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废江河万古流——对颠覆鲁迅者的颠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不废江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0)06-0109-06
风风雨雨的20世纪终于过去了，它给文坛留下了些什么呢？有没有产生出大师级的作家？继往开来地面向新世纪，反思20世纪，应该是具有“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之道统的中国文人的优势。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就从整体上来看肯定是要超过19世纪的，19世纪的中国作家的确没有达到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钱钟书、路翎等作家的艺术水准。但20世纪的中国文学确实也留下了很多的遗憾：仅就上面提到的作家而言，鲁迅后期没有写出他构思过的关于中国三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茅盾做官之后就再也看不到他对中国社会的大规模描绘了；巴金的《寒夜》是他最成熟的作品，然而光明的快速到来却使他搁了笔，晚年《随想录》的艺术成就显然也无法与《寒夜》相比；老舍虽然后来写出《茶馆》却又自杀身亡；钱钟书若是按照《围城》的艺术道路发展下去，成为大师级的作家一点问题都没有，然而他稍后写出的长篇小说《百合心》我们都无缘看到；路翎作为20世纪中国最有天才的长篇小说作家却只能在监狱里度过后半生……而《浮士德》《卡拉玛佐夫兄弟》《复活》这些西方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本，几乎都是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晚年遗书式的作品。因此，秉持公心对20世纪中国文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反思，应该是一件多么严肃而庄重的学术工程！
然而，20世纪末的人虽然不象19世纪末那么颓废，但似乎比19世纪的人更加浮躁。跨世纪的人有一种优越感，更有一种焦虑感。人们似乎无心去对20世纪中国文坛的风风雨雨进行认真的反思，因而发表这种反思的文章也吊不起人们的胃口。人们似乎更愿意在瞎折腾中，捞取名誉和利益。于是，一会儿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到处都是大师，《大师文库》连一些中小作家也奉为大师；一会儿又否定一切，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一个能称得上大师的作家也没有。而要想否定20世纪中国文学中没有大师，首先就需要颠覆鲁迅。在解构主义的消解思潮与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似乎不把一切都打倒就没有快意。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最近一些著名的作家在情绪化地颠覆鲁迅——他们以为，只要鲁迅被否决，他们自己就能成为大师？这种假借外国思潮颠覆鲁迅的活动，很类似20世纪20年代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作家假借着外国思潮对鲁迅的颠覆。当时，看不惯创造社、太阳社这种情绪化行为的郁达夫，仿照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一“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作成一诗赠给鲁迅：“醉眼朦胧上酒楼，呐喊彷徨两悠悠。蚍蜉撼树不自量，不废江河万古流。”
当然，能够对鲁迅说三道四、评头论足，在我看来是一种学术自由与进步的表现。不能一看到这种说三道四的言论就以为是什么大逆不道的罪行。更糟糕的是，一些鲁迅研究者还希望有一件黄袍来保护鲁迅。那样一来，即使论者闭口不言了，却可能在心里产生更大的逆反。因为只有在自由的文化空气中，才会产生丰硕的文化成果。但是，自由是有颠覆鲁迅的自由，也有颠覆颠覆鲁迅者的自由。而且自由的土壤应该生长出枝繁叶茂的文化果实，而不应该只是堆积文化垃圾。我们且看对鲁迅的批判是文化果实，还是文化垃圾。韩东的鲁迅批判只有命题，而没有阐发。在他看来，鲁迅只是一块极其反动的老石头：因为我们对于耶稣还可以说三道四，而对于鲁迅则不能。这种不讲道理的情绪化批判，在“网易”开展的鲁迅讨论中占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有些批判者压根儿就没有读过鲁迅的作品，只是表现了这样一种逆反的文化心理：凡是你们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但是，对于韩东式的鲁迅批判，击中其要害的反驳也很现成：既然对鲁迅不能说三道四，那么，你们对鲁迅说三道四的言论又是怎么发表出来的呢？
