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理论与中国图书馆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后现代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图书情报学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据王平研究：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有一些学者在作开创性的研究。[1]
那么，我们该如何从哲学层面，解读、阐释和融合后现代理论？本文以蒋永福先生的研究为个案，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讨论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误读原因和解决途径。
1 否定福柯的“后现代图书馆学”
蒋永福先生无疑是当代图书馆界最善于接受外国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名家，其数量众多的论文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就在于他擅长将西方新的哲学方法，不断引入中国图书馆学。他的勤奋、敏锐和胆识，是值得钦佩的。他是“后现代图书馆学”最早的命名者，他特别喜欢福柯，因为在国外，“福柯的观点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图书情报学研究者关注。”[2]
蒋永福先生的《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品格》，一开篇，就引用福柯：“福柯(Michel Foucault)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这里所谓的‘态度’，指的是“与当代现实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群所作的自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福柯的这段话谈论的是现代性(modernity)，而非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但是，由于福柯的巨大魅力和影响，后来的人们大都沿袭他的思路，把后现代(postmodern)也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尽管如此，“后现代”仍然摆脱不掉时间性规定，因为它毕竟是针对“现代”而言的。”[3]
按理，蒋永福先生引用福柯的观点，应该像福柯看“现代性”那样，把“后现代性”也看成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但令人费解的是，蒋永福先生引用了福柯的后现代观点，又予以否定。这是为什么？
对福柯理论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他是反对把历史说成线性进化论的连续发展：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他的谱系学就是要消解历史发展的这种连续性和目的性，强调非连续性、无目的性、偶然性。[4]
但是，《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品格》的立论根据，恰恰是把“后现代”看成是取代“现代”的新的历史时期。这种线性进化论的观点，是福柯所要否定的。
蒋永福先生是这样解释他所理解的“后现代”和“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概念：“后现代中的‘后’(post)具有双关性：一方面，后现代是指‘非现代’(not-modern)，它要与现代性所尊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理性、启蒙计划、确定性、决定论等——决裂，即指对现代性的解构(deconstruction)。另一方面，后现代又指‘高度现代’(hyper-modern)，它依赖于现代，是对现代的继续和强化，是现代的高级发展阶段。可见，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实际上是断裂中有继承、继承中有断裂的交织混融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后现代成分越来越浓厚，甚至在个别社会现象中呈现出压倒现代的趋势。”[5]
这种对“后现代性”的阐释，其实是“一个中心，二元对立”传统思维所得出的结论：“后现代”这个新的中心，必定要取代“现代”这个旧的中心。“后现代性”，就是对“现代性”的否定、决裂、解构。虽然，蒋永福先生也提到“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是“断裂中有继承、继承中有断裂的交织混融关系”。但我们在他的文章中，没有看到有关“断裂中有继承”的具体论述。
他对“后现代图书馆学”的论述，也是如此：“‘后现代图书馆学’这一称谓的涵义，显然是指处于后现代时期的图书馆学所具有的‘精神气质’。这一精神气质也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后现代图书馆学具有对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向、批判、否定和解构性质；另一方面，后现代又具有对现代图书馆学进行引申和‘扬弃’的继承性。”[6]
这里所说的“精神气质”，表面上看，是引用福柯的话；实际上，福柯所说的“精神气质”有一个前提，就是反对把“现代性”看成是一个历史时期，而看成是一种“态度”。换言之，“态度”即“精神气质”。而蒋文却有意放弃“精神气质”的前提，只把它等同于“理论品格”，其实就是否定福柯的观点。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就会明白：蒋文为什么要否定福柯，把“现代性”看成是“态度”的观点，因为他的立论和阐释的根据，是把“后现代性”看成是一个取代“现代性”的一个历史时期，而不是一种“态度”。用这样传统的思维模式，来建构“后现代图书馆学”，必然包含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严重冲突。
