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变说与晚清词家的词学史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说与论文,观念论文,词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34(2003)04-0001-06
作为词论语境中的正变说，研究者一直颇为关注，视之为一种具有独立精神的词学核心思想，并从评词标准、制约门径意识等方面作出过深入的讨论。而因正变理论演绎出的词学史观念，似未引起他们的足够注意。比较而言，晚清词家更善于由正变观念人为设定词学发展的走向。这篇文章拟在探求晚清词家正变观念独特性的前提下，对他们正变说中的词学史观念作些讨论和评价。希望这种尝试合乎实际，并对当今文学史写作的反思有点启迪。
一、正变说在晚清词学前的演变
正变说源于汉儒说《诗》。《毛诗序》云：“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郑玄《诗谱序》对此作了具体发挥，以文、武、成王、周公等政治清明时代的诗“谓之诗之正经”，以懿、夷、厉、幽等政治衰败时代的诗“谓之变风变雅”。“正经”者突出“美”的功能，“变风变雅”者强调“刺”的功能，似无褒贬之义。《毛诗序》便云“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因“变”而不失其“正”，亦能鞭笞不良政治。不过，后来诗家的正变诗学旨趣，多有褒贬倾向。他们说的“变”，已有“变而失正”的意味，而此时的“变风变雅”也演化为正变中的“正”。词家论词的正变基本属于后一种情况（但也有变而不失正者），“正”即是正调、正宗、正体、正始等，“变”即是远离本位的变调、变格、变体、失常等。
词家谈正变最初是围绕本色论，辨析婉约与豪放孰为正宗开始的。宋代陈师道说苏轼“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隐然有婉约为正、豪放为变的意思，但还未明澈。明代张綖《诗余图谱》首分词体为“词情蕴藉”的婉约和“气象恢宏”的豪放二派，褒前贬后的正变倾向已是明显。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延续张綖的二分法后云：“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否则虽极精工，终乖本色，非有识之士所取也。”以词体的本色论为基点，明确提出“以婉约为正”，表明了他追求含蓄蕴藉的词学旨趣。之后，以婉约为正的词家不胜枚举，如王世贞、何良俊、沈际飞、王骥德……直至如今。尽管这些词家依据的标准和例举的代表不尽相同，甚至他们之间也有争论，但无不建立在婉约词更合乎词体本色的平台上。当然，在以婉约为正占据舆论上风的词学语境里，肯定豪放者也大有人在。这又有两条路径：一是重豪放而抑婉约。如，由于地理疆域、民族气质及“苏学北行”等因素综合影响的金元词坛，在“清劲能树骨”（况周颐语）的词学主导旨趣基础上，元好问便说过“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此论亦然”[1]的话。明代俞彦《爰园词话》也说苏轼词“无一语著人间烟火，此自大罗天上一种，不必与少游、易安辈较量体裁也”。直到晚清词家刘熙载，才真正提出以豪放为正的正变观。二是由于独以婉约为本色的观点，有违艺术活动“各因其质”的个体性原则，陷入偏狭的泥沼，致使部分词家作出了反思，在平等对待诸种风格的基础上肯定了豪放。明代孟称舜较早地“本于作者之情”的“寄兴不一”，或低徊宛恋、或缠绵凄怆、或嘲笑愤怅淋漓痛快，主张只要“作者极情尽态，而听者洞心耸耳”，“如是者皆为当行，皆为本色”[2]。