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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一次大跨越，清华和北大是这次跨越中领军的学校，因此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前来参加会议，听听清华大学的办学理念，并与兄弟院校交流。下面我对当前我国建设一流大学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谈些想法，供大家参考。
一、一流大学需要一套好的机制和校风
我本人曾在一些国外大学学习工作过，如MIT、哈佛、英国剑桥、牛津和法国巴黎大学等。1998年我当校长以后，回访了这些学校，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它的校长巴尔的摩，是38岁时获得诺贝尔生物奖的著名科学家。他只给我们一个小时的会见时间。我们问他加州理工学院是如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他说很简单，只有两句话：一是把世界最一流的人请来；二是给他们充分的支持和条件。然后自然而然，这个学校就成为一流了。他觉得这个问题不复杂，用不着成套的理论。但是我在考察中发现，加州理工有一个东西他可能没有意识到，那就是他们大学的运转已经制度化了，有一个好的校风、传统和共同的理念，谁当校长都关系不大。就像美国现在小布什当总统，虽然他在学校成绩较差，但美国经济照样发展，这是因为美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制度化了，领导人的更替对经济发展影响不大。事实上，巴尔的摩是个一流的科学家，他做校务工作的时间很少，一个礼拜只去校长办公室几次。因此建设一流大学最关键的是学校的运行机制。这个机制好了，无论校长是谁，学校都会正常运转。当然校长不要干蠢事，但校长干蠢事也有人制约他，这就是机制。校长的权力也很有限，每个教授都知道学校是教授治校，每个教授到加州理工学院来，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前景是什么。
我国的大学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够，甚至相反。我们科大目前正在换届，几乎所有领导都强调，选好领导班子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中的关键。这符合中国国情，在中国是对的，但恰好跟加州理工学院等美国的一流大学不一样。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的大学文化还是“官本位”的，领导班子一换，过去的很多做法就会变。教授的活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的支持，因此，教授到这个学校来就有很多不可预测的东西。他知道现在的领导班子很爱才、很支持他，但不知道下届会怎样，一旦下届领导不支持了，他的事业就要受到挫折。这是我这几年当校长想吸引好的人才时发现他们最担心的。真正好的人才并不只重视待遇。当然待遇要好，但超过一个阈值后待遇就不重要了，他们更重视的是他们的学术生涯有没有制度保证，保证他只要干得好就能够得到支持，不管谁当校长都一样。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学校要建设一流学校，吸引人才回来的一个关键因素。要让人才意识到这个学校有好的传统、文化、机制，无论领导人如何更迭，学校都会正常运转，干得好的人才都会有前途。
正因为有一个好的运转机制，美国的大学校长不大管具体事务，主要做两件大事，一个是拉赞助筹经费，另一个就是说服各种人才来学校工作。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校长告诉我，学者当校长不要清高，要多结交企业界朋友，他们能够在关键时刻给钱、帮助学校发展。比如他想挖日本一个搞发光二极管的专家——世界上真正一流的人到学校来，那个专家要几百万美元起步，学校没有这个预算，政府拨款也不可能，后来还是几个企业界朋友帮了他。这个科学家到他们学校后，报纸上就说，“世界上发光二极管的中心转到圣巴巴拉去了”。在美国每个学校的校长都要集中精力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尽量筹钱。他们不能陷进日常事务中。
我们国内要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要重视从运转机制和学校文化开始，这个文化不是空洞口号，而是把整个风气改变过来，改成以教授为本，以人才为本，而不是领导说了算。要有一套制度约束各级领导，使得不管谁当领导，学校都能按照同一个方向运转。这样可以避免选错领导带来的风险。历史已经证明，要看清楚一个人很不容易，要选对一个领导更不容易。我国有首古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讲的就是看清一个人要几十年的时间。因此，建设好一个学校的机制和文化，比选好领导、实行“人治”更好。清华、北大有一百多年历史，有校风，有沉淀，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中科大的历史不长，只有45年，但是也有一个好的校风和传统，我希望有机会和能力在科大把运行机制建设好，使之制度化。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全体干部接受这种理念，他们要把自己的地位摆正，不要认为是自己说了算，而要真正觉得我们都是为第一线服务的。要改变学校文化和建立新的运转机制不是很容易，但是要这样做，才有可能变成一流大学。
二、质量和内涵的发展是关键
我国过去五年在教育上实现了一次大跨越，这个跨越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但这个跨越还没有完成，只是把左脚迈出去了，右脚要跟上才能站稳。右脚就是质量和内涵。前半步的跨越是比较容易做的，主要是规模、资金，包括学校的名称、学科种类等等。这个跨越是必要的，是“三个代表”的需要，代表人民的需要，代表国家的需要。但是这种跨越需要质量和内涵紧跟上去，否则一二十年之后回头来看，可能就象58年那次大跃进，主观愿望很好，但质量没有跟上。如何在短期内提高大学教学，特别是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呢？我觉得要赶快做好一件事情。就是把专业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关系理顺。我国的专业科研机构，包括中科院、国防科工委、工业部门等，有几十万人的队伍。这些队伍目前都希望自成体系，自己招研究生，自己授学位。但是国际上成功的做法是，专业科研机构不能招研究生，不给他们这个权利，否则他们就没有内在动力跟大学合作了，要逼着他们到大学去招研究生，这样他们的设施就能够充分使用，可以把大学的教学科研水平提高上去。另一方面，大学的多元文化也可以把研究机构招的研究生的素质全面提高上去。现在我国的状况是，研究机构自己招研究生，专业面很单一，也没有校园气氛和多元文化的环境，研究生全面成长很困难。此外，专业研究人员比较适合讲专业课而不一定适合讲基础课，因为他们的兴趣高度集中在他们所从事的研究领域。
