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思潮流变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国文坛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充满着时间与空间上的困境。文学时而徘徊于纯文学、通俗文学的主流支流的航道；时而从中心走向边缘；时而沉浸于先锋、新潮颠覆传统的狂欢；时而陷入某某主义冲击波的困惑，等等。当下文学的这种现状是一个转型期社会文化的“缩影”。就文学自身言，它更多表现了文学思潮的多元形态。因此，细致辨析90年代中国文学思潮的流变线索，能够寻觅到当下纷繁复杂的文坛诸种现象的脉搏。
在现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文化秩序变化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短短的时间里文学出现了一些有规律性的思潮涌动的起伏现象，从而表现出当下多元走向的文学特征。90年代中国文学的开始，是在经历了一次文学低谷里的挣扎之后。首先，我们的作家面临着“生活原生态”和“个人心理经验”的两难写作困境的徘徊。这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快，经济的迅速增长，与“文化失范”构成了不协调的情境，文坛出现了“各领风骚三、五天”的现象。率先由批评界挑起话题，如什么“新时期文学的神话已经讲完”、“新时期文学终结”、“后新时期文学”种种提法相继出现，而创作界经历了文化寻根的重大突破以后，又有一度文学先锋实验的创作探索，再次不甘寂寞地推起文学革命的新潮夕。活跃在文坛上的刘震云、方方、池莉、苏童、王朔等年轻作家，以表现普通人生活的原生态为主旨。他们不再将文学写作赋予社会“中心化”的实践功能，不再讲述“大写人”的故事。文学中的人物变成了角色、符号，或者“小写的”个人。他们身上的历史、文化、精神的神圣灵光已经基本消失，保存的仅仅是最底限度的生存欲求，或个人心理的窃窃私语。七哥、小林、印家厚这些人物不是作家所要体现的典型意义的性格，而是鲜活的展示在人生烦恼，生存困境中的不同“活法”。比如，“单位、家庭、上班下班，洗衣服做饭弄孩子，对付保姆”，还有如何巴结人搞到房子，如何求人让孩子入托，如何将老婆工作单位离家近一点，等等。他们写尽了小人物的不如意，甚至无奈的日常生活的真实。与此同时，又出现另一部分作家的创作新追求。他们从忠实客观细节的真实，转向勾勒主观心灵经验的真实。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余华的《呼唤与细雨》、《活着》，这些作品带有自传体的写作方式，以儿童或少年的眼光叙述“昨天”的故事，旨在凸现出个人的心理经验的真实。这种真实是他们对“叔叔一代人”命运与心灵的反思，是对“昨天”的苦难生活的回味。尽管他们的审视与回眸很少站在这段生活之外稍加评述，但是缺席的主体，或者说，省略的“今天”，恰恰是不说之说。沉默是金。这不只是作家写作的策略，而是呈现出无以名状的情感融入平面化的叙述之中。如果说方方、池莉等等作家是以直面现实揭示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和烦恼，那么，王安忆、余华等作家是在平面的叙述里反映现代人内在情感的本原状态。正是这些作家的自觉努力，90年代初，文学从内到外对传统的写实意义进行了颠覆。这里有作家困境中的追求和选择，也有变革阵痛中的积极调整。
其次，90年代文学对传统历史主义的挑战，掀起了文学的主观化、个人化、当代化的历史写作革命。这个浪潮实际是上述“写实意义颠覆”的再度冲击。或者说，写实的作家从历史中寻找深度，在重构的历史中走出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迷茫。为此，历史重新理解后所展示的文学姿态，构成了文学史意义的思潮新景观。93—95年间，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与《故乡相处流传》、陈忠实的《白鹿原》、尤风伟的《石门夜话》等等作品，无论是写传统历史还是反映现代历史，不仅掺入了大量正史之外的野史，而主要的是历史成为创作者的精神史、心灵史，甚至变成了可以任意虚构、演义的历史。《白鹿原》是一部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幅中国农村色彩斑斓的长轴画卷。但作者在扉页上援引巴尔扎克语，题辞为“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试图表达作家不同以往的现实主义历史观。由此，传统现实主义的历史小说叙述完整的、有头有尾的历史故事，展露人物的生平思想发展，在线性的情节演变中凸现性格。这些在90年代的新历史小说家的笔下已经变形，甚至完全地更改了原有历史的叙述模式。以《故乡天下黄花》为例，小说叙述历史故事从民国至土改再到“文革”。这段史实是大家已有定势的，它们应该是这样，不应该是那样。