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器“范注”订补柬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利论文,范注论文,订补柬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3)03-0059-06
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是《文心雕龙》注释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开始,在校注方面,“范注”网罗古今,择善而从,上补清人黄叔琳、李详的疏漏,下启今人杨明照、王利器的精审,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被视为《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至今仍是《文心雕龙》最通行的读本和“龙学”入门的阶石。“范注”是作者任教于南开大学时在“口说不休,则笔之于书”的基础上写成的,据赵西陆说脱稿于1923年[1]。1925年由天津新懋印书馆以《文心雕龙讲疏》为名刊行,1929~1931年北平文化学社分上、中、下3册出版时更名为《文心雕龙注》,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7册线装本。“龙学”界一般认为,北平文化学社本系根据新懋印书馆《讲疏》大加修订而来,开明书店本又是从文化学社本施以若干修订而来,至此“范注”基本定型。1958年经作者又一次核对订正,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古籍刊行社或古典文学出版社)分2册重印,就是现在流行的本子。
然而,据王利器《我与〈文心雕龙〉》一文回忆,作者50年代在文学刊行社工作时,曾担任范文澜《文心雕龙注》重版的责任编辑。他说:开始范老不同意重印这部书,认为是“少作”,存在不少问题。他则表示这次做责任编辑,一定尽力把工作做好。在整理过程中,他订补了500多条注文,交范老审定时,范老完全同意,并提出:“你订补了这么多条文,著者应署我们两人的名字才行。”作者认为这是责任编辑应当作的份内工作,所以不同意署他的名字。而在作者自己的《文心雕龙校注》一书中,他订补的500余条注文均未采用。[2](p.222-223)这一段学坛佳话并不为多少人所知,即使在“龙学”界此前也从未听人说过。相反,人们一直以为“范注”由开明书店本到人民文学本的修订工作就是范老本人做的。而500多条订补仅在数量上也是相当可观的,完全能与李详的《文心雕龙补注》相比。笔者将“范注”开明书店本与人民文学本放在一起比勘对照,发现两者差别确实不小,除一些简单的字句正误外,重要的订补也不少。现择其要者分类考辨如下。
一、增补
“范注”以字句校雠之严谨,典故引证之详细,赢得了学界的一致好评。“范注”校字除正文夹校外,尚有297条注涉及到校字,通过如此大量的字句校勘,“范注”对《文心雕龙》原文进行了有效的勘误订正、疏通清理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使今本《文心》通畅可读。另外,“范注”以典故征引为主,对《文心》作了全面详细的用典考证,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语源材料,为读者正确理解原文含义打下了基础。尽管如此,遗珠之憾也时或有之。对此,王利器在可能的范围内作了增补。
1.增补校字
《诔碑》赞曰:“颓影岂忒”。“忒”唐写本作“戢”。王利器补注:“案唐写本作戢是,本赞纯用缉韵,若作忒则失韵。《礼记·缁衣》‘其仪不忒’,《释文》‘忒一作贰’,而贰俗文又作,与戢形近,故戢初误为,继又误为忒也。”这就以用韵为理由,证明了唐写本是。查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对此句的校勘与王说完全相同。
《隐秀》:“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也。”“求”,黄校:“元作果,谢改。”王利器补注:“案果疑课字坏文,本书《才略篇》‘多役才而不课学。’即与此同义。陆机《文赋》‘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则课亦有责求义,谢氏臆改非是。”
