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育运动的历史及对当代教育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活教育运动是“五四”以后兴起的一种提倡和推行生活教育的运动。这场运动酝酿于20世纪初期，兴起于20年代中后期，发展于30 、 40年代，其后，因种种原因而渐趋沉寂。但近十几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和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生活教育运动中表现出的生活教育思想和生活教育理论又呈再兴之势。正确把握这一运动的来龙去脉，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深化当代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促进教育事业繁荣，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均不无裨益。
一、生活教育运动的历史回顾
任何一种教育运动的兴起，都有其时代和思想的背景作为诱因，而且其酝酿与发展，又每随时代和思想背景等各种因素的改变而推移。根据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文化教育发展的需求以及教育运动演进的内在逻辑， 本文拟将生活教育运动的演进过程大致分为酝酿（1913 —1926）、兴起（1927—1930）、发展（1931—1950）、 低落（1951 —1977）和复兴（1978至今）五个阶段。
生活教育运动的兴起绝非偶然，它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帝国主义逐渐与中国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相勾结，共同支配和操纵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竭力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中心任务和历史主题。在经济上，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民族资本主义在19世纪60、70年代也逐渐产生了，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帝国主义列强忙于狗咬狗的战争，暂时放松了在各地的经济角逐，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获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市场，经济实力得到了明显增长。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旧有的教育却远远不能适应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清末以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的推动下，出现了废科举、兴学校的教育改革运动，陆续颁布和建立了近代新型教育制度，翻译了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引进了从赫尔巴特到杜威等人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这些对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过渡都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从教育的总体看，学校教育仍未脱离传统模式，读书做官、书本至上、学校中心等传统思想观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老八股教育”和“洋八股教育”合流，教育依然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实际，尤其是脱离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无法适应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的飞跃发展。生活教育运动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教育运动。它以其一系列教育应面向社会、面向生活、面向广大民众的全新主张，适应了时代的需要，给旧教育以猛烈的冲击。
生活教育运动与西方近现代进步教育思想和运动的影响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日趋成熟。科学的进步，近代工业生产的突飞猛进，使教育日益落在时代的后面、与生活越离越远，时代要求教育与生活在新的基础上结合。要求改革传统教育，以适应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已成为西方许多国家的共同要求。一些先进国家中各种新教育思想如雨后春笋。夸美纽斯（1592—1670）、卢梭（1 712—1778）、爱尔维修（1715—1771）、裴斯泰洛齐（1746 —1827）、赫尔巴特（1776—1841）、福禄培尔（1782—1852）、欧文（1771—1858）等人的教育思想，接踵联袂地影响着世界。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一批新教育家又先后涌现，如美国实用主义进步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杜威（1859—1952），欧洲以提倡新教育而闻名的蒙台梭利（1870—1952）、怀特海（1861—1947）、罗素（1872—1970）等等，他们都反对传统教育，主张尊重儿童个性，让儿童在活动中发展个性和能力。杜威更是明确提出，“教育即生活”，而不是生活的预备，提倡在实际的生活中、经验中学习。他们的说法虽然不一，基本要求却是共同的，即要使学校教育更加紧密地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以适应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新发展，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近代新教育思想和运动相继被引进、介绍到中国，从而为生活教育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国的教育家们通过批判地继承这些西方的教育理论，结合自身在改造中国教育实践中所获得的宝贵经验，推动和促成了生活教育运动。
（一）生活教育运动的酝酿阶段（1913—1926）