蒋永福先生是采用理性一元推理，来建构“后现代图书馆学”：后现代时期——后现代性——后现代图书馆学。换言之，当社会发展进入所谓的“后现代时期”，就会出现“后现代性”，也就有“后现代图书馆学”。按此推理，当代中国社会还没有进入后现代时期，也就不可能有“后现代图书馆学”。所以，当今中国只有“现代图书馆学”。“不过，当我们确确实实地感受到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乘着全球化劲风冲击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时，我们已无可逃避地隐隐感到后现代图书馆脚步声越来越作响——不管这脚步声来自何方……中国的图书馆人恐怕难免有些慌然，因为我们尚未‘走完’现代因而尚未做好迎接‘后现代’的准备。”[7]
这就是典型的线性进化论观点。他所标举的“后现代图书馆学”，其实是指已进入后现代时期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学，虽然他没有明示。这样就产生以下问题：蒋永福先生对后现代理论了解多少？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学了解多少？他有能力对所谓的西方“后现代图书馆学”进行理论概括吗？西方有所谓的“后现代图书馆学”吗？
其实，用线性进化论的思维模式，是无法解读当代中国社会。虽然当代中国社会还没有进入后现代时期，但从新时期开始，后现代主义文化已经传入中国，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实际上，当代中国社会是多元社会形态和多元社会文化并存：即有前现代的、也有现代的、还有后现代的，三者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这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形态的复杂性，也是中国当代文化的复杂性。比如，著名学者郑敏先生早在1986年访美期间，就开始研究解构主义，研究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回国后就开始建构中国的结构—解构理论，创作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诗歌。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没有进入后现代社会，就没有中国的后现代理论。按此推理，蒋永福先生没有到外国留学和研究，身在中国，又如何建构“后现代图书馆学”？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但以上这些问题，并不妨碍蒋永福先生用“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假说：在《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品格》和《不再追问本质——图书馆学理论的后现代走向》中[8]，否定和批判中国的“现代图书馆学”。
遗憾的是，蒋永福先生的“后现代图书馆学”，否定福柯的观点，采用线性进化论的思维模式，表现出来的其实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思维和方法——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所要否定的旧思维模式。
2 后现代的思维和方法
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包括众多的学说，至今还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明确定义。“后现代性”，也是众说不一。但中国的一些学者，虽然对这些学说未作深入的研究，却喜欢把如此庞杂且充满歧义的理论，进行简单化的概括，总结出几条后现代主义特征。而一些图书馆界的学人，就根据这些极不可靠的“二手”资料，进行所谓的后现代图书馆学研究，误读也就在所难免了。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后现代哲学思维和方法？
迄今为止，国内对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解构主义研究，最有成果也影响最大的是著名学者郑敏先生。她认为：“解构主义事实上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性理论，它的无中心论、非整体论、无永恒说论，反二元对抗，都是体现后现代主义艺术所要反映的新的宇宙观、新的哲学思维。”[9]
对20世纪90年代，国内一度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研究热，郑敏先生精辟地指出：“学术调整的目的是什么？模糊的认识仿佛是用新的代替旧的，比如后现代代替现代，最大的危险就埋伏在这里：用一个中心代替另一个中心，这一次仿佛是以后现代这个中心来代替一切……这种对后现代的理解从根儿上就是错的。”[10]
遗憾的是，蒋永福先生的《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品格》，有一个典型的“二元对立”结构：
后现代时期 现代时期
后现代性 现代性
后现代图书馆学 现代图书馆学
蒋永福先生就是要用两两相对的“后现代”取代“现代”，犯了郑敏先生所说的用“一个中心”取代“另一个中心”的失误。因为后现代主义主张“无中心论”，反对用“一个中心”取代“另一个中心”。
郑敏先生告诉我们：“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是多元并置，而非直线进步的。启蒙的范式、革命的范式还有市场的范式结合成一个看中国问题的复杂的知识网络，这种结合总比从一个中心看问题要得出更多的东西。所有的范式都是有盲点，看不见新范式的盲点容易陷入又一轮乌托邦，但盲点也不是那么容易找的，你得确实有站得住的根据，否则就成了‘深刻的片面’。”[11]