清初徐喈凤延续了这个思想，直接说出了“婉约固是本色，豪放亦未尝非本色也”[3]。王士祯亦云“名家当行，固有二派”（注：《花草蒙拾》。另，王士祯在《花草蒙拾》里的确说过温庭筠、韦庄词“谓之正始则可”及“谓苏、黄、稼轩为词之变体是也”。但是，他说这话主要是针对明代王世贞把温、韦词定为“词之变体”而论的，并不是从孰更合乎本色当行角度言说的。），而且那种合乎本色的“变”正是他乐意追求的，因为词体原本即具有在“诗之为功既穷”的情况下“虽百变而不穷”[4]的特色。可以说，上述数人都从创作与鉴赏的心理机制，提出了不离性情、各因其质的“新”的词体本色当行论，实属通达之见。
以时代论盛衰的词学源流论是词家正变说的又一个突出内容。如明末的陈子龙以词体本制“厥有盛衰”的规律为前提，针对明词衰弊不振的状况，提出了推尊五代北宋词的观点：“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斯为最盛也”，而“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元滥填词，兹无论也”，“明兴以来，人才辈出，文宗两汉，诗俪开元，独斯小道，有惭宋辙”[5]。此后，云间派其他诸子及其支流“西泠派”词家，也基本上持五代北宋词为盛、其他时代渐衰的复古偏狭的词统观念。直至清初的邹祗谟，才真正对这种虽看出“盛衰”、却知“变”而不知“通”的词学源流思想，予以了驳斥。他在《倚声初集序》里指出，词体的“变”有其必然之理，但“变”并非“变穷”和“遂渺”，像南宋的蒋捷、史达祖、姜夔、吴文英词就有“警迈瑰奇，穷姿构彩”之美，辛弃疾、刘过、陈亮、陆游词也有“超乎有高望远举之思”……因此，应当以一种融通的眼光审视正与变，既“非前工而后拙”也非“今雅而昔郑”。不过，词家对以时代论词学盛衰的认识，并未因邹祗谟等人的通达之见而沿着融通之路走下去。在随后的“康乾盛世”，顺应“清真雅正”文制思想而生的浙西词派，便揭起了标举醇雅、宗法南宋、推尊姜张的词论宗旨。《词综·发凡》明确提出：“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这个“变”既非陈子龙感受的“遂渺”，也非王士祯领会的“本色”，而是以“崇尚醇雅”为终点站的“变而后能正”，一种走向极端意义的“变”。即便他们宗法南宋，也只是其中的醇雅词一家，而非对南宋词的整体观照。这种缺乏融通眼光的正变观，不仅犯了“今雅而昔郑”的错误，而且烙下“过涉冥搜”的印痕，潜藏着深层的危机。此危机很快便在浙派末流的衰弊词风中及乾嘉之际词学反思潮流中得到了证明。
二、正变说在晚清词坛的新变
在乾嘉之际的词学反思潮流中，一部分是浙派的后进者们，如针对阳羡派及浙派前期各自狭隘的门户主张，吴锡麒主张婉约与豪放“一陶并铸，双峡分流，情貌无遗，正变斯备”[6]，郭
则提出“一代有一代之作者，一人有一人之独至”[7]。如此审视前人词学，既颇具进化意识，也遵循了艺术的主体性原则。不过，由于他们在词学的终极旨归上难以超越浙派前贤设下的价值规范，故而这些反思的力度又大打折扣。经学家焦循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言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8]这对取径狭隘的正变思想确有救弊之功，但诚如钱钟书批评的，像王国维“谓某体至某朝而始盛，可也”，若如焦循“谓某体限于某朝，作者之多，即证作品之佳，则又买菜求益之见矣”。[9](P30)如何改变浙派论词的过涉冥搜，如何坚持正变说却又能贯穿一种通达态度，甚至以融通识见来消除正变观念，则是在乾嘉之际词学反思潮流中逐渐崛起的以常州词派为主的晚清词家。
