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价“综合经济基础论”——杨献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经济基础论文,贡献论文,评价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4)05-0042-03
马克思最先提出了对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经济基础”范畴，并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明确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 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 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 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我国理论界 在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表述中产生了严重分歧，并引发了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 长达近30年的争论。争论集中在对“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 以及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上。以杨献珍为代表的“综合经济基础论”者，认为中 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领导的、诸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单一 经济基础论”者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诸方面(即所有制形式、交换形 式、分配形式)的总和，因此，只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才是我们的 上层建筑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双方由平等的理论之争，发展到“单一经济基础论”被 确定为正统，对杨献珍及其“综合经济基础论”进行政治批判和人身迫害。单一公有制 生产关系一统天下的结果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受到严重危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综合经济基础论”者虽然进行了理论申述及抗争，但理论界俨 然已成定论应者寥寥无几。直至今日，在两者的是非曲直已被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检验 ，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文件和《宪法》已有定论的情况下，理论界、教育界、出版界仍 有部分人视“单一经济基础论”为圭臬，仍然沿袭着被理论与实践否定了的经济基础概 念，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成为深化改革的思想羁绊。因此，重新评价“综合经济基础 论”，充分肯定杨献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廓清理论误区，打破“单一经济基 础论”的藩篱，就成为十分重要而迫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综合经济基础论”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全面深入地考察了人类社会各历史阶 段特别是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科学地把握了经济基础的“综合性”，深化了对历 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范畴的认识
杨献珍在研究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问题时，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唯物主义 一元论。他认为马克思把社会研究变成科学的关键所在，是把社会的发展看成是社会经 济形态的发展，又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成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样就发现了社会 的发展规律。从而“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是可以按照长官意志来随便改变的、偶然产 生和偶然变化的个人机械综合物的观点，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置到科学的基础上来，确 定了社会经济形态是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发展过程是自然历史的 过程的概念。”[2]我们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基础问题，就要把中国社会看作是处 在经常发展过程中的活的有机体，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 形态的发展规律。
杨献珍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即根据历史发展的逻辑进程来揭示历史规律的方法，实 事求是地分析了组成中国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即“基础”。他认为过渡时期客 观上存在着多种生产关系：(1)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 分)；(2)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3)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4)个体农民所有 制；(5)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这幅中国在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 的轮廓画，完全正确地反映了中国在过渡时期经济基础的实际情况。它表明我国过渡时 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具有“过渡性”和“综合性”，其过渡性主要表现在经济形态中既有 社会主义成份(起主导、领导作用)，又有资本主义成份，是个矛盾的有机统一体；其综 合性主要表现在存在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领导的多种经济成份。由这种一主多元的经 济成份构成的经济形态，就是我国过渡时期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综合经济基础。 杨献珍认为这个综合性的经济基础，既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 份，还包括个体农民经济成份。他指出：“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工人阶级和劳 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 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3]杨献珍以 巨大的理论勇气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以及应对其采取的科学态 度。这一思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显其科学真理的光芒。但“单一经济基础论”者却 认为这是抹杀了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基础和社会主义基础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表现 为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
