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莱辛格主义与尼克松政府核战略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克松论文,莱辛论文,主义论文,政府论文,核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E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3)04—0141—10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苏核力量对比达到实质平衡。尼克松(Richard Nixon)政府根据新形势，对美国核战略进行了许多调整。国内外对尼克松政府核战略的研究，很多都主要关注了其第一任期提出的“核充足”与“现实威慑”概念。①然而，尼克松与福特(Gerald Ford)任期内，美国核战略的调整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1974年1月，时任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宣布的、被称为“施莱辛格主义”(Schlesinger Doctrine)的核战略更具代表性。“核充足”与“现实威慑”只是当时美国核战略调整过程中的阶段性思考，这一时期核政策的研究与表述只是“施莱辛格主义”出台的前奏。②国外对“施莱辛格主义”的决策过程及其内容也早有研究。③不过，它们对施莱辛格本人与“施莱辛格主义”之间关系的关注还很欠缺。④虽然“施莱辛格主义”并非完全是施莱辛格个人思想与政策主张的成果，但仍有必要探究战略学者出身的施莱辛格个人及其思想在尼克松政府核战略调整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 施莱辛格的早期经历及其对美国核战略的思考
施莱辛格于1929年2月出生于纽约；1956年从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56到1963年，在弗吉尼亚大学任经济学副教授；1960年出版了首部著作《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学：从经济方面对当前权力斗争的研究》。这是首次从经济视角检讨美国冷战外交政策。⑤他的研究受到了兰德公司的关注。他于1963年被兰德公司聘请为专职研究人员。1967-1969年间，他负责主持兰德公司的战略研究项目(Director of Strategic Studies)，主要关注核武器问题。⑥
施莱辛格在兰德公司工作的时期，正是肯尼迪与约翰逊(Kennedy-Johnson)政府时期，这一时期美苏冷战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苏联在核力量发展上加速追赶美国；另一方面，美国在依然占据核优势的条件下，推行了以“灵活反应”(Flexible Response)和“确保摧毁”(Assured Destruction)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战略。前者以常规武力应对共产主义集团在世界各地直接或间接的有限扩张、武装叛乱或游击战争；后者要求即使在遭受苏联第一次打击之后，美国的战略力量依然有能力摧毁苏联的政府和军事指挥系统，还包括大量的人口和经济(例如30％的人口，50％的工业能力和150座城市)，以此来威慑苏联精心策划的对美国的核攻击。在这一战略指导下，当时美国政府既要加强常规武力建设，又要确保安全有效的第二次核打击力量，保证美国能够进行“两个半战争”。北约盟国对此战略较为抵触，它们担心美国在欧洲的有限战争中不愿意使用核武器，进而削弱战略威慑的可信度。⑦而等到真要使用核武器的时候，那就只能是相互毁灭式地攻击对方的大城市。
施莱辛格对当时的这种冷战形势保持了密切关注，并从国防预算安排、军备控制、西方同盟关系等多个角度就美国的核战略提出了很多见解，其核心的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认为时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太过重视其所推崇的“确保摧毁”的核威慑战略，进而使这一战略主导了美国军事力量结构及预算支出安排，严重影响了对其他选择的评估。这种狭隘的安排是有害的，为执行“确保摧毁”战略而投入的预算已经很足够了，有必要拿出一些预算用于“限制损伤”(Damage Limiting)的研发和应用。⑧施莱辛格在此已经提出了要关注大规模核战争威胁之外的选择的想法，并认为这些选择还要包含一定的限度。
第二，施莱辛格提出了核军备部署要具备“灵活性”的概念。在谈及军备控制与裁军问题时，他指出“当前核军备部署的灵活性太低。比如一般人都不愿意移除已经部署了但又被研究人员认为是过时的装备。……军事装备更新频率低于分析人员的预期”。⑨鉴于“确保摧毁”战略是以威胁大规模摧毁和杀伤对方的工业及人口为主要内容的威慑战略，施莱辛格认为这种维持一种能够摧毁对方预设规模人口的能力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这是基于过去战略轰炸理论的观念，现在随着敌对双方都部署了大规模攻击力量，这种观念变得越来越靠不住了。⑩在“确保摧毁”这唯一标准下，美国只选择了杀伤人口这一目标。随着双方大规模摧毁力量的建成，这种能力是否能服务于有用的目标愈加值得怀疑。因此他提出“未来军事力量的建设要具备足够的灵活性，这样能够执行除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战略任务之外更多的任务”。(11)