20世纪初年，清政府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开始重视教育的实用性，发展实业教育，将实业教育列入学制系统之中，并在1906年学部正式宣布的第一个教育宗旨中，列上了“尚实”一条。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268年的专制统治。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资产阶级教育家蔡元培担任了首任教育总长。同年4月， 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批判了清政府颁布的教育宗旨，提出对青少年进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及世界观教育。在9月2日教育部颁布的新的教育宗旨中，“实利主义教育”被正式列入。上述种种表明，20世纪初，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的实用性，注重加强教育与生活的联系，反对空洞无用的旧教育，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教育正成为一股强大的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1913年，黄炎培时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他在《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及《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两文中，首次使用了“生活教育”这一名词，为生活教育运动的形成开启了先声。〔1 〕由于黄炎培当时地位显赫，在教育界颇有号召力，加之后文又刊载于影响甚大的《教育杂志》上，因此，文章一发表，“实用主义”、“生活教育”等新名词便不胫而走，流行一时。与此同时，庄俞也撰文响应黄的观点，提倡要“采用实用主义”，改革现行教育体制、内容和方法，并对黄炎培关于“实用主义”、“生活教育”的理论渊源作了进一步追溯。〔2〕顾树森在基本赞同他们观点的同时，还提出了补充意见。1914 年，他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了《实用主义生活教育设施法》一文，深入探讨了现行小学教育的弊端及其根源，提出以“生活教育”作为推行实用主义教育的标准，并较为具体地阐述了以“生活教育”为标准的实用主义学级编制的设施法。〔3〕他们的言论， 在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17年秋，陶行知由美留学返国，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聘，任教育学专任教员，传授西方新教育理论。次年11月，他在黄炎培主持的《教育与职业》上发表了《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提出“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其范围之广，实与教育等”。 〔4〕这是陶行知最初对于生活教育的认识。显而易见，这种认识深受当时流行于国内的教育新思潮特别是上述数人有关主张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此期由于人们对于生活教育的探讨还较多地局限于“实用主义”（即职业教育）的范围，生活教育这时主要还是作为一个名词在使用，没有什么系统的理论界说，也缺乏具体的教育实践。因此，这一阶段只能说是生活教育运动的酝酿期。但不可否认，生活教育思想在陶行知身上确已初露端倪。在担任南京高师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科主任、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和教育系主任期间，他极力主张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教育，创办了暑期学校、安徽公学，开始积累了推行、组织大规模新式教育运动的经验。另外，他还积极参与组织教育社团活动，出任《新教育》杂志编辑、主干，介绍西方现代教育，鼓吹“民主”与“科学”，提倡教育革新。尤其在1922年2月， 他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次年8月，辞去东南大学教职，专责中华教育改进社工作， 组织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平民教育运动，逐步建立了一定的全国性的声望。这些都为日后推行生活教育运动奠定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
（二）生活教育运动的兴起阶段（1927—1930）
随着时代生活推动和社会文化思潮影响的加剧，一批致力于改革现状的教育工作者，针对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的弊病，于20年代中期开始共同提倡和推行生活教育主张，在社会上造成广泛的影响，形成一种声势甚大的教育革新运动，生活教育遂逐渐由一个名词发展至一种有理论、有实践的教育主张和教育运动。
首先举起“生活教育”大旗的是陶行知及其同事、学生们，陶行知自留美回国后，经过数年的教育革新实践，发现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教育思想虽然在反对封建传统教育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它们毕竟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平民教育运动也未收到预期效果，遂决心探索一条中国化、大众化的教育新路。自1926年开始，陶行知便决定将工作重心由平民教育转到乡村教育上来。1927年春，他与赵叔愚等人在南京郊外的劳山脚下创办了一所试验乡村师范，这就是世界著名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晓庄师范既为发展乡村教育培养师资，又成为生活教育理论研究和试验的基地。陶行知在《我们的信条》第二条中说：“生活是教育的中心”，还说：“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5〕因此，晓庄学校培养的人才， 是和改造乡村生活紧密地联在一起的。在晓庄周围，他们办了乡村医院、民众夜校、中心茶园，还修路，打井，建民众戏台、民众运动场，开办石印厂、织袜厂、合作社，提倡造林，推广农业新技术、新知识等，努力把乡村教育与乡村生活结合起来，为广大的农民及其子女服务。此项教育试验收到了良好效果，来校参观访问者络绎不绝，希望陶行知派出师生去协助办学者也不在少数。1928年4月，受浙江省委托， 陶行知创办了湘湖师范学校（又称“第二个晓庄”），次年春，又应淮安徽州同乡会邀请，创办了新安小学。
晓庄师范的成立，大大推动了生活教育理论的完善和发展。1927年1月，《乡教丛讯》创刊，为生活教育运动提供了重要的舆论阵地。 陶行知对生活教育理论的研究也更加注重科学，注重国情，注重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他认真总结了生活教育实践的经验教训，发表了《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行是知之始》、《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等一系列著作，对杜威的教育思想进行了较彻底地改造，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