但是小说给我们恰恰正是不应该的那样：小说由民国初年的“村长的谋杀”引出孙、李两家的世代争斗；40年代抗战中间孙、李两家后代的事件；一直延续到建国后凸现“翻身解放”，甚至“文革”的故事。小说在故事的发展，人物的经历中，不是传统的历史纵向叙述、道德评判的必然性，而是更多地写出了人生无常和伴随着人物命运的偶然性。历史的功过评说也更多带着讲述者的立意和主观的追求。小说的故事，或者历史主要是作家创造性的叙述，非过往思想、意识形态的注脚和阐释。这种叙述空间的变更和拓展，从历史延伸到现实，从单纯形式变为了有意味的形式。这期间，不容忽视的一支创作群体，即由主观历史的创新，直接转为了作家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经验式的写作。以陈染、林白、格非、韩东、鲁羊等为代表的一批更年青的作家群，将历史叙述“话语”的颠覆，完全变成了整体性的自觉意识和行为方式。写作成为他们个人的“成长经历”、“孤独旅行”的泄泻，从历史的中心位置转向边缘。一切呈现出“个人话语”在创作中的意义。陈染的第一部长篇《私人生活》从书名就已经表明其写作姿态，在个人的空间（象阳台上龟背竹）里叙述女性的姐妹之情和男女之恋，或者是自我的放逐。边缘意识决定了他们的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无法用整合性主题、普遍性情境或作品本身的完整性所能囊括的鲜明特色。如果说苏童等作家的新历史创作，在主观精神世界叙述着故事，终归有一个“历史”的轮廓，那么，在陈染等人的作品中，写作完全处于松散、自由和世俗化的状态。由此，文学在更大的范围里有意回避意识形态的种种需求和规范，而内在的个体生命获得了近乎夸张的珍惜和过度自爱的凝视。文学前所未有地融进了生命的美与忧伤之中，再一次涌动了90年代中国文学革命更大的潮汐。
然而，文学的发展，思潮的流变，并不多有规律，即便反拨性的“颠覆”，也不是一意孤行。90年代的中国文学从思潮的角度看，96—97年的“现实主义重构”的理论讨论，与现实主义创作的冲击波等现象，正是思潮的涌动，潮汐起伏的新动向。实际这一现象早在95年就已酝酿、跃动，伴随着“个人化”、“边缘化”的写作的思考，延续着“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创作的现实精神。当下现实主义再起波浪是思潮更替又是历史延伸。它更显示出这股潮汐上涨的内在动力。作为思潮现象的出现最初由理论界对创作“个人化”、“边缘化”倾向的反思而起，“现实主义重构”的提出和讨论，引发了当下文学创作走向的重新思考。现实主义无论是创作方法还是文学思潮，都面临着一种新的定位。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出现一系列新写实、新体验、新状态、新历史等创作现象，联系着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又多有内容和形式上的较大变异和创新。现实主义的重构者企求理论上，对此有一个“说法”。而然，讨论围绕现实主义的理论演变的本身探讨较多。现实主义本来内涵和外延就是一个丰富复杂的历史概念。这使得理论辨析众说纷纭。但是，这毕竟引出了一个文学走向的有意义的话题。重要的是，近一年来的文坛新景观：现实主义创作的冲击波。使我们看到理论未能深入的话题，却为创作实践进一步的激活。当我们读到谈歌的《大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关仁山的《九月还乡》、李佩甫的《学习微笑》，以及《穷人》、《扶贫》、《大雪无乡》、《本乡有案》等等一大批作品时，不能简单理解为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回归。他们在表现内容、刻划人物上吸收了90年代以来新写实、新状态等写实方式，叙述语言也有所创新。这个不小的“冲击波”，其意义是对90年代以来文学单向写作革命的“综合”。在综合中，尽管自身仍有一定的缺陷，但是现实主义精神探索走向深入，十分明显。我认为它已具有文学思潮的性质，它在整体上不仅表现出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密切联系，而且同时，形成了一定的文学群体性创作潮势。更重要的是，这股文学思潮与当今整个社会改革开放大潮，尤其与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的动荡紧密相联。从这个角度看，前述的“生活原生态”的新写实现象，与新历史主义的创作，仅仅具有了文学思潮的某些方面的特征，或者说，为思潮完整形态的形成做了铺垫。总之，从表层意义上，我们清理出三条文学发展脉络，说其文坛的多元格局和思潮更替也不无道理。然而，文学现象重要的价值判断，还在真正文学深层精神内核的思考，文学广泛联系的文化探源，文学思潮的路向把握。