第三，施莱辛格认为在“恐怖平衡”的背景下，西欧盟国与美国间的信任关系出现动摇，出现了一种“不自然”的焦虑的关系。(12)二战后，西欧力量衰弱。在冷战对抗中，西欧别无选择地要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包括核保护。然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苏联具备洲际导弹投送能力后，人们不可避免地怀疑美国“延伸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的可信度，并提出一个假设性问题：“美国总统是否愿以自杀为代价来惩罚苏联对欧洲的进攻?”同时又暗示了一个答案：“或许不会。”(13)施莱辛格指出，虽然西欧仅仅依赖美国的趋势在削弱，希望获得独立的意愿在加强，然而西欧独立掌控自己的防务并不可行。由此导致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美国威慑的可信度在减少；另一方面，西欧对美国的义务与保证的质疑也在减少，这表明西欧自己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因为他们自己的核力量相对于苏联太过有限。(14)因此，施莱辛格并不担心以相互摧毁城市和人口为目标的“确保摧毁”战略保障美国本土免受核打击的效果，他所担心的是其“延伸威慑”的效果。
总之，施莱辛格总结出核时代同盟关系出现了新的情况。“核时代一国无力独立为国民提供应对外来恐惧的保护，这导致两个结局：第一，大多数国家都意识到自己内部资源的不足，最终会依赖外来支持；第二，大部分国家无力保护自己免受核威胁，这种压力就放在了强大国家身上——如美国和苏联——来为第三方提供保证，同时承担自己国民遭受威胁的风险，这在过去是无需承担的。”(15)他的研究就是要致力于为美国寻找新的选择，既能增强美国威慑的可信度，维护本国及盟国安全，免受外来核恐惧，又能避免全面核战争、不让本国民众遭受盟国民众那样的风险。同时，他还受到兰德公司另一位战略学者谢林(Thomas Schelling)思想(有限和分级报复)的启发，提出了以小规模核打击向苏联表明立场、发出警告的思想。(16)
施莱辛格的努力首先受到了美国军方的注意，施莱辛格由此逐步与官方建立了直接联系。60年代后期，美国军方也开始注意到“确保摧毁”战略所面临的问题，不少空军将领开始尝试寻找新的核选择。负责政策研究的空军少将尤德金(Richard Yudkin)就是新的核选择的倡导人之一，他认为如果空军要重新站到前沿，需要新观念——寻求可信的核作战能力以及重新采购空军武器。他长期保持与兰德公司战略学者的交流，最终找到了兰德公司战略研究组组长施莱辛格。1968年12月，在尤德金的指导下，施莱辛格小组完成了一份名为“核选择的合理性”(Rational for NU-OPTS)的研究备忘录，提出了在有限反击原则下理想的新的轰炸理论，重新重视有人驾驶的轰炸机，认为其性价比要优于弹道导弹，比导弹更加可靠和精确。这会是理想的手段。(17)不过这只是一种概念，并没有能转化成政策规划，而且随着美国政府更迭，战略再评估和调整的任务落在了新政府肩上，而施莱辛格并没有就此完全远离这一进程。
二 施莱辛格与尼克松政府对核战略的再探讨
1969年初尼克松上任的时候，苏联的核力量已经与美国接近，“战略核平衡正走向均势”。(18)1月27日，尼克松在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陪同下前往五角大楼，了解美国当前核战争计划即第4号联合作战计划(SIOP4)。尼克松得知SIOP4是以“确保摧毁”战略为主要内容的作战计划，将以数千枚核导弹来摧毁苏联将近一半的城市、工业和四分之一的人口来应对苏联对西欧和美国的大规模进攻的时候，他深感吃惊，也有所不满，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执行的计划。基辛格同样也对此战略的可信性深感怀疑，认为白宫需要政治上可行的战略。他们都表达了对SIOP4的不满，指出“只拥有一项消灭8000万人口的选择是不道德的”。(19)其实早在1月21日，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发布第3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NSSM3)，要求国防部等职能部门重新评估和研究在当前势力均衡条件下的美国军事政策。(20)这一决定得到尼克松的支持，他也希望作为总统，自己有更多的军事选择。(21)
具体执行这一研究任务的是以国防部长助理塞林(Ivan Selin)为首的研究团队。塞林曾担任约翰逊政府国防部系统分析办公室的工程师，当时他发现美国的核反击战略需要数千枚核导弹，而且苏联的许多战略军事目标都靠近人口密集的城市。如果要保证美苏双方都限制自己，美国需要更有限当量的核弹头。不过这一观念当时并不被其上级接受。到尼克松政府时，他升任负责系统分析工作的国防部长助理，曾多次参与政府关于国家安全政策的高层讨论，并于5月8日完成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指出虽然美国的核战略主要是威慑苏联对美国发动全面攻击，但是战争未必会以这种形态发生，它有可能是一系列逐步升级的危机，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可能会避免打击对方城市。即使威慑失败，战争发生，美国也要有能力尽早结束战争、有选择地做出反应、避免打击城市，这样可以限制损伤。总之，这一报告就是要放弃“确保摧毁”战略。(22)
不过，白宫试图调整军事战略的努力遭到了其他一些官僚机构的反对。首先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们认为灵活的选择会使当前的战争计划降级，于是回避白宫的要求，拒绝支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研究计划；(23)各军种首脑也不太合作，他们宁可相互之间讨价还价，也不希望受到文职分析人员的摆布，因为这些人更可能建议削弱而不是增加兵力。(24)所以，尽管空军内部有一些赞同“新选择”的意见，但国防部的初步研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此外，当时尼克松政府更加重视的是与苏联进行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没有完全把重点放在落实新的核打击目标的选择上。(25)不过，那些希望改变的人士并没有放弃努力。后来塞林去职，塔克(Gardner Tucker)接替了他的职位。塞林之前的助手马丁(James Martin)和伍德(Archie Wood)劝说塔克继续这一课题的研究。于是，他们在国防部内成立了一个战略目标研究小组，这个小组则与兰德公司保持着密切联系，如马丁与兰德公司的考夫曼(William Kaufmann)、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施莱辛格等资深研究人员保持着频繁交流(他们都认为打击对方城市是最后的选择而已)，这些人的思想对马丁产生着重要影响。(26)