与此同时，教育界的一些怀着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宏愿的进步人士在从事民众教育、乡村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过程中，也逐步认识到旧教育的最大弊端就在于脱离人民大众，脱离社会实际生活，是一种吃人的、以书本为中心的教育；并认为生活教育是革除旧教育痼疾的一剂良方。俞庆棠、陈礼江等人相继撰文宣传生活教育主张。
30年代初，为了配合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新生活运动”，陈果夫、陈立夫等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御用学者也忽然对生活教育感起兴趣来，纷纷成立生活教育研究会，写文章，出专辑，鼓吹生活教育。一时间，“生活教育”的口号声不绝于耳，煞为热闹。
这样，尽管各自的动机和目的不尽一致甚至大相径庭，但由于大家不约而同的提倡和推行，尤其是以陶行知为代表的生活教育派的大力推动，在20年代中期以后终于逐渐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影响广泛的生活教育运动，给死气沉沉的旧中国的教育界带来了生机。
（三）生活教育运动的发展阶段（1931—1950）
进入30年代，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尤其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民族救亡运动的方兴未艾，使陶行知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生活教育理论的实践、创造、革新和探索，百折不挠，艰苦奋斗，推动着生活教育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
1930年4月，晓庄师范被国民党政府封闭， 陶行知本人遭通缉（被迫流亡日本）。生活教育运动似乎处于静止状态，但它在教育界的影响已不可小觑。1931年陶行知回到上海，创办自然学园，设立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编辑《儿童科学丛书》，从事科学下嫁运动，这虽在形式上有别于前期的乡村教育运动，但仍和“改造国民，创造新中国”的思想一脉相承。在此背景下，1932年10月山海工学团在上海成立，它将工场、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使生活教育与工农业生产和社会政治斗争紧密结合，特别是提出团结救国的主张，宣扬教育必须配合政治要求，这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新创造、新发展。以此为起点，普及教育运动开始大规模地发动起来，渐有普及教育助成会的组织，又产生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并于1934年出版《生活教育》半月刊，有计划有系统地宣传普及教育运动。
生活教育在普及教育运动阶段已逐渐加强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政治需求相配合，这完全是与其“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观点相一致的。因此当日寇侵我国土、害我人民，北平学生率先反抗， 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之后， 生活教育者便首先起来响应， 于1936年发起成立了国难教育社，拟定了国难教育方案，自觉地将教育工作与抗日救亡斗争结合起来，在全国广泛地推行国难教育运动。至此，他们已经明确地意识到社会是一个统一体，其中各部门应相互依存，在认识上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其后，陶行知远赴海外，广泛宣传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争取国际友人的援助。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生活教育者又主张改革学制，调整课程，革新教育方法，加强政治教育和抗战需要的知能教育，并出版《战时教育》旬刊，同时在上海、武汉等地大规模地创办抗战知识训练班，并联合各地教育界人士组成“抗战教育研究会”、“全国战时教育协会”等团体，积极开展战时教育运动。在这一时期，生活教育愈发壮大，为中国教育增添了新的活力。〔6〕1938年12月15日， 生活教育社在桂林正式成立，陶行知被选为理事长。该社的成立是生活教育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其社章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建社宗旨，明确了社务，健全了组织，规划了职权，使其成为领导全国生活教育运动的核心，推行生活教育运动的“先锋部队”。〔7〕自此， 生活教育运动走上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道路。
1939年，陶行知敏锐地感到有必要促进战时教育向深广发展，乃切时地提出，教育要随着战争的展开而开展，要推行全面教育。在此期间，他为实现“办难童学校，收容教养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苦难儿童”之愿望，于该年7月在四川合川创办了育才学校， 作培养人才幼苗的分组实习实验，其生活教育内容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体现了德、智、体、美、劳的和谐发展，既设有普通课，又设有分专业的提高课，还实行创造教育训练，发展高年级学生研究能力，从而进一步丰富、完善了生活教育理论。
抗日战争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人民要求解放的斗争形成波澜壮阔的洪流。陶行知又把工作重点放在民主教育运动方面，1945年10月，《战时教育》杂志改名为《民主教育》。次年1月， 社会大学在重庆创立，它主要让学生学习民主革命理论和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专制独裁的革命活动，使生活教育为革命斗争服务，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革命教育。该校很快成为革命的熔炉、人才的摇篮。
陶行知的教育实践，始终围绕着把“生活教育”理论变为“生活教育”的现实这一中心。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全面教育运动和民主教育运动，都是“生活教育”的现实。陶行知正是通过开展生活教育运动，为贫弱的中国在教育方面找到了一条光明的道路。1946年7月25日， 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终因积劳成疾，患脑溢血逝世。
