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可持续发展视角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视角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28（2003）04-0461-07
一、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方式
现代经济发展的现实及相关的研究发现，以生产要素投入论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及其方式的转变。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改进在于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及其方式的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无疑值得肯定。然而，科学技术本身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和先决条件，要把它转变为充分条件和现实源泉，使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有效的发挥，还需要对相关的正式的制度安排作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相应调整，同时也需要对作为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作出相应的改变。新制度经济学在此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将传统理论中视为外生变量的制度内生化，对制度安排及其创新在宏观经济增长及微观经济绩效层面上的影响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把制度和制度变迁纳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之中，确立了制度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带动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新发展。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注意到制度安排与经济运行效率、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引入制度要素才能更好地解释经济增长。因此，强调制度创新作为重要的自变量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效应。计划经济体制对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言，已经成为“制度桎梏”，制度创新成为突破这一“制度桎梏”至关重要的因素，它已经超过了要素改善、技术进步等一般经济因素而上升为根本性问题。制度或体制因素成为了经济增长方式能否转变的主要决定因素和重要解释变量。通过制度创新以改变传统体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状况，才是真正找到了实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效转变的切入点或突破口。学者们的这一认识是基于对传统理论和传统的经济增长实践的反思基础上的深化。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由来已久，政府部门早就试图转变，但要么是“转不动”，要么是“转而不变”，其原因何在？著名学者樊纲的研究结论是：“这不是认识问题，不是管理问题，不是政策问题，也不是什么发展战略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外延式发展的问题不可能根治。”刘国光等人认为，与发展观念、基本国情、经济发展阶段、科教水平和管理水平等因素相比，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对经济增长方式制约性更大，这种制约性不仅反映在微观层次的企业经营机制上，而且体现在宏观层次的经济调控体系和调控手段上。
实践证明，尽管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不仅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而且也涉及到经济结构、技术进步等方面的问题，涉及到指导思想、发展战略、产业政策乃至人们的观念问题，但对其起决定性作用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体制问题。综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人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不同的经济体制就会产生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进而影响其经济效率和增长方式。因此，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必然会有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结论，就是：经济制度的变迁（包括经济组织形式的革新、市场制度的变化、经营管理方式的创新、产权制度的变革等），不仅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会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也会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生重大影响。
正是因为制度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联系，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五”计划期间和21世纪初期的结构调整，也要从根本上解决过去那种重速度、重数量、轻质量、轻效益的非持续型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
（一）计划经济体制与制度内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如果说，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那么，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则会内生出非持续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传统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因其忽视个人利益和经济激励、排斥市场制度与市场机制，因而无论从个体层次、微观层次、中观层次，还是从宏观层次来看，不仅会内生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决定了这种增长方式的锁定状态。因为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缺乏技术创新、提高效率的激励和动力机制，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率的微观经济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无法实现根本性的转型。
第一，在个体层次上，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分强调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和重要性，忽视个体的存在，加之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手段，导致了个人激励结构的扭曲。个人劳动贡献与劳动报酬脱节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无法形成劳动者的正向激励机制，反而助长了“出工不出力”的“搭便车”效应。传统的计划体制为几乎所有的城镇劳动力提供的“铁饭碗”和为每个农业劳动力提供的“摔不坏的泥饭碗”，进一步强化了上述“搭便车”效应，最终形成了对劳动者缺乏有效激励的运行机制，造成个体层次上的低效率。