首先，“婉约为正，豪放为变”的观点在惯性的延续中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戈载说，“词以空灵为主，而不入于粗豪；以婉约为宗，而不流于柔曼”，在传统的婉约为正观念、浙派的醇雅清空的底色上，归结为“意旨绵邈，音节和谐，乐府之正轨也”[10]“新”标准，体现出由浙而常转捩时期的词学思想特色。清末民初的蒋兆兰在《词说》里依然明确主张：“词家正轨，自以婉约为宗。”而对于豪放词，尽管他确实有过很高的评价，如赞许苏轼“以浩瀚之气行之，遂开豪迈一派”的气魄、辛弃疾“运深沉之思于雄杰之中”的胆识、南宋嗣响稼轩的刘过、陆游等人“卓卓可传也”以及清初陈维崧等人的“才力雄富，气概卓荦”等，但他最终想说的却是：“苏辛派至此可谓竭尽人才能事，后之人无可措手，不容作、亦不必作也。”与前文说的孟称舜“本子作者之情”的超越之论、王士祯的正变皆为本色的融通之说相比，蒋兆兰此说显然是主张婉约更合乎词体本色的。而与以婉约为正的正统观念比较，他虽然不承认豪放词的词体本色地位，却也不否认豪放词的价值。像戈载、蒋兆兰这样，以婉约为正的观念以变态的方式表达出的现象，总是或隐或显地出现在晚清部分词家的词论中。这种现象与晚清词家推尊苏辛词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如，周济肯定了辛弃疾词“由北开南”、“以还清真之浑化”的门径地位，谢章铤触于时势突出了“读苏辛词，知词中有人，词中有品”[11]的格调品第，而到了刘熙载，苏辛词就成为承继李白词“声情悲壮”的正调。《词概》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尽管这里存在李白是否为词家“鼻祖”的学理问题，但即便李白不是词家“鼻祖”，也只能推导出苏轼词不是“复古”以至于非“正调”的结论，而依然不能动摇刘熙载对苏辛词的推尊。“论词莫先于品”是他论词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他的三品之中，苏轼词即居上品，辛弃疾词也是由“峥嵘突兀”走向“上品”的代表，而那些曾被“婉约为宗”主张者所肯定的词坛名家，却大多因为“绮靡”、“旨荡”、“风云气少”等理由，剔除在“上品”之外。
其次，以时代盛衰而论词之正变，在晚清词坛尤呈空前之势。这一方面宗法浙派，以南宋为式者在晚清词坛（尤其在前中期）仍然存在。咸丰间词人姚椿就有过“词之义至南宋而正，至国朝而续”[12]的主张。此言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朱彝尊说的词至南宋“始极工”、至宋季“始极变”，变成了“至南宋而正”。也就是说，姚椿是以通常意义的正变观进一步诠释了浙西词派的词学旨趣，说明了浙派词学思想在自身的演变中，由冥搜之失而出现的更为狭隘的走向。另一方面可能急于要改变浙派“家法若斯，庸非巨缪”[13]的弊端，晚清词家在重申正变说时，又掀起了以“晚唐五代北宋为宗”的词学思想浪潮。从张惠言以“深美闳约”定位五代温庭筠词，周济以“无寄托”解说北宋词，蒋敦复以“有厚入无间”“力追南唐北宋诸家”，潘四农认为“词之有北宋，犹诗之有盛唐”，陈廷焯在“一本万殊”的思维模式下要穷追“温韦宗风，一灯不灭”的精神，沈曾植则以五代词的“香弱”、花间词的“促碎”为词体的固有境界，直至王国维提出“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境界”……可见，宗法唐五代北宋词，已成为这时期词体正变思想的主导倾向。
