。
孟繁华：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不满，最直接的参照是80年代的文学批评。应当承认，在那样一个情感化的时代，不止是文学批评，包括文学所有的样式，都为自己带来了空前的荣誉，文学是那一时代胸前挂满了勋章的凯旋的英雄，哪怕是一个三流作者写出了有反响的作品，他也可以暴得大名，在社会上受到隆重的礼遇。这与20世纪以来中国激进的文学传统和接受方式是有关的。80年代承传了这一传统并进一步培育了读者的接受和对文学的期待。“传统／现代”的关系，是80年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处理的基本关系，激烈的批判使文学拥有了挑战者的身份，也使文学家和批评家在幻影中找到了献身方式，在想象中得到了满足。它有它那一时代的合理性。但80年代少有建设意识，思想资源的匮乏终于在街头政治之后流于失语或无所适从。
进入90年代之后， 经过短暂的沉默， 文学批评的再度兴起改变了80年代的方式，或者说它从华丽抒情的方式逐渐转向了理性和多样的表达。这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策略性的选择，事实上，它也是对80年代文学批评某种意义上反思的必然结果。所谓“学术规范”的论争，思想史、学术史作为显学的凸现，包括近期“新左翼”与“自由主义”的讨论，虽然不是在文学批评范畴内展开的，但它们讨论问题的方式对文学批评构成的重要影响是不能忽略不计的，有些讨论的参与者本来就是90年代成名的批评家。这些源于学术群体内部自发的讨论，其本身就与80年代追随或依托于主流话语的表达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就文学批评自身而言，从1993年的“陕军东征”开始，到大众文化、女性文学、城市文学、散文的兴起、校园文化以及全球化、现代性等本土与西方的所有问题，文学批评何时“缺席”？这些讨论在不同的程度上揭示了90年代中国文化和文学面临的问题。
不同的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由于经济活动在社会生活中核心地位的确立，文学不可能再像80年代那样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原本是正常的，或者说文学创作包括批评回到了它们在社会生活结构中应该处的位置。但这都引起了一些人的不适，他们仍处在80年代的记忆和想象中，然而这与90年代的文学批评状况没有任何关系。
二、90年代的文学批评发生了什么？
李洁非：首先是90年代后，编辑家之介入批评，似乎使批评衍生出一种新方式。这种方式的一部分，与老批评是重合的，即，仍诉诸书面和文字的形式。另一部分却是全新的，并不诉诸文章，而是诉诸刊物选题的策划、版面的组织、对作家的择弃等，虽不着一字，却同样从事和开展了批评，而且，较行文立言的老式批评，它对创作的影响其实更直接，创作方面对它的力量也更介意。近年一些比较引人注目的创作现象，如新生代、城市文学、70年代出生代群体的起来，“编辑家式批评”的作用远大过“纯批评家式批评”。在80年代，一个新兴的作家通常是由批评家的诠释而被认可与接受，在90年代，同样的结果却更多地和主要地由编辑家们来促成——这不可以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其次，旧有意义上的批评家的批评，其构成也有明显变化。80年代批评家来源极为驳杂，当时活跃在评坛的批评家，从作协文联创研机构里的专职工作人员、各地社科院文学所的当代文学研究者、大学中文系教师、报刊社的编辑直到社会上一般的文学爱好者，应有尽有。90年代以来，批评主力却迅速集中到大学校园，集中到博士、硕士研究生及其导师构成的团体里。这种情况，优劣参半，优处是有利于批评的专业化、学术化，劣处却是有可能使批评深刻严谨有余而生气活力不足，并渐渐模糊批评与研究的界限。
徐坤：实际上，当下批评群体中个别人员的缺席并不代表批评整体的缺席；批评轰动效应的减弱并不意味着批评功能的退化；作家与批评家关系的改变也不能认为批评家从此就谄媚或孱弱了。在90年代文学整体格局建设中，批评家们仍在发挥很大的功用和效力。这里指的“批评家”，也许是仅限于高校、社科院这些专职研究团体范围内的专业文学研究者，并不意欲包括传媒中的各色人士在内，尽管媒体也在发挥着一大部分批评的职能。进入90年代以来批评的话语空间又有了比之80年代更大的拓展，全球化的战略经济及其文化背景，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欧美的女权主义等等，在本土的文学批评中都被涉猎和得到运用。令人记忆犹新的发生于90年代的那些争论：二王之争、知识分子与民间立场、主流与边缘、新状态、小女人、马桥词典、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等，都是附着于此大背景下激烈展开，争论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文学的边界，而深入到更广阔的文化政治哲学范围。业内人士的对话交流变得多角度、多方位，不再拘泥于传统的“主义”与“左右”之争；一些经过专业训练的新生批评力量正在成熟与崛起。那些能够走红于90年代的作家，仍旧还是要得益于批评家的力量。例如：正是借助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坚强力量，才得以使90年代的一批年轻的新生女作家得到社会承认，并得以纳入全球范围内女性写作的案例而被解读并进而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和影响。批评本身的原则和游戏规则也日益完善，它不再需要借助太多其他方面的合力，完全由自己来完成自身的命题。过去那种浮泛而又使人生畏的“轰动效应”不再，批评严守规矩并逐渐进入正常状态和规范的语序之中。