《附会》:“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髓”《御览》作“鲠”。王利器补注:“案《御览》五八五引骨髓作骨鲠,是。本书《辨骚篇》:‘骨鲠所树,肌肤所附。’亦是以骨鲠与肌肤对言。才量学文,量疑当作优,或系传写之误。殆由学优则仕意化成此语。”又,本篇“夫文变多方”,“多方”,汪本作“无方”。王利器补注:“案《御览》五八五引多方作无方,与汪本同,本书《通变篇》‘变文之数无方。’文与此正同,疑作无方为是。”
《才略》:“然自卿渊已前,多俊才而不课学。”王利器补注:“案《史通·杂语下》引俊才作役才,是。”
以上是用本校、他校法来判定是非,确立正字。其所校字句,大多理由充分,论证有力,故为人所从。
2.增补出典
《正纬》赞曰:“荣河温洛,是孕图纬。神宝藏用,理隐文贵。世历二汉,朱紫腾沸。芟夷谲诡,糅其雕蔚。”开明书店本于“荣河温洛,是孕图纬”句后标注[28],于“芟夷谲诡,糅其雕蔚”句后标注[29],然均有注无文。王利器于注[28]后补注文:“《易乾凿度》‘帝盛德之应,洛水先温,六日乃寒。’”
《诸子》赞曰:“辨雕万物,智周宇宙。”王利器补注:“《庄子·天道篇》‘辨虽雕万物不自说也。’此彦和所本。《情采篇》亦引此文。”
《封禅》:“然骨掣靡密,辞贯圆通,自称极思,无遗力矣。典引所叙,雅有懿乎。”“范注”曰:“《章表篇》‘应物掣巧’《御览》作制是也。此骨掣之掣亦当作制。雅有懿乎,纪评云‘乎当作采。’”这一段注文显然是解释上引原文的,然开明书店本却将其误入注[17]后,而注[17]则是解释“班固典引”的,这样注文与原文就不统一了。为此,王利器在上引原文后补注[18],将上引“范注”归入,并补充曰:“案纪说是,本书《杂文篇》‘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亦以懿采评班文。《时序篇》亦有鸿风懿采之文。”
《书记》:“丧言亦不及文”,王利器补注:“《孝经·孝亲章》‘孝之子丧亲也,言不文。’本书《情采篇》‘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文原作交,误。”这一条增补兼及出典与校字。
以上增补虽本着“补苴昔贤遗漏”的目的,但对完善“范注”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订正
“范注”以黄叔琳注本为基础,充分吸收前人的校注成果,并参以近人在《文心雕龙》研究上的最新创获,在名物训诂、故实征引方面确有总结前人之功。但是,不可否认,“范注”也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如引文不够精确,判断有失武断等。王利器在为“范注”重版做责编时,对其中的错误不足之处做了大量的订正。这里只能择其要者做一些例示说明。
1.订正引文之误
“范注”引书虽注篇名,但引文有时不能准确说明原文,且与原书每有出入。如《铭箴》有言:“仲尼革容于欹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开明书店本引《荀子·宥坐篇》注之:“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说苑·敬慎篇》作周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敬慎》作右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杨琼注曰:“宥与右同,言人君可置于座右以为戒也。”人民文学本则改引《淮南子·道应篇》注之:“孔子观桓公之庙,(《说苑·敬慎篇》作周庙)有器焉,(《荀子·宥坐篇》作欹器)谓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见此器。’顾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则正,其盈则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孔子观欹器事,互见各书,《荀子》虽为早者,然本篇“革容”二字,则本《淮南子·道应篇》。所以,王利器的订正使引文与原文联系得更加紧密。