不过，与前代那种过涉冥搜的词学门径比较，晚清词家在更为推尊晚唐五代北宋词时，又大多能从一种融通的眼光审视词体正变问题。如，孙兆溎呈现的是一种力图从浙派门户中跳出的迹象。他先是承认“词以蕴藉缠绵、波折俏丽为工，故以南宋为词宗”，继而一个转折云，如苏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也能“令人增长意气”，最后在“似乎两宗不可偏废”中提出了“各得其宜，始为持平之论”的观点[14]。又如，周济表现的是基于北宋立场且又能兼取的路径：一方面北宋词体现他论词终极旨趣，即“无寄托”的“浑涵之诣”，故而认为北宋词高于南宋词；另一方面南宋词足证他“意能尊体”的词学门径，即“有寄托”的“既成格调”，故而认为两宋词各有盛衰优劣高下。晚清词家这种以推尊为主、以融通为辅的正变观，既是他们痛革前代“偏狭冥搜”的结果，也是他们词学主张的直接表现。浙派落实“醇雅清空”主张时，只是“以二窗为祖祢”而“视辛、刘若仇雠”[15]，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词学研究无法涵盖唐五代两宋词的全貌，仅仅是撷取词学“自性”的一个局部而已。而晚清词家在词学“自性”的基础上，又多以突出“他性”力量的方式确立词体的“本原”，并以此通观整个词学发展史，筛选合乎他们要求的词家词作。如，在陈廷焯看来，未能找准论词的“沉郁”本原，一切言论都是“似是而非，不关痛痒语也”。相反，不仅“两宋词家各有独至处，流派虽分，本原则一”[16]（卷六），而且“诚能本诸忠厚，而出以沉郁，豪放亦可，婉约亦可，否则豪放嫌其粗鲁，婉约又病其纤弱也”[16]（卷一）。如此，彻底泯灭婉约与豪放之间、唐五代北宋与南宋之间的正变之争，就有了一以贯之的标准。当然，晚清词家尽管具有了融通不同风格、时代词学，提出不以风格、时代论正变，甚至像王国维等人业已出现了淡化正变观念的现象，但他们又从各自一元化性质的词学主张构建了新的正变体系。这可能就是正变说在晚清词坛演变的新特色。
三、正变说对词学史观念的构建价值
自陈子龙开始，已有较为明确的“词统”意识，而至晚清词坛，词学更是有了“千古词宗”。对此，晚清词家虽有那种以时间经脉为次序的词学发展史，但由正变观念而人为设定的词学走向，似乎才是他们真正的用心所在。
首先来看以时间经脉（尤其是朝代更迭）为次序的词学发展史观，这是一种以“史”为轴心，以“逻辑”为骨力的词学史。如杜文澜在《论词三十则》第二则就首按时间顺序，采用总体概括与典型个案结合的方式，从词的宫调、音律角度缕述了词学演变的盛衰史：由肇自隋、唐，盛于两宋，旧谱零落于南渡之末，宫调失传于元季，委靡于有明一代，振兴于“国初”。宽泛地说，晚清词家在小令、慢词等词体的不同体制，咏物词、艳词等词体的不同类型上，都有过按时间顺序理述的演变关系简史。若从必须以词作为本位构筑词学史的角度说，晚清词家编辑的以时代先后为体例的各类词选也具有词学史的意义。不过，总体而言，这种依照时间顺序排列，客观记载和阐述历代词学现象及其演变关系的词学史，在晚清词坛并不为盛。比较而言，被人褒为“词话比雕龙”的况周颐自定本《慧风词话》五卷，倒有一种历史和逻辑结合的意味。卷一是他词学纲领的综论，卷四是考据杂论之类，而卷二、三、五分别集中评品唐五代两宋词、金元词、明清词，其中卷三第一则是五代、宋、辽、金词的总论，卷五第一则是明清词的总论。可见，这个体例安排大致呈现出了词学史的性质，而不同时代的总论也足见各时代词学之间的转换关系；若细读之，还可发现，在动态地批评自唐五代到宋元明清那浩如烟海的词人词作之中，也有一种全面且较客观的态度。如既肯定了两宋词的极盛地位，也十分重视词学发展的其他时期；既能选出名人佳作，又注重对平常词作的整理与收集。从这个意义上说，《蕙风词话》五卷具有接近一般意义的文学史概念的词学史意义，并不为过。