陶行知虽然去世了，但生活教育运动并未停息，他创立的生活教育学说在此之后继续得到发展，萌芽学校的诞生便是很好的例证。1947年5月4日，高衡创办了“德都萌芽乡村师范学校”。该校根据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和当时农村建设需要，运用陶行知的生活（实践）教育原理与方法，培养建设农村的人才。为了传播陶行知思想，他们印发了2000册《行知教育论文选》，把“教学做”改为“做学教”，表示以实践教育为中心。经过3年努力， 学生发展到366名， 更重要的是这些学生都已接受了相当程度的教育和训练，特别是他们实际生产知识技能扎实，是文化劳动的双面手，其中就包括了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梁军。〔8〕
陶行知等人在注重教育实践的同时，也认真总结了生活教育经验，表现为对于生活教育理论的研究和阐述更全面、更深入。这一阶段，陶行知陆续发表了《生活教育之特质》、《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创造的儿童教育》、《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全民教育》等重要文章，把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同时，他的同事、学生们也先后发表了不少探讨和宣传生活教育的文章，如刘季平的系列论文《文化与教育一般之特质》、《科学化的生活教育》，王洞若的《生活教育的涵义》、《生活教育运动与生活教育社》，戴伯韬的《生活教育发展史纲》，张健的《生活教育是什么》，程今吾的《教育的本质》等，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此外，教育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包括解放区共产党的老教育家徐特立等人）也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作了不少中肯的评价，扩大了生活教育的影响。生活教育的重要主张尤其是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即知即传”、“小先生制”等在全国不少地方（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广为流传与运用，甚至连海外的某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印度、印尼、缅甸、香港等）也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产生了深厚兴趣，有的还开展了不少具体的实验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绩。〔9 〕这些都表明30年代以后生活教育运动进入了它的兴盛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二、生活教育思想对当代的影响
生活教育运动由萌芽而兴起，终至大发展，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在进入50年代以后，生活教育学说却经历了一次大曲折，直到70年代末，才又重新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一）生活教育学说的低落阶段（1951—1977）
1951年，电影《武训传》遭到批判，陶行知受到株连，被扣上了“改良主义”、“实用主义”等帽子，打入了冷宫。这使陶行知的声望受到近30年的歪曲贬低，其教育思想也成了众矢之的和研究的禁区，生活教育学说在此遭受重大挫折。其间1957年邓初民、陈友松等人提出重新评价陶行知，但不久反右运动的开展，使此良好愿望落空。
（二）生活教育学说的复兴阶段（1978年至今）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主张，拨乱反正工作在各个领域（包括教育领域）里广泛而深入地展开，陶行知的名誉终于得以恢复，各种陶研机构相继成立，陶研学术会议次第召开，人们在理论上、实践中重新恢复了对生活教育学说的研究和探讨，生活教育学说走上了复兴之途。
1.陶行知的平反，为生活教育学说争取了政治保证。1981 年10 月1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隆重集会纪念陶行知诞辰90周年，邓颖超、胡愈之等中央领导人分别在会上讲话，对陶行知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他是“人民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进步的思想家”，为其正名平反。1985年9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又做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讲话，认为应该从“全体”、“各方面”对陶行知进行评价，进一步澄清和消除了在错误路线影响下对陶行知评价所产生的错误认识和不公正态度，重申陶行知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伟大的、进步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者”，彻度地为其平反，从而在政治上为生活教育学说向更深更广层面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陶研机构的涌现，为生活教育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率先恢复“生活教育”研究工作的是陶行知当年的学生和朋友们。1979年，操震球、杨寿南、李勋南等人一起在安徽组织了陶行知研究小组，次年成立了陶行知研究会，出版了第一期《行知研究》，此举获得当时安徽省委书记张劲夫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江苏、四川、上海三省市也设立了陶行知研究会，并举行学术年会，出版研究成果，积极推动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的深入。其后又相继设立陶行知研究会或陶行知研究组织的省市有广东、福建、北京、浙江、陕西、湖北、江西、湖南、山东、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云南等，一时间，陶研之花开遍了中华大地。
1984年10月，北京、上海、江苏、安徽、四川、广东六省市联名倡议成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不久于屯溪召开了有17个省市参加的座谈会，商讨成立全国陶研组织事宜，并向中共中央宣传部递交了申请报告。12月申请获准。次年的9月5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在北京正式成立，确定了“两会”工作的宗旨，产生了领导机构。它标志着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突破了从前那种区域性的、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局面，走上了有组织、有规划的道路，从组织上保证了全国的“生活教育”研究工作得以如火如荼地开展。到1994年底，全国成立有陶行知研究会的省市自治区有21个之多，另外，各地由省市所属的地区、县以及院校，甚至包括工厂、企业等基层单位成立陶研组织的也近千个，全国的陶研人员则逾6万之众。