相比之下，王朔在《收获》2000年第2期上对鲁迅的批判有着比韩东们更详尽的阐发。特别是王朔是从自小到大对鲁迅之感受的角度，以散文的笔调娓娓道来，对一些没有读过鲁迅或者读鲁迅而没有读懂却更对王朔文笔感兴趣的少男少女，是很富有感染力的。虽然这篇文章比起那些千篇一律的“三个伟大”的八股文来得真实有趣，但通读王朔的鲁迅批判的全文，稍有审美眼光的人就会发现，王朔的批评见地与他的文笔实在不成正比。当年成仿吾曾抡着板斧将一部《呐喊》砍得只剩一篇《不周山》，而王朔则更厉害，他将鲁迅的全部作品几乎砍完，只剩下一部《故事新编》。王朔的论辩逻辑是这样的：你说好的，我就偏说不好。你说鲁迅的文学地位很高，我偏说他很一般。文学史对《呐喊》中的《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评价较高，王朔就偏说《呐喊》中的这两部作品并不是什么好作品。人们往往将《呐喊》《彷徨》的文学价值看得比《故事新编》高，王朔就偏说在鲁迅的作品中，只有《故事新编》最具可读性。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对《狂人日记》说三道四，后来受到普实克的批评后又仔细地重读，才发现《狂人日记》确实是难得的杰作。但王朔恐怕连夏志清的自省精神与批评见地也没有，因为王朔对《狂人日记》的评述不仅态度显得极为轻率，而且他也确实没有读懂，无法与《狂人日记》的现代性感受发生共鸣。人们不仅会感到奇怪：一个没有现代性感受力的人，还怎么能称为后现代主义者！王朔又以同样轻率的态度，否定了《阿Q正传》这一20世纪中国文学几乎唯一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
有趣的是，张闳的观点与王朔的几乎完全一致，我怀疑他们的“英雄所见略同”，看起来倒更象是一同商定的。张宏在《橄榄树》文学月刊2000年第2期上发表《走不近的鲁迅》，似乎是对《收获》“走近鲁迅”这个栏目命名的否定。他象王朔一样，肯定《故事新编》而否定《呐喊》《彷徨》。在《呐喊》《彷徨》中，也是肯定《孔乙己》《祝福》等篇，而否定《狂人日记》《阿Q正传》。他认为，《狂人日记》作为小说“实在有失水准”，而“《阿Q正传》在艺术上过于单薄、粗糙，有时我感到很惋惜——这么好的一个题材给写糟了！而且败笔甚多，比如它的结尾”。我很不明白这些作家的艺术视野到底有多么狭窄、审美尺度到底有多么单调。也许，他们只能欣赏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一生》、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而无法欣赏陀斯妥耶夫思基的《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更无法欣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以及乔伊斯、卡夫卡等人的作品。他们会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到处都是讨论宗教与邪恶的艺术败笔，《浮士德》到处都是概念化的东西。他们根本无法理解这些作品是比《包法利夫人》《一生》《罗亭》更伟大——用他们的话说是更“牛逼”的作品！就《阿Q正传》的艺术技巧而言，既有中国传统夸张式的传神技巧，有用喜剧的笔法写阴暗惨淡的故事而产生的艺术张力，也有反语与幽默技巧的巧妙运用，而且《阿Q正传》的幽默已经从传统的幽默向现代的黑色幽默逼近——只是这种幽默还受理性控制，而没有陷入非理性的荒诞。《阿Q正传》还大量运用了象征技巧，阿Q的画圆圈,若不从象征的角度就无法理解——圆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阿Q对它的爱已经超过了自己的感性生命，而正是这个圆圈夺去了阿Q的生命。《阿Q正传》整部作品又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尴尬命运以及不进行文化改造会导致一场什么革命。如果说《狂人日记》以其对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全盘重估可以与《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对基督教的价值颠覆相提并论的话，那么，《阿Q正传》的文化内涵就可以与歌德的《浮士德》相提并论。