其次来看那种由正变观念而人为设定的词学走向。晚清词家的词学史观念常与词体正变意识相交织，他们理解的词学史也多是一种在正变观念下的“词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接受观念的文学史意味。这里，拟以张惠言、陈廷焯二人为例说明之。表面看来，张惠言《词选序》是按照唐代、五代、宋代及宋以后的朝代先后，简述词学发展的，但实质上则是张惠言正变标准下的词家分类说明。在他看来，词的正声以“深美闳约”、“文有其质”为特征，词的变声乃是“词之杂流”，表现出“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的特征。从这个正变观念出发，张惠言透视了各个朝代的词学，如在“并有述造”的唐代词家中，尤以温庭筠最高；五代之际，词之杂流起矣；号称极盛的宋代，亦正变各半；元之末而规矩隳，此后四百余年的词家“皆可谓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可以说，张惠言具体定位词人，表述他的词学史观念，皆有正变观念的规范。他认为，词的正声自宋亡而绝，词的变声却自五代便滋生，宋人也已有“迷不知门户”者，这通过他对柳永等数子者的批评中可以看出。而且，词的正变与词的源流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蜀主孟昶、南唐二主词虽为杂流，但因“近古”（即距离唐代词这个正声源头不远），故工者亦有绝伦之作，而后进者们因为“去古”，放浪通脱，弥以驰逐，“不务原其指意”，故而距离正声越来越远。
如果说张惠言词学史观的特征是在时代框架中内敛正变之理，那么陈廷焯则是在正变模式下贯穿着时代的脉络。在陈廷焯看来，千古词宗的原委体系，自宋以后，“嗣是六百余年，鲜有知者”[16]（卷五），枝叶虽荣，本根已槁，直至张惠言一揭其旨，庄棫集其成，词之原委才有个本末清晰。于是，自认为是庄棫嫡传者的他，自然要肩负进一步澄清词之原委的责任。似乎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词的精义就永远埋藏在渣滓之中，词学也就永无振兴的机会。在《白雨斋词话》中，他对词之原委问题既有多次的总体概述，也在《大雅集》、《放歌集》、《闲情集》、《别调情》等选集序言中作了分类梳理。概括地说，他以“本原—创古—变古—亡灭—复古”逻辑化了“千古词宗”的原委体系，由此反映出了他的词学史观。具烙地说，他认为诗词皆是以“温厚和平”为本原，不过也有区别。为诗者，“措语则以平远雍穆为正，沉郁顿挫为变”；为词者，“措语即以沉郁顿挫为正，更不必以平远雍穆为贵”[16]（卷八）。诗之“变”者是杜甫，虽变而不失其正，词之“正”者以诗歌的变调为正声，始作俑者是温庭筠、韦庄二位词人。在广义诗歌史上，温、韦也属变古；而在千古词宗上，温、韦却属“创古者”。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宽泛地说，“自温、韦以迄玉田，词之正也，亦词之古也。元、明而后，词之变也。茗柯、蒿庵，其复古者也”[16]（卷七），完成了对词学史的逻辑陈述。进而，词之原委体系也成为他评介词人词作地位的一个历时性标准。他不仅始终在寻觅“温韦宗风，一灯不灭”本原精神，而且细致地缕析了不同时代、不同词人在词体原委中的各自地位。同是正声，却有与词体古意的远近关系；同是变声，却有与词体正声、古意的疏密关系；同是复古，却有是否洞达本原“底蕴”的差异——正变标准已成为他解读“千古词宗”的灵魂。
张、陈二人的词学史观念虽有差异，但共同的倾向都在于贯彻各自的正变说，沿袭的是“一本万殊”的变化史观。这种思维方式往往皆以一种“逻辑”高于“历史”的眼光统摄了千古词统，这固然能对一部分词家词作给予合理的判断，但无法做到对大多数词家的历史批评。“本来正变的产生，主要是‘史’的因素，而优劣之分，是纯粹属于‘文学批评’的问题。历来各家词话，常以‘正变’和‘优劣’混为一谈；或论及正变时，多少含有等差的区别，那是不正确的。词的发展，可以分正变，但不能以正变定优劣，两者之间应该划分清楚。”[17](P85)当然，若能以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本原”，审视不同时代的词学演变，给人以一种整体性的观照，如此的由正变理论演绎的词学史，对当今撰写文学史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四、正变说的“复古”情结
