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的几个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近代论文,误区论文,政治思想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2)04-0145-04
研究近代政治思想史，是咀嚼、消化、挖掘和发展前人思想成果的过程。研究者一方面要担当起思想整理与传播的任务，另一方面，要继承思想家们的“遗愿”，把他们的思想发展得更深更远。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研究者控制着思想传播的源头和思想创新的阶梯，他们的错误会贻谬千里。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误区有多个，下面仅就常见的几个做些分析。
误区之一：用大概念解说思想
大概念泛指那些指称不当，概括失偏，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且冰冷无情，抹杀思想者们个性光辉的词语。在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使用大概念主要见于叙述和评价思想者思想的场合，其特点是用一套不适于所述思想的话语体系，歪曲了思想的本来面目及实际影响。
比如，在论及康、梁及其戊戌维新运动的原因与目的时，人们常说：“它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政治运动，目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维新派追求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向地主阶级夺权”。这里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等，都属于大概念。因为联系到1898年的中国情形，我们不难发现，“资产阶级”这个词很难把握。到底哪些人属于资产阶级呢？那个时代我国的资产阶级刚刚萌芽，从人群中分辨出来很不容易。它不像我们说“中国人”或“士、农、工、商”那么一清二楚，毫无歧义。为了理解这个词，我们必须仔细归类，把当时各阶层的人过一遍筛子。这样，“资产阶级”这个似乎使叙述简单化的词语，反而把问题复杂化了。
又如，在评价戊戌维新时，一些学者说它“是场旧民主主义革命，因为它没有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此处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也是大概念。它们具有高度的哲学思辨性与概括性，已大大地剔除了具体的社会表征与规定，把本来活生生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关涉每个人生存、发展、幸福、自由的社会制度，精缩成单一的、凝固的、超越个人需要、欲望、感情、思想等因素的抽象本质，高度概括，较难理解。在1898年，一般人并不知晚清社会中什么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是那些仁人志士，对晚清社会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为何物也不甚了了。在这样情形下，让前人去“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恐怕是纸上谈兵。所以，不论说戊戌维新变革了或没变革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都不恰当，而因其所谓的“没有变革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而贬低它的地位更是不公正的。
大概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背后常常有一种潜在的逻辑，就是思想者不能有自己的个人性、独立性，一定要代表某一集团或某一势力；思想不能单纯地从思想的角度来评价，一定要看它的社会价值。因此，本来是个人的观点，总要冠以某某阶层、阶级的大帽子；本来是思想的火花，却偏要它破除黑暗，并因它未曾破除黑暗而加以否定。这套逻辑采用的视角、框架、概念都不恰当，它必然导致思想的误读与误解，最后也必然埋没思想的美景与宝藏。其实，思想者首先是个人，而且一般而言也仅仅是个人。他们未必想表达一个阶级的愿望，也很难表达一个阶级的愿望。按现代法律精神，在别人未授权时不能随便代替别人发表意见，否则就是违法；人和人之间也很难互相代替，思想者个人、个人一己之见的存在本身都是合理的，它们都有意义和应受重视，我们不能因为它们的个人性而抹杀它们，也不能为了抬高它们而强加上不当的群体的色彩。从根本上来说，人是个体的，思想也是个体的，从个人角度理解思想者及其思想也许才是最合适的。