杨献珍不仅对过渡时期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进行了研究，而且考察研究了人类社会历史 上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之中把握综合经济基础 的普遍性。他指出：“在剥削阶级没有消灭以前，还没有看到过哪个社会中仅仅只存在 着单独一种所有制，单独一种生产关系的。”[4]在封建制度下，社会经济基础除封建 所有制外，还存在着农民和手工业者以自身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 下，经济基础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外，还存在有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 基础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苏联过渡时期除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外，还存在宗法式的 农民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等多种经济成份。据此他指出， 在剥削阶级还没有消灭的社会中，“基础”本身就是综合性的，否认过渡时期的“基础 ”的综合性，是没有根据的，不能说“基础”就只包括一种生产关系，或者说某一种生 产关系就是整个“社会”。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 握基础之上的，其遵循和运用的是根据历史客观进程来揭示历史规律的历史的研究方法 ，其结论奠定在坚实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之上，深化了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 础”范畴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规律的科学把握。
针对“单一经济基础论”认为我国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只有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 观点，杨献珍指出，“中国现在明明还是一种多种经济成份的国家，这是一种客观现实 ，而‘单一经济基础论’者却硬不承认这种客观现实。这种所谓‘理论’是违反马克思 列宁主义关于‘基础’学说的原理的”。“‘单一经济基础论’者的关于中国在过渡时 期的‘基础’的理论，正是这种自命为世界改革家以自己所臆想或发现的思想或原则为 根据的。”[5]杨献珍在研究中国社会的经济规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唯物主义 一元论，揭示出过渡时期存在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领导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综 合性的经济基础，从而加深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的认识， 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他不仅论证并始终坚持这一观点，“虽九死犹未悔”， 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者战斗的理论品格。
二、“综合经济基础论”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科学地界定了“经济基础” 范畴的理论内涵，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
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重要科学思维方法，杨献珍科学地 运用这一思维方法来研究经济基础问题。他深入考察了马恩列斯关于经济基础的论述， 研究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基础范畴上的思想发展史，继承和坚持了经典作家的科学思 想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上运用逻辑的方法，展开严密的理论论证。杨献珍对思维是否合 乎逻辑，怎样才能合乎逻辑进行了说明，他指出：“凡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思维就叫合 乎逻辑，凡歪曲反映客观事物的思维就叫不合逻辑。唯物主义的逻辑要求概念与事实相 符合，唯心主义的逻辑要求事物与概念相一致。事物的逻辑比任何其他的逻辑都要强有 力得多。凡是不合逻辑的思维，一跟现实生活相接触，就被事物的逻辑所驳倒。”[6] 杨献珍科学地运用了逻辑的方法，正确处理逻辑思维和客观存在的关系问题，从实际出 发，从基本的概念、范畴着手，从对经济现象内在联系的把握中来建构“综合经济基础 论”的理论体系。
杨献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进行了深入考察研究，联系中国过渡时期的 经济状况展开逻辑思考。他对“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和”、“社会经济形态”、 “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基础”进行了科学考察。特别是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关 系的总和”这两个基本概念进行了分析界定，认为生产关系就是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相 互发生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就有什么样的交换形式和分配形式。生产关系 本身包括三个方面，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所有制形式，有几种所有制形式，就有几种生 产关系，就有几种经济成份。“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诸种生产关系，即多种经济成分 的总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单数和复数的关系、单独概念与集合概 念的关系，决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形成一 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体现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整合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杨献珍 认为，按照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经济 制度”、“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名词，都是讲的一件事，就是经济“基础”。在剥 削阶级还没有消灭的社会中，“基础”本身就是综合性的，否认过渡时期的“基础”的 综合性，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马克思说得很明白，“基础”就是“社会经济形态”，“ 社会经济形态”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难道“生产关系的总和”不是综合性的么?[ 7]
杨献珍指出，“单一经济基础论”者“认为新中国的思想上层建筑只能是社会主义思 想，这一点，他们的认识是对的；但他们为了维持这种认识而坚持中国在过渡时期的‘ 基础’中只有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认识又是错误的。”他们“是 把‘生产关系’当作‘基础’，而不把‘生产关系的总和’当作‘基础’。也就是说， 他们把每种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独立社会或独立王国，因而认为多种经济成份(即多种生 产关系)，就是多种‘基础’”，[8]这种理解是完全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的，也是不符合逻辑的。
