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思维的形成、瓦解及全球主义理念的出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战论文,思维论文,理念论文,主义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我们称之为“现代文学理论”的理论体系最初出现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后半期。以列维—斯特劳斯为核心的法国文化人类学是以二十世纪初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语言学被重新解读为开端的。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的法国的文化人类学者们，竞相以旧殖民地的未开发地域为现场研究当地居民的生活。在研究初始，研究者们并不懂得当地的语言。但是，他们对当地居民在各种宗教仪式及日常生活中所发出的声音一一进行记录，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学者们逐渐明白了当地的语言。通过将一个部族的语言分置于该部族宗教上的神圣领域和低俗领域，或是置于伦理上的善与恶这样的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学者们终于基本掌握了一直以来无法理解的部族语言。这种方法论是由以列维—斯特劳斯为始的文化人类学者们确立起来的。
对未开化的语言进行这样的记述就可以了解它，那么自己那属于文明圈的法语语言体系又是怎样的呢？用反向照射的方式，以二元项对立的价值框架为基础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就形成了。另一方面，虽然语言确实是可以指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或为其命名，然而语言也拥有它自身的体系。这个体系与价值体系、基于价值体系的宗教体系以及政治、社会、乃至文化全体都相通却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它通过二元对立的方法而得以明确。
因此，结构主义语言学确立了将一直以来作为一个领域考虑的人类的语言活动，纳入二元对立体系分别进行考察的新方法。实际上，二元对立主义被发现的结果，就是之前一直被信奉的近代主义、现代主义被否定，而对应冷战时代的理论框架就此形成。确实，将既有的语言体系当作二元对立的世界进行分析，就一定会对现有的这个地域、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价值体系、宗教思维方式、政治制度以及权利关系进行肯定、承认及追认，或去证明现今这个阶段权力的正当性。其结果就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冷战结构及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都予以了肯定。因此，开创这种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学者们随即又开始批判这种静止的、没有活力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了。根据沃勒斯坦的定义，世界性范围内对此进行批判的时期被称之为“一九六八年革命”。我想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爆发革命运动的时期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二元对立主义进行批判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二
说到“一九六八年革命”，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到底是怎样一个时期呢？或许很多人都已忘记，当时处于被支配的隶属地位的是被称为三“A”集团的亚洲(Asia)、非洲(Africa)和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这些地区是被排除在以苏美对立、东西对立的以欧美大国为中心的二元对立结构之外的。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代开始，以欧美列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竞相争夺殖民地、瓜分世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的时间，这些殖民地国家流着鲜血开始了争取独立的漫漫历程，但实际上真正实现独立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业已确立现代文学理论基础的法国，因二战的胜利而成为英雄的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继续进行殖民统治，导致阿尔及利亚与法国之间(即针对战胜国)的恐怖袭击事件和独立战争行为屡屡发生。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理论产生的历史前提。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殖民地诸国争取脱离宗主国的反殖民独立运动的过程中，一直以来的殖民主义话语体系遭到了批判。以往的话语体系将世界分成诸如文明与野蛮、殖民地与被殖民地、征服者与原住民、主人与奴隶、发达与落后、进步与停滞、中心与边缘、真品与赝品等一系列的对立项，而这些概念又立即被放入其实本无客观依据的、以二元对立为制高点的世界中，并被贴上诸如文明就是真、野蛮就是假，抑或文明即是善、野蛮便是恶的封条。对于这种话语体系的批判、解构及重建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并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向全世界推进。理所当然，在这种帝国主义近代化的话语体系中所产生的自然就是为主体、为中心的东西了。然而，在充斥着野蛮与文明的歧视性的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中所产生的主体到底有没有具备改变世界的能力呢？
这样想来，那些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间迅速建立起工业资本主义的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占有了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停滞、先进与后进中的文明、进步及先进，而把野蛮、停滞与后进等在那些曾受宗主国支配的殖民地强行推广。针对这种剥削与掠夺毫无改变的世界局势而兴起的亚非拉独立运动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世界性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世界性的社会变革运动和文化思维方式的运动。