周瓒：随着对于古往今来的文学批评理论消化吸收的深入，与其说我们占有的文学批评方法多样化了，不如说是通过各种实践而对现有的方法理解得更准确、运用得更自如了。对于外来的理论，不仅有必要掌握“批判的武器”，而且有必要增强“武器的批判”意识。只有意识到一种外来理论有其生成的文化和历史的背景，有其运用和兴衰的特殊语境，同时也有其自我突破与再创造的需要，才能更好地使用这一理论本身。而同时，理论方法的操作也不是一个纯工具论的问题。对于目前人们尚有争议的“文学批评”（或称“审美批评”、“文学性”批评）和“文化批评”二者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隐含于这个二元对立背后的“文学性”焦虑。80年代，“文学性”（或文学审美）曾是用以抵抗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利器；到了90年代，这种所指未变的“文学性”批评话语已然受到商业化的大众意识形态和更换了面具的全球性政治意识形态的冲击，它已无法担当清理当前复杂的文化现象的使命。“文学性”本身是一个亟待充实其历史、文化与政治内涵的概念，它不能被本质化为一种标准或工具。这就如同刻舟求剑的故事所喻示的，文学批评不能以标刻记号的方法去寻求曾经失落的那种文学性。几年前，南方的批评家们曾经有针对性地批评了文学批评中存在的“中国式的‘相对主义’”和“多元论”（《沼泽地里的奔跑》），这可以看成是对一种大而无当的“文化批评”的敏锐反思。但同时，设若回到“感受性”上谈论一种“文学性”，它也不可能不需要寻求变动不居的现实、文化的体认和理论的渗透，并实现一种经由文学的手段而达到文化的批判功效。因此，“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虽则在出发点上各行其道，在方法论和目标上却可能殊途同归。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知识形构之间制造对立是不必要的。
从操作层面看，也可以认为审美批评和文化研究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为不同类型的批评家们所操持。此外，除却传统的历史—美学批评外，还有自80年代中期以来引入的各种外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方法的运用。这些理论中受到重视的有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女性主义理论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等，如果说这些理论方法的运用也有一个渐次深入的过程，那么，到目前，当代文学批评中所积淀的一些诗学命题，如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小说中的叙事研究、私人写作等等，都与上述批评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渗透有关。文学批评的代际分布（如中年批评家与青年批评家之间）、区域差异（如南方与北方批评家之间），与批评方法有一定的关联，不过不是绝对的。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种分布形式，当代文学批评已经基本上出现了如蒂博代所提及的三种批评类型：即以报刊文学记者为主体的“自发的批评”、以大学教授为主体的“职业批评”（或可称为“学院批评”）以及以作家为主体的“大师的批评”（或可称为“作家批评”），虽然后一种批评尚待历史性的检验，但这三种批评的分化和并存，为当代批评格局的完善积淀了一定的基础。
孟繁华：学术性、学理性的强化，是90年代文学批评最为引人瞩目的变化之一。这起码与下述两个方面的原因相关：一是批评队伍成分的变化，或者说，90年代从事批评的主体，大多受过专门的教育，这一背景使文学批评有一种明显的“职业化”特征和“学院”风格。这一变化在某种意义上阻止或抵制了“非批评”的侵入。也就是说，80年代之前的那种庸俗社会学的批评、以政治意识形态支配的简单的粗暴的批评，在90年代已得到明显改变；二是丰富的理论资源，或者说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批评的学术性得到了强化，多样的文学批评格局有可能得以实现，并且从过去简单的意识形态分歧转化为本土／西方的关注。理论界关于民族性的讨论就是在这一语境中发生的。