另外，思想可能会转化为物质的力量，造成社会影响，也可能不会转化为物质力量，形不成社会影响。在思想和社会之间只有可能的联系而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社会的发展是多因一果的，思想之因占多大比重尚难以度量，但在近代中国这样文化和传媒都很落后的社会中，思想的作用肯定不会很大。因此，以思想的社会作用来评价思想的价值，和以一只鸡是否能下蛋来判断它的公母是一样的。另外应该看到，思想的进步性与落后性，和它们会产生多大的社会作用间也没有对应关系。进步的思想社会作用未必大，落后的思想社会作用未必小，这和“知识就是力量，而无知是更大的力量”是一个道理。所以，以一种思想是否改变了社会弊端来评定其价值，是强人所难的，也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俗见的体现。
误区之二：片面的文本解读
文本解读的片面性包括几种情况：其一是对思想史上多人探讨过的命题解读片面，在把握该命题时只看到一个论者的文献和观点，没有参看其他论者的文献和观点，结果对命题的理解不全面，丢掉了构成该命题的其他重要思想部分。其二是脱离实际或实践来看文本，只重著述而不重生活，在依靠文本确定思想者的思想内容与性质时，因不能用实践加以考察而真伪不分、本意不明。其三是对某种思想的含义作片面的甚至歪曲的理解，或背离思想的原意，或遗失思想的精髓。其四是光看一人而不及他人，不能对思想者们作整体的把握与群体的解读，造成思想的分析缺乏力度，归因究果不合逻辑。
比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领袖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提倡的思想，这个命题反映了他们共同的态度和趋向，只是张之洞谈的最多、最系统。因此，把握这个命题的含义，就不能只限于阅读张之洞一人的文章，还应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文章。再如，在我国近代思想史上，很多重要的概念、命题——如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物竞天择、妇女解放等，都是以思潮的形式出现的，围绕这些概念、命题，众多思想者都做了思考、阐述，从不同角度、层面丰富了它们的内涵。因而在研究这些概念、命题时，只看一家之言是不够的，应该尽量多的阅读，这样理解才能全面深刻。
思想一般都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但生活实践也是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研究思想者的思想，既要看他们说过什么，还要看他们做过什么。这两个渠道都是思想的第一手材料。而且，纸上的东西还有真伪问题，它是否反映了思想者的真实想法，还需要通过实践来考察。思想史上有些纸面上的说法并未落实在实际中，所以它们是否是思想者的真思想、是否是某个运动的真目的就需要思考，需要下一番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分析的功夫。因此，思想史的研究要和生活史、社会史等的研究联系起来进行，要注意生活实践的资料意义，要用实践来印证思想。如果脱离生活实践，简单地认定某些口号就是喊出该口号或打出该旗帜的思想者或运动的思想与目的，那很可能会发生思想的误读。近代史上有些人、有些运动喊出了很好的口号，但这些人、这些运动并未贯彻这些口号。比如，《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一个文件，有些学者据此推定洪秀全追求小农社会的乌托邦，可是这个文件并未认真落实过，太平天国存在的倒是另外一套。“民主”、“科学”是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两个口号，新文化运动中多数思想者都谈论过他们，都为其增添了思想内容。但由于新文化运动是狂飙突进的，陈独秀等先行者们主要是从以民主科学为尺度批判若干社会现象，而未正面地从学理上对这两个口号作出详尽的清楚的阐发，所以这两个口号的含义似乎不够确定。但是，考虑到新文化运动是文化的现代化、世界化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认为应该从西方的哲学、政治学角度来理解这两个口号。因此，有的研究者把民主简单地理解为反对专制和多数人参与政治，把科学理解为学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等就是很片面的。这不但会降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价值，也会使我们漏掉其中的很多精华。