因此，在鲁迅的作品中，可以没有《孔乙己》，也可以没有《祝福》，甚至可以没有整部《故事新编》——尽管这样会损失几篇优秀的小说，但对鲁迅的文学地位并无大的损伤。然而，如果去掉了《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鲁迅在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史上的光芒就会黯然失色。王朔以《阿Q正传》难以改编成电影而对其加以否定更是没有道理。鲁迅在1930年10月13日致王乔南的信中说：“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因此，既写小说又写电影的王朔应该知道，最“牛逼”的小说如《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等往往改不成电影，即使改成了也会将小说复杂深刻的文化内涵删削干净。
对于王朔推崇《故事新编》，我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故事新编》中的“油滑”，可能被王朔引为艺术上的知己。然而，且不说《故事新编》的后几篇艺术上有些“粗”，也没有《呐喊》《彷徨》那种深在的悲凉情调感人。关键的问题是，王朔推崇《故事新编》犯了形式逻辑的错误，冒着颠覆掉自己整个解构主义理念的危险。因为五四时代的鲁迅同陈独秀、胡适、周作人这些急于建构的思想家的最大不同，就是致力于颠覆与解构。《呐喊》《彷徨》、尤其是《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表现了这种颠覆与解构特征。而后期的鲁迅却是解构与建构并重，在《故事新编》批判孔子、老子、庄子的同时，又弘扬了大禹、墨子这样的为民请命、拼命硬干的“中国的脊梁”。如果王朔是一个真正前后一致的解构主义者的话，就应该肯定鲁迅的前期，而部分地颠覆鲁迅的后期，这样至少还不失为一家之言。然而王朔对于“油滑”的偏狭的艺术趣味，却使他一叶障目，居然自我颠覆了自己的解构主义创作与批评理念。
王朔与张闳为了实现对鲁迅的颠覆，都对鲁迅与“文革”的关系进行了有意识的联系。王朔说：“文化大革命焚书坑儒，可是没烧鲁迅的书，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马恩列斯全集》，剩下的就是《鲁迅全集》赫然摆在那里。”王朔很含蓄，张闳就给王朔的话做了进一步的注释：
最让人感到难堪的是，鲁迅也是“文革”时期的思想偶像。他的思想与“文革”的“造反哲学”之间关系的暖昧。尤其是在“文革”高潮期间，鲁迅著作是唯一允许公开阅读的文学读物。鲁迅的言论（特别是其晚年的杂文）与马恩列斯毛的语录一起，被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大字报”大量引用。在“文革”后期的批孔运动中，鲁迅的反传统思想则得到了空前的发挥。然而，为什么鲁迅的言论放在那些“大字报”中竟然是那么的恰如其分？为什么造反派会从内容，文体，乃至句式上，都不约而同地模仿鲁迅而不是别的现代作家呢？难道这一切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难道鲁迅仅仅是一个被造反派“利用”了的思想家吗？
按照张宏的逻辑推理下去，鲁迅要对“文化大革命”负责。被人利用，就要对利用者的行为负责。按这个逻辑推理下去，黑格尔、尼采要对希特勒负责，上帝及其独生子耶稣要对西方许多邪教负责……“文革”期间被公开阅读的文学读物决非仅仅只有鲁迅的文本，《红楼梦》也是被钦定阅读的，而且要读三遍以上。“伟大领袖”还引用《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作为自己的“最高指示”。难道“文化大革命”还需要曹雪芹来负责吗？发展人的个性是鲁迅一生所追求的，而“文化大革命”却要泯灭人的个性，难道张闳连这一点也看不出来吗？鲁迅的文体是现代作家中最有个性的文体，以至于王朔说鲁迅的文字“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此含混”，而张闳却居然将这种苦涩、含混的文字与“文化大革命”那些直露乐观、千篇一律的“大字报”相提并论！