3.政府的倡导， 为生活教育学说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1990年9月，安徽省教委、省教育工会、 省教育学会和省陶行知研究会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学习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此举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其后，相继又有上海、江苏、四川、广西、广东、山西、江西、青海、河南、云南、辽宁、黑龙江、河北、浙江等省市的教委、教育工会、教育学会、陶研会等单位发出了学习陶行知活动的通知。生活教育理论由于是在反对旧教育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是科学的、进步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对它的研究和实验，将有助于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因而也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和赞成。1991年10月，为纪念陶行知诞辰100周年，江泽民总书记写下了“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 促进教育改革”的题词，李鹏总理的题词为“学习、研究、运用、发扬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为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从而使生活教育开始由一种纯民间的、群众性的教育活动发展到由教育行政部门出面领导，以及和教育工会、教育学会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帮助推动的新的阶段。
4.学术研究的盛行，为生活教育提供了理论指导。随着陶行知政治上的评价得以拨乱反正，学术界也恢复了对生活教育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首先，在有关各方的高度重视和共同努力下，生活教育资料的搜集和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集中表现在陶行知的各种文集、选集乃至全集纷纷出版，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经过3 年多的艰苦努力（1982—1985），编辑出版了360 余万字的《陶行知全集》（六卷本），在生活教育研究史上做出了成绩。数年后，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又在其基础上组编了新版《陶行知全集》（十卷本），其内容更为丰富，注释更加准确，进一步促使生活教育研究走向深入。其次，生活教育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内容不断深化。十余年来，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学术研讨会，从研讨生活教育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基础、结构体系开始，探讨了其中的乡村教育思想、普及教育思想、幼儿教育思想、师范教育思想、职业教育思想、高等教育思想、成人教育思想、终身教育思想、科学教育思想、创造教育思想等；进而研讨生活教育理论与古今中外教育思想的相互影响，阐释了陶行知与杜威、武训、王阳明、蔡元培、黄炎培、张謇等人的关系；再进而研讨生活教育理论与当前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关系，出版了《为中国教育改革探路》、《改革师范教育的新路》、《农村教育的出路》等专著。通过这些研究、讨论，进一步论证了陶行知创立的生活教育学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的，是符合我们党的教育方针的，因而对我国现阶段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5.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为生活教育运动国际化创造了条件。由于陶行知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大教育家，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教育改革家。其生活教育理论与实践构成了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勃然而兴的教育革新思潮和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曾经产生并且还在继续产生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因此，生活教育也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家、历史学家关注的研究领域。国内陶研界非常重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注意译介国外学者优秀的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如翻译日本学者斋藤秋男的《陶行知评传——政治抒情诗人的一生》，出版《陶行知研究在海外》等，加强与外国的有关组织进行学术往来，如与日本的生活教育联盟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等。尤其是1996年10月，在武汉的华中师大首次成功地举行了“陶行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更促使生活教育向国际化的发展方向上迈进了一步。
6.教育实验的开展，为生活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生活教育”的研究者们自觉地将研讨与实验紧密联系起来，他们结合本地实际，确定研究专题，把生活教育理论贯彻、落实到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去，既促进了当前的教育改革，又发展了生活教育理论。1987年，安徽省休宁县溪口区开始实行“农科教多位一体”改革实验，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以科技为动力，以农村职业学校（或其他教育设施）为载体，通过统筹协调，使三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得到综合利用，合理配置，发挥各自优势，相辅相成，取得人才培养、科技发展和经济振兴的最佳效益，加速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10〕