扩大或缩小文本命题的范围、判断的程度，甚至完全改变文本的意思，也是一种常见的片面的解读方式。例如，研究者看到某篇文章对传统文化有质疑，对西方文化有赞成，便推论它是全盘西化的观点；看到某篇文章对革命有担忧，对暴力有保留，就推论它是改良主义，等等。这种片面解读既好走极端，又采用机械的二分法，一个观点不是被认为极好就是极坏，否定了中间性思想的存在和价值。
对思想者思想的研究中，最直接的材料是著述和文献，但有时由于各种原因，材料发现的很少或公开的有限，往往只有一两篇文章面世，因此，仅据此形成观点论据就不一定充分，甚至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比如，李秀成只留下了《李秀成自述》，而它到底是什么样，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李秀成的思想，这还是个问题。依据一篇《自述》来判断其思想未必准确，说他投降变节也欠说服力。
思想家的成长和思想的产生都是有原因的，其周围的人常常起着重大作用。因此，在思想史研究中要重视群体解读。比如，在论及鲁迅成为伟大思想家的原因时，有些论者过分强调他的个人感悟与勤奋等因素，而对其思想成长的具体“生态环境”较少触及。事实上，鲁迅周围有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鲁迅与这些学贯中西的时代精英的交流是他自己思想、学识成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如果没有陈、胡发轫的新文化运动，没有游学海外的朋友们向鲁迅输入的新知识、新见识、新理论、新主义，没有他们对鲁迅的多元挑战、自由批评、个性言说，鲁迅很可能会以教育部时期的那种练字、读经、搜求金石古籍的暮气沉沉的小吏状态终了一生。与同仁、论敌思想的碰撞与争辩，大大开启了鲁迅的视野与思维空间，为鲁迅提供了珍贵的思想养料与发酵剂，促进了鲁迅更深更广的思与想。所以，重视思想家周边的思想群体及其交融、交锋、切磋、论战，有利于搞清思想家言说的缘由与话语含义，也利于搞清其思想发展的过程。
文本转述的顺序、侧重点是文章解读的又一方面。有的研究成果反映不出思想者政治的兴趣点或格外发挥、有所建树的政治领域，按照政治学教材的章节顺序来平铺直叙，采用模式化方式处理思想，掩盖思想者思考的兴趣点、侧重点，造成蜻蜓点水、不深不透的毛病。而且，按政治学教材的模子来筛选各种政治学说，常常还导致很多富有启发性、十分宝贵的政治智慧因不合模式而被淘汰，引起思想资源的无辜浪费，妨碍人们批判地吸收已往思想的精华。
误区之三：向前不向后，缺少接着说
深入挖掘材料，阐述微言大义，比较学理异同，追溯思想源流，这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工作；而与先哲们对话，接着思想家去谈，敢于与其讨论、争辩、切磋，在立足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当代、史与论的多重基础上，发展思想，开拓学问，也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一些研究者只停留在思想的把握和梳理上，不去延续和发展思想，这是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又一误区。
学问就是学和问，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问。具体到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们既要问某个思想的源流、含义，更要问那个“所被思想”——要问“所被思想”是什么、为什么、应成为什么。这样学问就不再只是新闻发布会，研究者也不单单是转述思想家们话语的留声机；学问变成了讨论会，研究者也成为讨论者——在倾听思想者宣讲的同时，也主动地思考、发展着思想，让所思更深更广，让学问从溪流壮大为海洋。
近代政治思想史可以接着思考的话题很多，因为它不光是学说史，更是问题史、问题思考史。所谓学说、观点，不过是对问题的某种解决。政治问题常具有复杂性、持续性，很多问题前人发现了，但尚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往往是新学说的生长点，研究者缘此思考、求索，可以在前人的结论上得出新结论。所以，近代思想史不能光重结论，必须关注问题；不应光梳理他人所思，还要有自己的所思，勇于发挥，善于接着说。近代政治思想史就是一部问题史，这些问题可延展的空间很广阔，所以值得接着说。比如，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梁启超的新民说、陈独秀的民主科学思想，都应继续发展，它们中的意蕴还有很多未穷尽的地方，联系现实还有很多应深化的地方。其他思想史上谈过的问题，如政府功能、文化继承与引进、专家治国等，都不只是历史问题，也具有一般的现代意义，应该继续探讨。