如果说作家凭着自己的艺术直觉“耍王八蛋”（王朔语）是可以原谅的，那么，批评家跟着作家“耍王八蛋”就是不可原谅的。拜伦说莎士比亚之所以那么有名是因为他穷，托尔斯泰干脆就说莎士比亚不是艺术家、其作品也不是艺术品。这并没有动摇莎士比亚崇高的文学地位，也不影响拜伦、托尔斯泰成为杰出的艺术大师。然而，我还没有听说那位论者靠否定莎士比亚而成为批评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葛红兵抡起板斧在《芙蓉》1999年第6期上大砍大杀，从人格到作品对鲁迅、钱钟书、巴金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了全面的否定，真可以说集不负责任之大成，有点“横扫一切”的大无畏精神。他对任何作家都没有一点同情的理解，对于《围城》《寒夜》这样的艺术精品之后钱钟书、巴金为什么基本上搁笔也没有丝毫的遗憾——这正好印证了他20世纪中国没有文学大师的“高论”而令他兴奋不已！冰心固然不是什么“大师”，但他指责冰心的文字“简直没法读”却是很奇怪的。不奇怪的是他对王朔大篇幅的赞美，尽管在他看来王朔还称不上“大师”。他曾著有《“五四”文学审美精神与中国现代文学》，对鲁迅应该是很熟悉的。然而，这个号称“真正热爱文学的人”先是从人格上否定了鲁迅，认为“光复会”让鲁迅回国谋杀而鲁迅略有迟疑，这一“迟疑”就把鲁迅作为文学大师的资格给剥夺了。我们不禁要问，他热爱的是一个文学家还是一个喜欢谋杀的战士？即使增田涉在《鲁迅与“光复会”》中的这一回忆实有其事，也并不能将鲁迅的人格就此抹煞。因为鲁迅并不是不去，只是说“死后丢下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考虑到鲁迅父亲早亡，自己是长子，鲁迅的担心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而且如果鲁迅不是经常担心死后的事，那么，《无常》、《女吊》乃至让葛红兵盛赞的《野草》能够问世吗？从鲁迅后来不鼓励学生游行示威、提倡“壕堑战”等言行来看，也许鲁迅根本就不赞成谋杀个人这种形式。我在《文化伟人与文化冲突：鲁迅在中西文化撞击的旋涡中》说：“鲁迅一开始就不是以一个政治活动家而是以一个思想家的面目出现的。”他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弱点（我以谋杀事件为例）恰恰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优点”。鲁迅自己也说，他到前线打仗不会比那些愚昧无知的人勇敢，因为他想得太多。但是，鲁迅几乎对哪一任在台上的政府都持批判态度，从没有说违心话以捞取自己的好处，甚至蒋介石要重用鲁迅都遭到了鲁迅的拒绝，作为一个文学家这种人格也要遭到非议？海德格尔不仅斤斤计较自己的利害得失，而且曾为纳粹效力，然而却被葛红兵推崇为“伟大的思想家”，而比海德格尔的人格不知要高多少的鲁迅，却为什么连文学大师的人格都不够？葛红兵认为鲁迅思想深刻，却达不到“伟大的思想家”的标准，因为作为一个思想家“必须建立自己对于世界的独特的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体系”，试问，被葛红兵推崇的尼采，有什么“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体系”？尼采本人就说，他不干建构体系这种愚蠢的工作，所以他的格言是从山峰到山峰，难道葛红兵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生命哲学家狄尔泰曾说，建构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并不比对生命奥秘的拷问更接近哲学的真谛，所以托尔斯泰、梅特林克等就都是大哲学家，为什么偏偏中国的鲁迅连一个思想家（且不说哲学家）的资格都够不上？
王朔说鲁迅的文字“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葛红兵则说鲁迅的“文白杂糅、半阴不阳的文字实在别扭”。我相信他们说的是实话，因为许多初读鲁迅的中学生、部分大学生、研究生几乎都有这种感觉。鲁迅并非不能写那些显得很顺不别扭、读起来直露而不疙疙瘩瘩的文字，只要读一读《集外集·“音乐”？》鲁迅拟徐志摩文笔的一段以及《起死》中庄子的道白，就可以明白这一点。然而，假定鲁迅用很顺、很直露的文笔写作，那么，鲁迅就不成其为鲁迅而会成为冰心、朱自清或其他作家，中国文学史就会失去一种极有个性的文体。语言是存在的家园，鲁迅文笔的不顺、苦涩、含混，是与他境遇的不顺、心情的悲凉、思想的复杂密切相联的。对“此在”没有深刻的洞悟，没有相当的人生阅历与中西文化的知识，是很难在鲁迅的文字中找到好的语感的。有趣的是，新批评将“含混”与“张力”看成是文学语言与一般应用语言的重要区别，王朔所说的“含混”与葛红兵所说的“别扭”（我理解为“张力”）不正是对鲁迅文本极富艺术性的说明吗？这正是鲁迅的杂文能成为艺术，而王朔、葛红兵的明明白白的文字却无艺术性，而只能作为论文看的重要原因。更让人发笑的是，葛红兵是以西方的作家、思想家作为自己的批评标准的，他的文学大师标准是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福克纳，思想家的标准是杜威、萨特、海德格尔、尼采，然而他却将鲁迅倡导的“拿来主义”看成是20世纪“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总体欠缺”的“症结所在”。