审视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内在逻辑，可以看出这样的逻辑进程与理论构架： 其一，他遵循历史逻辑进程，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视为自然历史过程，客观的发展规 律，以此为前提来探讨经济基础问题，指出经济基础在客观上存在着“综合性”，第一 次提出了“综合经济基础”的概念。其二，科学地界定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关系的 总和”两个不同的概念，把“生产关系诸方面的总和”与“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了严格 的区分。其三，科学地论述了过渡时期“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内涵，它是以社会主义公 有制为领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平衡发展”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其四，在“综合经济基 础”这个矛盾的统一体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或生产关系才能表征 该社会的特性，决定该社会的性质，其他所有制或生产关系属矛盾的次要方面，居于从 属地位，不决定该社会的性质。因此，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公有制居于领导地位，决定 着该社会的性质。其五，这个“基础”作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处在经常发展 过程中的活的肌体”，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是要把这个“基础 ”从多种经济成分改变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决不能把可能当作现实，把经过长 期努力达到的目标，当作今天的现实。其六，“基础”是“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是我党制定一系列的战略、策略和政策的出发点，是我们防止“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的 理论基石。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在理论上深化了我们对经济基础的认识，有很 多可贵的理论创新与发展，特别是他认为从人类剥削现象产生到剥削现象消灭的漫长历 史时期，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都存在着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经济成分和多种非统 治地位的经济成分，这些生产关系总和构成了综合经济基础的论断，具有普遍意义。杨 献珍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理论，功不可没。
三、“综合经济基础论”坚持历史辩证法，论证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坚持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批评了“左”和右的错误倾向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是关系到中国过渡时期 的社会性质、方向和道路的重大问题。杨献珍在对历史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考察 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概括：历来的统治阶级“它们总是把整个社会看作是它们的‘ 基础’，在此‘基础’上，即在它们所统治的社会中，它们的思想(即思想上层建筑)就 成为该社会中的统治思想。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中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还是由 多种经济成份构成的，但在这多种经济成份中，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 济的领导成份，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 义世界观就是新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这样的认识是完全符合新中国在过渡时期的社会 的实际情况的，因而也是合乎逻辑的。[9]他不仅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且强 调经济基础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或经济成份作为矛盾的主要 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其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方向和道路，在突出强调经济基 础的决定作用即社会存在第一性时，又辩证地处理了综合经济基础中主要矛盾方面和非 主要矛盾方面的关系，分析了在综合经济基础这个矛盾统一体中各种生产关系或经济成 分所处的决定与从属、主导与被支配地位，深刻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客观辩证 法。
杨献珍不仅坚持历史唯物论，而且坚持历史辩证法，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 用。他指出：“新中国的上层建筑的任务和作用，就在于根据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规 律，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轨道。日益扩大和发展‘基础’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 ，日益缩小以至消灭‘基础’中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的思想上层建筑就 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革命指导思想，它指导着中国社会向着一定的方向发展。”“上层建 筑是管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总和’的，是要改造整个社会‘基础’的。”[10]“单一 经济基础论”者认为新中国的思想上层建筑既然是社会主义思想，就不能承认“基础” 中有资本主义经济，若承认“基础”中有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要社会主义思想为资产 阶级利益服务，因而不能承认资本主义经济是中国过渡时期的基础的一部分。这在认识 上犯了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左”的错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过渡时期中国社会的基 础中既然还有资本主义经济，那么，新中国的上层建筑中就应当有资产阶级思想使之反 映资产阶级利益，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这是要各阶级的思想在上层建筑中与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分庭抗礼。此论是犯了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右的错误。两者错 误的共同点，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这个思想上层建筑的作用局限于 极其狭小的范围，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地看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背离了历史 辩证法。从根本上看，两者错误的根源在于把“生产关系”当作“基础”，而不是把“ 生产关系的总和”当作“基础”，背离了历史唯物论。杨献珍在考察中国过渡时期上层 建筑时，正确处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坚持了唯物论、辩证法、历史观 的统一，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
综上所述，杨献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 出了中国社会过渡时期是综合经济基础的理论命题；界定了理论命题的科学内涵，即以 社会主义公有制为领导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平衡发展”的综合经济基础；指出在综合 经济基础中居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方向和道路 ；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要管理、改造整个经济基础，根据中国社会、历史发展 规律，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轨道。“综合经济基础论”的理论体系隶属于历史唯 物主义，它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改革开放的实 践已经证明了它的客观真理性，为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对于正确理解中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很长的“过渡时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借鉴、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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