由正变说演绎的词学史的生命力理论——正变说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但“复古”是一个基本取向。晚清词家正变说中的“复古”有两个基本指向：一是追寻和接续宋代以后已失的“词统”，多侧重词体“自性”的艺术感发力，寻找“词之真种子”（谢章铤语）；二是追溯和探明词体所承续的精神源头，多借助“他性”来正本清源、竟其原委，理清词体“上通雅乐，自有元音”（况周颐语）的本原规定。在“自性”和“他性”结合的基本规律中，晚清词家似乎更青睐“他性”的力量。这种“复古”其实已把词学研究置于深邃的诗学积淀甚至是悠远的文化传统之中。如张惠言说的“《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周济说的有寄托与无寄托等，强化了以比兴寄托构筑词学理论的意图。又如，谢章铤论词十分推崇苏辛派，但也曾说过“盖曼衍绮靡，词之正宗，安能尽以铁板铜琶相律”的话，这乃是基于他“亦知词固有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而与雅颂同文者”[18]的认识。而丁绍仪能反思浙派“专以南宋为宗”的偏狭见解[19]，也因他论词主张把自来诗家的性灵、才学、格调三说合而为一。至于前文已说的陈廷焯的词体原委思想，更是鲜明体现了词家在词体“自性”的基础上祈求“他性”的特点。他以“沉郁顿挫”论词，虽说与他早年学习杜甫诗的经历有关，但关键在于“变古”的杜诗“亦非敢于变风骚也”，“不变而变，乃真变矣”[16]（卷七）。综观这些词学的“标准”，十分突出的是，像风骚之义、比兴寄托、温柔敦厚、醇雅中正等，已成为晚清词家依赖“他性”的核心力量。这些原本体现传统诗学思想的精神之源，此时已成为他们观照词体正变的根本性也是普遍性的标准。他们频繁使用这些词语，同时也谆谆教导着，“雅俗正变之殊，学者诚不可不辨”[20]，“叙述源流，辨析雅近，卓然自具特识”（陈去病评陆蓥《问花楼词话》语，见该词话后记，《词话丛编》本），“能抒情合度，绝无叫嚣靡曼之音，得词之正轨”（杜文澜评汤贻汾《画梅楼词集》，见《憩园词话》卷三），“欲使世之谭艺者，群晓然于此事，自有正变，上媲骚雅，异出同归”[21]。这些言论前代词学家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述，但如此普遍、如此强化非晚清词坛莫属。
词家论正变而“复古”，不是无意识的流露，而是一种有目的的标举。以五代北宋词为盛的云间词派便是，以南宋为极工极变而又“冥搜”姜张的浙西词派也是如此。至晚清词坛，这种镶嵌复古意识的正变说的势头并不亚于前代。在他们看来，因为宋以后，“词统”业已衰灭，那么若要振兴词学，拟古、复古实属必然之路。而词作若能复古“风骚之义”、“醇雅中正”、“比兴寄托”之类，便有了“意”尊、“格”尊，也就有了词体的本色当行。潘祖荫在《刊周济宋四家词选序》里曾云周济“与董晋卿辈同期复古，意仍张氏，言不苟同”。陈廷焯充分肯定了“千古词宗”的“复古之功，兴于茗柯；必也，成于蒿庵”。他本人也由初为倚声时的不能复古，转而走向“归为忠厚，不敢有背风骚之旨”的路子，并且以常州词派承接者的口吻明确表态，“过此以往，精益求精，思欲鼓吹蒿庵，共成茗柯复古之志”[16]（卷五）。当然，他一味抬高庄棫的词坛地位，除了庄棫对他有知遇之恩，还有乡人互捧的原因。这且不管，因为这足以证明他论词体正变，已有接续宋代以后“词统”，以“复古”求“新变”的自觉认识。沿着这个“复古”之路，甚至可以发现，晚清词家论词体正变、学词门径时，多采用一种逆归式思维性质的上溯方式。如张惠言《词选序》说五代“词之杂流，由此起矣”，不过“至其工者，往往绝伦”，因为“近古然也”；周济提出了“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的词学门径；蒋敦复要“力追南唐北宋诸家”……还有像“本于乐府”、“上溯风骚”、“源于风雅”等等。这些富有逆归式的论说，具体呈现了晚清词学的“复古”思想以及由正变理论演绎的词学史的特点。