在这个时候，中国的领导人周恩来明确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苏两大国为中心、以地球北面的欧洲为区分点把世界划分为东西两个世界，这种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东西对立的世界格局是以第三世界的国家的彻底贫穷、野蛮、停滞为代价的。我认为周恩来的这个观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的这种构想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仍然没有过时。另外，我还想回顾一下这个时期中国的领导人提出的另一个观点，即：只有第三世界国家才能完成使世界成为平等、共存、和平的世界的变革。与殖民地国家反抗宗主国的独立运动相呼应的是在殖民地宗主国内部爆发的以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中心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格局进行的批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国的导致了“五月革命”的运动。
因周恩来的“第三世界理论”而产生危机感的美国出现了“多米诺理论”(即如果旧殖民地都独立了，则势必如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共产主义化)。基于这个理论，发动了以武力侵犯古巴为肇始的一系列对中南美进行军事介入的事件，最终导致越南战争爆发。
在此意义上，还有必要提到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建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但在六十年代后半期又立即指出其停留于冷战结构下的二元对立的这一局限性，并且他们和偏向苏联的法国共产党主流派保持一定距离，却与“第三世界理论”更为接近。比如福柯、德鲁兹、瓜塔里、克里斯蒂娃及罗兰·巴特、德里达这些在法国著名杂志《泰勒》(Tel Quel)上活跃过的知识分子。一言蔽之，杂志《泰勒》是法国的反政府主义者们聚集的地方。也就是说现代文学理论的最基本的内容其实就是反政府主义，虽然严格来讲它和中国所说的“毛泽东主义”不一样，但是在区别于对立的东西两极，把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所隐藏了、遗忘了的第三世界突显出来这一点上，它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极大的。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的最终可以还原为二元对立主义的分析方法所压抑、隐藏的第三项提上表面，对那些被认为理所应当的二元对立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理论其实可以说就是周恩来的“第三世界理论”。我们有必要确认的是这个理论直到今天依然是很有效的。然而很遗憾的是中国本土后来却发生了可以说是极度二元对立主义的文化大革命。
三
这种作为对陷入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思维方法进行批判的理论中，进而出现了诸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乃至由此而生的后殖民主义这一连串的“后”字开头的理论。首先我们必须考虑的是：例如，后现代主义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半叶发轫直至八十年代一直在英语圈普遍流行起来的，可后现代主义到底是建立在怎样的一个基础性思维方式之上的呢？它又是缘何产生的呢？我想我们有必要对于这些问题重新进行思考。后现代主义主要是英语圈当中，特别是英美学者在翻译法国的思想家德里达的“解构(deconstruction)”这个概念的时候产生的。对于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我想在此我有必要确认一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半，和一九六八年的革命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转换，虽然它的实在意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媒体中并没有被论及。其转折点就是一九七五年越南战争的结束。军事大国输给了第三世界的小国，其结果不仅关系到美国和越南的关系，而且世界的冷战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我想在座的各位中有经历了一九七九年这一年的，也有当时尚未出生的。一九七九年对于小森阳一我本人来说是具有不寻常意义的一年。那年的十月，作为大学研究生的我初次在日本近代文学学会上发言。也就是说那一年是小森阳一作为日本近代文学研究者正式进入日本近代文学会这一学术界中的制度性社会的一年。那个学会是在日本的古老城市金泽市的金泽大学举行的。发言结束以后在前往恳谈会的路上，我在那天的号外上看到了有关韩国的朴正熙（注：朴正熙(1917-1979)：韩国第5、6、7、8、9任总统，在任长达18年。1979年10月26日被韩国中央情报局首长金载圭暗杀。(译者注)）被暗杀的事件。这件事至今仍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该事件被认为是世界形势转换的预兆之一，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还没有意识到要把从一九七九年年初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全都联系起来。今天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比如二○○一年的“9·11”事件的所有前提竟然早在一九七九年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一九七九年二月伊朗发生了伊斯兰革命，流亡国外的霍梅尼（注：赛义德·鲁霍拉·霍梅尼(1900年—1989年)：1979年伊朗革命的政治和精神领袖，在革命中推翻了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他被许多什叶派穆斯林看作精神领袖，从推翻国王开始统治伊朗直到1989年去世。(译者注)）回到伊朗。伊朗的这次革命和我所知的此前的所有革命都不一样。