与此同时，之前施莱辛格主持的有关“核选择”的研究项目取得了新进展。随着多弹头分导技术的发展与逐步成熟，施莱辛格等人较早提出的精确而有限的小规模核打击设想具备了更高的可行性。马丁和伍德很兴奋地阅读兰德公司原施莱辛格战略研究小组最新的报告，认为这正是人们所要寻找的选择。(27)然而马丁等人的研究依然不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重视。塔克建议国防部长莱尔德(Melvin Laird)另设较高级别的机构来继续这一研究。1972年1月，莱尔德任命国防研究与工程部主任(Director of Defense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福斯特(Johnny Foster)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来制定一项“国家核目标与打击政策”(National Nuclear Target and Attack Policy)，将其命名为国防部战略目标政策委员会(DOD Strategic Target Policy Committee)，简称“福斯特小组”(Foster Panel)。(28)其主要成员除了塔克、马丁等人外，还邀请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莫尔(Thomas Moorer)、空军上将韦尔奇(Jasper Welch)以及国务院计划与协调室(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Staff)副主任韦斯(Seymour Weiss)等，形成跨部门研究。(29)韦斯就一直担心苏联核武库的新扩张会使得美国对西欧的安全保证的可信度降低，并认为“有限选择”可以恢复美国威慑的可信度以及北约的凝聚力。他之前曾参与过施莱辛格小组小规模打击的核选择项目研究，并保持与兰德公司研究人员的频繁交流。在福斯特小组工作过程中，韦斯定期与施莱辛格会面，通报进展、寻求建议。施莱辛格则从韦斯口中完全了解该小组的研究进展。(30)
“福斯特小组”的工作是首次由来自国防部和国务院的核问题方面的军事和文职官员共同研究美国核战略的目标政策，这项工作一直秘密进行。直到1972年12月，莱尔德才向尼克松提交了该小组的最后报告。报告认为“现有政策是通过大规模摧毁敌人的军事能力来赢得战争；新的政策建议是尽早结束战争并降低损失”。新的选择可以“在危机中通过惩罚敌人来表明我们的决心，同时又避免打击城市，为结束冲突创造条件”。(31)福斯特小组的报告实际上融合了反击军事力量(counterforce)、不打击城市、有限核选择(limited nuclear option)的多种思想，这与施莱辛格之前提出的思想别无二致。
福斯特小组的研究最终引起了基辛格的注意。在其国家安全委员会助手奥登(Philip Odeen)的建议下，1973年2月，基辛格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名义发布研究“美国核政策”的NSSM169号令，并要求福斯特小组加入这一项目，由奥登主持该项工作。在福斯特报告的基础上，奥登小组于1973年6月完成的NSSM169号报告提出，新的战略与核力量的运用要基于以下迫切而又可行的原则：“为更广泛的核打击选择制定目标和指导，以便为总统和国防部长等决策者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一旦威慑或外交手段失败，要建立控制升级和结束冲突的措施来保护美国关键利益；鉴于控制升级的努力有失败的可能，要把对敌人战后恢复至关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列为大规模报复打击的目标，以此威慑敌人的大规模攻击。”(32)
1973年7月，施莱辛格刚就任国防部长就关注到了这份文件，他对这份文件非常满意和支持，当即致信基辛格，表示该文件“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进一步思考奠定了良好基础”，并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尽早就这一话题进行讨论，并制定一份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NSDM)来规定执行以上原则的具体措施。(33)基辛格授权奥登小组执行这一建议。奥登小组于1973年底完成了第242号NSDM文件的起草工作，其名称为“为威慑而进行的核武器运用计划”(Planning Nuclear Weapons Employment for Deterrence)。备忘录指出“美国核力量的基本任务就是威慑核战争，核力量的运用计划要服务于此目的，具体目标是：(一)威慑针对美国本土、武装部队以及海外基地的核攻击；(二)与美国盟国联合威慑其他核国家对美国盟国以及其他对美国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进攻，包括核进攻与常规进攻；(三)化解针对美国的核讹诈，与盟国联合应对其他国家对盟国的核讹诈。美国及其盟国将主要依靠常规武力威慑核国家或非核国家的常规侵略，但这不排除美国使用核武器应对常规侵略。”(34)
为执行以上任务或实现其目标，美国政府准备了两项军事计划：一、有限核部署计划：冲突一旦发生，其关键目标是以美国和盟国可以接受的条件，尽可能在最低烈度的层次上尽早结束战争。这需要广泛的有限核部署选择计划，并与相应的政治和军事措施(包括常规武力)相结合来控制升级。能够根据有限部署的原则来制订计划，使美国政府有选择地采取核行动，同时配合常规武力，维护美国关键利益，限制敌人继续侵略的能力。此外，这些选择能够使美国政府向侵略者表明美国抵抗侵略的决心，又能传达希望限制冲突的意愿。因此，这些选择需要限制冲突的层次、范围、持续时间，能够清楚地向敌人传达以上信息。其基本要求就是：(一)将敌人的一些关键目标作为人质，保持随后能够对其进行核打击的态势；(二)允许控制攻击的时间与进度，给敌人以机会重新考虑其行动。二、全面战争计划：如果升级无法控制，美国的核战争目标就是要尽可能保证自己和盟国取得最好结果，其核武器部署就要达到以下要求：(一)维持可存活的战略力量用于冲突之中或之后的威慑；(二)摧毁对敌人战后力量、影响以及恢复为世界大国的能力至关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三)限制对美国及其盟国战后力量、影响至关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的损失。(35)