这就启发我们：各种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式，其实都各有长处和局限，不能简单地以后现代范式，否定所有的现代范式，而要把它们结合成一个看中国图书事业复杂性的知识网络，这样就比从一个中心看问题能得出更多的成果。而且，所有的范式都有盲点，后现代范式也不例外。不明白这一点，就会以为，找到了后现代范式就是真理在手，可以横扫学界。
郑敏先生还认为：“……应该多研究一下中国现代传统内部复杂性。包括各个范式结构里面的内在复杂结构和其中不可化约的矛盾。这些根植于中国具体语境中的矛盾推动了所有范式的变迁，只有看到中国现代传统的内在复杂性，我们才算有了可靠一点的知识，才会不盲目乐观和悲观。”[12]
同理，研究中国图书馆学，也要看到其复杂性。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复杂性，推动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发展。不要以为找到了所谓的后现代理论，中国图书馆学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蒋永福先生这样写道：“在全球化时代，强调‘中国的图书馆学’的特殊性，似乎不合时宜。然而，当我们经常听到‘全球化实际上是美国化’的警告时，我们也会不无余悸地提问：‘后现代图书馆学是不是美国化的或者是西方化的图书馆学’？对此我们确确实实很难做出理所当然的判定。”[13]
手握“后现代图书馆学”的蒋永福先生，为什么又会“不无余悸”？为什么很难作出判定？
其原因是他对“全球化”并不了解。“全球化”是指经济全球化，文化不可能做到全球化。“全盘西化”是现代主义的理论，后现代主义是反对一个中心，要消解西方文化中心论，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和本土化。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并存的观点。所以，在全球化时代，强调中国图书馆学的特殊性，是必然的，并不是不合时宜。
从蒋永福先生对“全球化”理解的偏颇和他所建构的“后现代图书馆学”，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后现代主义的“非中心论”和多元并置的方法并不理解，更谈不上掌握，更多的是对后现代理论的名词术语的灵活搬用和对某些名言警句的摘录。这是因为蒋永福先生的思维模式是线性进化论和一个中心、二元对抗，这种旧的思维模式，严重妨碍了他对后现代理论的深入理解。
3 误读的原因
作为当代图书馆界的风云人物，蒋永福先生对后现代理论是下过工夫的，也有一定的了解。如《不再追问本质：图书馆学理论的后现代走向》，就是对几种旧观念的否定和批判。他是认同并反对“二元对立”的观点，在《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品格》结尾，他很谨慎地反思：“更为根本的一个问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是否进行‘我们—他们’式的二元对立思考？”[14]
但问题在于：既然蒋永福先生认同并接纳了后现代观点，为什么又没有采用后现代的思维和方法，不断出现误读，原因何在？
原因之一，是新观念与旧思维模式的矛盾。
蒋永福先生虽然接纳了某些后现代观念，但他旧的思维模式并没有改变。于是，就出现了后现代观念与传统思维模式的矛盾。观念属于意识的表层，更新相对容易；思维模式属于意识的深层，有的已沉淀到无意识，很难转变。所以，因新观念与旧思维模式相矛盾而产生误读，是较普遍的现象。
正是这种新观念与旧思维模式的矛盾，导致了蒋永福先生在建构后现代图书馆学时，不断出现失误——不知不觉又回到旧思维模式，陷入“穿新鞋走老路”的怪圈。
这就是为什么蒋永福先生本想引用福柯把“现代”看成是“态度”而不是“历史时期”的观点，但他所采用的是“线性进化论”的思维模式，所以只能得出“后现代”是“现代”之后的一个历史时期的结论，又否定了福柯的观点。其二，因为他的思维模式是“二元对立”，所以在《不再追问本质：图书馆学理论的后现代走向》，总结出三个“后现代”与“现代”两两相对的二元对抗：价值多元论与理性主义一元论；教化—控制与读者的权利保障；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且要用前者(后现代的)取代后者(现代的)。这种用“新的”取代“旧的”，并不是后现代的思维和方法。
郑敏先生指出：“事实证明夺取政权的斗争远比冲破僵化的逻格斯中心、权威主义、二元对抗的思维罗网要容易。由于思维的革新所要面对的并非一个可见的敌人，所以它的任务的艰巨，也往往被人们所忽视。”[15]
正因为旧的思维模式是“看不见的敌人”，所以，蒋永福先生至今未觉察，一再犯这样的错误：用旧的思维模式误读新的理论。比如，2000年发表的《客观知识与图书馆学》[16]，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是研究第三世界，其中的客观性、自主性和实在性不同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而传统的知识论是研究第二世界。蒋永福先生就是用第二世界的认识论，对波普尔第三世界的核心思想进行“扬弃”。这样一来，他的“客观知识”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客观知识说”除了字面上的相同，其内涵则完全不同，“误读”是必然的。[17]
2007年问世的《图书馆学话语的谱系学分析》[18]，是用中国的“谱系”，误解福柯的谱系学。中国的谱系：①是指记述宗族世系或同类事物历代系统的书；②是指家谱上的系统；③是指物种变化的系统。[19]简言之，“谱”：就是按照事物的类别或系统编排记录。而福柯的谱系学却是要消解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目的性，强调非连续性、无目的性、偶然性。所以，福柯谱系学与中国的谱系，在方法上恰恰相反：谱系学是共时性的研究，中国谱系却是历时性研究；谱系学反对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而中国谱系则是按照事物的类别或系统，建立一种逻辑的连续性。《图书馆学话语的谱系学分析》虽然冠名“谱系学分析”，但看不到福柯谱系学“非连续性”方法的运用，采用的却是中国谱系方法(其实是一般的分类法)，把图书馆学按价值取向分为三个族系：技术图书馆学、人文图书馆学、制度图书馆学。