乾嘉期间，文化专制政策驱赶着汉学家们走入专骛考据的狭小天地里，“学与政疏离”、“实事求是，护惜古人”的复古之风滋生蔓延；咸丰年间，内忧外患的社会又刺激了士人们深藏心底的传统忧患意识；同光新政时期，儒学复归成为治学者的一个共同的精神指向；清末民初的易代氛围，也唤起了一批传统知识分子的重振风雅、再整名教的愿望。可以说，晚清词学的复古风气有着丰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而一批“钻故纸堆”的汉学家亲自参与词学研究活动，对词学复古思潮又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如果说，张惠言编《词选》有受弟子之请的偶然因素，那么，像追步戴震扬州学派的焦循、凌廷堪等，表彰奖掖公羊学的宋翔凤、潘祖荫等，倾向于经今文学派的谭献等涉足词坛，就证明了晚清词学的一种普遍现象。
分析评价词学领域的这个“复古”情结，决不是只追溯到外在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文化氛围即可，也不是仅从乾嘉后所谓“主流”思想来审视的问题。前者回避了晚清词学发展的自性要求，后者必将会导致类似“再讲‘正’、‘变’义理，只能是束缚多于导引，重新变‘多元’为‘一尊’”[22](P430)的指责言论。客观而论，那种经学眼光、考据之路，微言大义的取径等，以及“庶以爱厚古人，而怯学者之惑”[23]、“洞悉本原，直揭三昧”（注：考察晚清词学的“复古”，必须从他性与自性相结合的角度分析。对此，可参见拙文《陈廷焯词学思想的偏颇性与合理性》，《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的词学研究用心，虽多为促使词学发展的“他性”，但无不在一定程度上合乎词体的某些“自性”，彰显了词体特有的感发力度。宋以后音理失传，词体在创作实践这个决定其生命活力的基点上，失却了血液的滋润；自古皆存的词为小道观念及绮靡淫游之习，致使传统文士必须为此寻找精神骨力的支撑；而宋以后各个时代的努力，或是取径狭隘的“冥搜”，或是沉湎在词学的“末层”……诸如此类，决定了晚清词家要上溯寻觅词体的“真种子”，要真正接续六百余年来失却的“词统”。于是，凌廷堪、江顺诒、蒋敦复等人心存希冀地探觅词体音理之源，即便大多数词家万不得已以求格律之路，也只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有通达音理本原的可能。于是，以常州词派为主体的词家追逐“意能尊体”、“意能称体”时，刻意强化如风骚之义、醇雅中正等合乎诗教思想的文化精神，这也是因为他们本能地选择了自认为最高的价值准则。因此，如同我们不能狭隘地认为乾嘉时期的“复古”是“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也不能完全忽视了词学发展的本位性，而简单地说词学就是晚清学术中的一个滞后的凝固物。且不说，乾嘉后的词学在创作上有感于时事风云的词作大量存在，由周济等人“词史”说到王国维的“境界”呈现出的词学本身接触时代、求证新学的发展痕迹。仅就“复古”而言，晚清词学研究“惟古是从”不假，但并非全是“株守古训”，不仅始终存在词学观念本身的“以复古为解放”的心迹，而且也正是这个“复古”填补了词学研究史上的一大空白，带给了此时词家审视“千古词宗”的信心和魄力。
收稿日期：2003-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