黄叔琳注、纪昀评《文心雕龙辑注》本的页眉大多为纪评,然其中也有少数黄评,引用者往往混淆,“范注”也有这种情况。如《征圣》:“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会适。”黄叔琳曰:“繁简隐显,皆本乎经。后来文家,偏有所尚,互相排击,殆未寻其源。”纪评:“八字精微,所谓文无定格,要归于是。”开明书店本将黄评与纪评混淆起来,统统谓之纪评。人民文学本对此作了订正。再如《铭箴》注[15]开明书店本引纪评云亦系黄评之误,人民文学本径直改为黄叔琳云。另,“范注”以黄叔琳《辑注》为基础,但“范注”引“黄注”时有不加注明的现象,对此王利器也予以订正。如《宗经》:“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黄叔琳注曰:“《尚书大传》‘子夏读《书》毕,见于夫子。夫子问焉,子何为于《书》?子夏对曰,《书》之论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商所受于夫子,志之于心,不敢忘也。’”开明书店本引这段话,不出黄注,人民文学本补之。又如《书记》“掩目捕雀”条注,开明书店本注[58]曰:“《三国魏志·王粲传》……”而内容实为黄注引《何进传》所云,故人民文学本注[59]订正曰:“黄注‘《何进传》……’”。再如《程器》注[6]引《晋书·王戎传》也系黄注,开明书店本不出黄注,人民文学本补之。
“范注”引文虽注篇名,然篇名错误者也有不少。如《辨骚》注[14]引屈原《九章·悲回风》:“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开明书店本误为《九章·橘颂》,人民文学本订正为《悲回风》。又如开明书店本《颂赞》注[11]:“《汉书·艺文志》有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案彦和之意,以孝惠短祚,景帝崇黄老,不喜文学;然《郊祀志》尚称‘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日《安世乐》,高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注中《郊祀志》乃《礼乐志》之误,人民文学本纠之。同篇注[32]:“……至于赞之为体,大抵不过一韵数言而止,雄《东方画赞》稍长……”《东方画赞》当为《东方朔画赞》,乃夏侯湛所作,为当时所重,收入《文选》卷四十七。王利器于人民文学本中正之。再如开明书店本《杂文》注[3]引“《艺文类聚》五十七傅玄《七谟序》曰……”人民文学本正之为“《全晋文》据《艺文类聚》五十七《御览》五百九十辑傅玄《七谟序》曰……”。
除了引文篇名有误外,“范注”引文本身也常有误。例如:
《谐隐》注[2]引《左传·宣公二年》:“城者讴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骖乘答歌‘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骖乘答歌”当为“使其骖乘谓之曰”,王利器订正之。
《章表》注[9]引《荀子·儒行篇》:“效有防表”,实为《荀子·儒效篇》:“行有防表”之误。另,本篇注[13]:“胡广,字伯起。”胡广,字伯始。篇中“观伯始谒陵之章,足见其典文之美焉”,正作“伯始”不误。以上王利器均订正之。
《议对》注[30]引《汉书·文帝纪》:“十三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十三年”为“十五年”之误。另,本篇注[36]引《汉书·成帝纪》:“鸿嘉三年,行幸云阳……”,“三年”乃“二年”之误。以上人民文学本均正之。
2.订正判断之误
《原道》:“玄圣创典,素王述训。”开明书店本注曰:“玄圣应作元圣。《说文》‘元,始也。’”人民文学本订正曰:“玄圣一作元圣,非是,玄圣与素王并举,见《庄子·天道篇》。又《春秋演孔图》辑本,说孔子母徵在感黑帝而生,故曰玄圣。”案王利器谓“玄圣”为孔子,似可商榷。然“玄圣”不必作“元圣”则有道理。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张衡《东京赋》薛综注:‘玄,神也。’‘玄圣’,谓神明的圣王,如伏羲。”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案作‘元’者避清讳而改。”