所谓革命，一般是指英国的市民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或一九一七年的苏维埃联邦的社会主义革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革命，诸如此类的在东西冷战结构下所发生的各国革命。也就是说，西方在市民革命以后就建立起了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东方则像一九一七年的苏联革命之后消灭了阶级那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造成了东西对立冷战格局的革命其实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的构想为出发点的。然而和我所知的这两种革命完全不同性质的革命于一九七九年在伊朗爆发了。此前的伊朗的政治状况是怎样的呢？在国际石油资本(International Oil Major)（注：" International Oil Major" 简称" Major" ，就是国际石油资本，是世界性大规模石油公司。属于美国的石油公司有爱克森(Exxon)石油公司、海湾(Guff)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德士古(Texaco)石油公司和美孚(Mobi)石油公司。属于英国与荷兰的有皇家·荷兰蚬壳(Royal·Dutch Shell)石油公司、英国的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公司，以上的7家公司均称国际石油公司，即所谓七姊妹(Seven Sisters)，它就是Major的代称。(译者注)）企图让美国可以自由使用伊朗的石油的战略中，美国扶植建立了亲美的、开发独裁型的伊朗巴列维王朝。也就是说伊斯兰革命是针对美国企图独占石油能源进而控制世界的战略，石油所有国为了确保本国石油资源的自主性而发动的革命。由这场革命建立起了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在政治、宗教、社会规范、经济活动等各方面都根据《古兰经》来行动的新国家。由于新政权的建立，美国不能再自由地使用伊朗的石油，所以美国立即对伊朗采取敌视政策，和伊朗断交，并且对之实行经济封锁。同时美国还对伊朗的邻国伊拉克给予彻底的军事援助。现在美国所要对付的所谓的邪恶轴心国之一的伊拉克，其侯赛因(Husayn)体制就是在一九七九年以后由美国及其情报机关CIA一手炮制出来的。也就是说，美国现在不得不对付自己亲手抚养大的魔鬼般的孩子。这一切的连锁反应早从一九七九年就开始发生了。
我想，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要和在座的中国朋友一同探讨的，那一年在亚洲区域内，东西对立的冷战结构的基本框架倒塌了。那就是，在中南半岛（注：中南半岛(Indochina)亦称法属印度支那(French Indochina，至1950年)亚洲东南部半岛，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共7个国家。(译者注)），在某个时期法国的反政府主义者们曾十分支持的法国旧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继而美国介入其中，随着美国参与的“中南半岛战争”的全面爆发，这个地区的局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九七五年，越南战争结束以后，在柬埔寨建立起了对本国国民进行疯狂的彻底的大屠杀的恐怖政府——波尔布特(PolPot)政权（注：波尔布特(PolPot)政权亦称“红色高棉政权(Khmer Rouge)”，这个声名狼藉的政权从1975年春到1978年底在柬埔寨执政仅三年零八个月，却屠杀了约300万柬埔寨人，相当于当时该国总人口的1/4。(译者注)）。一九七九年这个政权也终于倒台。接着，越南侵入柬埔寨，随即中国和越南之间又发生了战争。总之在一九七九年这一年里，亚洲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各自遇到的情况不同，但是它们都以民族主义为前提而进入了战争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西对立中的“东”的结构就崩溃了。同时，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苏联的周边地区。一九七九年的年底，在阿富汗发生了军事政变，亲苏政权倒台，接着苏联向阿富汗出兵。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爆发了战争。当然，后来事件的真相大白天下，阿富汗的问题的症结其实在于世界的石油状况，里海地区出产的石油怎样才能最便宜地运送到太平洋沿岸，围绕着石油运输管道的权力斗争从未停止。实际上，自苏联派兵阿富汗以后，美国就联合巴基斯坦一同组建了一股用以对抗苏联的势力。在美国的“9·11”事件中被指为主谋的本·拉登及“基地组织”(al-Qaeda)其实就是美国在一九七九年之际在那个地区亲自培植起来的势力。美国又一次要对自己养大的恶魔般的儿子动武了，其实这个恶果是美国自己在一九七九年亲手种下的。
四
那么，导致截止一九七九年东西对立之冷战格局瓦解原因是什么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美苏两国之间的核竞争与军事扩张导致两国的财政出现了问题，同时原本躲藏于美苏两国的核保护伞下的各个国家出现了离反行为，于是东西对立的冷战结构便开始瓦解。从较为长远的历时性角度来看，是由于信奉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以及某些大国，其支配前提崩溃，从而引起了福利国家的消亡而带来的结果。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一年间，作为曾经在十九世纪支配整个世界的大英帝国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全世界的美国，它们国内都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简单说来就是采取了“新政”(New Deal新经济政策)的国家纷纷失败。所谓“新政”就是一九三○年在世界经济大萧条之际美国罗斯福政府所采用的经济政策。那么“新政”国家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呢？当一个国家采用“把制造业(当然这里的制造业专指工业革命以后以机器生产为手段的制造业)生产出来的科技含量很高的优质商品卖向国外从而获得贸易黑字，然后把这些钱以医疗、教育等福利形式再次分配到该国的低收入人群中去”这种方式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叫作“新政”国家。如：埃德温·赖肖尔(EdwinO.Reischauer)（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出生于东京，上世纪六十年代曾任美国驻日大使，是美国公认的日本专家。