三 施莱辛格与“施莱辛格主义”的提出及实践
NSDM242文件草稿虽然已经形成，但并不是所有政策规划人员都赞同有限核选择的原则。国务院计划与协调室主任洛德(Winston Lord)对此持保留态度；也有其他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不认为有限核选择是一个好主意”，(36)因此，这份备忘录并没有马上被提交尼克松签署发布。而在施莱辛格执掌之下的国防部则强烈支持和欢迎该备忘录体现的原则。施莱辛格认为这些原则与自己当年进行“核选择”研究所持的观点没有多大差别，现在他得到了“一次绝无仅有的把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37)尽管白宫没有做出最终决定，施莱辛格还是于1974年1月10日在公开场合率先宣布美国正在调整其核战略目标计划。他指出鉴于苏联也具备了安全的第二次打击力量，美国威胁使用核武器首先大规模打击苏联城市的“确保摧毁”战略如果实施的话，将会导致苏联对美国城市同样的打击。这意味着“确保摧毁”战略不再具有可操作性；对方也会得出这样的认识。美国有必要使“目标选择更具有可选择性，不会导致对方的大规模毁灭。为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具备威慑对方不敢对美国及其盟国造成大规模损害的能力”。这种改变就是增加针对一系列多种目标的有限核选择，用来减少对方反击美国城市的可能。(38)
施莱辛格实际上综合概述了自己的“核选择”研究项目、福斯特小组研究项目以及NSDM242文件的主要内容，其核心观点是美国的新战略目标是“尽量扩大打击方案的选择范围，要既能小打也能大打；重点放在发展较小规模的打击上，其特点是打击敌方军事力量而不是其城市”。因为他的首次宣传，这项“有限核选择”战略就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本人也给新战略增添了个人色彩，突出强调了核打击目标的“灵活性与可选择性”。因此，这一战略被媒体称为“施莱辛格主义”。(39)尽管基辛格对施莱辛格擅自公布新战略的把戏愤怒不已，不过这倒促使尼克松很快于1月17日就签字批准了NSDM242号文件，美国新的核战略正式确立。
施莱辛格突然的政策宣示引起了美国各界的诸多反应，其中国会关注的是，新战略出台是否意味着要增加国防预算。同时，战略学界也出现了一些支持或反对新战略的讨论。“施莱辛格主义”最引人注目和具有争议的新特点就是“有限核选择”。一些观察家就认为核战争的升级是难以控制的，有限核战争难免升级为全面战争。(40)不过，它最站得住脚的一点就是其所强调的战略目标的“灵活性与可选择性”，这是大多数人都认可和支持的。尽管有些批评施莱辛格的人指出，麦克纳马拉时代的战略也具有灵活性，但也承认现在需要“更加重视灵活性”。因此，战略学家们也都普遍认为除了针对大城市进行打击外，美国的确需要更多选择来应对苏联，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有限选择的“界线在哪里”?(41)
针对国会和学界的反应，施莱辛格随后在国会和公众面前，做起了推介新战略的说客。1974年3月4日，施莱辛格在国会所做的1975财年国防预算报告中指出，美国的核战略没有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因此，美国的战略力量停留在威慑一种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攻击上，使得总统在应对更有可能发生的威胁面前可用的选择很不够。面对各种可能的威胁，美国要具有足够的威慑手段，就必须具备多种相应的能力。假如威慑失败，战争发生，美国必须具备既能结束冲突又不会导致进一步升级的能力。总之，本项报告“除了寻求加强核威慑的可信度，还回答了万一威慑失败，接下来应该怎么做的问题”。(42)
在预算报告中，施莱辛格首先总结了当前美国战略力量的目标包括：首先威慑对美国的直接核攻击，还要担负威慑对盟国的核攻击的义务，某种程度上还要威慑大规模的非核攻击，但也要严肃考虑威慑失败之后美国的目标。在SALT Ⅰ达成之后，苏联核武库在数量上与美国持平，质量上开始追赶美国。其中苏联的中程导弹对西欧的威胁最为严重，其洲际导弹直接威胁美国。(43)鉴于以上形势，施莱辛格首先肯定了以第二次打击力量为依托的“确保摧毁”战略在对付城市与工业等软目标方面的积极效果，但更多地批评这种选择太过单一，一旦面临核战争，美国总统就只能下令大规模地摧毁对方的城市与人口，同时也会招致对方对美国同样的打击。这不应该是美国应对多种威胁的唯一措施。(44)
虽然前任政府曾试图加强常规力量来提供多种反应方式和限制损伤，但越南战争的结局表明，这种办法也不是很有效，只能再回归到核力量上。然而施莱辛格指出，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小规模侵略，再使用大规模摧毁城市的威慑战略，其可信度已经变得越来越小，威慑可能因为很多原因而失效。因此，需要更多选择来支持威慑的可信度。首先反应的灵活性是基本的要求，要针对不同的情况有选择地做出核反应，而且反应的规模要更小，这样就有可能威慑各种挑战。一旦威慑失败，也要寻求在升级为全面核战争之前结束冲突，这样就可以限制损伤，避免进一步升级。(45)简言之，尼克松政府推出了小规模、更加有限的核选择，包括对有选择的目标进行有限打击，可以使美国在避免造成城市大规模毁灭的情况下进行报复。这种反应可以表明美国不会容忍对自己安全利益的威胁，同时又避免被迫对苏联的中心城市地区造成大规模损害。(46)