诚然，90年代中国文学的思潮现象并不如是单纯。上述文学的流变，或更替，文学的理论和创作都表现出并不纯正的态势。确切说，没有一种文学的现象能够绝对地统摄文坛，或者成为文学潮流的主导倾向。相反，争论和多声部的合唱替代着某一种单声道的呐喊。因此，在我们勾勒的90年代的三条文学线索时，实际仅仅是在相对的潮汐涌动中的观览。可以发现当“新写实小说”和“个人化写作”作为90年代初中国文学对于80年代末先锋或新生代的新潮创作的超越之时，它的本身已包蕴着无法涵盖的精神延续和交叉。“原生态”的写实，带来了生活某些本真的新鲜，也仍有不可彻底破灭的现实“神话”的情结；人们在呼唤文学就应该表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的同时，也不满于日常生活的诗意消解，怀疑“崇高”是否能够回避。90年代初，当代文坛知识分子传统的启蒙主义中心立场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创作上“新写实”形成了相统一的景观。他们共时性的存在：正是理想的、崇高的诗意消解，边缘化的写作状态，才有了“小人物”、“普通人”的“原生态”生活辉煌的凸现。也正是精神价值的失落，才有了文学精神饥渴中的激愤和呐喊，出现不同声音的文学大合唱。从新写实到新历史再到现实主义冲击波，不过是在多声部交响乐里跳荡着较为激越和嘹亮的乐章。人们普遍地感受到80年代末已经出现的文学多元格局，再一次地推向无有共识的分化，个人、个性、个识成为人们所尊崇的对象。90年代的文学基础恰恰被这种个人化的立场奠定，“缺席”和“失语”构筑了文学思潮更替的基本条件。已没有一种文学创作能够永驻文坛，也没有一种理论可以涵盖或解释创作的所有现象。在新历史主义正以较大的气魄，综合传统历史，超越传统历史，文坛也刚刚有一些应合的创作实践之时，现实主义的重构和回归就接踵而来。无论理论的倡导还是创作的反应，也并不完全是为反拨新历史主义，人们总是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再轻意的随从、紧跟。即便当下最红火的“现实主义大潮”、“河北三驾马车”的异军突起，也有“泡沫现实主义”的质询，以及这类作品严重不足的评估。新近关于两部“百年经典”的讨论，更进一步说明“规则”已不复存在，连往日最神圣的“经典”都失去了共识。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生命永恒，脱离了“中心”和“有规律”的轨道，真正进入了“无名”之状态，“无为”之生存。90年代中国文学思潮的流变，正是在这种“无名和有名”之间，呈现出潮汐自然的上涨和下落。文学真正走进了丰腴的文化故乡，寻觅它自身需求的生息滋润的营养。
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文学主潮的统摄。90年代中国文学的格局，文学思潮的现状，也联系着人们传统思维惯性的变更和调整。今天社会的文化转型为其调整提供了可能，也带来了困惑。我们的文学当下愈来愈多的超出自身的无休止的争论，反映出作家精神失衡的心态，以及困惑之中寻求出路的探索。就从97年文坛说起，年初，文学论争首例法律诉讼案的“马桥事件”，闹的沸沸扬扬，至今也无见出分晓；年中，“名人出书热”，如杨澜的《凭海临风》、倪萍的《日子》的读者比炎热的盛夏还要火爆。对此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接近年底，“经典”讨论再掀波浪，难有一家之言可达到经典标准的共识。这些现象提供给我们二个重新观照文学思潮的思路：一，这些未有统一的无谓论争，带有新闻性、商业性的文学运作和文学批评的意向，构成了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思潮的一种典型形态。二，这些论争的本身交织着文学和文化的双重色彩，甚至更多是文化现象的产物。90年代中国文学思潮浓重的文化特征，替代了过往其意识形态化。顺着这个视角，无疑上述的三条文学发展线索，又更多浸泡在整体的社会转型的文化氛围里。伴随着新写实、新历史的创作，以及个人化写作的同时，是90年代初的报告文学转向纪实文学热。社会新闻与文学的联姻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新闻媒体的作用开始渗透到文学，92年被命名为“王朔年”，人们还在刚刚沉浸于调侃、嘲讽、玩世不恭的文字游戏里，现代化的大众传媒的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把小人物的生活艰辛与嘻嘻哈哈、自得其乐揭示的淋漓尽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创造了文学具有家喻户晓的效应。93年“海马创作室”应运而生，接着这一年里“废都现象”开当代文学史二个先河：一是古典小说性文化的“天窗”，二是书未出版“炒”式评论蜂起，一时洛阳纸贵。94—95年间，文学几乎被淹没在热闹的文化市场之中，文学阵地的报刊纷纷为适应读者娱乐、消遣、养生、发财的需求改刊或改版。纯文学新体验、新状态、新都市生活的创作探索，夹杂在文学期刊新辟的“真情世界”、“女性天空”、“都市人生”等栏目，以及报纸竞相争办的“周末版”、“副刊”里。文学的市场化达到的极致，是作家、出版业、企业的联盟，由南至北的“文稿竞价”已不新鲜。文学是否迷失了自我？文学是否以此获得了新的充实？95—96年文学精神家园的寻找，是“人文精神危机”讨论的进一步深入。一部分作家探索、执著文学的最高理想和精神信仰；学界强调将价值关怀融入知识关怀之中退守学术；理论界提出弘扬新理性精神、新保守主义等等口号。为此，90年代的中国文学不仅落入文学自身的“无为”状态，也陷入了整体文化变更的迷茫。目前，文学更多地倾倒于商业文化中的生存发展，面临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竞争的挑战。文学在艰难的前进。