第二，在微观层次上，非企业化的软预算约束与投资饥渴症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粗放式高投入的模式。在传统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垄断了一切经济活动的决策权，生产单位仅仅是隶属于政府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完全按照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从事非盈利性的生产活动。政府统收统支、统负盈亏，致使生产单位的非企业化而对利润没有剩余索取权，完全没有提高经济效率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没有提高效率和质量的外在竞争压力，因而自然也不会关心与追求资产的运营效率及增殖，国家与生产单位之间的这种“父子关系”形成了生产单位的软预算约束。而在没有自身生产经营利益的冲动与刺激的情况下，生产单位的负责人出于提高个人“业绩”和完成乃至超额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取悦上级的动机，特别是获得因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而提升本单位行政级别后相应增加的权利和待遇等非经济性目标的动机，追求产值而不是效益就成为一种“自然本能”，而增加产值的最佳途径就是不断扩大投资。在软预算约束条件下，生产单位的这种投资需求又转化为不断向上级争取投资项目及其相应资金投入的博弈活动。各个生产单位的这种“自然本能”及其争项目争投资的行为。自然就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了高投入、低效益甚至负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第三，在中观层次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条条（行业）”、“块块（地区）”的彼此分割、相互封闭形成了许多亚系统。这种条块分割、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严重的现象一方面不利于生产要素实行跨地区和跨行业的流动，致使畸形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难以调整，资源配置难以优化；另一方面，各行业和各地区为了本系统和本地区的社会地位及局部利益，纷纷经常性地向中央政府争取建设项目及资金投入（因为各行业和各地区并不需要为这些投资承担投资收益，甚至不需要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这种非市场化与无风险的交易关系决定了生产的高消耗与低产出，导致了低资源配置效率、粗放式的投入模式和低产出率的生产模式。此外，在传统体制下，经济、科技按部门原则自成体系，变成了互不搭界的“两张皮”，科技不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经济发展不以科技进步为动力，根本割裂了科技与经济的有机联系，不利于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应用，从而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高，不利于经济增长的集约化。
第四，在宏观层次上，传统的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统一制定计划、统一安排生产、统一安排投资、统一调拨物资、统一收购产品、统一财政收支，形成事实上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可能性层面上的粗放式的经济运行方式及其宏观经济管理方式。从资源配置角度看，这种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与不充分信息的行政决策决定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传统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的经济计划制定者缺乏有效的信息搜寻渠道和快捷的信息反馈装置，只有提高行政体系自上而下纵向传递指令而获取信息，而生产单位考虑到自身利益对上级往往存有“信息保留”动机，加之信息传递渠道窄、环节多，致使经济计划的制定者往往不能及时、准确地获得基层的全面而可靠的信息，加上决策者决策模式、手段和能力的偏差，中央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往往缺乏科学性，与实际要求差距甚远。这种具有较强的滞后性、偏差性、随意性、专断性和非科学性的指令性计划的执行结果势必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二）传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集约型经济并不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社会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因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包括一个由供求、价格、竞争、风险、激励等要素市场或机制构成的有机体，布局具有灵敏的内在联动关系和完整的反馈回路系统，而且具有良好的自组织、自调节、自循环功能的运行机制。更具体地说，市场机制具有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和行为关系的功能，它通过利益导向、供求变动、价格涨跌、优胜劣汰及风险约束的连锁互动，作用于各经济主体，规定其经济行为遵循某种客观的法则，按照一定的方式运转，并在客观上促使参与经济活动的各要素合理流动、资源优化配置，使整个社会经济运转趋于有序和高效。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分析过，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传统的计划经济因其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非货币化的交易关系、缺乏风险机制的激励机制等弊端而内生出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以经济体制的转轨为前提，体制转轨是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和制度保证，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的、主导的和核心的作用，使资源配置由计划经济体制下非市场化的低效率配置向市场化的高效率配置转变，从而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走上“制度诱导”之路。
不过，在此必须明确指出，我们强调的经济体制转变不是像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是指传统经济体制向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体制更有利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实现，但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相反，我们在现实中见到的常常是集约化的但却是非生态化的经济增长，因而属于非持续型的增长方式。这是因为，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内涵有一个先天的重大缺陷，即传统的市场机制在大多数生态环境资源配置中“失灵”，致使资源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成为它难以奏效的领域。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就是，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没有保障当代人生活和利益息息相关的生存环境的运行机制，而且更没有保障为后代人生存与发展留下充分的资源与环境的运行机制，因而，它严重割裂并扭曲了追求人类自身价值与自然界价值的有机统一，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换言之，传统市场经济体制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以危害长远发展为代价换取当前发展、以损害全局利益为代价换取局部利益、以剥夺他人的发展资源换取自身的发展。这四大弊端决定了传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因失去了健全的生态基础和协调的经济关系而难以持续或使经济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
（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走向可持续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
既然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因其制度本身的不可持续性，致使生态资本存量下降而导致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我们必须构建一种新型的适应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市场经济体制是具有实现生态与经济发展协调一体化特征的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或者说它是能够为经济增长的集约化和生态化的有机结合提供制度保障的经济体制。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并不排斥政府调控的作用，而是内在需要在宏观运行中对资源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的资源配置由政府进行计划配置，在微观运行中引入市场机制，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去引导、调节和规范微观经济主体的生态环境行为，强化资源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并采用管理公共产品的方式，保护好经济发展的生态基础。另一方面，市场和政府在资源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作用有所不同。市场机制的作用是通过正确反映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信号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消除资源环境利用方式不合理和企业内部效率低下引起的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问题；政府调控的作用是依靠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如制定和实施使成本内部化的制度，消除企业内部成本外在化的企业行为所引起的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问题，建立起合理的生态经济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实现包括生态环境资源在内的社会总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有限资源的合理分配与有效利用，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获得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最终引导经济增长方式朝着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前进。