针对有国会议员对有限核选择会增加使用核武器几率的担忧以及有限核冲突可能升级的前景，施莱辛格指出核战争造成大量伤亡的前景，为双方在相互攻击对方的城市之前停止冲突提供了动机；适当的计划能够使有限核冲突在升级到大规模核战争之前结束。通过有辨别地报复打击小的目标来将连带损伤特别是平民伤亡最小化，将有助于传达美国反击的有限性质。这一信号有可能会减小刺激苏联针对美国城市进行报复反击的可能。为了进一步促使苏联不要回击美国城市，美国要保留足够的战略力量确保可以将苏联的城市作为人质随时进行毁灭性打击。施莱辛格希望有限核选择与第二次打击力量能够形成一个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使冲突在低限度的层次上进行；同时美国要向苏联领导层传达，美国有限的行动规模说明美国无意攻击苏联的中心城市。施莱辛格相信在这一背景下，美苏双方有理由会以一种“理性和谨慎”的方式行事。(47)
除了对国会和公众口头宣传和解释新战略之外，施莱辛格还根据NSDM242的要求，于1974年4月3日签署发布了一份名为“核武器运用政策指导”的文件(Policy Guidance for the Employment of Nuclear Weapons)。该文件遵循福斯特小组报告和NSSM169报告的原则，阐述了威慑与升级控制的概念，重大和选择性攻击选择(major and selective attack options)，有限以及战区核选择(limited and regional nuclear options)的具体目标和要求。重大和选择性攻击的目标是有选择地摧毁对敌人战后恢复至为关键的经济和军事资源；一定程度上摧毁敌人的政治领导层与军事指挥机关，使其不能再有效进行战争和国内统治；一定程度上摧毁敌人可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核力量，以便有助于限制损伤，并减少敌人核讹诈的能力；一定程度上摧毁敌人的核力量及常规力量，使敌人丧失对外动用武力和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以上行动无意直接针对敌国平民，不把平民居住区作为目标。(48)
有限核选择的目标是向苏联集团表明相关地区冲突攸关美国利益；为美国及其盟国在地区冲突中建立优势，阻止敌人的进一步行动；就苏联集团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的有限核攻击做出反应。战区核选择的目标是直接反击发动侵略的敌人部队，为结束冲突、做出政治安排创造条件，其打击目标可以包括敌人的战斗部队、预备队、增援部队、战术核投送系统、地区指挥和后勤设施等。以上行动也要尽量限制对人口密集地区的打击，要通过选择，尽可能避免打击非军事目标。文件还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传达以上指导原则，并根据以上目标制定具体和必要的行动计划。(49)后来SIOP-5就是在该文件的指导下确立的，并于1976年初生效执行。(50)新的联合作战计划增加了预先计划的打击目标，规定使用比之前计划中相对较小规模的战略力量和较少量的核弹头；同时也包含了使用核武器应对苏联对西欧进行常规攻击的选择。这样做就是出于两个目的：第一，改善美国应对苏联有限攻击的能力；第二，改善美国对苏联进行有限打击的能力。(51)
总之，“施莱辛格主义”是尼克松政府面对新的国际战略形势，推出的一种较为积极的应对战略。相对于完全依靠第二次打击力量的“确保摧毁”战略，新战略更具有主动性，并略带攻击性，所以当时也有人指出，这种战略会造成一种美国心怀第一次打击野心的印象，进而刺激军备竞赛、危及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Ⅱ)的进展。新的战略目标似乎要进行核战争而不是威慑核战争，而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因此，施莱辛格推行新战略的努力带来了两个后续影响。一方面，由于新战略的“灵活性与可选择性”要求，相应的军备要求也提高了。施莱辛格在告诉国会和媒体，这不意味着需要更多武器的同时，也不反对资助新武器系统。因为新战略的一个关键是目标选择和打击的准确性，这就需要研发更精确的导弹。(52)因此，空军以及五角大楼的技术研发人员有了要求更高级轰炸机和导弹的理由和动力，特别是对B-1B轰炸机、民兵Ⅲ导弹甚至更新的MX导弹的需求。相关项目都在陆续开展与加速进行，包括用于精确打击硬目标的AGM-86系列空射巡航导弹。(53)
而另一方面，美苏缓和的进程仍在进行中，并在国会很受欢迎；公众因为越战对军事部门的反感早已达到顶峰，施莱辛格推行新战略的时机并不很好。而且信任他的尼克松很快因为“水门事件”下台，继任的福特总统并不如尼克松那样支持施莱辛格。而当时身兼国务卿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对施莱辛格的行事作风愈加不满。同时苏联对这一战略深感不安，指责其威胁到苏联核力量的安全，破坏了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基础——美苏核均势。(54)因此，施莱辛格对新战略的极力推动威胁到了福特与基辛格更加重视的SALTⅡ的进展，这种矛盾的结果就是施莱辛格于1975年11月被迫辞职，这也成为“福特希望缓和与苏联紧张关系的象征，被认为是福特政府向苏联妥协的姿态；也表明基辛格的缓和政策压过了施莱辛格的强硬政策”。(55)不过施莱辛格的去职，并非福特政府对新战略的否定，更多的是政府内部权力斗争和对政策重点的认识分歧的结果，就连基辛格也承认“美国的战略调整直到施莱辛格的国防部长任内(1973-1975)才完成，那时制定出了一些新的选择目标的方案”。(56)而且，这一战略后来还得到了卡特(Jimmy Carter)和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卡特政府的“抵消战略”被视为“有限核选择”战略的自然延伸。(57)
在冷战进入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苏联的核力量终于与美国实现了均衡。此时的美国尼克松政府不得不面对这种核均势的新形势。美国各界的一些人士也就此开始重新审视美国的核战略，包括某些政府官员和将领在内的不少人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约翰逊政府确立的“确保摧毁”战略的威慑效果因为美国核优势的丧失而削弱。(58)因此，有必要再次调整美国核战略，寻找新的选择。美国空军的政策规划人员最早开始行动起来，依托兰德公司对新的核选择进行研究。此时，施莱辛格作为兰德公司的战略研究项目负责人承担和主持了空军的“核选择”研究项目，正式进入美国核战略的官方研究与决策领域。