(译者注)）在日本所进行的有关现代化理论、现代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中，基于这种政策的国家其实也是其研究的模型之一。由于低收入人群可以从大企业那里得到经济上的好处，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和需求自然就上升了，随之国内的商品经济就会发展得更为丰富。因此，“新政”也就是通过国家的力量采取的把私有财富向社会重新进行分配的新型分配制度。实际上，这种新的制度是建立在英国对殖民地的残酷的掠夺和压榨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有了这个前提，英国才能建成起一个从“摇篮到墓地”的全面的福利国家。在欧洲，比如北欧的瑞典这样的没有殖民地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政策也都以“新政”为样本。然而由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殖民地的纷纷独立，英国不能再继续掠夺殖民地，英国国内的“新政”政策也因国家财政问题而宣告破产。一九七九年，在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八十年代初，在美国与撒切尔政权采取相同政策的里根上台。撒切尔政权和里根政权主张的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构成了现在的全球主义(Globalism)的基本理念，因此我想有必要在此提起。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呢？在“新政”时期，为了使本国的大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国家会在关税制度等多方面给予政策上的优待。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这些援助手段都不会再有。不仅本国如此，这些国家也要求其他国家和它们一样。如此一来，那些实力雄厚的英美跨国企业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轻易地击跨弱国的小企业，同时也达成了资本世界化的目的。另外，由于本国的劳动力价格过高，这些企业就转为大量聘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地区的人们为其服务。所有的企业都在国际市场上自由竞争，在这种方式下经济全球化得以推进。同时，脱离了国籍的跨国企业不需要向国家纳税、国家也不再负责国民的教育、医疗福利，每个国民和企业一样要凭自己的能力到世界市场上去竞争。由于是自由竞争带来的结果，所以即使结果很坏也没理由向国家抱怨什么，必须得自己负起责任来。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所有的一切都根据全球化的市场原理进行，国家不再为国民的福利提供任何预算。那么，“新保守主义”又是什么呢？“新政”国家最基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本国国民培养成能保持平均经济效率、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所以在“新政”国家，由于要把孩子们培养成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有竞争力的人，那么教育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国家就不遗余力地给教育业提供全面的支持。同样，如果人得了病，劳动能力自然会下降，为了使那些病人尽快到医院接受治疗，尽快恢复经济活动能力，国家又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医疗系统。犯罪事件会使经济效率下降，所以国家会使警察、监狱尽可能完备。这样看来，正如福柯所说，“新政”国家就是要通过国家的力量把近代国家的组织机构贯彻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以此实现对每一个国民的管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新政”国家做得最成功的要算是日本了。
当然，这与美国的帮助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在国家从医疗、教育、福利中退出，所有的一切都任其自由竞争的时候，警界、医疗机关这样的重要部门就会产生围绕权利利益产生的腐败现象，这些组织机构会面临极大的危机。想想一九八○年代美国和英国的治安恶化就可以了解到当时警界和医疗机关所面临的危机了吧。所以对于权力，要以警察和军队为中心加强对它的彻底的管理统制，这就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另外，为了加强对这些组织的管理统制，就一定要掌握企业中枢的媒体，使之网络化，并通过假想一个自己国家以外的敌人来彻底地宣传国家民族主义，建成由一元的媒体支配的、为了国家和战争随时可以把国民动员起来的系统，这也是新保守主义的特征之一。
在这个时期，比如在美国，最基本的新闻传媒就是由通用电气(GE)这个军需产业拥有的。那么在美国、英国或是法国、德国、加拿大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那就是在“新政”国家由于越来越难以支付聘用那些购买能力提高的劳动者所需的昂贵人工，所以企业开始丧失竞争力，于是这些企业开始转为聘用那些从旧殖民地国家过去的移民劳动者。那些曾经作为受照顾对象的人开始面临失业问题，这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的不安定。各种不同问题又一次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产生了。
要平息这些社会问题，所有的人都必须是多样化的，他们要拥有多样化的价值观、并拥有多样化的文化和世界观，并且还要有一个可以让这些多样性和复数性能平等共存的社会。以这种形式，英语圈里产生了多民族社会论、多人种社会论和多文化社会论。这就是文化多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一。