三、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制度创新
经过20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形成。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改革20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令世人瞩目。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目前的高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与生产规模的外延式扩大，与国际水平相比，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低产量、低质量、低效益的“三高三低”的增长模式还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具体表现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技术比较落后，企业管理水平较低，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生产成本过高。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企业的资金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已经处于减速递增甚至处于递减阶段。如果继续通过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与生产规模的外延式扩大来推动并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势必对自然资源、人类资源和金融资源造成如下巨大压力而进一步强化非持续增长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最终损害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1）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严重制约了经济效益的改善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空间；（2）资源的大量消耗和低利用效率，间接强化了资源的稀缺面和稀缺程度；（3）经济增长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和负外部性等生态代价使社会成本进一步扩大；（4）银行不良资产有增无减，金融风险与日俱增。
对于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为将经济增长置于市场机制作用下，进行结构调整和升级转换的经济成长现象，经济增长的集约化和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化、高度化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自然结果。对于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中的中国而言，经济发展过程与体制改革过程的历史性重合，使得结构转型更多地受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因素的影响，并往往是结构矛盾与体制问题相伴而生，因而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结构调整和升级本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选择和提供影响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结构调整和升级绩效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
第一，建立并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基础的制度框架。前文中业已指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因其自身的缺陷，虽然在一定时期可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低产量、低质量、低效益的基础之上，计划经济体制下内生出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决定它向追求具有更高效率与效益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内在逻辑。然而，传统市场经济下微观主体的“经济人”本能往往导致了他们只追求自身和“小集团”的经济利益而忽视甚至损害宏观的社会效益，尤其是因此而引发的资源、环境领域的“市场失灵”。因此，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的是健全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而非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不仅有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来保障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而且有政府规范的措施和合理的行为来监控市场主体行为，以使他们自觉地把经济增长的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为目标，以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的有机统一为中心进行经济活动。对于曾经实行30年计划经济体制、目前正处在体制转轨的中国而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应当从如下几个主要方面着手：（1）建立统一开发、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建立统一开发、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则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商品市场；积极培育和规范金融市场；积极培育和规范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健全和规范产权交易市场；积极发展和规范其他要素市场；加快流通领域的改革，规范市场行为，降低流通环节的交易成本和直接成本。（2）建立健全、规范、有序、高效率的市场竞争机制。为此，需要积极培育市场主体；制定和完善关于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的经济法律法规，改善并加强对市场主体行为的政府管理和社会监督。（3）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体系。为此，政府需要在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行为和确立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综合运用财政、金融、计划、收入分配等经济杠杆手段，引导、调节和限制微观经济主体的不公平交易、经营成本社会化及其他“搭便车”行为。（4）制定和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企业投资和经营行为朝着有利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的方向发展。