《乐府》:“秦燔乐经,汉初绍复,制氏纪其铿锵,叔孙定其容与。”开明书店本注曰:“容与犹言礼仪节奏。”人民文学本订正曰:“‘容与’唐写本作‘容典’,案《后汉书·曹褒传论》,正作容典。”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引《后汉书·曹褒传论》:“汉初,天下创定,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经礼,参酌秦法,虽适物观时,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盖多阙矣。”注:“容,礼容也;典,法则也。”
《诏策》:“昔郑弘之守南阳,条教为后所述,乃事绪明也。”开明书店本注曰:“《后汉书·郑弘传》‘政有仁惠,民称苏息,迁淮阴太守。’刘攽曰‘案汉郡无淮阴者,当是淮阳,此时未为陈国也。’案黄注引《郑弘传》曰‘弘为南阳太守,条教法度,为后所述。’考《弘传》并无此语,未知其何见而云然。(《后汉书·羊续之传》称其条教可法,为后世所述。黄注盖误记。)窃疑昔郑弘之守南阳,当作昔郑弘之著南宫。本传云‘弘前后所陈有补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宫,以为故事。’据此,阳是宫字误,南宫既误南阳,后人乃改著字为守字,不知弘实未为南阳太守也。”案黄注引《郑弘传》所云乃《汉书·郑弘传》所载,“范注”只检《后汉书·郑弘传》,故不知所云,王利器为之订正。
《封禅》:“録图曰……”铃木云嘉靖本作绿。“范注”开明书店本注曰:“纪评曰:‘録当作绿。’其说无考。”王利器于人民文学本订正曰:“纪评曰:‘録当作绿。’案本书《正纬篇》‘尧造绿图,昌制丹书。’绿图与丹书对文,嘉靖本作绿,是。”
《体性》:“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开明书店本注曰:“《魏志·王粲传》:‘之荆州依刘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裴注‘通侻者,简易也。’)《王粲传》谓粲善作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此锐之徵,又陈寿评曰:‘粲特处常伯之官,兴一代之制,然其冲虚德宇,未若徐干之粹也。’此似躁之徵。”王利器订正曰:“案《程器篇》:‘仲宣轻脆以躁竞。’此锐疑是竞字之误。《魏志·杜袭传》:‘(王)粲性躁竞。’此彦和所本。”王氏所举本证与他证均甚有力,而“范注”则有牵强臆测之嫌。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也据《程器篇》之本证和《魏志·杜袭传》,认为“‘锐’应作‘竞’必矣。”
《序志》:“茫茫往代,既沈予闻。”开明书店本注曰:“沈一作洗。《庄子·德充府》‘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陶弘景《难沈约均圣论》云‘谨备以谘洗,原具启诸蔽。’洗闻洗蔽,六朝人常语也。”王利器于人民文学本订正曰:“案《战国策·赵策》赵武灵王曰:‘学者沈于所闻。’此彦和所本,作洗者不可从。”杨明照也认为当作“沈”,谓“其作‘洗’者,乃‘沈’之形误。”
三、补充
“范注”校字、征典每有不完备之处,王利器在订正过程中常予以补充,并多指明何者为彦和所本,表现出重源流、尚考证、善辨别的求真务实精神。如开明书店本《正纬》注[16):“《尚书序正义》曰:‘纬文鄙近,不出圣人,前贤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伪起哀平。’《正义》之文,盖本彦和。唐写本作谓伪起哀平,语意最明。”王利器于人民文学本补充曰:“又《洪范正义》‘纬候之书,不知谁作,通人讨核,谓伪起哀平。’正与唐写本合。”
《颂赞》:“赞者,明也,助也。”“范注”:“谭献校云:‘案《御览》有助也二字,黄本从之,似不必有。’案谭说非。唐写本亦有助也二字。”王利器补充曰:“下文‘并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即承此言为说,正当补助也二字。”
《祝盟》:“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也。”“范注”:“《楚辞·招魂》王逸注谓宋玉哀原厥命将落,欲复其精神,延其年寿,故作《招魂》。案招祝双声,招魂犹言祝魂。又《招魂》句尾,皆用些字。《梦溪笔谈》曰:‘今夔峡湖湘及江南僚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咒即祝之俗字。纪评谓《招魂》似非祝词,盖未审招祝之互通也。”这里解释了“招祝”,但“组”仍未解释。王利器补充曰:“又案也敦煌本作丽也,是。《杨子法言·吾子篇》‘雾谷组丽’。李轨注‘雾谷虽丽,蠹害女工。’此彦和所本。”