而且葛红兵似乎根本就没有细读过鲁迅的《拿来主义》，所以才将“拿来主义”等同于西化，其实鲁迅的“拿来主义”既包括拿来西方的，也包括拿来中国传统的。至于葛红兵向往的“超越于东、西方既有传统的第三种文学”，其实就是五四新文学。葛红兵仅仅注意了五四文学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却没有注意五四文学不同于西方文学，而夏志清在《新文学的传统》一书中则精辟地论述了五四文学与西方文学质的区别。关于鲁迅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关系，我在《文化伟人与文化冲突》一书中已有详尽论述。我还想说的是，象葛红兵这种对他要否定的文本都不愿细读的批评态度，怎么会不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比如，他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大谈殉道的重要性，似乎谁没有使命感，谁不与邪恶抗争到献出生命的地步，谁就成不了文学大师，然而在第三部分，他又对使命感强的思想性写作进行了否定，甚至以司马长风为同道将“人的文学观”看成是“卖身契”写作，这二者怎么能统一起来呢？
当然，王朔、张闳等人的文章对“鲁学家”、“吃鲁迅饭的人”比对鲁迅更不客气，用王朔的话说：“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到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我以为，“鲁学家”们确实值得进行深刻的反省，至少鲁迅会将耳光扇到那些给他穿黄袍的“鲁学家”脸上，因为鲁迅平生是最厌恶黄袍的了。人们对鲁迅的反感，在相当大的意义上是对黄袍的反感。只要“鲁学家”将鲁迅身上的黄袍脱掉还其真身，反感自然就会消失。我曾在一些文章中看到一些介绍鲁迅研究状况的文字，干巴巴的那么几条，而且大有论资排辈的习气，鲁迅研究一些精华的东西都被略去了。看到这种文字，老实说，我这个写过几本鲁迅研究专著的人都想远离鲁迅。如果一般文学青年靠这种文字了解鲁迅及其研究状况，岂有不厌烦之理？而且鲁迅研究者知识老化，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鲁迅研究曾经是整个文学研究的火车头，曾经是新观念与新方法的实验场，然而近十几年以来，对西方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研究思潮都做出了哪些回应？甚至对西方最新的鲁迅研究动态反应也很迟钝，杰弗逊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结合后殖民主义对鲁迅进行的文化研究，在国内我只看到高远东做出了回应。而对于其他一些人的研究则连回应也没有。我不否定解志熙、王乾坤等人以海德格尔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来解读鲁迅做出的贡献，但当一些人将这种解读当成是新知识追捧的时候，肯定要被圈外的人嘲笑，因为创作界热衷于存在主义是80年代中期的事情。80年代中期的“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讨论会”应该说是得风气之先的，国际上对文学的文化研究是90年代才兴起来，然而这一研究也没有真正持续下来。或者说：国际上爱怎么研究就怎么研究，我自关起门来研究鲁迅。但正如鲁迅说的，由对外界的聋就会导致自己的哑。你对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一无所知，当这些主义来颠覆鲁迅的时候，你不哑又能干什么呢？
鲁迅洞见中国的文化、历史与社会的深度以及体悟自由主体之存在的深度，是20世纪其他作家、包括那些颠覆鲁迅的作家所不及的。而且，就鲁迅对一切正宗与正统的文化的颠覆性来看，鲁迅与解构主义的消解思潮基本上是一致的，尤其是五四时期的鲁迅。而从鲁迅在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硬骨头精神来看，后殖民主义似乎也无法颠覆鲁迅。因此，我们的批评家与“鲁学家”怎样吹散遮盖鲁迅的阴云，将鲁迅的当代精神发掘出来，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重要课题。而作家也不要硬充批评家以颠覆鲁迅为快，因为对于作家而言，重要的不是怎样颠覆鲁迅，而是在21世纪怎样超越鲁迅。
收稿日期：2000-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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