第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构造微观基础。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有助于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整体素质，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管理的主要目标，从粗放经营走向集约经营，并通过优胜劣汰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富有活力和生机的微观基础。从可持续发展观来看，现代企业制度还有一层涵义，即企业不仅仅是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微观经济实体，同时还是一个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现代经济发展的生态基础和保障消费者利益的生态经济实体。换言之，适应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的现代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人”，同时还是一个“社会人”和“生态人”。为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制度创新包括如下方面：（1）需要通过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明晰的公司制改制，创造出可分割的、可交易的、可转让的、有数量界定的企业产权主体，并广泛利用现代交易方式和交易工具，便利和促进包括国有资产在内的企业资产货币化、证券化的流动，以实现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改进。（2）重朔委托——代理制度，形成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解决国有企业委托——代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高成本、零责任、低效率”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构建有效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通过董事会、监事会及中介结构的工作开展形成权力机构、经营机构和监督机构相互制衡的机制，力图在最大程度上解决委托——代理过程中的利益不相同、责任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全四大难题。（3）进行企业可持续经济管理制度创新，推进企业发展的转型。这种新型的企业管理制度运作的主线不仅包括协调企业生产经营诸环节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同时也注重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生态环境及其保护与优化视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条件。这就要求企业从根本上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资源经济模式，通过企业投入的知识化和管理的知识化，使现代企业逐步从主要依靠物资资源投入转向主要依靠知识要素的投入、生产、分配和应用；从传统的“末端治理”的管理模式转向清洁生产的全过程控制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最大限度地进行资源再利用的转化，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排放，从而逐步形成资源节约、生态优化的企业可持续经济管理制度。（4）推进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创新。一是从注重物资资本投入到注重人类资本投入观念的转变；二是从注重产品价值到注重知识价值观念的转变；三是从强调物资、资金管理到重视人文管理理念的转变；四是从重视企业内部效益到同时注重企业外部效益和企业形象的转变；五是从单一追求经济效益到追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重理念的转变。只有以这样的经营和管理理念指导企业的生产经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企业外部不经济性生产经营管理方式，实现企业内部经济性和外部经济性的有机结合与协调统一，从而适应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经济知识化的挑战和企业可持续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
第三，进行资源产权和资源管理制度创新，加强资源核算与管理。资源产权模糊不清，是导致资源使用的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不相等、产生外部不经济，致使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环境污染的根源。鉴于我国各种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的现实，资源产权和资源管理制度创新的现实空间是：实行资源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制度。与之相互配套的还必须有资源的有偿有限期使用与转让制度，放弃政府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来划分资源的不同使用权的歧视性政策，改变国有企业垄断某些资源和过度占用资源的格局，根据效率优先的原则来配置资源。通过上述制度安排，明确资源的所有者、使用者和经营者各自的责、权、利，规范各自的资源利用行为，以避免“公地的悲剧”，促进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与此同时，政府提供与资源利用相关的市场激励机制和指令控制制度安排，如资源使用权和经营权转让交易制度；排污税、燃料税、污染产品税等环境资源税收制度；资源回收利用激励制度等。这样，企业所追求的不再是产品产值的扩张及其收益的最大化，而是追求包括扣除资源使用的环境成本之外的利润最大化。政府追求的经济增长不再是没有计算生态资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而是追求包括扣除资源成本和环境代价后的“绿色GNP”。
第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机制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知识化和生态化，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合理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它反映了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演变的内在规律，但这种所谓“规律”只是其动态演进的一般的轨迹，具体到每个国家或地区，以及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发展时期，产业结构往往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即使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亦不例外。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目的在于，引导并促进产业结构沿着合理化的轨迹前进。只有这样，产业结构的调整才能产生正向的结构关联效应、结构弹性效应、结构成长效应和结构开放效应，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战略背景下的产业结构调整机制创新，不仅仅是在产业结构的第一层面（即传统的一、二、三产业）上使之有利于朝着配第——克拉克定律的轨迹发展，而且要在产业结构的第二层面（即一、二、三产业内部结构）上使之高度化、知识化和生态化。如引导传统农业从化学农业、石油农业走向以生态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可持续农业；引导传统工业从重污染的黑色工业走向清洁生产的绿色工业。为了使我国的产业结构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一方面要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使其改变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源密集型模式，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提升其技术含量，走向技术密集化、知识化和生态化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促进整个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促进产业结构的知识化和生态化，需要从如下方面进行制度创新：（1）进行产业间科技扩散机制的创新，引导传统产业运用新技术进行改造；（2）建立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通过专利权保护、政府管制等等制度安排刺激新知识、新技术的生产和扩散；（3）进一步推动专业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大众化，倡导教育创新和学习革命；（4）重视人力资源配置和人力资本投资体制创新，营造有利于人力投资和鼓励人才合理流动的市场环境；（5）加大生态、资源保护和环境创新力度，制定并实施有利于环境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及激励机制。
标签：经济增长方式论文; 市场经济体制论文; 经济论文; 可持续发展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制度变迁理论论文; 有效市场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产业结构优化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统一企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