《杂文》:“崔瑗《七厉》,植义纯正。”“范注”谓:“崔瑷《七厉》,据本传应作《七苏》。李贤注曰:‘瑷集载其文,即枚乘《七发》之流。’《全后汉文》自《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五辑得‘加以脂粉,润以滋泽’两句。”王利器补证曰:“又案傅玄《七谟序》,《七厉》乃马融所作,此或彦和误记。”傅玄《七谟序》云:“马季长作《七厉》。”刘勰盖误以季长为瑷,瑷所作为《七苏》。
《史传》:“唯素臣乎”,“臣”原作“心”。“范注”引纪评曰:“陶诗有‘闻多素心人’句,所谓有心人也。似不必改作素臣。”并案曰:“纪说是也,素心,犹言公心耳。”王利器补充曰:“本书《养气篇》‘圣贤之素心。’是彦和用素心之证。《文选·陶徵士诔》‘长实素心。’亦作素心。”
《诸子》:“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范注”引《四库提要》曰:“其书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陈治道,欲自处于虚静,而万事万物则一一综核其实;故其言出入于黄、老、申、韩之间。……”王利器于“范注”前补充曰:“《汉志》名家《尹文子》一篇。”
《论说》:“至石渠论艺,白虎通讲,聚述圣言通经,论家之正体业。”“范注”正文夹注谓孙云:《御览》“至”下有“于”字。引孙诒让《白虎通义考》下篇云:“今本《文心雕龙》‘述’上衍‘聚’字,‘圣’下衍‘言’字,应依《御览》引删。”又引《校勘记》:“‘通’字‘言’字并衍,诸本皆误。《玉海》引无‘通’字‘言’字。”“范注”虽旁征博引,然并未判断孰是孰非。王利器补证:“文案本书《时序篇》‘历政讲聚。’即指此事,亦作讲聚,明钞本《御览》作讲聚,是。”这就作出了判断。“搞校勘工作的任务,不仅在求异同,而是要定是非。”[3](p.28)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对这几句的校勘说得更明白:“‘白虎讲聚,述圣通经’二句八字,原作‘《白虎通》讲聚述圣言通经’十字,王惟俭本作‘白虎讲聚,述圣□□通经’,今据《御览》、《玉海》改。”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亦谓:“今本‘通’字,非缘《白虎通德论》之名,即涉下‘通’字而误。‘言’字亦涉上文而衍。《御览》及《玉海》六二引,并无‘通’‘言’二字,当据删。”
《诏策》:“《周礼》曰师氏诏王为轻命。”“范注”引孙诒让《札移》说,并加案曰:“此句与上‘《诗》云有命自天,明命为重也’对文,当依梅本作《周礼》曰师氏诏王,明诏为轻也。轻字下命字衍文,当删。”王利器于“范注”前补充曰:“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十四《文心雕龙辑注书后》‘当作周礼曰,师氏诏王,明为轻也’下衍一‘命’字。”
《檄移》:“齐桓征楚,诘苞茅之阙。”“苞”,黄校云:“汪本作菁。”“范注”引《左传》僖公四年:“……尔贡包茅入……”王利器补引:“《谷梁》僖公四年传,包茅作菁茅,此彦和所本。《管子·轻重篇》,《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包茅亦作菁茅。”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若作‘苞茅’(《左传》本作‘包’,他书多引作‘苞’),与《左传》虽合,于词性则失矣。《禹贡》孔传:‘其所包裹而致者。’《左传》杜注:‘包,裹束也。’是‘包’为动词。”
《章表》:“及羊公之辞开府,有誉于前谈。”羊公,即羊祜,字叔。加车骑将军开府如三司之仪。“范注”引“《晋书·羊祜传》祜上表固让曰:……”王利器补充曰:“案《御览》五九四引《翰林论》‘裴公之辞侍中,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此彦和所本。”
《奏启》:“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昔周之太仆,绳愆纠谬,秦之御史,职主文法;汉置中丞,总司按劾;故位在挚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范注”为前几句征典出注,而末两句则未注。王利器为之补注:“案《初学记》十二引崔篆《御史箴》‘简上霜凝,笔端风起。’此彦和所本。”