与此相类似的实验还有1986年开始的安徽省黄山市的“农科教统筹”实验，1987年开始的山西省吕梁地区前元庄的“村校一体”实验、四川省合川县的“整体改革”实验，1991年开始的山西省屯留县东古村行知学校的“整体教育”实验、江苏省沛县欢口小学的“村校一体奔小康”实验，1993年开始的江苏省江浦县五里行知小学的“村级大教育”实验等。这些教育整体改革实验的出现，表明了生活教育在社会主义时期获得了很大发展。
除农村教育改革外，生活教育的实验领域还包括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工矿企业教育、高等教育、特区教育等。这就在华夏大地上重振起生活教育之雄风，产生了如南京的晓庄师范、山西的太谷师范、安徽的徽州师范、黑龙江的克山师专、湖北的孝感师专等众多决心走行知路，并在教改实验中硕果累累的样板师范学校；出现了如江苏省江阴市这样的注重素质教育，加快经济与教育结合的“全国经济百强县（市）”、“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诞生了如北京的香厂路小学、苏州市大儒中心小学、上海市的和田路小学等借鉴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取得突出成绩的好典型；涌现了如北京的行知职业学校、南京的中华育才学校、安徽的黄山医科大学等以生活教育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民办学校；创办了如广东白云山职业高中、浙江金华行知职业高中、山西阳泉交通职业学校、安徽金寨县江店职业高中等弘扬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的职业学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短短的十余年里，生活教育学说无论其发展速度、规模，还是产生的影响都已达到空前的程度。数量可观的教育实验既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直接指导下的产物，又反过来发展、丰富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尤其是倡导“科教兴村”，较之陶行知的“教育与农业携手”观点显然已有长足的进步，为“科教兴国”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
（三）生活教育学说的未来展望
生活教育学说是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革的产物，也是20世纪世界教育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适应了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革的需要，也符合当代世界教育潮流的发展趋势。因此，生活教育学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必将在未来的岁月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一，生活教育将更加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展。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基金会及地方（主要是各省市）陶行知研究会作为推动生活教育学说发展的核心机构，将一如既往地领导陶研活动能多角度地在多层面上发展。其自身也将随着生活教育的渐趋深入和持续拓展，而不断调整、完善。
在中陶会及各省市陶研会的组织领导下，陶研机构必将成立更多，并出现由省级向地市县、学校、企业、社区拓展的良好态势。
生活教育的推展还将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1996年中陶会制订了“九五”规划，确定了今后五年内陶研活动的主要内容，成为推动生活教育在“九五”期间继续发展壮大的指导性文件，从而保障陶研工作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
第二，生活教育的试验实验与学术研究将向纵深发展。
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试验实验工作一直得到教育界（尤其是陶研界）的高度重视，在农村教育、师范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企业教育以及社区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广泛展开，既促进了当前的教育改革，又发展了生活教育理论。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现代化，大批先进的仪器、设备，科学思维方法、实验手段的大力推广和应用，生活教育的试验实验还将呈现科学化的趋势。
与此同时，对生活教育的学术研究也将进一步加强。主要表现为：1.更广泛地挖掘搜集和翻译出版国内外有关资料和研究著作。陶研界将会突破现有的把生活教育研究资料理解为就是陶本人著述的狭隘的思想观念，形成一种生活教育研究的“大资料观”，把一切与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有关的资料，无论中外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挖掘搜集、出版。2.研究领域将不断拓宽，研究内容将逐步深化。21世纪生活教育的研究领域，除了对陶行知本人生活教育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以外，将从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里，把生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和流派来研究，甚至开拓生活教育研究之研究的新领域，这将使研究工作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具有新的理论视野和历史高度。鉴于这种宏观研究的特点，未来的生活教育研究将特别注重运用比较方法，开展各种大跨度的比较研究，如对陶行知与国内外著名人物进行比较研究，对生活教育思潮和流派与近现代中国教育思潮和流派进行比较研究以及对生活教育思潮和流派与近现代西方教育思潮和流派进行比较研究等等。另外，由于对生活教育的研究是以促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为宗旨的，因此，生活教育理论研究还将与我国教育改革紧密结合，以研究促进改革，以改革推动研究。〔11〕
第三，生活教育理论将得到新的丰富和发展。