以上所述就是现代文学理论产生、流变的文化历史语境。可以说原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高度发展到以资本全球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阶段，必然要产生与之相对应的理论和思潮。而这些理论和思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对迄今为止的一系列似乎不证自明的二元对立结构的解构。事实上，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这样的重大转换其实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语言学对于自身是什么样的体系的关注，是对语言到底有一个怎样的文化结构、即对文化与语言之间关系的关注，也就是关注语言体系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如果要分析语言系统的结构，在后现代到后殖民的具体环境中，怎样的力量对比中的谁对谁、因何现实意图说了怎样的话、这个话在现实社会和生活中如何发挥它的权利机能、形成了怎样的影响、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怎样的结果，诸如这样的思维方式的转换。我们可以立刻做出判断，语言的方式、语言机能的方式以及语言所造成的政治上的力量对比，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说是有好的影响抑或仅仅是危害，且这种判断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的一种责任。这样的转换发生在二十到二十一世纪，在这个意义上，领导了后现代主义到后殖民主义演变的有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学者德里达；出生于巴勒斯坦的、一直以来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进行批判的美国学者萨义德；此外，提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开辟了语言学新路径的美国学者乔姆斯基也是代表之一。这少部分的知识分子正承担着这样的责任，对“9·11”事件之后的美国他们仍保持着对其进行批判的态度。我想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五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文学理论思维方式的转换实际上和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对比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我们也应当考虑得到在“9·11”以后的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上我们该如何生存，或者说我们能否把握住未来的发展。我们用以文学文本为中心的理论对所有的文本进行彻底的分析，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政治的角度评判它，从现在开始我们应当自己去做这个主体。然而，并不是说要我们花很多年去学习怎样做这个主体，而是指比如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我们该怎样去讲话、如何去判断之类的。主体的形成要靠我们每天的实践来达成。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所谓现代文学理论，是在这个世界中努力活着的我们的生存理论与思想，而思想是要靠实践、行动和态度才能实现的。
最后，我想就“9·11”以后的世界的情况及文学理论与之有何联系再谈一下。关于冷战时期发生的那些事情，我们已经可以从新闻报道等话语中看到了解事件真实性的希望与可能性了。比如，最典型的越南战争时期的“东京湾事件”(北部湾事件)，当时，美军受到北越军队袭击的消息遍布到全世界，这成了美军介入越南战争的一个借口。与之相对，东方阵营包括中国和越南在内的国家则在世界范围内大力宣传这个事件不过是美国捏造出来的。由于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东西两大阵营围绕同一个事件各自自说自话，大肆进行信息战，这就是冷战时期传媒发展的状况。最终，根据二者各自的言论是否前后一致，有无自相矛盾，把两方的言论跟事实进行比较验证就能得到最终的真相。对于“东京湾事件”为美军捏造，在当今的世界史中已经是一个共有的认识，虽然我们却并未身处于当时的环境之中。“9·11”事件发生了，主谋是本·拉登。可以作出这个判断的只有能够从CIA得到有关情报的布什。而我们却未对布什的判断是否正确进行任何确认，就容忍了世界性规模的为摧毁本·拉登而进行的阿富汗战争。并且在还没有弄清楚阿富汗战争是否真的有意义，转而又以伊拉克有大量杀伤性武器，对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名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让自己陷入了战争的泥沼之中。也就是说，在现今世界，我们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的报道，从消息来源到最终的宣传都是极其一元的，是根本无法确认其真实性的，可以说完全是被极端的帝国主义独裁性的传媒所支配的。美国当今政府更是如此，比如为了让全世界认同科索沃战争，美国最成功的宣传公司广告代理商不遗余力地支持着布什的所有演说。如今，信息产业化了的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了隐匿事实真相的“媒体墙壁”(Media Wall)。现今是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独裁者控制着传媒，而我们这些个人都被赤裸裸地扔在世界上曝光的时代。我想，要与之抗衡，我们个人能采取的方法莫过于担起我们自己的责任，把独裁的传媒所报道的一则则消息拿来做文本的分析，看看那是应当相信的呢，还是应当怀疑的，如果是应当怀疑的，那么又该如何怀疑，也就是针对这些信息制造一个同时的多方位的怀疑战线，并且要依靠个人与个人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网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出发点之一的笛卡尔的" cogito ergo sum" (我思，故我在)在当今又一次被关注。也就是说，虽然这句话翻译成汉语是“我思故我在”，可是如果还原成拉丁文的原意则应该是“我怀疑所以我存在”，即一旦没有了怀疑我就会死亡。我们就处在这一瞬又一瞬的战斗之中。我认为把文学理论当作生存的理论、当作每个人的武器，总是使用并且一直使用，就可以实现建立那样的主体的目标。最后我想说的是：面对来势汹涌的全球化思潮，我们应该保持冷眼看世界的姿态，时刻进行着理性的思考与研究；伴随着全球地域化思潮的高歌猛进，我们更应该树立起敞阔的亚洲主义主体意识；我期待着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同行们能够共同肩负起建立那主体的任务。
整理翻译：王瑜、陈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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