目前我国在这方面改革很难推进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几千年形成的我国的传统文化是自给自足的农业文化。每个村寨都希望自给自足，否则就没有安全感。西方流行的是海洋型经济，是商业文化，他们强调的是优势互补。自给自足和“小而全”、“大而全”的思想阻碍了我们科教界的发展，如果在今后五年内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大学扩招的学生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条件，至少是研究生的水平能够大幅度提高。这样做并不是要把专业科研机构并入大学，只需要他们跟大学紧密结合。德国马普学会、法国CNRS作的很好，可以参考。研究所仍然还是独立运转，独立报成果和分配经费，但培养研究生必须跟大学合作。在培养人才上研究所和大学要有分工，研究所主要培养博士后人才，博士之前的学生需要大学多元文化的培养。大学与专业科研机构的关系理顺了，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内涵就会大大提高，这不只是1+1=2的问题，而一定是1+1＞2。
三、多层次、多种类办学
国际上的一流大学是多种多样的，有像哈佛那样综合的，也有专业极少的，像加州理工学院只有六个系，还有法国高师、光学学院等都是很小的，但照样办成一流。不管一个学校办成什么类型，都有长处和弱点。人类已经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很多人意识到高等学校多样性的重要性，所以大家都往一个模式上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会要开了，各级院校都在活动，给我们评委打电话、拜访，都想自己学校得到博士点。不管什么层次的学校都想变成大学，变成大学后都想能授博士学位，这样就都挤到一个独木桥上去了。
这个独木桥很窄，因为要能授博士学位，需要很多钱来建研究基地，还需要很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做老师，这只有很少学校能做到，而且国家也只需要很少学校能做到。因为一个国家需要的人才结构中，博士只能是少数。现在大家都去挤，第一，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我记得第一次世界银行贷款，各个学校突去买设备，结果后来检查时发现很多设备买来后从来没用过，因为它们还没有那么高水平的研究人才。现在好多学位为了办博士点，买好多设备，也会造成同样的资源浪费。第二，其实国家不需要所有学校都办成研究型大学。国家最需要的是大量学校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做贡献。我相信，过一段时间后，我国博士会贬值了，许多博士可能难找工作。什么样的人大家会抢呢？高级技工、熟练工人和技术员将特别稀缺。这种人才的需求量最大，但培养这种人的渠道现在越来越少。中专、大专纷纷升级变成大学，大学都想变成研究型大学，这样浪费极大，而且培养出来的人找不到工作是必然的，因为国家不需要那么多那样的人才。国家培养的人才结构失衡，很多事情都会受到阻碍。试想一下，如果许多人都是博士毕业，都想当学科带头人，底下没有兵，就像一个军队人人都是将军，没有连排长，这样的军队肯定打不了仗。然而，我们国家最需要的高级技工和技术员不能靠过去的那种中专、大专培养，因为它们的专业面太窄了，无法应付工作调整。过去的中专和大专不断消亡也有这个原因。我们国家应该赶快办像美国的社区学院那样的学校，学生进校后不分专业，而是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社区学院开的课有数、理、化、天、地、生这种基础课，也有如何打高尔夫球、修汽车、弹钢琴等技能性课程，什么内容都有，学生可以任选。上这些学院最大的好处是学期两年，学费很低。学得好的，两年毕业以后，法律规定，正规大学（如加州大学这样的大学）不能拒绝他们直接进入三年级。美国有大量的学生在中学毕业时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也比较穷，就先进入社区学院，学完后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兴趣选择大学的三年级继续学业，或者就业当工人或技术员。
今后几年，中国的大学还要继续扩招，这一点没有错，但这个任务不要全部压到研究型大学身上来。像清华、北大，包括科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应该根据教育规律自主地决定该招收多少。盲目地招收过多的学生会出事的。东南大学发生的院士的研究生剽窃事件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个人相信这位院士是不知情的，他的责任只是带的学生太多了，自己行政事务又多，管不过来，发现不了学生的论文中有无抄袭，出了问题就说不清楚了。扩招这件事，不能用行政手段让大学来做，学校应该根据自己的客观办学条件决定能够招收多少学生，包括教授决定能够招多少学生，这样才能保证质量，确保把学校办成精品，提高水平，千万别把学校名声搞坏了。搞坏一个学校的名声几年就可以，但名声坏了几十年都补不回来。
为了推进多层次、多类型办学，建议大家不要再说“一流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这类话。因为谁都想争一流，这样说就误导大家都去争办研究型大学。事实上，不同类型的大学都各有长处，都可以办成一流。彼此之间是不可比的。例如，美国有所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是宋庆龄三姐妹的母校，这所学校就不是研究型大学，但在社会上有很高声誉，没有人否认它在它自己的类型中是一流的。现在美国已有几所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毕业于其中的一所。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建设这类不是研究型大学的一流大学，它们的目标不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而是培养可以胜任许多工作的高素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