显然易见，90年代中国文学思潮作一整体性的概括，寻求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并不那么容易。自然，文学尚在它自我探索的过程之中，匆忙地总结或下这样那样的断言也未此过早。但是，应该看到进入90年代的中国文学思潮流变，是决不同于80年代文学形态的。它表现了最少有三个方面的互动形态，引导了文学思潮的立体化走向。第一，文学思潮自身构成的互动，打破了文学思潮的狭隘理解。文学思潮不是社会思潮也不是单纯创作现象；形成文学思潮的运动和更替也并非外力的作用。90年代中国文学思潮无论本体的创作、理论的争论，还是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都表现出整体的互动活力。就是说文学思潮的运动形态并不是孤立的。上述相互交替的最具个性化的文学现象，恰恰反映了思潮形态的丰富性内核。文学思潮追求统一的过程中，90年代中国文学却是以个性的张扬体现没有规范的一致。这主要表现为文学创作和理论的每一种现象的探索，虽不能形成统摄但却接近本体的追求。这种追求的深入和各自的努力，正是扩大了文学思潮自身外延和内涵的深入认识，凸现出其广阔的涵盖性。当下的中国文学不可能站在一个视角上观照，也不可能以一种价值尺度和标准去衡量。文学的理解已在悄悄地更改着传统的定义。90年代的中国文学思潮是一个动态的、意蕴丰富的整体。第二，文学思潮与文化的互动，加大了文学思潮的多角度的联系。90年代中国文学先锋的探索，理论的论争，或者世俗化的贴近现实，不仅仅表现整体的文学思潮现象自身互动呈现的丰富性和涵盖性，而且揭示了文化语境、文化策略对于文学思潮的渗透。综合的整体文学思潮的互动，最基本的条件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平等的文化视界，这自然包括宽松、开明的政治环境。转型期的文化语境是达到这一基本条件的过渡形态。文学思潮在此背景下，突出地表现出90年代中国文学一切现象兼容于两者之间。比如，“王朔现象”、“废都现象”、“人文精神的失落”、“现实主义的重构”、“名人出书热”等等问题，都是在文学与文化中共同体现的。只有纳入整体的文化转型与文学选择的互动，才能对其作出较合理的解释。我们把当下文学思潮看着动态的整体，本身也与转型期文化的不确定性形态有关联。文学从意识形态化掉进了经济杠杆起伏的商业文化之中，文学思潮流变受到传媒和营销的左右。这并不是正常形态的思潮现象，但切切实实是当下的文学表现形态。今天任何的文学现象都或多或少的与商业文化、新闻媒体有着一定联系。这本身也拓展了文学思潮的内涵，促使对思潮本体的重新思考。第三，文学思潮与世纪末的互动，在时间和空间的交汇点，寻求“三方多国”的文学思潮导向。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在某个时间、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文学群体性的潮势。勘察90年代中国文学思潮，实际是探寻在世纪末特定时间里文学整体的流向，这需要切实地建构吻合这一时段的文化氛围、文化形态。世纪末直接联系着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以市场经济的竞争与商业营销的机制为主要特征。这决定了文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必须适应这样的社会转型文化特点，文学思潮的整体流向应该是此阶段文化的载体。我认为可以体现出三足鼎立的立体生存结构：国家意识形态宏观地把握着转型期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相互调控；大众意识形态表现着社会主导力量的市场文化；精英意识形态以精神追求为出发点的自律文化。文学思潮本质上产生于精英的自律文化，纯文学的位置它是中心。但是，文学思潮自身的互动与文化的互动，当下显然已不在中心位置。我也并不认为文学就是从中心走向边缘了。世纪末的文学思潮是三者的互动、互看、互补、互识生存格局。90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露出了这样发展的端倪。我们期待着创造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语境，使其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