关于民族性的问题，应该说是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的核心论题之一。但它在90年代的再次被关注却有不同的意义，或者说它的被诱发来源于“文化帝国主义”的大行其道。这与“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是非常不同的，有论者指出，“后殖民”话语的兴起，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进入第一世界的那一刻产生的。也就是说，民族性、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回应具有“防卫”的性质，而“后殖民主义”于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来说，却是主动地加入了全球化的过程。90年代的文学批评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注意，使文学批评在文化的总体格局上具有了“前沿”的意义。这些变化是那些指责文学批评的人没有看到的。
三、90年代文学批评的真“问题”
李洁非：一言以蔽之：无聊文章多。
周瓒：对于以批评为职业（而不再仅是专业）的人而言，谈论批评本身，如果不想使它变成一件令人尴尬的事，那似乎需要谈论者付出某种逃避自我的代价。就个人来说，这种尴尬之感，可以换一个比较时髦的说法，体现了“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的内在焦虑。 因此，我觉得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一个主体的“自我认同”的问题，在一种身份认同的自我质询中，一个批评家应该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既是一种实践，也同时是一种反思，是如布尔迪厄的工作中所体现的“反思与实践”的双重性努力。当前的批评虽然花样繁多，格局齐整，但并非所有阶层的批评工作者都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限度。报刊文学记者的工作与商业消费的紧密结合，使之在兼及文学史和经典化探索方面面临挑战；而“学院批评”又需要与市场运作保持必要的距离；“作家批评”理应能够突破一定的限制，自由而大胆地完成文学史视野和文学创造精神的共建，但是这一高远的目标非“大师”者不能企及。若批评者意识不到自己工作范围的限度，反倒会促成批评总体格局上的混乱。前几年，我也曾欣喜地看到，在当代诗歌界，出现了由一些诗人参与到批评中来的诗歌批评现象，我称其为“诗人批评”。如海子、骆一禾、欧阳江河、翟永明、西川、陈东东、王家新、臧棣、萧开愚等，都曾写出过对当代诗学有着建设性意义的诗学文章。不过，今年两本98年诗歌年鉴出版，引发了有关“知识分子写作”的论争，而经由据称为“盘峰会议”的论战后，论争声势浩大起来。参与这场讨论的大部分人的文化身份是诗人，在有关报刊媒体的运作下，论争的学术问题多遭曲解或误导。正是缺乏批评的限度意识，使得这场讨论变得混乱和可疑：一方面，本来是诗学问题的探讨，却因一些诗作者毫无学术意识的谩骂性批评，而演变为瓜分诗坛名利的利益之争，加之报刊记者又以新闻炒作为卖点，从学术讨论中抽取蛊惑人心的“事件”，歪曲了问题的方向；另一方面，从“知识分子写作”所存在的问题入手的批评，并未取得具有诗学意义的真正进展。即使是在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当代诗人的论争文章中，也较少深入问题的分析，而多为某类写作而作的辩解之辞。当前诗歌讨论中存在的问题，或可作为我们反思文学批评自身的一个教训。呼吁批评增强其限度意识，并非为它指定束缚思想的条条框框，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不仅能帮助我们认识身处的复杂的历史和现实，也帮助我们认识身处其中的我们自己。
徐坤：当然，也不能不看到，目前尚存在批评过程中的理论和文本相互游离的问题。由于诸种因素的影响，比方个人学力、学识、素质及其修养的不同，在将西方理论与本土批评方式接榫的过程中，批评家有时难免各执一词，在对理论的理解和应用上出现偏差和错位。这些都要靠批评家自身的努力，经由踏实勤勉的阅读与不断深入的内心冥思的结合，最终才能使问题获得良好而有力的解决。
孟繁华：90年代的文学批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面对批评对象，我们缺乏的是对真实体会的言说。进入90年代之后，批评的理论资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它为文学批评多样性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和令人鼓舞的前景。但是，多样的理论在这个时代往往又成了批评本身。特别在学院批评家那里，批评对象常常成为某种理论的佐证，与其说他们在批评什么，不如说是在阐释他们对某种理论的理解。特别是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真实的体会是否被说出或者是否还能够说出，成了真正的问题。批评被理论所支配、理论淹灭了真实体会的现象在今天已经普遍存在。这与我们热情地吸纳新理论并缺乏检讨和反省的心理状态是相关的。这时，我们特别有必要回头重温19世纪和传统中国的诗文批评，从中汲取其有益的东西，将我们的体悟融入到现代理论中，也抑止一下对新理论的狂热神往。特别是对具体的文学作品，体悟是我们谈出真实体会的有效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