当然，这种新观念与旧思维模式的矛盾和冲突，时常也会让蒋永福先生在写作中感到有些不对头，但又不知何故？所以，他经常在论文的结束部分进行“自我存疑”。
在《图书馆学话语的谱系学分析》结尾，他说：“以谱系学方法来梳理图书馆学话语现状，这种方法具有科学性吗？本文应用的恰当吗？”[20]
在《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品格》的余论中写道：“行文至此，我们必须提出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图书馆学是否已进入后现代图书馆学时期？这一问题恐怕是人人想知道但却无人能够提供圆满答案的难题。”[21]
这种不断的“自我存疑”表明：作者无法解决这种后现代观念与旧思维模式的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最终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
原因之二，从哲学解释学的观点看，这种新观念与旧思维模式的矛盾，其实是解释者的“前理解”没有改变。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前理解”包括：一是“先有”，人必然存在于一个文化中，历史与文化先占有我们，使我们有可能理解自己和文化。二是有“先见”，是指我们思考任何问题所要利用的语言、观念及语言形式。三是“先知”，指我们在理解前已具有的观念、前提和假定等。在我们开始理解和解释之前，我们必要有已知的东西，作为推理未知的参照系，即使是一个错误的前提假定，也是理解的必要条件。[22]
现代理论和前现代理论，是蒋永福先生所处的中国文化语境，也是他的“前理解”。换言之，他是用“现代理论”和“前现代理论”的“前理解”，去解读“后现代理论”。虽然在理解中，后现代观点，部分修正了他“前理解”中的旧观念；但是，还没有达到更高层面的“视界融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他的“前理解”。所以，他的旧的思维模式一直存在。
那么，解释者如何才能做到“视界融合”？
“视界融合”是指“解释者的‘先见’和被解释的内容，能够融合一起，产生意义，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加德默尔称这种过程为‘视野的融合’。由‘视野的溶合’而形成的理解，既不再是解释者原有的‘先见’，也不完全是作品或历史的原有内容。”[23]
由于蒋永福先生过于急切地追随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学说，未能对其中的一种“穷其本源，查其流变”，只是浅尝即止。所以，无法真正了解后现代理论，误解颇多，自然谈不上与之“视界融合”，产生意义。
4 郑敏结构—解构理论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学说，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考古学/谱系学、德国的哲学解释学等。庆幸的是，我们在郑敏先生的结构—解构理论中，看到对上述学说的精湛了解和准确的运用。从中我们可以得到重要启示：如何融合后现代的理论，创造当代中国的哲学新思维。
1937年9月，郑敏先生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有幸得到冯友兰、汤用彤、郑昕、金岳霖诸大师亲自指教，打下坚实的哲学基础。1948年到美国留学，攻读英美文学。1955年回国，在科研机构和高校任职。1985年访美后，开始研读后结构主义各种经典著作，及其先驱者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尼采的重要著作，真正做到“穷其根源，查其流变”。
郑敏先生是带着中国文化背景的“前理解”，研读这些经典。在深入研读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和改变她原有的中国文化视野，并且与德里达解构主义的视野，形成“视界融合”，产生新的意义，最终形成了郑敏的结构—解构新理论。在方法论上，郑敏的结构—解构理论，是真正采用后现代主义多元并置的方法：不是用“一个中心”取代“另一个中心”，用解构主义代替结构主义；而是认为，结构思维与解构思维是互补的，不可相互取代，所以命名为“结构—解构理论”。
郑敏的结构—解构理论，虽然受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影响，但又不是它的翻版，而是新的中国当代哲学。郑敏强调解构主义的理论核心，是非中心论和反对二元对抗，其实是针对中国语境。因为20世纪中国主流文化思维特点，就是“一个中心”和“二元对抗”。郑敏的结构—解构理论，其关键在于能改变“一个中心，二元对立”旧思维模式的顽症，能改变国人的“前理解”，具有普遍意义，能促进当代中国哲学思维的更新，所以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那些皓首穷经的专家手里，解构主义只是一种艰涩难懂、束之高阁的外来哲学。而郑敏先生晚年的两部著作：《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和《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不仅在文学界受到热烈欢迎，而且很快就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进程产生极大的影响。郑敏先生也从著名的九叶诗人，变成当代影响极大的诗人哲学家。
郑敏先生的成功，启示我们：首先必须对后现代主义的某一种学说，做到“穷其根源，查其流变”，而不是浅尝即止。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到中国图书馆理论资源与后现代理论的“视界融合”，并且产生新的意义，改变我们旧的思维和方法，才有可能建构具有后现代特点的中国图书馆学——不过，那还有一段长长的崎岖道路要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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