其实，人成为思想者不是命定的，每一位思想研究者都可能成为思想者，而且从知识储备、思想训练的角度看，当代的思想史研究者比历史上的思想者们条件要充分。因此，接着思想史去说，是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也可能会成为学术建树的一块沃土。否则，简单的思想重述，既解决不了思想问题，也增加不了人类的知识量、信息量，甚至会造成思想的边缘化。多年来，思想史研究者们自己画地为牢，基本上是以史为业，而不愿向思想界延伸，这限制了学者们的发展，不利于思想的繁荣。
接着先哲们的话说，与其争辩和切磋，不是光否定或批评——如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以完美的人类标准去要求绝对不会完美的思想个体，以全面否定片面，以此时强求彼时，等等。这样做不但不科学，更无益于丰富思想。合理的争辩包含批评，但应是就思想家所长的观点的批评，而不能搞成“揭短”式批评；是在吸收、继承基础上以发展之、丰富之为目的的批评，而不可搞成为证明自己的正确、高明而进行批评。
误区之四：爱屋及乌或一废俱废
对思想者与思想的评价是不容易的，恰当、准确只能是不断接近的目标。但是，评价中尽量排除情绪因素的实事求是精神却是必要的，研究者应避免对思想家及其思想的积极价值或消极意义的夸张性描述。
在近代思想评价中的一个首要的问题是推论走极端，就是对思想者的观点推论得太远，自己竖靶子自己批判。列宁曾说过，真理往前迈一小步就是谬误，那么，本来就有纰漏的政治观点再往前迈进一步，错误的程度就更加明显了。所以，在研究一个人的思想时，如果把其观点向前推进一步、两步，对其议题的范围、判断的程度做些夸大或缩小，把局部转换成全局、有限转换成无限，“他们的观点”会立即显得荒谬可笑、漏洞百出，一些机智的命题马上会变成愚蠢的偏执。其实，观点向前推进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我们评价一个政治观点应以它的本来面目为基础，不能以可能性为基础。这就像法律判决一样，只能以人做的事为依据，不能拿他可能做的事情来定罪，否则就罚不当罪，草菅人命了。而且，如果是思想者自己思维极端化而得出错误结论，责任算到他的头上毫不过分；但让他承担对他的观点极端化后带来的错误，这种做法便是欲加之罪。
其次是评价走极端，捧得过高或贬得过低。虽然现在我们在研究中多数时候已避免了走极端，但个别时候仍免不了评价失准。比如，目前“自由主义”很受重视，评价也很高，各代表人物戴了很多桂冠，也算是对他们实际不幸的补偿吧！但说他们对当时的政治影响很大则言过了。这些思想家多为大学教职员，所办刊物如《努力周报》、《独立评论》、《改造》、《新月》等多为集资所办，发行量很有限。这些制约了他们思想的传播与影响。自由主义实际上往往只是在同仁间激荡，中小城市中知道的人已很少，更不用说对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影响了。再如，有人对胡适的“好人政府”观点的评价不佳，认为它不合国情，幼稚可笑，并常以王宠惠内阁的失败来做佐证。其实，任何政体下都需要好人政府，好人政府总比坏人政府要好些。用王宠惠内阁的失败来证明好人政府观点的不当是牵强的。王宠惠内阁失败的原因在当时的军阀身上，与“好人政府”观念没有关系。况且，王宠惠内阁中除了三几个“好人”外，其他人是否好人不得而知，下级政府中有无好人更可怀疑。庞大的政权中只三两个好人，是不能算好人政府的。
人类的认识是无穷尽的，在历史的任何一个点上得到的结论都只是对客观真理的逼近，不会完全达到正确，所以，历史上的政治观点肯定有问题。但是，有问题的观点不等于无价值。有时候，片面的深刻更富有启发意义。现在有的研究者似乎出发点就是要找思想者们的错误，找到错误后便赶紧夸大再全盘否定，似乎一定要把其中的合理之处、启智之思统统抛弃而后快，态度既不公正也不科学，不利于客观地评价与充分吸收政治观点，埋没了很多好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政治思想，人为地加重了认识的断裂。
中国近代，灾难重重，在如此困境中产生若干思想者，实属不易，相当宝贵。吸收这些人物的思想，是民族自重的表现，也是思想繁荣的契机，我们应小心从事，谨避误区。
［收稿日期］2002-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