生活教育理论之所以产生如此深远、广泛的影响，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其理论本身的进步和合理，也由于当代人（尤其陶研界）对此理论精髓的继承和发扬，促其不断丰富和发展，使之符合当前我国教育发展的需要。 如创业教育的提出与推行完全是生活教育理论在当代的发展。 1987年四川省教委批准合川县实施生活教育的整体试验，其先主要开展学陶活动，使全社会逐步明确“生活教育”的目的和意义。次年，胡晓风正式提出开展“创业教育”，为生活教育理论充实了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内容，得到四川省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在试验过程中，“队伍日渐扩大，经验日渐积累，理论日渐丰富，成果日渐显著”。〔12〕与此类似，安徽黄山的“农科教统筹”，山西前元庄的“村社合一”，上海和田路小学的“创造教育”等，无不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我国当前社会环境中的极大丰富和长足发展，它们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关系，但又绝非生吞活剥，而是在继承生活教育理论实质的基础上，根据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需求以及现实生活的需要有所创新，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
第四，中国的生活教育学说与国外的生活教育学说将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相互借鉴，相互推动，使生活教育对当代的教育改革产生更大的影响。
近几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开展，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国内外的生活教育增加了沟通的渠道和机会。但不容否认，由于长期隔绝和封闭，这种联系还有待进一步调整、加强。随着生活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以及人们认识的普遍提高，中国的生活教育必将走出国门，与国外的特别是日本的生活教育携手并进，在相互借鉴中求取发展，从而为推动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第五，生活教育学说将对未来中国教育改革乃至社会发展产生更大的作用。
生活教育理论不同于一般的理论之处，在于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行动）的教育学说，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能为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其“教育立国”思想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观念，从而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其“生活即教育”的主张启示我们教育必须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为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其“社会即学校”的主张要求我们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采取各种教育形式，开展大规模的教育活动，构建多层次、多形式、开放的大教育体系；其倡导的“全面教育”的论断提醒我们要把德育放在首位，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教学做合一”的观点号召我们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提倡的“小先生制”，对我国加快扫盲速度，提高中华民族的基本素质有很大的借鉴价值。陶行知的为“国家托命”之所在的师范教育思想和他“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奉献的崇高师德，将激励更多人投身于光荣而伟大的教育事业，他的重视农村教育的观点，正确对待中外古今教育经验的态度，都将是未来中国开展教育改革时应该继承学习的内容。
同时，生活教育还是教育与社会整体改革合一的学说，陶行知主张“政富教合一”，这对于使教育在社会整体改革中与政治经济协调并进，相互推促，颇有启示作用。〔13〕
生活教育学说及其生活教育运动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发展壮大，已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随着人们认识的进一步深入，实践活动的进一步开展，生活教育理论必将不断发展，趋于完善，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实践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注释：
〔1〕黄炎培：《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1913 年《江苏教育行政月报》第1号：《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1913 年《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
〔2〕庄俞：《采用实用主义》，1913年《教育杂志》第5卷第7 号。
〔3〕顾树森：《实用主义生活教育设施法》，1914 年《中华教育界》第1号。
〔4〕陶行知：《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1918年11 月《教育与职业》第1卷第3期。
〔5〕《我们的信条》，载《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651页。
〔6〕戴伯韬：《生活教育发展史纲》，载《生活教育文选》， 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204页。
〔7〕王洞若：《生活教育运动与生活教育社》， 载《生活教育文选》，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
〔8〕刘维汉：《生活教育简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204～205页。
〔9〕详见周洪宇：《陶行知研究在海外》，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0〕《生活教育理论在黄山的实践》，载《中国陶行知研究基金会会讯》第65期。
〔11〕周洪宇：《生活教育研究如何深入》，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
〔12〕姚文忠、金成林：《创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载《中国陶行知研究基金会会讯》第61期。
〔13〕董宝良主编：《陶行知教育学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5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