长期关注并从事核武器问题研究的施莱辛格，带领其团队，在执行空军研究项目的过程中提出了有限核打击的基本思想。虽然施莱辛格小组的研究成果并没有马上转化为政策实践，施莱辛格本人进入尼克松政府之后，也没有马上直接参与核战略研究与决策，但他与政策研究人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政府的政策研究持续关注。施莱辛格个人的战略思想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得到尼克松政府核战略研究人员的重视、吸收和利用。尼克松政府对核战略调整的成果集中体现于1973年底完成的NSDM242号文件。该文件提出的有限核选择思想正符合此时担任国防部长的施莱辛格的看法。他率先对外公布了该文件的基本内容，并积极推动了该文件的生效和实施。由于施莱辛格对新战略的形成和公布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该战略被称为“施莱辛格主义”。
“施莱辛格主义”正视美苏核均势的现实，放弃“确保摧毁”战略，把有限使用核武器列入应对苏联集团大规模常规侵略的选择。在实施过程中，注重反应的灵活性与可选择性，对目标进行有选择地有限核打击(以远离城市的军事目标为首要打击选择)，达到警告和威慑敌人进一步侵略的效果；同时保留谈判的余地，重视对冲突升级的控制，防止其升级为全面核战争。施莱辛格在任国防部长的两年内，积极对国会和公众宣传和解释新战略，并带动了一些相应的军备建设和军事部署的调整，推动美国乃至世界核武器技术向多弹头分导和精确打击的方向发展。施莱辛格主义也被视为尼克松与福特政府的代表性核战略，(59)成为美国核战略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其“灵活性”与“有限核选择”的思想还对下任政府的军事战略规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施莱辛格本人为该战略的研究、决策与实践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注释：
①国内对这一时期美国核战略这些概念的论述很多，代表性著述有，祁学远：《世界有核国家的核力量与核政策》，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仲春、夏立平：《美国核力量与核战略》，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潘锐：《从“大规模报复”到“星球大战”——论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的演变》，《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3期；张静怡、宋久光：《从“纯威慑”到“实战威慑”——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核战略的演变》，《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萨本望：《美国核战略的演变及走向(上)》，《和平与发展》1998年第3期。
②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威廉·布尔依据尼克松政府档案对尼克松第一任期核政策的研究与决策进行了很详细的论述，指出这些前期工作是“施莱辛格主义”的“前奏”。参见William Burr,“The Nixon Administration,the ‘Honor Strategy’ ,and the Search for Limited Nuclear Options,1969-1972,Prelude to the Schlesinger Doctrin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Summer,2005。
③代表性研究成果有Terry Terriff,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U.S.Nuclear Strateg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 Lynn Davis,Limited Nuclear Option:Deterrence and the New American Doctrine,Londo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1976; Amos A.Jordan,ed.,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sixth edition,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9;[苏]波格丹诺夫等编《美国军事战略》，李静杰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④国外另有著述对施莱辛格的经历及其在尼克松政府中的角色有所介绍，但在其个人思想与政策主张之间关系方面仍留有很大研究空间。见Fred Kaplan,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3; Benjamin Frankel,ed.,The Cold War,1945-1991,Leaders and Other Important Fig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Detroit:Gale Research Inc.,1992; Lawrence Freedman,The Evolution of Unclear Strategy,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1。
⑤James Schlesinge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al Security:A Study of the Economic Aspect of the Contemporary Power Struggle,New York:Praeger,1960.