《书记》:“辞者,舌端之文,通己于人。子产有辞,诸侯所赖,不可已也。”“范注”引:“《说文》‘辞,讼也。’辞之本训为狱讼之辞,通用为言说之辞。《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王利器补引:“《韩诗外传》七‘君子避三端……避辩士之舌端。’此彦和所本。”
《定势》赞曰:“枉辔学步,力止襄陵。”“襄”,谢云当作“寿”。“范注”谓:“作寿陵是。”并引《庄子·秋水篇》:“子独不闻夫寿陵馀子之学行于邯郸欤?未得国能,又失其固行矣,直匍匐而归耳。”王利器补证:“本书《杂文篇》‘可谓寿陵匍匐,非复邯郸学步。’正作寿陵不误。”
《事类》:“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分”,《御览》作“方”。“范注”引《韩诗外传》、《南齐书·文学传论》,证明“学饱而才馁”之人。王利器补证:“又案《庄子·逍遥游》‘定乎内外之分。’此彦和所本,作‘方’者非是。”
四、厘正
“范注”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里,剔抉爬梳、引经据典,然有时也难免有错乱。对“范注”中的一些错乱之处,王利器也尽力厘正疏通,以使注文通畅可读。
《正纬》:“夫六经彪炳,而纬候稠叠。”“范注”[6]:“《说文》‘稠,多也。’《苍颉篇》‘叠,重也,积也。’《史记·司马相如传》‘纷纶葳蕤。’《索隐》‘乱貌’”,这里,“《史记·司马相如传》‘纷纶葳蕤’《索隐》‘乱貌’”不知所注。显然,这是注下文“孝论昭皙,而钩谶葳蕤。”而“范注”[7]在解释这两句时则无上引之文。王利器经过梳理,将其移到注[7]下。这样,注文与原文才互相吻合。
《奏启》:“刘隗切正,而劾文阔略。”“范注”谓:“《晋书·刘隗传》:‘隗迁丞相司直,弹奏不畏强御。’其奏劾祖约曰:‘约幸荷殊宠,显位选曹,铨衡人物,众所具瞻;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杜渐防萌,式遏寇害。而乃变起萧墙,患生婢妾,身被刑伤,亏其肤发。群小噂,嚣声远被,尘秽清化,垢累明时。天恩含垢,犹复慰喻;而约违命轻出。既无明智以保其身,又孤恩废命,宜加贬黜,以塞众谤。’(《晋书·祖约传》约妻无男,而性妒,约亦不敢违忤。尝夜寝于外,忽为人所伤,疑其妻所为。欲求去职,帝不听。欲便从右司马营东门私出。司直刘隗劾。)”引文“其奏劾祖约曰:……”也是《晋书·祖约传》所载,故注文显得杂乱。经王利器梳理调整的注文如下:《晋书·刘隗传》:“隗迁丞相司直,弹奏不畏强御。”又《晋书·祖约传》,“约妻无男,而性妒,约亦不敢违忤。尝夜寝于外,忽为人所伤,疑其妻所为。欲求去职,帝不听。欲便从右司马营东门私出。司直刘隗劾之曰:‘约幸荷殊宠,显位迁曹,铨衡人物,众所具瞻;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杜渐防萌,式遏寇害。而乃变起萧墙,患生婢妾,身被刑伤,亏其肤发。群小噂,嚣声远被,尘秽清化,垢累明时。天恩含垢,犹复慰喻;而约违命轻出。既无明智以保其身,又孤恩废命,宜加贬黜,以塞众谤。’”
《议对》“范注”[31]中窜入了[32]的内容,即所引《汉书·董仲舒传》和《平津侯传》的有关记载。引这些内容显然是为了说明原文:“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者,事理明也。公孙之对,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在这些原文后,开明书店本也标注[32],但其注文内容却窜入注[31]中。王利器对此作了调整,使原文标注与注文内容统一起来。
梁启超曾说:“学术者,天下之公器。”1672年,顾炎武到达山西太原,遇到阎若璩。顾炎武向阎若璩出示了自己的《日知录》,阎氏提出了某些补充、纠正,顾氏愉快地采纳了。而阎氏则把自己对《日知录》的50多条补正,以“补正《日知录》”的标题收入自己的读书札记《潜邱札记》之中。[4](p.1030)现在,范老和王老都已仙游归道,当年的一段学坛佳话已成为一桩学术公案,到了该考辨清楚的时候了。本此目的,笔者对“范注”王利器订补作了以上初步检讨。他日有人为王老编辑文集,则可进一步搜求,从而以“范注订补”之名收入其集中,这样才名副其实。
[收稿日期]2003-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