⑥Benjamin Frankel,ed.,The Cold War,1945-1991,Leaders and Other Important Fig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p.443.
⑦Amos A.Jordan,ed.,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pp.52-53.
⑧James Schlesinger,“Defense Planning and Budgeting:The Issue of Centralized Control”,RAND Report,May 1968,No.P-3813,p.5.
⑨James Schlesinger,“Arms Interactions and Arms Control”,RAND Report,September 1968,No.P-3881,pp.4-5.
⑩James Schlesinger,“Arms Interactions and Arms Control”,p.9.
(11)James Schlesinger,“Arms Interactions and Arms Control”,p.10.
(12)James Schlesinger,“European Security and the Nuclear Threat Since 1945” ,RAND Report,April 1967,No.P-3574,p.8.
(13)James Schlesinger,“European Security and the Nuclear Threat Since 1945”,pp.9-10.
(14)James Schlesinger,“European Security and the Nuclear Threat Since 1945”,p.10.
(15)James Schlesinger,“European Security and the Nuclear Threat Since 1945”,pp.21-22.
(16)Fred Kaplan,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pp.357-358.
(17)Fred Kaplan,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pp.357-358.
(18)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9,p.196.截至1969年，美国与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导弹和远程轰炸机三个领域的数字对比分别是：1054，656，550；1050，160，150。参见P.Edward Haley,David M.Keithly and Jack Merritt,eds.,Nuclear Strategy,Arms Control,and the Future,Boulder:Westview Press,Inc.,1985,p.10。
(19)William Burr,“The Nixon Administration,the ‘Horror Strategy’,and the Search for Limited Nuclear Options,1969-1972”,pp.34-37.
(20)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3,see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9-1976,Volume ⅩⅩ Ⅹ Ⅳ,National Security Policy,1969-1972,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1,p.2.Hereafter cited as FRUS,1969-1976,Vol.34.
(21)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p.216.
(22)Fred Kaplan,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p.366.
(23)William Burr,“The Nixon Administration,the ‘Horror Strategy’,and the Search for Limited Nuclear Options,1969-1972” ,p.37.
(24)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p.217.
(25)Lawrence Freedman,The Evolution of Unclear Strategy,p.377.
(26)考夫曼、沃尔斯泰特、谢林等当时都是美国著名的战略学者，对核战略有着深刻而广泛的思考，特别是在“有限战争”、“恐怖平衡”、核威慑以及裁军等领域的研究颇有建树。更多内容参见刘磊《美国知识分子与美国核战略思想的演变(1945-1960)》，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12年。
(27)Fred Kaplan,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pp.367-368.1970年，美军装备了民兵Ⅲ导弹，这是美国第三代洲际弹道导弹的最新型号，可携带三个核弹头，误差在220-280米以内。见徐光裕《核战略纵横》，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
(28)William Burr,“The Nixon Administration,the‘Horror Strategy’,and the Search for Limited Nuclear Options,1969-1972” ,p.70.有关福斯特小组的具体形成及运作的具体过程，请参见Terry Terriff,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U.S.Nuclear Strategy,pp.97-158。
(29)韦斯同时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项目评估委员会(Defense Program Review Committee)成员，多次参与国防政策的讨论和评估。参见FRUS,1969-1976，Vol.34，pp.629，715，804，931.
(30)Fred Kaplan，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pp.368-369，372.施莱辛格于1969年2月离开兰德公司，进入尼克松政府任职后。一直在华盛顿工作(历任代理预算局长、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中央情报局长直到任国防部长，他个人深得尼克松信任)，始终与五角大楼军事政策研究团队保持着密切联系。特别是他于1972年12月担任中情局长的时候，就十分了解“福斯特小组”的工作。鉴于他丰富的背景与经历，在与政府安全政策研究的核心人员保持密切联系和交流的过程中，自己的思想和研究成果也对他们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31)HAK Talking Points DOD Strategic Targeting Study Briefing,Thursday,July 27,1972,and Odeen to Kissinger,Secretary Laird' s Memo to the President Dated December 26,1972,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73/,2013年2月19日.
(32)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James Schlesinger to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Henry Kissinger],13 July 1973,enclosing “NSSM 169 Summary Report”,8 June 1973,p.5,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73/,2013年2月19日.
(33)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James Schlesinger to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Henry Kissinger] ,13 July 1973,enclosing “NSSM 169 Summary Report,” 8 June 1973,p.1.
(34)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242,“Policy for Planning the Employment of Nuclear Weapons,” January 17,1974,pp.1-2,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73/,2013年2月19日.
(35)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242,“Policy for Planning the Employment of Nuclear Weapons,” January 17,1974,pp.2-4.
(36)Memorandum,Winston Lord to Secretary of State Kissinger,“NSSM 169-Nuclear Weapons Policy,” December 3,1973,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73/,2013年2月19日.
(37)Lawrence Freedman,The Evolution of Unclear Strategy,p.378.
(38)Terry Terriff,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U.S.Nuclear Strategy,p.1.
(39)Lawrence Freedman,The Evolution of Unclear Strategy,pp.377-379.
(40)Jeffrey Richelson,“Soviet Strategic Doctrine and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A Metagame Analysis”,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23,No.2(June,1979),p.326.
(41)Barry Carter,“Nuclear Strategy and Nuclear Weapons”,Scientific American,Vol.230,Issue 5(May 1974),pp.24,31.
(42)Robert J.Pranger and Roger P.Labrie,eds.,Nuclear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Points of View,Washington,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1977,pp.85-86.
(43)James Schlesinger,“Annual Defense Department Report,FY 1975” ,in Robert J.Pranger and Roger P.Labrie,eds.,Nuclear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Points of View,pp.88-90.
(44)James Schlesinger,“Annual Defense Department Report,FY 1975” ,pp.93-95.
(45)James Schlesinger,“Annual Defense Department Report,FY 1975” ,pp.97-98.
(46)James Schlesinger,“Annual Defense Department Report,FY 1975” ,pp.99-100.
(47)James Schlesinger,“U.S.- -U.S.S.R.Strategic Policies”,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rms Control,International Law and Organizations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United States Senate,93rd Congress,2d Session,March 4,1974,in Robert J.Pranger and Roger P.Labile,eds.,Nuclear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Points of View,pp.100-111.
(48)Office of Secretary of Defense,“Policy Guidance for the Employment of Nuclear Weapons,” 3 April 1974,with enclosure from Major Gen.John A.Wickham to General Scowcroft,10 April 1974,pp.3-8,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73/,2013年2月19日.
(49)Office of Secretary of Defense,“Policy Guidance for the Employment of Nuclear Weapons,” 3 April 1974,with enclosure from Major Gen.John A.Wickham to General Scowcroft,10 April 1974,pp.9-10.
(50)Desmond Ball,“Development of the SIOP,1960-1983,” in Desmond Ball and Jeffrey Richelson,eds.,Strategic Nuclear Targeting,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pp.70-79.
(51)Steven E.Miller,ed.,Strategy and Nuclear Deterrence,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ad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197.
(52)Richard Smoke,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Nuclear Dilemma,An Introduction To The American Experience,New York:Newbery Award Records,Inc.,1987,p.206.
(53)MX导弹是美国1972年开始研发的第四代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携带10个30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其投掷误差为120米以内，性能优于民兵Ⅲ导弹。见Robert Aldridge,First Strike! The Pentagon's Strategy for Nuclear War，Boston:South End Press,1983,pp.61-62,103。除了MX与民兵Ⅲ导弹外，三叉戟C4潜射导弹于1975年11月首飞；新型战略轰炸机B-1B于1974年首飞，1976年12月生产；AGM-86巡航导弹于1976年开始发展，1979年首飞。参见王仲春、夏立平《美国核力量与核战略》，第116页。
(54)April Carter,Success and Failure in Arms Control Negoti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47.
(55)Benjamin Frankel,ed.,The Cold War,1945-1991,Leaders and Other Important Fig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p.445.
(56)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p.217.
(57)P.Edward Haley,David M.Keithly and Jack Merritt,eds.,Nuclear Strategy,Arms Control,and the Future,p.19.另见王仲春、夏立平《美国核力量与核战略》，第118页。
(58)P.Edward Haley,David M.Keithly and Jack Merritt,eds.,Nuclear Strategy,Arms Control,and the Future,p.18.
(59)当年该战略在美国公布与推行之后，除了美国国内，还受到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核大国的重视和研究。参见[苏]波格丹诺夫等编《美国军事战略》，第54-56、194-202页。中国官方内部刊物《现代防御技术》1974年第3期，就发表《新的核战略政策》一文对施莱辛格公布的核战略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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